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制度演进过程来看,担保制度与重整制度二者看似价值相异、独立发展,实则始终交互影响、互相成就,破产重整中担保债权的处理关涉到两种制度目标的实现以及各方利益的平衡。我国现行重整立法对担保债权进行了较多限制,但条文多为原则性规定,缺乏系统性和可操作性。具体表现为重整启动阶段担保债权暂停和恢复行使标准不明,重整计划草案制定与表决阶段担保债权人的意思表达和实现受阻,重整计划执行阶段担保债权人监督权缺失等。立法规则的不完善导致破产实务中担保债权恢复行使难度大、清偿标准不明,加上《民法典》对各类新型担保形式、优先权法律效力的确认,重整中担保债权的处理日渐复杂,故而在本次《企业破产法》修订的过程,破产重整中担保债权受限规则的完善值得重点关注。重新审视担保债权受限的传统理论,肯定重整制度基于营运价值留存理论和企业恢复生产的现实需求而限制担保债权的必要性。坚持以公共利益理论为基础,证成新时代背景下重整制度限制担保债权的正当性。重整制度作为一种承载立法者意志的利益协调和控制机制,对担保债权的限制与保护必须始终围绕公平和效率原则展开,以实现债权人利益保护和重整程序高效推进的统一。以他山之石铸我国重整立法之玉,通过考察美国、英国、德国、日本等不同国家重整立法中的担保债权受限规则,从担保债权的暂停及行使、担保债权人意思自治的实现以及担保债权人监督权的保障三个方面对担保债权受限规则提出完善建议。具体而言,应当通过在立法上明确重整计划启动阶段担保债权暂停行使的时点和范围,引入财产价值评估机制及损害补充方式具化担保债权恢复行使的条件;在重整计划草案制定与表决阶段,允许担保债权人参与重整计划草案的制定,保障担保债权人知情权,以“处境类似”优化债权人分组标准,借鉴国外破产制度中的公平对待、绝对顺位、最大利益、最低限度组别通过、可行性原则等规范细化法院强制批准重整计划草案的审查标准,并增加表决异议担保债权人的救济途径,以确保担保债权人在重整计划制定和表决阶段实现有限意思自治;在重整计划执行阶段,应构建多元化的重整计划执行监督主体机制,强化重整计划执行过程中的信息披露,并赋予担保债权人对重整计划执行的异议权,以实现对担保财产的最优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