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边疆建设是现代民族国家形成和构建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国家建设理论讨论的焦点问题。通过对不同国家不同时期国家边疆建设实践的研究,可进一步拓展现代民族国家建设路径的讨论,也能更好的丰富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认识。中国广袤且差异明显的边疆社会的存在及复杂的现代民族国家构建过程,为这种研究的有效展开提供了广泛的空间。从已有的国家边疆建设实践和相关研究出发,国家权力取代边疆社会权力进行直接统治和国家权力与边疆社会权力联盟的间接统治,是国家边疆建设的两种主要策略选择。不过,从20世纪上半叶地处川西北边疆的杂谷脑河流域内的国家建设实践来看,已有的这两种策略并不能完全代表国家边疆建设策略的全部形态,也未能反映出这些策略的形成和变化过程。国家边疆建设策略从来都不是既定的,也不是国家对边疆铸模的过程,而是国家与边疆社会持续互动的结果。为了进一步丰富国家边疆建设及其策略选择的相关研究,本文从中国现代民族国家构建的起始时期出发,以20世纪上半叶地处川西北边疆的杂谷脑河流域地方及其所辖的村寨社会为主要研究对象,分析总结了这一时期内不同时段国家针对该地区所采取的主要建设策略及其变化过程,并从边疆社会内部出发探究了影响国家边疆建设策略选择及其变化的主要因素。从研究来看,这一时期的国家在该地区的建设策略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的变化:一是王朝国家末期,国家权力与村寨传统权威联结形成的“因俗而治”策略;二是地方国家时期,国家权力与村寨经济精英联盟形成的联合统治策略;三是中央国家统治时期,国家权力寻求对村寨社会的强力控制而形成的竞争性统治策略。尽管从国家宏观层面看,国家边疆建设目标的变化是影响国家边疆建设策略的主要因素,但国家目标本身并不能决定具体的国家策略选择。村寨作为杂谷脑河流域边疆社会最为基本的构成单位,是国家在该区域开展边疆建设的主要着力点,从村寨社会内部出发,可以发现,这一时期国家边疆建设策略的选择和变化与村寨社会性生产结构的变化有着更为直接的联系。村寨社会性生产结构的变化决定了村寨内部权力构成,村寨不同权力主体自我权力的塑造及其本身能力的变化影响着国家边疆建设策略的选择及其变化。为了更好的体现这种联系,本文以杂谷脑河流域内汉番贸易的发展、鸦片种贩网络的形成及国家鸦片“禁政”的实施为主要线索,呈现了不同时期村寨社会性生产的结构形成和变化,及由此对国家边疆建设和策略选择产生的影响。研究发现,国家边疆建设实际比已有研究更加根植于边疆社会,边疆社会基本构成单元内的社会性生产结构及由此所形成的权力关系影响着国家边疆建设和策略选择。这也就意味着边疆社会常具有更为复杂的社会性特征,尤其是对中国传统边疆社会而言,其所体现出的历史性、结构性和独立性等多种属性,使得这一时期国家以政治“一体化”为目标的边疆建设注定不可能是简单的和容易的,面临着来自边疆社会内部的诸多挑战。本文虽然以历史性研究为主,但对认识中国国家边疆建设历程及国家与边疆社会关系的变迁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