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商业文化既有很多契合当今金融市场发展的优秀文化特质,如“诚实守信”、“先义后利”、“公而忘私”等,同时也存在着“急功近利”、“见机行事”、“重利轻义”等投机文化。健康的资本市场应当存在投机行为,但中国市场中投资与投机这两者之间的平衡已失去,平衡点越来越偏离投资（Buffett,2017;Bogle,2017）。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提出要高度重视文化对于经济的重要影响,加强文化领域制度建设,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李克强总理在《2020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抵制腐朽落后文化侵蚀。现有文献主要考察了传统文化对企业发展的正面效应（如促进企业创新、抑制股价崩盘风险、提升企业社会责任承担水平等）,然而,鲜有学者关注文化因素及其隐性价值规范对公司的负面影响。学术界尚存在投机文化对于企业的发展来说究竟是“绊脚石”还是“润滑剂”的争辩。基于此,本文结合我国区域彩票销售情况,研究投机文化对企业财务行为的影响及作用机理,揭示区域投机文化差异性与公司决策之间的“黑箱”,以弥补现阶段相关研究的不足。国外对投机文化的度量多从宗教视角选取天主教徒与新教徒比例（Kumar,2009;KPS,2011;Rhee and Veeraraghavan,2014;Adhikari and Agrawal,2016;Lee,2017）、CEO宗教信仰（Schneider and Spalt,2017）等作为工具变量,国内对于投机文化的研究主要基于哲学和社会学层面展开,且大都采用规范分析范式。由于我国是世界上宗教信仰比例最低的国家,所以从宗教信仰角度探讨公司的投机文化并不合适。鉴于我国彩民以小博大、短视、盲目乐观、勇于冒险等心理特点与投机文化影响下人们的价值观念十分契合,本文从彩票销售量的视角对区域投机文化进行构建,并在此基础上探究其经济后果。根据代理理论,现代公司制度的两权分离使经营者与股东、大股东与小股东间存在代理冲突,经营者和大股东有动机从事投机行为谋得个人利益。投机文化对公司财务行为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其不遵守道德和信用约束,利用信息优势进行“逆向选择”或者“道德风险”,具体表现为隐瞒信息、钻制度空子、行为短期化等特点。因此,本文选取2008-2018年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从会计信息披露质量、创新投资、税收激进与企业绩效四个方面分析投机文化的经济后果。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如下:第一,投机文化会通过提高企业盈余激进度和平滑度的方式,显著降低了企业会计信息披露质量。企业特征、市场竞争以及外部治理环境起到了重要的调节作用。当企业为非高新技术企业、企业内部控制较弱、企业处于垄断行业以及媒体监督弱时,投机文化对于企业会计信息披露质量的影响更为显著。第二,投机文化对企业申请发明专利和实用新型专利有显著的抑制作用,但没有证据表明投机文化对企业申请外观设计专利的行为产生了影响。投机文化通过增加企业真实盈余管理程度而抑制了企业的创新投入。企业产权性质、地理位置、以及外部治理环境起到了重要的调节作用。当企业为民营企业、企业位于胡焕庸线东南部、非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时,投机文化对于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更为显著。第三,投机文化会促使企业采用激进的税收政策。公司治理水平、产权性质与外部治理环境起到了重要的调节作用。当企业高管在职消费水平偏高、企业信息透明度偏低、企业代理成本偏高以及企业为国有企业时,投机文化对于企业税收激进的影响更为显著。政府税收征管力度的加强、财政压力的增强提高了企业避税成本,抑制了投机文化与税收激进度的正向关系。第四,投机文化促进企业短期绩效的提升,但却显著降低了企业的长期绩效。在短期内投机文化具有增值效应,投机文化越强企业短期财务绩效和市场绩效也越高。经济政策的频繁调整带来的不确定性程度上升,深化了投机文化对企业短期绩效的正向增值效应和对企业长期绩效的负面作用。组间差异分析表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促进投机文化的短期增值效应仅在内部薪酬差距高、非国有企业和具有市场垄断地位的分组中存在,而内部薪酬差距低、国有企业和竞争程度高的企业中并未表现出这一现象。与此同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调节效应更多影响的是企业的短期财务绩效而不是短期市场绩效。中介渠道分析表明,投机文化通过增加避税激进程度而正向促进了企业短期绩效提升,而在投机文化的驱动下企业会为了提升短期绩效而降低研发创新。此外,投机文化的短期增值效应会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中放大。综上,在中国市场体制转型升级的时代背景下,本文研究提供了探索投机文化与企业行为之间关系的新思路,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一方面,随着投机文化对社会经济发展带来的负面作用日益严峻,政府需要合理引导投机文化发展,出台相关政策,以此缓解投机文化对社会经济发展带来的负面影响;另一方面,企业要认清投机文化对其发展带来的负面影响,通过优化企业内部治理环境,降低高管投机行为发生的概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