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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外公是从北疆一路颠簸乞讨回家的。
那是鄂东己未年腊月的一个早晨，已下了两天的雪还在没完没了地下，门口屋檐上，已经挂满了玉帘似的冰凌，野外两处池塘，如一双黛眼，凝视着昏黄的天空。屋里大门闩着，二门掩着，依然听到屋外寒风嗖嗖。
那年我六岁，还没有上学堂，被早起的母亲三番五次催喊着起床。最终她冲进卧室，掀开被子。我乖乖地起床到堂屋拧起装满垃圾的土簸箕，要打开后门，到外面村口小烂泥窖里倒掉。我刚拉开后门门闩，就感觉一股力量由外而内，低矮的左右两扇门板被推开，一个大身影直接盖住了光亮，夹着寒风和雪花，涌进屋子。我赶紧侧着身子闪在一旁。
“外公！”我认出来了，丢下土簸箕，径直扑上去，好久没有见到他了。外公戴着护耳雷锋帽，裹着皮大衣，皮大衣除了领子羊毛有点儿污黄，里子全是乌泱泱的白羊毛，成排成排地竖立着，像外面的雪一样白亮。外公摸着我的头，径直走到堂屋方形的饭桌，拉开一把椅子就自顾自地坐下。
母亲闻声从厨房跑出来，看到了外公。她迈不动腿，怔怔地看着。然后她用衣襟擦拭着眼睛，过了好一会儿才上前，喊了一声“父！”随即她双手在外公左胳膊、右胳膊、后背上摸来摸去，然后拍着皮大衣和帽子上的雪花，边拍边颤着音说：“纯来打了电报回来，问你到家了没有，说可能把你给丢了——我们都困不着觉，急得要死。”
“怕么事，爬也要爬回来，要死也要死在老家。”外公挥摆了一下大手，顺势摘下帽子挂在木椅靠背右把手上。母亲转身跑到厨房，往外面忙不迭地端白米粥、腌萝卜、辣椒糊和辣椒炒藕片……外公不吃菜只喝粥，一碗又一碗，他至少喝了三大碗。他大口喝热粥的声音，如今想起，依然在我的耳畔嗞嗞响。
那是外公从北疆回到家里吃的第一顿早餐。他们之间仿佛在诉说着一个巨大的秘密，在我幼小的心灵，种下了诸多疑问。这些疑问充满着诱惑：北疆在哪儿？他去北疆干什么？为何要乞讨？怎么乞讨？打电报的纯来又是谁？……直到外公几年后去世，我上小学五年级了，母亲才告诉我，那次外公从北疆摸回老家，一万多公里，一路辗转，甚至乞讨。尤其是母亲透露给我，冯纯来是舅舅，外公养大的，算是亲舅舅。外公去北疆，是把舅舅的未婚妻从老家送到伊犁，让他们成亲。
我竟然有亲舅舅。这太让我意外了。
二
打从我记事起，印象中就没有亲舅舅。
我的记忆中，外公孤身一人住在武山湖畔冯秀村东头的一间小土屋，光线暗淡，长期关闭着后门，即使白天也是阴沉沉的，没有穿堂风经常光顾，初踏进屋子，有股发霉的味儿。
但是，我从来没有听说过，也没有见到过我的亲舅舅。
这让童年的我一度神伤。每年过年，经常在村口碰到拜年回来的小伙伴们，斜挎着一个粗布黄书包，书包里塞满了拜年礼物，有水果糖、饼干、烧饼、麻条以及酥糖等，他们炫耀着说这是他们舅舅家给的。
我撒腿跑回家，关上房门，把被子蒙着头，在暗黑的世界，一泄滂沱的委屈和伤感。
直到外公去世后，母亲告诉我，你有一个亲舅舅，他在北疆伊犁。我才逐渐在心里释然。不过，舅舅长什么样？为什么在伊犁？他们在那儿过得好吗？我什么时候能够见到他呢？这些疑问就像种子，伴随着我从童年到少年，在心里慢慢发芽，长成了满腹心事。
我读初三那年，家里收到一封挂号信，从伊犁霍城县国有种羊场邮寄过来的。是舅舅。他写字飘逸，字个头儿大，写了好几页信纸。他在信中说那儿经济条件好，活儿多，让姐姐安排送一个外甥过来，可以找事儿做。
“他还是晓得事的。”母亲听着我一个字一个字地念，听了两遍，红着眼圈发出感慨。
舅舅来信啦。我则完全沉浸在这个传言中的舅舅果然真实存在着的莫名幸福感中。
冯纯来是我的亲舅舅。准确地说，他不是我外公外婆生的，是养子。
舅舅冯纯来的生父冯细银，与我外公冯济美之间是没有出五服的同族堂兄弟。一九五九年，冯细银跟随北疆支边大部队，万里赴边疆。
舅舅生母郭外婆与冯细银是二婚，带着一个女儿改嫁过来，是一唱戏的戏子。她没有跟随丈夫远赴北疆，而是带着儿女四处唱戏混饭吃。为了讨生活，她带着孩子们落脚黄石大冶一人家，恰值三年困难时期，把人家吃穷了。
舅舅有了新家。人到中年的外公外婆于是全身心扑在孩子身上，送他上小学、中学，直至舅舅逐渐长成风中的一条壮汉。
三
长大成人的舅舅，最终离开了老家，远赴北疆，投奔了他的生父。
那是在我外婆胡帶娣去世的第二年。
舅舅走的那年，我也就三岁多一点儿。
之所以是在外婆去世后才离开，是因为外婆在世时扬言，只要她活着一天，就不能让儿子离开。
这是当初收养时，他们达成的君子口头协议。从小到大，外婆爱子如命，一直把舅舅捧在手上，挂在心上，锁在身旁，视如己出。
初中毕业后，舅舅去考过了兵，外婆不让他走;去工厂招工，外婆不让他去;去奔赴“三线”建设，外婆在村口号啕大哭，死死拉着舅舅不放手;冯细银打电报过来让舅舅去北疆谋生发展，外婆把电报撕得粉碎……这些过往细节，舅舅许多年后回忆时眼里噙泪，没有丝毫怨恨，是有关母爱的咽苦叶甘。
舅舅还是去了北疆。冯细银给外公写信，拍电报，以为孩子谋取广阔的前途为理由，希望孩子回到自己身边。
这对于我的外公外婆而言，是痛苦而难以接受的。尤其是我的外婆，说什么也不同意，撕掉电报，烧掉来信，赶走游说的人，举止强烈甚至极端。
这种状况维持不了多久。由于疾病，我的外婆不久就去世了。
外婆去世后，内心也挣扎过的外公，终于同意放手。外公对母亲说过，在农村，一间小土屋，农村户口，没有工作，能否讨媳妇很难说。天大地大，不如儿子终身事大。
舅舅离开湖北老家时，已是弱冠之年，跟随我的外公外婆一起生活了十七年。 有意思的是，舅舅抵达北疆的第三年，外公就去了北疆，他不是一个人，而是带着一个十九岁的姑娘，也就是我的舅母。
舅母是逃婚过来的。那时候，舅母正值豆蔻年华，家里给她找了人家，定了亲，舅母嫌弃对方大她九岁，没有文化，心里老大不乐意。舅母经常去改嫁到同村的郭外婆家里玩。于是，郭外婆就牵线她和舅舅。两个天南地北的年轻人在悄悄通着书信，彼此暗生情愫。九月初，有些叛逆气质的舅母决定私奔，要去北疆找舅舅。外公扔下农活，专程陪送她去北疆。说走就走，他们一老一少一路颠沛，赶到伊犁霍城县时，已是晚上八点多，北疆比故乡天黑得晚，此刻白如昼，凉爽的空气甚或飘着野葡萄的果香，他们一出汽车站，就看到了舅舅骑着大白马，在翘首以待。
外公既然来了，舅舅就不打算让他回去，留在边疆养老送终。舅舅跟外公商谈说，我给您在这儿弄一块地，种点儿烟叶，一亩地一年可以赚两百元。外公一听，眼睛发亮，在老家即使全家五口劳动力全勤出工，一年也不过一百来元收入。外公紧接着来一句说，那还得养一头肉猪。舅舅吃惊，赶紧制止他说，边疆属于少数民族地区，有民族风俗，不让杀猪。外公一听，就有些不乐意了。
大雪封路，转眼一个冬天快要过完了，外公就嚷着要回去过年。外公认为把舅舅的人生大事完成——成家立业，一块石头落了地。在这儿天天苞米面，即使馍馍蘸蜂蜜，也吃不习惯，还是喜欢吃大米饭。舅舅说路途太远，天冷。外公豪气干云，扬言没事，再远的路也能走回去，不怕冷，走路走得身上起火。
拗不过外公，舅舅就寻找机会。公路开封的时候，有一远房亲戚要回湖南办事，舅舅就委托他带着外公一起走，顺路送到武汉下车。
没想到到了乌鲁木齐后，就发生了意外。抵达乌鲁木齐火车站，买好了火车票，那人把外公安顿在候车室，自己临时外出办事，叮嘱外公务必原地等他回来，下午两点钟之前不要动。一点钟还没有到，一列开往北京的列车在广播通知催上车。性急的外公看到坐他周边的乘客呼啦一下都站起来，拥向检票口，他一看就慌了，不管三七二十一，也跟着起身，拧着包裹，被汹涌的人流挤上了车。
这趟车直接把外公拉到了北京。到了北京，外公觉得不对，就去找列车员，他们听半天才知道外公坐错了车。他们让外公坐车原路返回乌鲁木齐。
从霍城县出发时，舅舅给外公买了一套羊毛皮大衣，长筒皮靴，还塞了一百元钱。从伊犁到乌鲁木齐车费十七元，从乌鲁木齐到武汉火车票四十九元。一番折腾后，外公身上没钱了。他把长筒皮靴给卖了，终于凑足了乌鲁木齐到武汉车票钱。四天四夜，漫漫路途遥遥，外公究竟是怎么熬到武汉的？母亲说，外公吃过剩饭，也有好心人给他买过小餐。
身无分文的外公在汉口乞讨了好几天，终于在汉口港撞见了一个熟人，借钱买了一张回家的船票。
陪送外公回南方的那人，两点钟之前赶到火车站，突然发现外公不见了，四处找，还申请了火车站广播找人，不见人影。他跑到火车站派出所报案，借用手摇电话打回霍城县种羊场总场办公室，总场派人骑马赶到农田村，把外公丢失的消息告诉了舅舅。
走的时候好端端，怎么转眼就把老人家给带丢了？
舅舅接到消息，差点儿晕过去。
四
丁酉年初夏，跟随作家采访团抵达边疆采访北京援疆事迹，我有幸逗留伊犁。我终于见到了舅舅一家。
舅舅刚退休，在家闲不住，跑去跟人家学会了轧路机驾驶技术，在霍尔果斯路桥干活。握手时手掌有力，他那被大西北风吹晒得黝黑的脸庞饱满，印堂发亮，岁月可以催人老，但没有消磨斗志。
他给我翻看一些收藏的私人珍品，有当年通向边疆的边防证，有红皮初中毕业证书，有结婚证等，这些纸制品抵抗不了时光的磨损，已经泛黄。
一桌丰盛的晚餐。舅舅在伊宁市买了房子，把家从霍城县搬过来了。在霍城县承包建筑工程的细哥赶过来了，带着三哥，还有细哥发小老家隔壁村月哥等人。
他们被舅舅喊过来陪我，喝团圆酒。
那年舅舅发挂号信回家，本来是想让三哥来北疆的。那年三哥二十六岁，正是一个年轻人体力最好的年纪。可惜，三哥那会儿犯浑，混社会，把自己混进了劳改场。这个机会就落到细哥头上了。
细哥那年十八岁，独自一人上路。那时他的梦想，出门打工干几年，赚了钱后回老家盖一栋大房子。因此，他奔赴远方的步伐，铁蹄生风。
细哥几乎走着跟舅舅一样的道路，娶了老家的媳妇，在北疆成家立业，买房，干事业，生儿育女。不同的是，细哥兑现了当年奔赴北疆的承诺，在老家盖了一个大房子，带了不少老乡来北疆发展。
但是，舅舅自从当年离开鄂东老家后，四十多年再也没有回去过。
每年初夏，万亩薰衣草开遍霍城肥沃的土地，香气吹过赛里木高山湖泊。沿着萨尔布拉克河逆流而上，舅舅喜欢爬上连绵起伏的天山余脉，眺望南方。
“年轻时候，我们想多赚点钱，再回去;成家后，有了儿女，想等着孩子长大了再说;儿女长大了后，想等着退休……现在是退休了，但是——”喝得有点儿高的舅舅，眼圈红着，特意看了看坐在对面的儿子，我的表弟，一时无语凝噎。
“我想回老家给养父母修墓立碑，想把儿女以及儿女的孩子们名字一个字一个字地戳上去——”舅舅端起酒杯没喝，放下，再次看了我的表弟一眼，叹着气说，“我还有任务没有完成，没有脸回去——”
表弟在闷头吃饭。他肯定听得懂自己父亲的话外音，潜台词。
我的哥哥姐姐们也是我父亲的养子养女。中年守寡的母亲带着三哥细哥和细姐改嫁给我的父亲。至今，我和同母异父的哥哥姐姐们毫无疏离，从未分过彼此。
我的三哥从劳改农场出来后，已人到中年，娶了守寡的三嫂。三嫂带了两个男孩过来，一个三岁，一个七岁，生龙活虎，聪明伶俐。三哥没有要自己的孩子，倾力养育两个养子，把他们养大成人，并送到武汉读了大学，让他们迎来各自光亮的前程。
三代人，三代养父母养子女—— 一切似乎冥冥之中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似乎有着共同的神性，但找不出彼此之间的逻辑。这不是悲情，这是命运，是造化，更是温暖和美好的人世间。
“只要舅舅想回去，无论我在哪儿，都会随时提前赶到，把所有的事情安排好。”我敬了舅舅一杯酒，故乡，总得要回去的，哪怕看一眼。
舅舅沒有言声，嘴唇翕动着，似有千言万语又不知从何说起。这一刹那，我似曾相识，想起了在天国的外公。
（选自2021年第4期《长江丛刊》）
原刊责编 方 蔚
外公是从北疆一路颠簸乞讨回家的。
那是鄂东己未年腊月的一个早晨，已下了两天的雪还在没完没了地下，门口屋檐上，已经挂满了玉帘似的冰凌，野外两处池塘，如一双黛眼，凝视着昏黄的天空。屋里大门闩着，二门掩着，依然听到屋外寒风嗖嗖。
那年我六岁，还没有上学堂，被早起的母亲三番五次催喊着起床。最终她冲进卧室，掀开被子。我乖乖地起床到堂屋拧起装满垃圾的土簸箕，要打开后门，到外面村口小烂泥窖里倒掉。我刚拉开后门门闩，就感觉一股力量由外而内，低矮的左右两扇门板被推开，一个大身影直接盖住了光亮，夹着寒风和雪花，涌进屋子。我赶紧侧着身子闪在一旁。
“外公！”我认出来了，丢下土簸箕，径直扑上去，好久没有见到他了。外公戴着护耳雷锋帽，裹着皮大衣，皮大衣除了领子羊毛有点儿污黄，里子全是乌泱泱的白羊毛，成排成排地竖立着，像外面的雪一样白亮。外公摸着我的头，径直走到堂屋方形的饭桌，拉开一把椅子就自顾自地坐下。
母亲闻声从厨房跑出来，看到了外公。她迈不动腿，怔怔地看着。然后她用衣襟擦拭着眼睛，过了好一会儿才上前，喊了一声“父！”随即她双手在外公左胳膊、右胳膊、后背上摸来摸去，然后拍着皮大衣和帽子上的雪花，边拍边颤着音说：“纯来打了电报回来，问你到家了没有，说可能把你给丢了——我们都困不着觉，急得要死。”
“怕么事，爬也要爬回来，要死也要死在老家。”外公挥摆了一下大手，顺势摘下帽子挂在木椅靠背右把手上。母亲转身跑到厨房，往外面忙不迭地端白米粥、腌萝卜、辣椒糊和辣椒炒藕片……外公不吃菜只喝粥，一碗又一碗，他至少喝了三大碗。他大口喝热粥的声音，如今想起，依然在我的耳畔嗞嗞响。
那是外公从北疆回到家里吃的第一顿早餐。他们之间仿佛在诉说着一个巨大的秘密，在我幼小的心灵，种下了诸多疑问。这些疑问充满着诱惑：北疆在哪儿？他去北疆干什么？为何要乞讨？怎么乞讨？打电报的纯来又是谁？……直到外公几年后去世，我上小学五年级了，母亲才告诉我，那次外公从北疆摸回老家，一万多公里，一路辗转，甚至乞讨。尤其是母亲透露给我，冯纯来是舅舅，外公养大的，算是亲舅舅。外公去北疆，是把舅舅的未婚妻从老家送到伊犁，让他们成亲。
我竟然有亲舅舅。这太让我意外了。
二
打从我记事起，印象中就没有亲舅舅。
我的记忆中，外公孤身一人住在武山湖畔冯秀村东头的一间小土屋，光线暗淡，长期关闭着后门，即使白天也是阴沉沉的，没有穿堂风经常光顾，初踏进屋子，有股发霉的味儿。
但是，我从来没有听说过，也没有见到过我的亲舅舅。
这让童年的我一度神伤。每年过年，经常在村口碰到拜年回来的小伙伴们，斜挎着一个粗布黄书包，书包里塞满了拜年礼物，有水果糖、饼干、烧饼、麻条以及酥糖等，他们炫耀着说这是他们舅舅家给的。
我撒腿跑回家，关上房门，把被子蒙着头，在暗黑的世界，一泄滂沱的委屈和伤感。
直到外公去世后，母亲告诉我，你有一个亲舅舅，他在北疆伊犁。我才逐渐在心里释然。不过，舅舅长什么样？为什么在伊犁？他们在那儿过得好吗？我什么时候能够见到他呢？这些疑问就像种子，伴随着我从童年到少年，在心里慢慢发芽，长成了满腹心事。
我读初三那年，家里收到一封挂号信，从伊犁霍城县国有种羊场邮寄过来的。是舅舅。他写字飘逸，字个头儿大，写了好几页信纸。他在信中说那儿经济条件好，活儿多，让姐姐安排送一个外甥过来，可以找事儿做。
“他还是晓得事的。”母亲听着我一个字一个字地念，听了两遍，红着眼圈发出感慨。
舅舅来信啦。我则完全沉浸在这个传言中的舅舅果然真实存在着的莫名幸福感中。
冯纯来是我的亲舅舅。准确地说，他不是我外公外婆生的，是养子。
舅舅冯纯来的生父冯细银，与我外公冯济美之间是没有出五服的同族堂兄弟。一九五九年，冯细银跟随北疆支边大部队，万里赴边疆。
舅舅生母郭外婆与冯细银是二婚，带着一个女儿改嫁过来，是一唱戏的戏子。她没有跟随丈夫远赴北疆，而是带着儿女四处唱戏混饭吃。为了讨生活，她带着孩子们落脚黄石大冶一人家，恰值三年困难时期，把人家吃穷了。
舅舅有了新家。人到中年的外公外婆于是全身心扑在孩子身上，送他上小学、中学，直至舅舅逐渐长成风中的一条壮汉。
三
长大成人的舅舅，最终离开了老家，远赴北疆，投奔了他的生父。
那是在我外婆胡帶娣去世的第二年。
舅舅走的那年，我也就三岁多一点儿。
之所以是在外婆去世后才离开，是因为外婆在世时扬言，只要她活着一天，就不能让儿子离开。
这是当初收养时，他们达成的君子口头协议。从小到大，外婆爱子如命，一直把舅舅捧在手上，挂在心上，锁在身旁，视如己出。
初中毕业后，舅舅去考过了兵，外婆不让他走;去工厂招工，外婆不让他去;去奔赴“三线”建设，外婆在村口号啕大哭，死死拉着舅舅不放手;冯细银打电报过来让舅舅去北疆谋生发展，外婆把电报撕得粉碎……这些过往细节，舅舅许多年后回忆时眼里噙泪，没有丝毫怨恨，是有关母爱的咽苦叶甘。
舅舅还是去了北疆。冯细银给外公写信，拍电报，以为孩子谋取广阔的前途为理由，希望孩子回到自己身边。
这对于我的外公外婆而言，是痛苦而难以接受的。尤其是我的外婆，说什么也不同意，撕掉电报，烧掉来信，赶走游说的人，举止强烈甚至极端。
这种状况维持不了多久。由于疾病，我的外婆不久就去世了。
外婆去世后，内心也挣扎过的外公，终于同意放手。外公对母亲说过，在农村，一间小土屋，农村户口，没有工作，能否讨媳妇很难说。天大地大，不如儿子终身事大。
舅舅离开湖北老家时，已是弱冠之年，跟随我的外公外婆一起生活了十七年。 有意思的是，舅舅抵达北疆的第三年，外公就去了北疆，他不是一个人，而是带着一个十九岁的姑娘，也就是我的舅母。
舅母是逃婚过来的。那时候，舅母正值豆蔻年华，家里给她找了人家，定了亲，舅母嫌弃对方大她九岁，没有文化，心里老大不乐意。舅母经常去改嫁到同村的郭外婆家里玩。于是，郭外婆就牵线她和舅舅。两个天南地北的年轻人在悄悄通着书信，彼此暗生情愫。九月初，有些叛逆气质的舅母决定私奔，要去北疆找舅舅。外公扔下农活，专程陪送她去北疆。说走就走，他们一老一少一路颠沛，赶到伊犁霍城县时，已是晚上八点多，北疆比故乡天黑得晚，此刻白如昼，凉爽的空气甚或飘着野葡萄的果香，他们一出汽车站，就看到了舅舅骑着大白马，在翘首以待。
外公既然来了，舅舅就不打算让他回去，留在边疆养老送终。舅舅跟外公商谈说，我给您在这儿弄一块地，种点儿烟叶，一亩地一年可以赚两百元。外公一听，眼睛发亮，在老家即使全家五口劳动力全勤出工，一年也不过一百来元收入。外公紧接着来一句说，那还得养一头肉猪。舅舅吃惊，赶紧制止他说，边疆属于少数民族地区，有民族风俗，不让杀猪。外公一听，就有些不乐意了。
大雪封路，转眼一个冬天快要过完了，外公就嚷着要回去过年。外公认为把舅舅的人生大事完成——成家立业，一块石头落了地。在这儿天天苞米面，即使馍馍蘸蜂蜜，也吃不习惯，还是喜欢吃大米饭。舅舅说路途太远，天冷。外公豪气干云，扬言没事，再远的路也能走回去，不怕冷，走路走得身上起火。
拗不过外公，舅舅就寻找机会。公路开封的时候，有一远房亲戚要回湖南办事，舅舅就委托他带着外公一起走，顺路送到武汉下车。
没想到到了乌鲁木齐后，就发生了意外。抵达乌鲁木齐火车站，买好了火车票，那人把外公安顿在候车室，自己临时外出办事，叮嘱外公务必原地等他回来，下午两点钟之前不要动。一点钟还没有到，一列开往北京的列车在广播通知催上车。性急的外公看到坐他周边的乘客呼啦一下都站起来，拥向检票口，他一看就慌了，不管三七二十一，也跟着起身，拧着包裹，被汹涌的人流挤上了车。
这趟车直接把外公拉到了北京。到了北京，外公觉得不对，就去找列车员，他们听半天才知道外公坐错了车。他们让外公坐车原路返回乌鲁木齐。
从霍城县出发时，舅舅给外公买了一套羊毛皮大衣，长筒皮靴，还塞了一百元钱。从伊犁到乌鲁木齐车费十七元，从乌鲁木齐到武汉火车票四十九元。一番折腾后，外公身上没钱了。他把长筒皮靴给卖了，终于凑足了乌鲁木齐到武汉车票钱。四天四夜，漫漫路途遥遥，外公究竟是怎么熬到武汉的？母亲说，外公吃过剩饭，也有好心人给他买过小餐。
身无分文的外公在汉口乞讨了好几天，终于在汉口港撞见了一个熟人，借钱买了一张回家的船票。
陪送外公回南方的那人，两点钟之前赶到火车站，突然发现外公不见了，四处找，还申请了火车站广播找人，不见人影。他跑到火车站派出所报案，借用手摇电话打回霍城县种羊场总场办公室，总场派人骑马赶到农田村，把外公丢失的消息告诉了舅舅。
走的时候好端端，怎么转眼就把老人家给带丢了？
舅舅接到消息，差点儿晕过去。
四
丁酉年初夏，跟随作家采访团抵达边疆采访北京援疆事迹，我有幸逗留伊犁。我终于见到了舅舅一家。
舅舅刚退休，在家闲不住，跑去跟人家学会了轧路机驾驶技术，在霍尔果斯路桥干活。握手时手掌有力，他那被大西北风吹晒得黝黑的脸庞饱满，印堂发亮，岁月可以催人老，但没有消磨斗志。
他给我翻看一些收藏的私人珍品，有当年通向边疆的边防证，有红皮初中毕业证书，有结婚证等，这些纸制品抵抗不了时光的磨损，已经泛黄。
一桌丰盛的晚餐。舅舅在伊宁市买了房子，把家从霍城县搬过来了。在霍城县承包建筑工程的细哥赶过来了，带着三哥，还有细哥发小老家隔壁村月哥等人。
他们被舅舅喊过来陪我，喝团圆酒。
那年舅舅发挂号信回家，本来是想让三哥来北疆的。那年三哥二十六岁，正是一个年轻人体力最好的年纪。可惜，三哥那会儿犯浑，混社会，把自己混进了劳改场。这个机会就落到细哥头上了。
细哥那年十八岁，独自一人上路。那时他的梦想，出门打工干几年，赚了钱后回老家盖一栋大房子。因此，他奔赴远方的步伐，铁蹄生风。
细哥几乎走着跟舅舅一样的道路，娶了老家的媳妇，在北疆成家立业，买房，干事业，生儿育女。不同的是，细哥兑现了当年奔赴北疆的承诺，在老家盖了一个大房子，带了不少老乡来北疆发展。
但是，舅舅自从当年离开鄂东老家后，四十多年再也没有回去过。
每年初夏，万亩薰衣草开遍霍城肥沃的土地，香气吹过赛里木高山湖泊。沿着萨尔布拉克河逆流而上，舅舅喜欢爬上连绵起伏的天山余脉，眺望南方。
“年轻时候，我们想多赚点钱，再回去;成家后，有了儿女，想等着孩子长大了再说;儿女长大了后，想等着退休……现在是退休了，但是——”喝得有点儿高的舅舅，眼圈红着，特意看了看坐在对面的儿子，我的表弟，一时无语凝噎。
“我想回老家给养父母修墓立碑，想把儿女以及儿女的孩子们名字一个字一个字地戳上去——”舅舅端起酒杯没喝，放下，再次看了我的表弟一眼，叹着气说，“我还有任务没有完成，没有脸回去——”
表弟在闷头吃饭。他肯定听得懂自己父亲的话外音，潜台词。
我的哥哥姐姐们也是我父亲的养子养女。中年守寡的母亲带着三哥细哥和细姐改嫁给我的父亲。至今，我和同母异父的哥哥姐姐们毫无疏离，从未分过彼此。
我的三哥从劳改农场出来后，已人到中年，娶了守寡的三嫂。三嫂带了两个男孩过来，一个三岁，一个七岁，生龙活虎，聪明伶俐。三哥没有要自己的孩子，倾力养育两个养子，把他们养大成人，并送到武汉读了大学，让他们迎来各自光亮的前程。
三代人，三代养父母养子女—— 一切似乎冥冥之中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似乎有着共同的神性，但找不出彼此之间的逻辑。这不是悲情，这是命运，是造化，更是温暖和美好的人世间。
“只要舅舅想回去，无论我在哪儿，都会随时提前赶到，把所有的事情安排好。”我敬了舅舅一杯酒，故乡，总得要回去的，哪怕看一眼。
舅舅沒有言声，嘴唇翕动着，似有千言万语又不知从何说起。这一刹那，我似曾相识，想起了在天国的外公。
（选自2021年第4期《长江丛刊》）
原刊责编 方 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