粮食问题是历代统治者最为重视的问题之一。中国历史上的绝大多数时期,一般的农民家庭都可称为“粮户”。作为国家粮食的主要供应者,粮户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粮户的粮食生产、消费、储存、缴纳赋税等行为,已不单纯是一个经济问题,更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抗战时期,川陕地区作为战时重要的粮食主产区,是抗战大后方的重要经济支柱。尤其是1937-1940年,在日军不断进攻下,大量国土沦陷,使得国民政府面临着严重的财政危机,而以往不被重视的西北、西南地区,则在此时受到了政府与民间的关注。川、陕地区在战时的战略地位日益凸显。从粮食种类来看,四川以水稻为主,陕西则以小麦为主。因此,就大粮户的数量与特点而言,四川、陕西两省在全国既具有代表性,也具有典型性。抗战爆发后,粮食成为了战争期间的重要战备物资。随着战事不断推进,国民政府所面临的粮食问题更加棘手,军粮供应逐渐吃力,包括军粮与民食在内的粮食需求不断加大,使得政府与民间、军食与民食之间产生了冲突。对于政府而言,问题在应用何种方法,使分散在全国农村中的巨量粮食,集中到政府手中。蒋介石也深知解决粮食问题的重要性,国民政府高层展开了多次讨论,制定颁布了一系列法令法规。为此,国民政府采取相关粮政措施,通过制度建设逐渐将大粮户确定为征粮的主要对象。由于大粮户手中掌握着众多的土地或粮食资源,国民政府为调查粮食基本情况,方便政府控制粮食,积极动员大粮户,从成立粮食部到大户存粮调查与大粮户调查的展开,在战时面临的粮食困境中将大粮户一步步地拉入战时体系中。随着时间推移,国民政府所需粮食不断增加,政权力量不断向下延伸,动员与征收的力度也在不断加大。国民政府在纳粮动员上,主要考虑因素一直是政府利益最大化。在这样环境下生存的大粮户也一直在考量如何利用市场供需和价格机制来进行自身的投资、积累、消费,达到自身利益最大化。与此同时,大粮户的纳粮行为也会受到多种条件的制约,最终的纳粮行为并不是简单的“政策-行动”模式,而是包括着大户复杂的动机、顾虑与意愿。政府通知纳粮后,大户也并非立马去缴纳,在通过一系列“斗争”后,大户以妥协的形式完成了政府交予的任务。纳粮前后,政府的存粮行为方式也发生着相应地变动。在这种动态积累下,大粮户的储备是具有梯度变化性的,部分大粮户也正在这一阶段逐渐“逃离土地”。在这样的背景下,随着传统市场环境的变化,普通农户和大粮户之间的分化也在扩大,其社会生活、社会网络等方面更是迥然相异。不仅如此,四川与陕西二地的大粮户也有着不同的特点。从实际效用来看,战争期间大粮户对川、陕地区社会经济总体的产生了积极作用,尤其是对战争的军粮保障做出了重要贡献,正是由于这种过度动员,为抗战后国民党政权的失败埋下了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