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近代遗弃罪系指行为人使无自救力、需要保护之人无从获得保护的犯罪,包括普通遗弃罪与特别遗弃罪两类。其中,普通遗弃罪是指行为人对无自救力之人以积极作为的方式实施遗弃行为的犯罪,而特别遗弃罪则是负有特定义务的主体对无自救力之人实施遗弃的犯罪,包括积极作为的遗弃与消极不顾的遗弃行为。法律意义上惩治遗弃行为的规范自古有之。古代社会,遗弃罪立法的思想根源于“家国”社会中的忠孝观念。在忠孝思想的作用下,历朝历代严格禁止遗弃行为的发生,以律例规定严惩遗弃行为,主要体现在《户婚》《斗讼》篇中,诸如“不孝罪”、“子孙违犯教令及供养有阙”、“别籍异财”等相关罪名。到近代变革过程中,清末通过变法修律正式提出遗弃之罪,历经1911年《钦定大清刑律》,到民国初期1912年《暂行新刑律》及相关修正案等,基本确立了以普通遗弃罪和特别遗弃罪为框架的遗弃罪立法内容,初步实现了遗弃罪立法规定从传统到近代的升级。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前后相继颁布了两部刑法,即1928年《中华民国刑法》与1935年《中华民国刑法》,这些立法丰富了遗弃罪规范的内涵与外延。清末民初到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遗弃罪立法,其规范内容的变化主要表现为遗弃罪保护对象和保护范围的扩大、构成要件客观方面改变、量刑幅度有所下调等方面。此时,遗弃罪规范经多次立法修正和调整,规范架构正式搭建并逐步完善,实现了遗弃罪立法的近代化转型。南京国民政府时期遗弃罪的司法情形主要表现为:遗弃罪案件数量波动幅度较大、案件处理结果多以不起诉形式结案、犯罪主体多处于社会底层、遗弃罪刑罚有期徒刑相对较轻。普通遗弃罪司法实践的特点体现为诉讼的告诉或告发主体多样;实施遗弃行为的认定标准严苛;犯罪结果与罪刑裁决间存在不对等现象。特别遗弃罪司法实践的特点则表现为诉讼告诉主体以被遗弃者为主;遗弃对象有无自救力的认定标准复杂;遗弃行为是否实施的认定具有特殊性;量刑裁决易受主观影响。南京国民政府时期遗弃罪立法建设与司法实践的积极成效主要体现在:第一,以先进的立法规范和立法理念,示范性地促进了我国法制近代化;第二,有效打击了遗弃犯罪行为,避免了社会中遗弃现象的泛滥,有效保障了公众的生命健康法益;第三,传承了传统社会中助人为乐的道德理念以及家庭秩序中的优良品德,引导了良好的社会风气,弘扬了社会正义。南京国民政府时期遗弃罪的立法与司法也存在一些问题,例如:由于忽略社会现实基础,没有较好地处理立法与时代、环境的关系,导致法律规范内容过度超前,部分规范内容设置混乱、要件规定复杂无序,造成司法实践中法律适用的困境;由于立法设置存在不明确与不周密之处,导致司法审判过程的具体操作有时不顺畅;由于缺乏完备的司法配套体系,司法基础设施配置薄弱、人员配备不足,导致立法规范与司法系统之间的衔接不够紧密,影响了立法与司法的有效互动,造成了司法衔接过程中的缺口增大。上述问题的综合作用,严重影响了国家惩治遗弃罪的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