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的进步和科技的运用给金融行业的蓬勃发展带来了活力与契机,同时也给金融监管带来了更富难度的风险挑战。传统金融监管方式无法满足现代金融的发展需求,探索与时俱进的金融监管改革方式逐渐成为金融领域焦点所在。随着《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以下简称RCEP）正式生效,我国作为RCEP缔约国对金融监管透明度作出了最高承诺水平,因此,提升我国金融服务领域的监管透明度是金融监管改革优化的应有之义。“十四五”时期,为了更好地完成金融监管改革目标,银保监会郭树清主席强调应提升金融监管透明度。可见,研究金融透明监管的理论基础并探讨提升我国金融监管透明度的实践举措,是一项兼具时效性与必要性的法学研究任务,具有重要意义。世界范围内,金融监管的涵义与透明度的涵义持续更新与扩张,学术界不存在统一的概念界定。在我国金融监管框架下,金融监管和透明度有其特定内涵。金融监管包括金融监管机构制定监管系列法规,依法对金融机构的营业活动实行监管,对金融机构的违法行为实行制裁,对金融投资者和金融消费者等市场主体的权益进行保障救济,以确保金融稳定和发展。作为金融监管的核心维度,透明度是指金融监管机构实施监管行为的公开和透明的程度,以及通过监管使金融数据信息及时更新、公开与共享的程度。金融监管透明度提升的相关理论可归结为四种,依次为行政信赖、金融监管人格化、信息不对称和提高国家治理能力,基于这些理论,提升我国金融监管透明度具有正当性和必要性。在理论指导下,提升我国金融监管透明度研究的关键点在于探析我国金融监管在立法、设置、实行、制约等各个环节的透明的程度。因此,必须对我国金融监管透明度的判断标准予以明确。首先,公开是提升透明度的核心要素,包括事前应当公开标准规定和制定应急规定,事中应当执法程序正当和上报危机及时,事后应当依法公开处罚决定和处置措施;其次,信息透明是提升透明度的关键举措,应当具备监管协调机制,建立监管信息共享机制,配置监管合作机制;再者,监管制约是提升透明度的重要环节,金融监管机构应当建立内部监督机制,并且金融监管人员应当执行严格调换机制;最后,权利救济是提升透明度的有力保障,应当强化和完善我国程序公正、机构监督和司法监督三条救济途径。必须从以上四个方面的具体措施来明确透明度的判断标准,这是提升金融监管透明度的前提和基础。经过多年的金融监管发展与变革,整体上我国金融监管已取得了很大成效,已经具备相当透明度。然而,按照前述四项透明度的判断标准即公开、信息透明、监管制约和权利救济,我国金融监管透明度仍然存在不少问题,主要表现为立法层面的监管法律制度还不够完善、执法层面的监管执法操作还不够规范、司法层面的权利司法救济还不够中立等不透明现象。导致实践中我国金融监管透明度问题的成因有三项:一是我国金融监管机构体系特殊;二是我国金融监管权设置还不甚合理;三是我国金融监管权的实施未完全到位。针对实践中金融监管存在问题和现象,在金融监管透明度提升相关理论的指导下,在总结我国金融透明监管的历史经验和整体现状,借鉴域外金融监管改革启示的基础上,本文认为应当以前述四项透明度判断标准为视角进行金融监管透明度提升的优化。首先,在公开标准下,应当从立法和执法层面入手,改良我国金融监管权的设置和金融监管权的实施;其次,在信息透明标准下,应当构建“信息-金融”双监管体系,强化协调性监管原则,同时充分发挥监管科技在金融监管全过程的作用;再者,在监管制约标准下,应当既要发挥司法机关监管和保障的双重作用,又要完善金融监管机构的多方约束机制;最后,在权利救济标准下,应当加强和完善消费者协会救济、司法审查救济和立法机构救济这三条权益救济途径。本文开篇为绪论,阐述了文章的问题缘起、研究价值及意义,并对研究内容相关问题进行了国内外文献综述。正文部分共分为四章,第一章首先厘定了金融监管和透明度的概念,指出学术界不存在统一的概念界定,我国金融监管框架下的金融监管和透明度有其特定内涵。其次阐述了提升金融监管透明度的四项理论,引出提升我国金融监管透明度以及完善各项透明度提升措施的正当性和必要性。第二章在前述理论的指导下,提出我国金融监管透明度提升的关键在于制定金融监管透明度的判断标准,包括提升透明度的核心要素之公开、关键举措之信息透明、重要环节之监管制约、有力保障之权利救济。第三章结合本文提出的四项透明度判断标准,通过归纳透明度的执行情况进而对我国金融监管透明度进行了整体评析,指出我国现有金融监管透明度取得了相当成效,但整体而言透明度不高,从而进一步探讨了现存问题的具体表现和主要成因。第四章是针对前一章我国金融监管实践中的主要问题,在结合我国监管历史经验和域外金融监管改革启示的基础上,主张以本文提出的四项透明度判断标准为视角进行金融监管透明度提升的实践优化,以实现提升我国金融监管透明度的研究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