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公司狙击战之兵器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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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间组织剑指大公司的行动,在某种意义上称得上是一场场刀光剑影的“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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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催泪弹 × 舆论战
  
  催泪弹虽不致命,但一旦释放,就会冒出浓浓黑烟,公众的眼泪和唾沫就能淹死一家公司。
  
  对NGO来说,选择什么作为行动目标很重要。选择有缺陷的大公司,围绕着它们展开组织化的行动,这本身就是很有分量的“武器”。尽管从力量对比看,前者在财势和影响力上逊于后者,但这恰恰是社会组织的机会。当苹果公司成为精心选择的目标后,许多故事就此开始。
  
  不同的NGO针对苹果公司,攻击它的产品供应链,各司其责,但出于力量对比考虑,首选的还是舆论战。香港SACOM(大学师生监察无良企业行动)调查富士康公司劳工生存状况,在连续跳楼自杀案出现后,深受舆论关注。这些调查报告拓展了人们对富士康的想象,也开始注意到这些NGO牛虻的存在。媒体乐于分享它们的调查内容,SACOM成了富士康调研报告的权威之一。
  
  善用媒体,构成对大公司的更大压力,几乎是此类社会组织的基本手段。富士康只是被挑中的数家企业之一,SACOM还将矛头指向当时的中国首富——张茵旗下的玖龙纸业,指斥其为“血汗工厂”。然而,不同于富士康对外部指责不予回应,SACOM这次遇到了反击。
  
  适逢全国两会上对新劳动合同法的争议,张茵对NGO的指控先是予以否认,继而反唇相讥,宣布SACOM是“有阴谋”的抹黑,“背后有主谋”。广东工会方面介入调查后发现,玖龙确实存在问题,但否定“血汗工厂”的判断。各方回应实际上帮助了SACOM制造舆论。
  
  公众环境研究中心(IPE)的马军及其团队一直在做类似的事情,《财经》报道,马军从2010年4月起梳理重金属排放超标的29家IT企业。不过,对于早期舆论的兴起,苹果方面不予回应。这直接促成马军开始将苹果公司作为深入调研的重点。
  
  去年1月20日、8月31日,IPE发布了两份《苹果的另一面》报告,披露27家苹果疑似供应商出现环境问题。这与苹果公司发布的2011供应商责任报告不一致,在苹果列举的36个经审核发现的不良行为事件中,没有提到一例环境污染问题。IPE报告受到媒体追逐报道。尽管IPE的报告中使用的是“苹果疑似供应商”的称谓,但这不妨碍人们议论苹果未尽到企业社会责任。隐藏在苹果产品时尚外衣下的环境破坏等问题首次浮出水面,进入公众视线。然而,苹果使用者也质疑马军他们的动机,甚至有传言说IPE是受政府“指使”。
  
  在乔布斯时代,IPE对苹果的舆论战收效甚微,从马军2009年发送第一封试图沟通邮件开始的两年内,苹果保持一贯的缄默。直到去年第二份报告公开前,苹果公司发邮件否认了报告中的几家疑似供应商。但对进一步、更多的IPE的探询,继续不予回应。
  
  根据《时间线》报道,去年9月13日,苹果中国首次与马军及其合作伙伴进行了面对面接触。此后,苹果又陆续主动与他们进行了七轮谈判。马军分析,苹果改变态度是多方推动的结果。据说,甚至有投资者和苹果的客户,会拿着IPE的报告问责苹果。
  
  出于公众对NGO天然的同情立场,舆论战中的社会组织往往处于有利地位,并且令大公司陷入道德的低谷,备受指责。一个合格的NGO就是一个可以圆满制造舆论战的团队。但是,从舆论谴责走到解决问题,还有很多路径需要熟练操作,舆论战不是唯一。
  
  
  TOP2
  武当太极剑 × 和平非暴力接触
  
  太极剑虽是剑,伤人却血刃。太极剑轻灵柔和,绵绵不断,重意不重力,但招招都有攻有防。虽则柔和,却能通过内功逼迫对方就范,实则是“温柔一剑”。
  
  舆论战是基本战术,贯穿在社会组织的全部活动中。NGO直接与大公司交手互搏,面对面的情况下不是为了谈判,而是为了遏制彼此的利益。社会组织的此类模式较少,却因行动彰显的“肌肉感”特别具有魅力。这当中的代表当属绿色和平组织。
  根据绿色和平组织的调查,中国多家名牌大型茶叶公司销售的产品中被检测出含有禁用农药。这一发现基于2011年12月至2012年1月从北京、成都、海口的九家公司购买的18种产品的测试。此项独立检测发现,所有样品中有12个至少含有一种禁用农药,如灭多威和硫丹。
  
  绿色和平在大陆的活动被普遍报道,这家拥有“舰队”的国际NGO早已经脱敏。其在大陆最近展开的行动是发布茶叶农药调查报告,与茶叶流通协会开展笔战。与此相比,绿色和平驾驶船只与捕鲸船对抗的画面显得“激烈”,更有反捕鲸行动人员遭逮捕和审判。
  在2010年至今的反对活熊取胆行业中,亚洲动物基金一边充分借力舆论声势,阻止归真堂这样的企业上市,一边尝试与养熊企业接触,以便在和平状态下很好地谈判。不过事与愿违,在双方约定的接触方式进展到关键阶段时,亚洲动物基金以对方不真诚为由放弃接触。
  
  在现有的国情下,社会组织采取暴力行为迫使大公司就范,几乎是不可想象的。和平非暴力的手段施展之后,如果大公司不那么傲慢,类似于谈判的方式就成了可以期待的形式。IPE与苹果的谈判就属于此例,不过据马军讲,谈判桌上的进展不尽如人意。
  
  苹果与IPE的谈判对话,起点仍在于是否能从双方认可的事实出发,不过有可喜进展。至少苹果已经开始调查IPE提到的供货商,一家为苹果生产印刷电路板的制造商计划在4月底接受双方的联合监督审查。这是双方首次联手检查供应商工厂的污染控制情况。
  
  在公众环境中心的所有项目中,制作大陆水污染和空气污染地图最为有名。在过去6年中,IPE开展了100多次第三方审核和文件审阅,接受审查的对象都希望从污染名单中除名。审查通常由第三方审核机构去开展,类似于IPE等非营利组织来监督。
  
  从置若罔闻到主动要求监督,代表了一种大公司在压力之下寻求合作的愿望,也是NGO和平非暴力接触取得的广泛成效。这种成效建立在卓有成绩的专业作为上,可以想见,当社会组织对大企业的环保监督与行政内部的监督产生默契时,效果会不期而至。
  
  
  TOP3
  诸葛连弩 × 消费者启蒙
  
  连弩本身并不具有杀伤力,一旦搭上箭,一弩便可以同时发射十箭,射程也是冷兵器中杀伤力最大的武器。面对强大对手,退居幕后做一张弩,也能以一当十。
  
  对大公司违背商业伦理和社会责任的狙击行动,自然会分布在产品生产链条上,给予各个环节施加压力。然而,也有一些社会组织另辟蹊径,采用消费者启蒙的活动模式,追求“曲线救国”。影响消费者,牵制销售业绩,会给大公司带来实质压力。
  在抗议活熊取胆一事上,消费者动员体现得尤为明显。继亚洲动物基金之后,由主要成员是媒体人士的它基金介入最深。它基金请到了知名演员和艺人、微博名人等撑台,采取了斥责、晓之以情等动员手法,诉求直接就是号召大家拒绝购买熊胆制品。
  
  消费者启蒙常见于动物权益保护上,比如反对皮草,呼吁抵制食用鱼翅等。其抗议形式可以是文质彬彬的行动,如法国人雅克-贝汉拍摄的《海洋》,温情地掀起酒楼饭馆参与到NGO的联合抵制中,也可以像藏羚羊保护组织那样,有可能要与盗猎者进行血战才行。
  
  由于消费这个词义的丰富性,消费者启蒙的外延在不断扩展,从小到一次性筷子,到公共决策方面,都能见到反对者的身影。曾有环保人士在午餐时间闯进微软中国总部的餐厅,进行保护宣讲。但是木筷行业协会对此反应强烈,双方的争议至今未有消停。
  
  消费者启蒙依赖于消费习惯改变,其实是对消费文化提出了很高要求。在明星参与的呼吁活动中,也许能收到一时成效,但是要想获得消费需求的稳定下降,确实也是困难。相较于商人制造鱼翅产品的趋利动机,NGO在激发支持者的长期坚持上有很长的路要走。
  
  
  TOP4
  少林盾 × 贸易战
  
  对于强大的资本而言,贸易壁垒是商战中最厉害的盾牌。借助少林盾的力量阻挡资本市场的侵入,以守为攻百战不殆。
  
  每年全国两会期间,亚洲动物基金都会派出高级别的专员赶赴北京,约见政协委员和人大代表,一方面是争取这些权威人士对保护黑熊项目的道义支持,另一方面也希望通过他们,巩固有利于基金的政策合约,并且能在遏制活熊取胆上获得进一步的新政支撑。
  
  在NGO指向大公司的组织行动中,争取政策支持是题中应有之义。这样的要求也使NGO成为一个游说团体,也就是常见的一种来自于民间的压力团体。由于政府部门掌握着制定政策的优厚资源,能够取得一项倾斜性的政策,对NGO始终是个诱惑。
  
  NGO与政府决策部门的公共关系千变万化,其中有指向贸易方面的,越来越受到涉及各方的重视。对社会组织而言,要想取得对商业大公司压制性的胜利,在贸易战中占据优势就很关键。而取得优势地位的重点在于,NGO要获得制定标准的特别权力。
  
  据《中外对话》,加拿大海豹业者协会今年初表示,今年的灰海豹捕杀可能将化为泡影,因为海豹肉出口中国的协议没有签订下来,自去年俄罗斯颁布了海豹皮制品禁令后,中国便成为了加拿大海豹产品最大出口对象。去年11月,中国在动物保护组织的努力下延缓了海豹肉的进口贸易。
  
  在香港和台湾,动物保护组织在持续发力。据2011年11月的香港媒体报道,香港爱护动物协会专门拜会了立法会议员,多数议员不同意海豹产品作为中加贸易的一部分。同月,该协会还会见了加拿大驻港总领事馆官员,表达了海豹贸易不应进入中国地区的立场。?
  
  只要政府愿意,它们不会为延缓海豹制成品贸易承担任何负累。因为世贸协定有一条规定:进口国可以为了保护公共道德拒绝进口外国产品,而不会被指控为对外国产品的歧视。这被视作鼓励NGO对垒大公司、乃至国家贸易的条款。
  
  就像绿色和平公开茶叶农药超标一样,社会组织对贸易施加压力,也更多地出现在国内贸易活动中。这已经引起捍卫企业利益的行业协会的警觉,譬如去年造纸业协会组织多次论坛会议,商议制定森林认证体系,希望掌握话语权,也为反击NGO的拦截准备武器。
  
  行业协会的这种新动向值得关注。在归真堂风波中,中药协会力挺企业利益,成为NGO的对手之一。捍卫公德还是维护企业私利,成为两种类型的民间机构角力的分水岭。在这种暗战的背后,实质上是两种力量争夺政府的商贸支持,这种状况一定还会加剧。
  
  自从潘毅和马军对富士康及苹果公司的调查报告发布后,苹果产品就被赋予了一层道德色彩,购买苹果很可能是在支持不道德的生产行为,正在逐步改观消费者的印象。这对苹果的贸易不能说毫无影响,假以时日,这种借由调研发起的、温和的贸易战会更有成效。
  若从全球贸易看,NGO对大公司的影响力更是无法忽视,一些走出国门的国企已经尝到了这方面的厉害。比如,中国在非洲采矿,国际NGO就开始盯住那里的童工问题、同工同酬问题、安全生产问题。所谓“多管闲事”的社会组织正在聪明地利用贸易战改变与大公司的力量对比。
  
  
  TOP5
  金钟罩铁布衫 × 抗腐蚀持久战
  
  金罩铁布衫不是武器,却胜似武器,它是抵抗各种形式的腐蚀、坚持长期持久战斗的基础。
  
  
  翻开每一家NGO的历史,都不乏与大公司斗智斗勇的历史经验。绿色和平、潘毅的团队、马军的团队、自然之友等等,他们对商业公司的影响都经历了被漠视到被重视的转化过程。大公司可以长期维持下去,这也决定了NGO的行动必须要打持久战。
  
  争取舆论支持无疑是社会组织存在的长期基础,但是越来越多的组织意识到,还必须培育出长期的执行能力,这样才能在与大公司的相持中不至于败下阵来。因此,从舆论战到贸易战,从偶然的监督到掌握贸易标准,社会组织在自觉地占据资源促进自身进化。
  
  如果说上述办法都是“牛虻”制衡大公司的战略战术,那么,在双方的关系不断拉近互搏的情势下,出现了更加复杂的情况。如何在与大公司的对阵中保证NGO的中立性不受腐蚀?在与大公司联合的某些行动中,如何不伤害NGO的原则,愈发成为问题。
  
  香港迪士尼乐园在建造初期直至运营阶段,一直受到当地环保团体的挑剔,迪士尼非法挖掘河流里的自然卵石,更是受到猛烈批评。绿色力量作为压力团体,始终对迪士尼保持介入干预,高调监督。然而,有一天人们发现迪士尼成了绿色力量的赞助方,公众观感骤然变化。
  
  绿色力量与大公司的暧昧举动引起了质疑,这揭示出一个大陆NGO同样要面对的问题:大公司通过赞助来收买拉拢民间环保机构,始终是一个巨大的诱惑。如此,社会组织如何在监督大公司的过程中保持独立自主,在持久战中保持节气,恐怕不是一个小问题。
  
  公众环境中心与苹果联手调查供应商,以及水污染地图中的企业寻求机会从黑名单中抹去名字,第三方审核提上彼此互动的日程中,这必然会牵扯到更多的利益问题。比如,第三方审核如何处理资费问题,到底是合理的成本收费还是公开的利益输送与收买,都要讲清楚才好。
  
  针对绿色力量与迪士尼公司的关系,有环保人士直言:希望绿色力量不要成为破坏生态的公司企业绿色粉擦力量。社会组织需要资金支持活动,事实上,它们也寻求与大公司的对话,一旦后者向其开放,怎么能确保彼此界限?牛虻们会否被收买?是公开的战斗还是暗里投降?这是新的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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