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出口规模不断扩大,“中国制造”遍布全球,但与之形成对比的是我国出口产品技术复杂度长期处于较低水平,参与国际分工时,我国也处于全球价值链中低端。近年来中国的发展让美国产生了危机感,为了维护自己的霸主地位,美国不断发起贸易摩擦企图阻碍中国的前进,这一举措也让我国的出口弊端更加暴露出来。而二十一世纪以来,新兴的数字技术高速迭代,数字经济成为了国际上发达经济体争先抢夺的战略阵地,我国也紧抓数字化、信息化的发展机遇,积极推进数字经济的战略性布局。数字经济时代的到来为我国摆脱“低质低效”的出口窘境创造了新的机会。本文以中国288个城市为研究样本,探索在新一轮全球化进程和数字经济时代大背景下数字经济发展如何影响中国出口技术复杂度。本文首先构建了城市数字经济发展和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测度指标体系并分析了我国数字经济发展和出口现状;然后通过理论分析从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两方面探索了数字经济对城市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机制,再根据梅特卡夫法则的经验分析了数字经济与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中可能存在的非线性关系;接着利用双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了数字经济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和机制,并通过三阶段最小二乘法和工具变量法讨论了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最后利用门槛回归模型探索了数字经济与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间的非线性关系。本文的研究结论有以下几点:一,数字经济对中国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二,数字经济主要通过产业升级、创业效应、创新效应三个渠道间接促进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三,数字经济发展对城市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存在递增的非线性影响,这种影响在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间存在异质性。根据理论和实证研究,结合当前我国的经济形势,本文提出了四点政策建议:一,要持续推进数字经济的发展,不仅要提高数字经济规模,也要促进前沿数字技术的攻坚;二,要持续推进产业融合,让数字技术为实体经济赋能,让数字金融更好地分配社会资源和要素;三,要优化数字经济发展环境,完善相关法律法规的建立,让数字经济更好地发挥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同时也能为数字经济时代的个人隐私和国家安全提供保障;四,要引导数字经济进入出口环节,推动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