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全球在政治经济军事等诸多领域面临着巨大不确定性,新冠疫情的冲击更是直接造成全球经济的停滞,国际环境的动荡深刻影响着我国发展的稳定性。2021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2022年经济工作提出“稳字当头”“稳中求进”的要求,可见稳定发展是未来经济发展的关键。在国际环境动荡、国内改革如火如荼的背景下,经济政策被更频繁地运用以达到稳定发展的目标,然而政策频繁变更带来的不确定性对稳定发展提出了另一种挑战。在经济政策作用至实体经济的过程中,银行系统在其中起到了重要的传导作用。银行风险是组成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关键要素,当银行面临的风险加剧时,银行出于安全性考虑会增加风险管理的力度。而信贷资产证券化因其“风险分散”的特性被视为银行风险管理手段之一,但也有研究表明它会使银行降低信贷标准、弱化监督机制等,最终加剧银行的风险承担。鉴于银行体系在整个金融市场体系中的重要性,银行面对的经营风险和潜在风险势必对我国金融市场平稳健康发展产生负面影响。我们亟需关注银行在经济政策不确定背景下的风险承担水平,正确理解信贷资产证券化在风险转嫁中发挥的作用,助力银行制定合理的风险应对措施。本文正是以此为切入点,首先梳理了当前银行面临的主要风险、我国信贷资产证券化的发展历程以及银行开展信贷资产证券化业务的现状,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信贷资产证券化和银行风险这三者纳入同一个框架中进行研究。结合现有文献,在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对我国31家上市银行2015年第一季度至2020年第四季度的财务数据进行回归分析,深入探讨经济政策频繁变动对银行风险是否产生负面冲击,银行是否可以通过发行信贷资产证券化产品来抵御该冲击,证券化行为对该冲击的抵御作用是通过何种渠道发挥的,并按照银行类型对上述研究进行异质性分析。本文的实证分析选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并借鉴温忠麟（2013年）等学者的研究,构建有中介的调节模型。本文以Baker开发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指数为基础构建解释变量,选取不良贷款率为被解释变量,代表银行的风险承担水平,信贷资产证券化为调节变量,用于研究调节效应,贷存比和净资产收益率为中介变量,用于渠道研究。此外,实证模型纳入了实际GDP增速这一宏观控制变量和银行总资产、总资产净利率、资本充足率、贷款损失准备充足率、净利差这五个微观控制控制变量。结合已有文献和实证结果,本文研究发现经济政策变动越频繁,银行的风险承担越高。信贷资产证券化可以作为股份行和城商行的有效风险管理手段来对抗经济政策频繁变动对银行的风险冲击,且主要通过流动性渠道实现风险转嫁,具体表现为对银行期限结构的调整优化。盈利性渠道在当前阶段还不能作为转嫁银行风险的主要渠道。由于国有行市场化程度不高、农商行发行规模较小等原因,在不确定性对银行风险造成冲击时,农商行和国有行发行信贷资产证券化产品不能有效缓解这种不利冲击。针对上述结论,本文提出建议如下:政府谨慎制定经济政策,提高政策透明度;银行根据自身资产结构和发展需要,进行信贷资产证券化基础资产创新;补充完善法律法规,明确信贷资产证券化的法律地位和责任风险;鼓励更多交易型金融机构以及长久期的机构投资者参与投资,增强市场流动性;建立健全信息披露体系,降低证券发行成本和证券交易成本,打通信贷资产证券化降低银行风险水平的盈利性渠道;鼓励银行以ABS管理人等身份深入参与各类证券化业务,加强银行体系与资本市场联系的紧密度,增强银行类金融机构的综合竞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