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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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甘风险规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下简称《民法典》)侵权责任编中正式确立的新规则,《民法典》一千一百七十六条第一款首次在法律层面规定了自甘风险规则,在对适用范围进行限缩的基础上填补了文体活动领域责任承担问题长期纠缠不清的法规空白,使之成为与“过失相抵”、“受害人故意”等规则并驾齐驱为侵权责任编的一般规定。《民法典》颁布施行之后,各界学者关于自甘风险规则的适用研究日益增多,为司法实践中自甘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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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甘风险规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下简称《民法典》)侵权责任编中正式确立的新规则,《民法典》一千一百七十六条第一款首次在法律层面规定了自甘风险规则,在对适用范围进行限缩的基础上填补了文体活动领域责任承担问题长期纠缠不清的法规空白,使之成为与“过失相抵”、“受害人故意”等规则并驾齐驱为侵权责任编的一般规定。《民法典》颁布施行之后,各界学者关于自甘风险规则的适用研究日益增多,为司法实践中自甘风险的适用提供了广阔的思路,但是《民法典》一千一百七十六条规定的自甘风险规则过于原则化,在具体适用中会出现适用标准不明确的局面,尤其是具有特定风险的体育活动作为自甘风险规则的主要适用领域,不同规则的体育活动的判断标准存在差异,因此本文以体育活动中自甘风险规则的具体适用分析为切入点,除了引言和结语外,正文共分为如下四部分展开:对于体育活动中适用自甘风险规则的理论基础进行深入探究,本文第一部分讨论了体育活动中自甘风险规则适用的基本理论,在对体育活动、自甘风险进行内涵厘定的基础上,从两个层面对体育活动中适用自甘风险规则的正当性基础进行了分析,首先是适用自甘风险规则作为抗辩事由的原因及其对何要件进行分析,然后针对适用自甘风险规则的法理基础进行了详细的解读,从而对体育活动中适用自甘风险规则的理论层面进行全面了解,为下文的分析奠定了理论基础。在基本理论具备的基础上,本文将视角转向了司法实践领域,审判实践对于自甘风险规则的适用积累了较为丰富的经验,因此本文第二部分主要针对从中国裁判文书网中筛选的案例进行归纳整理,从各个维度进行了详细的梳理,主要分析了体育活动中适用自甘风险规则的案件情况,在了解案件整体情况的基础上针对裁判要旨及其争议焦点进行细致分析,主要从裁判核心要素和法律效果对裁判进行剖析,总结出司法实践裁判的主要裁判要旨及其观点,了解裁判规范和行为导向为下文的分析奠定了实践基础。结合体育活动中自甘风险规则的适用在理论界和实务界的研究分析,可以总结出自甘风险规则在体育活动中适用的一些问题,因此本文第三部分探讨了自甘风险规则在体育活动中适用的困境及其成因。首先,主要是从裁判核心要素和法律效果进行分析,包括以下三点:其一,对风险认知的判断标准亟待明确,其二,加害人的主观状态的判断标准亟待确定,所以如何判断受害人对风险的认知状态和其他参与方的“故意或者重大过失”是实践中的难点,需要进一步阐明。其三,一元免责法律效果存在分歧,适用自甘风险规则“非免责即有责”的观念是否具有合理性与正当性,体育活动中适用自甘风险规则的法律效果是否应当是减轻或者免除责任的事由相结合。其次,从三个层面进行论述了适用困境存在的根源及其解决问题的关键。其一,司法实践中出现“同案不同判”的根源在于不同规则的体育活动判断标准存在差异;其二,从法理层面结合公平与效益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指出需要兼顾效益与公平,注意双方之间利益的平衡;其三,分析了在双方知晓自甘风险规则的情况下仍然选择诉讼途径寻求救济并且法院裁判不同法律效果的重要原因在于自甘风险规则与相关的保险等救济制度衔接不顺畅。在对适用困境及其成因分析的基础上,本文第四部分针对体育活动中适用自甘风险规则提出完善建议。首先,结合体育活动的不同规则在对核心要素的判定标准进行确定的同时,从法理出发兼顾效益与公平适用自甘风险规则;其次,《民法典》实际上限制了免责的适用,并且面对司法实践中千差万别的具体案情,尤其是体育活动的多样复杂情况,自甘风险规则并非绝对的免责事由,适用自甘风险规则的抗辩也应当形成免责或者减责的双重效果路径;最后,要避免宽泛适用该规则带来的被害人利益保护不周,在体育活动中适用自甘风险规则之后与相关制度衔接完善救济途径,在保障行为自由的同时也兼顾效益和公平,从而促进体育事业的发展和个人利益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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