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的涉外版权是一个极复杂概念。时间上,它出现于列强侵入推翻帝制的疯狂年代。内容上,它涉及文化、法律、经济、政治等多个领域。国人对涉外版权保护的评论是窥见当时版权观念的独特切口,笔者收集1899-1929年间报刊库中与涉外版权保护相关的报刊舆论,运用文献分析法考察国人的版权观念,呈现何种特点,纵向上是否存在变化,原因是什么。中国自宋代以来就存在版权思想土壤,但直至清末民初,中国才在涉外版权保护活动中产生现代版权观念。《伯尔尼公约》即世界版权保护体系的建成是从“双边”到“多边”,中国被要求加入该体系正对应两次涉外版权保护活动:一是缔结版权保护双边条约——美日通商条约修订中增加版权一项;一是被要求加入《伯尔尼公约》——美、法、英等国不断要求中国加入《伯尔尼公约》。清末,美日以签订不平等条约的形式给中国带来现代版权概念,妄图在中国维护自己的版权利益,中国对此一片反对。政府官员在商约谈判中据理力争,为中国保留了较大权益,并开始积极建设国内版权制度。精英知识分子出于国家主权、文明进步等角度同样表示反对,唯梁启超曾有赞同倾向,这和他个人受助于日本不无关系。民初,美、法、英又要求中国加入《伯尔尼公约》,社会依旧反对。当时教科书出版繁荣,国内已建成现代版权制度,但西方各国在中国受到的版权保护实际上十分有限。书商作为反对声的主力军,在出版的教育属性中完美隐藏自己的经济意图,同期部分知识分子亦以中国有赖文明输入而反对。但赞同之声也逐渐出现,杨端六、武堉干把中国加入《伯尔尼公约》视为提升国际地位的途径,国人不应夸大加入之弊端。涉外版权保护活动中,无论是赞成还是反对,根本都是希望中国能够在近代化中赶上世界潮流,摆脱主权丧失的屈辱地位。国人对现代版权概念的认知,与中国传统版权环境息息相关。民族主义视角下,国人将版权视为关乎国家进步的概念,和版权的文化教育属性有关。世界主义影响下,国人对版权概念以及国际版权保护规则逐渐熟悉,国内出现对涉外版权保护理性声音。这段曲折历史中,国人的版权观念也从民族开始走向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