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后半期西方国家首次出现进食障碍(Eating Disorder，ED)病例报导，发展至今进食障碍在西方已经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广泛影响着青少年的身心健康。因此西方国家对进食障碍的研究颇多，学者们普遍认为它是与文化相关联的疾病。在将进食障碍设定为一种与经济文化相关的疾病的模式下，以前普遍认为进食障碍仅发生在西方工业化国家，而认为其他国家是不存在的这种疾病的国外有关进食障碍病因学研究颇多，其中很多研究将其与文化相联。而家庭作为文化传递的载体，也有很多理论及实证研究指出进食障碍患者家庭存在着某些共同特质。 在本土文化的情境中对中国进食障碍患者特有的家庭及社会文化背景亟待深入细致的研究。国内主要是一些临床分析资料和文献综述，对病因学的研究很少，一般借助EDI对分量表中涉及的几个心理和行为因素进行评估，缺乏系统、深入的分析，尤其在社会文化、家庭领域很少涉及。 国外对进食障碍家庭环境有大量的研究，研究显示家庭沟通方式、家庭成员关系、父母管教子女的态度和方式等都会影响子女进食障碍的形成。特别是同父母接触、沟通太少，父母对子女期望过高，经常对子女的行为不满意，父母过度干涉、过度保护子女或对子女管教特别严格，对子女期望值过高，关于饮食、体型、体重来自父母或他人的批判性的评论都是导致进食障碍的高危因素。在中国进食障碍患者是否会出现类似的家庭特征?另外，中西方家庭文化上本身就存在巨大差异<[6]>，在西方家庭中仍注重个人主义，而传统的中国保持着“家国天下”的浓厚集体主义思想；西方家庭中父母与子女相互平等，尊重个人独立发展，而在中国注重权威，讲究“长幼有序”；另外女性在中国家庭中的地位略显低微。这些文化上差异对进食障碍在中国的发生又会有什么样的影响?作者将所有问题的落脚点放在了进食障碍患者家庭环境上，以青春期分离个体化理论和家庭动力学理论为基础，描述中国进食障碍患者发病特征及其家庭动力特征。 本研究采量化研究与个案研究相结合的方法。首先对33名进食障碍患者人口统计学资料进行描述，同时对他们进行“家庭环境量表”(FES-CV，沈其杰等，1999：中文第三次修订版)的测试，将其各分量表所得均分与中国家庭环境量表常模对比，进食障碍所报告的矛盾性比常模显著高，而亲密度、独立性、成功性、知识性、娱乐性、道德宗教性和组织性显著低于常模，在情感表达和控制性两方面没有显著差异。 在量化研究的基础上，为更深入的描述中国进食障碍患者发病及其家庭特征，本研究选取7名个案对其家庭的亲密度、情感表达、矛盾性、独立性、成功性、知识性、控制性以及“怕胖”八个方面考察进食障碍患者家庭特征，得出以下结论：中国家庭对两性不同的角色分配使得患者矛盾集中于母子关系中；父母教育关注在患者成绩和物质生活上，忽略了他们内心的情感；家庭成员的沟通受到长辈或权威的抑制，患者无法在家中表达自己的思想；患者家庭矛盾冲突显著，但矛盾并未有合适的方式处理或者根本不处理；家庭社会参与度低，加大了两代人之间的距离。最后作者结合青春期认同危机、家庭动力特征及文化变迁对中国进食障碍成因的影响三方面加以讨论。作者认为由于西方文化对传统的冲击是进食障碍在非西方文化国家得以迅速发展的重要基础。中国的传统家庭文化也存在着滋长进食障碍疾病的丰厚土壤。当非西方文化进入到西方国家，进食障碍发生的危险性升高。经历了两千年儒家文化洗礼的中国传统文化，随着20世纪80年代中国国门被敲开，西方文化潮水般涌进，一个集体主义文化下的自我泥潭开始出现追求自我“分离个体化”的一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