共同犯罪是中国法制史学研究的重要领域,共同犯罪人的量刑问题在其中占据着独特地位。个人有意识的行为均受到自身意志的不同程度的影响,意志自由度的不同表明犯罪人主观恶性的不同,这也就可能导致量刑轻重的不同。清律“共犯罪分首从”律将共同犯罪人分为造意和随从,这种做法以犯意产生先后为标准,没有对各犯罪人的意志自由度予以关注。而一家共犯的有关规定虽然考虑到了尊长对卑幼在个人意志上的专制地位,但是相关适用范围却是比较狭窄的。清律缺乏对个人意志自由度与量刑关系做出统一规定的条款,相关规定分散在各个具体律例之中。个人意志自由度对量刑的影响方向通常是正相关的,前者越高后者越重,也有因为身份因素的介入而导致这种正相关性被取消的。个人意志自由度对量刑的影响方式是多样的,既有事先律文已作规定了的情况,也有律文未做规定而由条例予以修正的情况,还有律例均未涉及的情况;既有临时设制,以特别程序加以关注的情况,也有坚持传统程序的情况。个人意志自由度对量刑的影响范围也是不一而足的,有的比较全面,有的比较狭窄。此外,律例不同,个人意志自由度作为量刑考量因素的重要性也不相同。而在量刑对个人意志自由度把握的细化程度上,有的律例较为粗略,有的律例较为精细。这些差异不仅导致各律例的量刑原理与“共犯罪分首从”律存在不同,还使得各律例之间会产生一定程度的法律矛盾。这些情况表明,我们在以个人意志自由度与量刑的关系为主线对清律进行思考时,需要注重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避免高度的抽象化。清代立法者虽然注意到了应根据个人意志自由度的不同而在量刑上做出相应的调整,但是这种调整不应该是整个律例体系一致性统一性的原则,而应该是一种个案性的临时性的微调。个人意志自由度的确可以成为量刑考量的要素之一,但不是任何时候、任何律例都应如此,具有很强的政策性。总的来看,“具有一定的个人意志自由度”也就并非伙犯承担共犯责任的必要条件,清律上共犯有责的违法行为并不一定需要是有个人意志自由的人在有意识下做出,而这也就表明,清律的归责机制与近现代刑法存在迥异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