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现代职业教育是提高劳动者素质和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亦是党和国家的重要战略决策。产教融合作为职业教育发展与改革的重要思想,它的实施直接关系到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构建及其功能的发挥。产教融合政策是产教融合思想的制度化体现和载体,是产教融合发展的行动纲领和准则,它规范和指导着我国现代职业教育的发展,彰显着工具价值的意义。从逻辑上,产教融合政策工具的选择是我国现代职业教育发展和改革的关键,对其进行全面深入研究,有助于我国新时期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构建和更好地落实产教融合思想,助推职业教育为我国现代化建设培养高素质人才目标的实现。本研究以文献分析法、制度分析法、系统分析法为主要方法,以政策工具理论和结构二重性理论为依据,分别构建了产教融合政策工具分类模型和分析模型作为研究框架,从组织社会学角度,分析了政策选择背后的制度逻辑。研究主要包括以下内容:1.运用政策工具理论,从时间维度,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职业教育产教融合发展划分为三个阶段:恢复发展阶段（1978-1995年）、改革探索阶段（1996-2009年）、不断深化阶段（2010年至今）,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不同阶段产教融合政策工具的使用情况。2.利用结构二重性理论深入分析了影响产教融合政策工具选择的社会结构因素和行动者因素。研究认为,政治结构、经济结构、文化结构等社会结构既是阻碍某种产教融合政策工具选择得以发生的制约性因素,也是促使某种产教融合政策工具选择得以发生的使动性因素。产教融合政策的内外部行者充分利用社会结构赋予的规则和资源,在反思性监控下,发挥着自身的能动作用影响着产教融合政策工具选择。3.从组织社会学视角出发,分析产教融合政策工具选择背后的制度逻辑。从政策制定主体、执行主体和目标群体的角度,将参与产教融合政策工具选择的主体区分为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社会公众。中央政府通过常规式政策工具和运动式政策工具维护中央政府权威的制度逻辑;地方政府通过变通执行方式和共谋应对方式维护地方政府利益的制度逻辑;以及社会公众通过有组织参与方式和无组织参与方式维护自身利益的制度逻辑,构成了产教融合政策工具选择的深层制度逻辑。4.从博弈论视角出发,继续深入分析作为理性利益主体的各级政府在产教融合政策工具选择过程中的博弈行为。主要包括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的“智猪博弈”、政府部门之间的“斗鸡博弈”以及地方政府之间的“囚徒困境”博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