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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或许已经忘了曾经有一本《光与影》杂志，这份于1981年创刊的双月刊杂志，曾是国内享有较高声誉的摄影专业期刊。2000岁末的休刊，一度引起期刊界和摄影界的震动。杨全强1998年从南京大学硕士毕业，即进入《光与影》杂志从事编辑工作。杂志因故休刊后，才转入江苏人民出版社图书部（《光与影》杂志是江苏人民出版社的一个部门），从事图书编辑。
2001年底，杨全强编辑出版田川的两本著作：《东京记》和《草莽艺人》。彼时，大陆出版界正迎来所谓的“读图时代”，图文书成为出版业的宠儿。但杨全强笑称“凑热闹”的这两本书，其实均有其一定价值。尤其是《草莽艺人》，描述了一批从事着瞽书、皮影戏、线偶、梆子等传统艺术的民间艺人。田川以其真实的文字和图像呈示了他们的“工作状态”，从中传递民族文化的一些温热，也尝试以良知为古老的民间艺术拨开一些阴霾。也因着杨全强对于图像的择选、图文编排的细致入微，使得这两部作品比当时一般图文书籍来得更为精致和深刻，颇受读者欢迎。
后来谈及此，杨全强坦言，这其中或许应该归功于《光与影》两三年的编辑经历，培养了他对摄影和写作的理解。“《光与影》的执行主编沈晓平，对于摄影的感受，以及他对于写作的态度和品位应该对我是有很大影响的。如果不是碰到他，如果我当时入社直接做图书，可能跟现在完全不一样。” 有时候，可能无法丈量一个人、一段经历、一本书对于一个编辑某种情结的塑造，而这种情结其实在很多年后，又透过他所做的书，培养和影响了一批读者。
2011年，杨全强重做田川的这两本书，感慨良多。十年过去，已为他人作“嫁衣”无数。
以阅读取向为主的选题
杨全强在江苏人民出版社待了八年。 他说，“那时候，地方性出版社有分工。比如江苏人民出版社的出版物比较正统一点，江苏文艺社主要做原创小说，而译林出版社则偏重引进。” 因为江苏人民出版社的出版传统，杨全强起初的策划、编辑的选题侧重于学术思想方面。直到后来，在市场形势下，出版社彼此之间的出版界限逐渐消减，出版方向更加多元化，图书编辑以个人兴趣进行选题的眼光和能力在出版环节中的作用更为凸显。
除了学术方面的兴趣和偏好，杨全强也在此期间培养了自己对于原创写作的兴趣和关注。“以前这方面读得少，包括对文学、写作不是太了解，而且对原创写作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偏见和排斥。后来慢慢培养起来，主要就偏重在思想、文学和写作。”在江苏人民出版社的几年间，杨全强编辑了《中国前卫艺术状况》、《伤花怒放》、《城市表情：20世纪都市影像》、《政法笔记》、《燃烧的噪音》、《创世记：传说与译注》、《永玉六记》、《在中国屏风上》、《我最美好的回忆》、《像一块滚石：鲍勃·迪伦回忆分录》等等出版物。而随着编辑经验的积累和出版物的增多，其所编辑的作品的趣味与风格也更为明显。到了南京大学出版社之后，更是体现出其个人阅读取向对于选题的影响。“包括目前做的书，主要还是跟个人兴趣有关系，如果你自己没有兴趣的东西，首先不了解，也不一定做得好。”
譬如杨全强偏好音乐，于是以乐评、研究性著作及音乐人传记三部分进行该门类图书的选题策划，编辑出版了李皖的《民谣流域》、《回到歌唱》和《五年顺流而下》；《纽约时报古典乐评精选》、《纽约时报歌剧评论精选》、《欧美流行音乐指南》；《来自民间的叛逆》、《这就是爵士：马萨利斯音乐自述》、《活埋蓝调里》等等。
推动“精典文库” 出版
南京大学出版社作为高校出版社，一直在学术出版领域享有盛誉。尤其是匡亚明主持编纂的200部“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张一兵、周宪二位主编的“当代学术棱镜译丛”，译介了《消费社会》、《卢卡奇早期文选》、《希望的空间》等国外各学科、各领域的前沿学术著作。这两套丛书在一定意义上打造了南京大学出版社的品牌优势，使之成为学术出版的重镇。而这几年南京大学出版社在大众出版领域的品牌和地位，实则应归功于“精典文库”。
2006年，杨全强进入南京大学出版社，担任文化图书编辑部主任。在学术之外，另辟了人文类图书的出版，“精典文库”便是杨全强意欲重点打造的一个品牌系列。
“精典文库”，不同于“棱镜译丛”。“‘精典文库’，我不是想做学术，因为我还是想以作者的写作行为本身为出发点来考虑这套书的设计——无论是文学写作，或是思想写作。比如法国理论，罗兰·巴尔特、布朗肖、萨特等等这些作家，他们的思想写作跟英美的学术写作是不一样的。”譬如，2009年之后相继出版了法国老顽童波德里亚的作品《冷记忆》、《论诱惑》和《美国》，以及奥威尔的《我为什么写作》、奈保尔的《作家看人》、萨默塞特·毛姆的《作家笔记》和《巨匠与杰作》等诸多20世纪以来国外名家的代表性著作。有的人会觉得这样选书显得有点怪，但细品之下，你会觉得其中内含某种统一性。
而且“精典文库”并不排除国内的优秀作品，文库收录了孟辉的《盂兰变》、余斌的《张爱玲传》等。考虑到其中一些中国当代的作者对“经典”二字的顾虑，所以杨全强便以“精典”为文库命名，并在书封自造了英文klasscis，区别于classic，使得很多读者误以为是拼写错误，其实却使得该文库的个性更加鲜明。但由于组稿及其他一些方面的原因，“精典文库”最终还是成了一个翻译作品的系列，这也让杨全强颇觉遗憾。
问到这个系列是否有品种上的规划，杨全强说这是一个开放的系列，可以一直做下去。“我觉得好的，就拿过来，不做规划。做书毕竟跟做学术不一样，学术有系统有源流有秩序，知识的或理论的，做书不必先有一个详细明确的系统。也许三五本书人家看不出你在做什么，但是出到十本二十本之后，人家就知道你在做什么了，出到一二百种以上，其实里面什么都会有了。”
无论是人文、艺术、电影、音乐和文学等文化领域，或是散文、随笔、评論、传记等题材，都在杨全强的出版兴趣之列，其最大的特点，便是知识性、思想性、艺术性、可读性以及选题或作者的个性。目前已出版的数十种图书，几乎每一本甫一出版，都会受到高品位读者的青睐。这批书首印基本在5000册，重印率达30%左右，而一部分作品经常脱销，使得那些欲要收齐“精典文库”的书虫后悔莫及。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除了法国的思想写作、音乐类作品，杨全强在这些年挖掘、出版了许多当代女作家的作品。例如加拿大作家阿特伍德的《强盗新娘》、《帐篷》、《人类以前的生活》、《神谕女士》、《债与偿》等，南非女作家纳丁·戈迪默的《贝多芬是1/16黑人》，安吉拉·卡特的《安吉拉·卡特的精怪故事集》、《新夏娃的激情》、《马戏团之夜》以及英国女作家多丽丝·莱辛等女作家的作品，其中大多均为首次引进出版。其中一些并未收入“精典文库”之列，杨全强是想尝试以畅销书的方式来做某些书，但畅销书模式似乎在现有的机制下有较大的难度，“长销是根本，要以长销养畅销，而不能成为长销书的畅销书，实际上我是排斥的。就像法国伽利玛出版社等国外名社的出版思路。畅销书也要进入长销期，进入长销之后，这些作品也会收到精典文库中来”。
何妨做一个形式主义者
若是在书店见到整整一套的“精典文库”，其场面是颇为壮观和令人心动的。见过“精典文库”的人，对其装帧设计必是印象深刻。统一的白色书封，书封上除了中英文书名（英文一律用旧打字机体）、著译者姓名等必要信息外，再无多余信息。而《战争与电影》、《批评与临床》、《关于电视》、《日光夜景》等精装本则采用32小开本，封面多用摄影图片，装帧极为精致。
其实从田川的两册书开始，杨全强对图书开本、装帧设计就尤为关注和苛刻。“当初一开始做书的主要困难就是设计，因为对设计完全没有概念。当然一开始主要从摹仿开始，还记得那时摹仿的是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的李陀的《视界》杂志。”而其个人对陆智昌的设计极为推崇。他评价陆智昌时说到，“优秀的设计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对书的内容的一种精彩点评。书的设计在于提供一种环境，设计者不应是《喜剧之王》里星爷扮演的神父，千方百计地要在镜头前多露面几秒，他/她应该是足球场上高明的裁判，以润物无声的手法参与艺术作品的完成。也就是说，书封设计师不应让读者在看到书的第一瞬间就浮现出这样的意识：他（指设计者）怎么在这里。”有些人批评陆智昌是“排字工”，但杨全强却说其实做一个“排字工”并非易事。他曾感叹，书的设计艺术从旧时代的艺术家手中到当下出版社的美编手中，俨然退去了那一份艺术成分，而仅仅成为养家糊口的饭碗，而真正的封面手艺也就此失传。很多时候，为了苛求设计的完美无暇，杨全强甚至会亲自上阵，蹲在排版公司进行修改，甚至有时连目录、书眉、标题、版权页的样式也一改再改，力求完美。
一方面对自己分内的职责力求完美，另一方面，却对作者的写作个性极为尊重。责编在编辑《盂兰变》中，将书中某个情节中用到的一个形容词“五腑六脏”，更正为“五脏六腑”，甚至特意查询了并无“五腑六脏”之说，杨全强却改回原样，笑说：“没关系，这是小说，不科学没关系，作者她就要用五腑六脏，她觉得这样说起来舒服……”可见其一番心力。
做最纯粹的出版
“现在去书店去得少，如果去也是买了早已看好的书就走，从来不敢看自己做的书摆在什么地方，徒增伤感。我是比较贪的，我喜欢的是最多最好。”杨老师笑说，“贪心，只有一个办法，团队能够跟得上，慢慢辛苦，慢慢做。现在总体生产能力还是不行，现在中国出版都不是很专业，总体水平不是很高，但是竞争还是蛮大的，一家出版社的书必须要越多越好。中国出版分好多种类型，但我所想的是，我做出来的书，放到市场上，读者可能买，可能不买，其实你永远不需要考虑谁是读者，因为你的读者群已经固定了。但我们还是希望更多的读者购买，实现盈利。我觉得纯粹意义的出版是，你做出来的书，是卖给读者，而不是仅仅为了作者。”
“以后做书会更单纯一点。写作、文学，然后学术思想，从领域的角度来说，还是会涉及音乐、电影。我也还是喜欢深一点的，比如德勒兹、朗西埃、巴迪欧、阿甘本、萨特等，并且在某一两个专业领域专一点，比如文学批评，关注从波德莱尔开始到现在有代表性、经典的作品，还有中国传统文本的梳理和再生产。”杨全强说，“在国内做出版，如果要有影响，主要还是需要原创出版。”杨全强原本也一直很想做华文原创作品，尤其是老中青三代中文寫作者的作品，但终因眼下精力不及，而不敢轻易着手，而且，也与作者群体的写作能力、产量和质量息息相关。
后来在旧书店无意间见到《草莽艺人》，想起采访那日来不及问“杨师傅”，这十年光阴已过，重做田川这两本书，是怎样的一番心境。
去年在“海峡两岸图书交易会”，初见杨全强。他携台湾诗人、翻译家严韵至厦门，做《日光夜景》的新书发布会。在台上与严韵两人对谈，聊起诗歌，以及译著中的安吉拉·卡特。坦白而言，不甚健谈。反而是私下里，谈笑风生。却又极少聊到个人，多数时候仍在聊一些出版相关的事情。他也曾说，做出版，坚持就好。
我想，何其庆幸，因了他这份坚持，让如此之多的人读到如许佳作。
2001年底，杨全强编辑出版田川的两本著作：《东京记》和《草莽艺人》。彼时，大陆出版界正迎来所谓的“读图时代”，图文书成为出版业的宠儿。但杨全强笑称“凑热闹”的这两本书，其实均有其一定价值。尤其是《草莽艺人》，描述了一批从事着瞽书、皮影戏、线偶、梆子等传统艺术的民间艺人。田川以其真实的文字和图像呈示了他们的“工作状态”，从中传递民族文化的一些温热，也尝试以良知为古老的民间艺术拨开一些阴霾。也因着杨全强对于图像的择选、图文编排的细致入微，使得这两部作品比当时一般图文书籍来得更为精致和深刻，颇受读者欢迎。
后来谈及此，杨全强坦言，这其中或许应该归功于《光与影》两三年的编辑经历，培养了他对摄影和写作的理解。“《光与影》的执行主编沈晓平，对于摄影的感受，以及他对于写作的态度和品位应该对我是有很大影响的。如果不是碰到他，如果我当时入社直接做图书，可能跟现在完全不一样。” 有时候，可能无法丈量一个人、一段经历、一本书对于一个编辑某种情结的塑造，而这种情结其实在很多年后，又透过他所做的书，培养和影响了一批读者。
2011年，杨全强重做田川的这两本书，感慨良多。十年过去，已为他人作“嫁衣”无数。
以阅读取向为主的选题
杨全强在江苏人民出版社待了八年。 他说，“那时候，地方性出版社有分工。比如江苏人民出版社的出版物比较正统一点，江苏文艺社主要做原创小说，而译林出版社则偏重引进。” 因为江苏人民出版社的出版传统，杨全强起初的策划、编辑的选题侧重于学术思想方面。直到后来，在市场形势下，出版社彼此之间的出版界限逐渐消减，出版方向更加多元化，图书编辑以个人兴趣进行选题的眼光和能力在出版环节中的作用更为凸显。
除了学术方面的兴趣和偏好，杨全强也在此期间培养了自己对于原创写作的兴趣和关注。“以前这方面读得少，包括对文学、写作不是太了解，而且对原创写作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偏见和排斥。后来慢慢培养起来，主要就偏重在思想、文学和写作。”在江苏人民出版社的几年间，杨全强编辑了《中国前卫艺术状况》、《伤花怒放》、《城市表情：20世纪都市影像》、《政法笔记》、《燃烧的噪音》、《创世记：传说与译注》、《永玉六记》、《在中国屏风上》、《我最美好的回忆》、《像一块滚石：鲍勃·迪伦回忆分录》等等出版物。而随着编辑经验的积累和出版物的增多，其所编辑的作品的趣味与风格也更为明显。到了南京大学出版社之后，更是体现出其个人阅读取向对于选题的影响。“包括目前做的书，主要还是跟个人兴趣有关系，如果你自己没有兴趣的东西，首先不了解，也不一定做得好。”
譬如杨全强偏好音乐，于是以乐评、研究性著作及音乐人传记三部分进行该门类图书的选题策划，编辑出版了李皖的《民谣流域》、《回到歌唱》和《五年顺流而下》；《纽约时报古典乐评精选》、《纽约时报歌剧评论精选》、《欧美流行音乐指南》；《来自民间的叛逆》、《这就是爵士：马萨利斯音乐自述》、《活埋蓝调里》等等。
推动“精典文库” 出版
南京大学出版社作为高校出版社，一直在学术出版领域享有盛誉。尤其是匡亚明主持编纂的200部“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张一兵、周宪二位主编的“当代学术棱镜译丛”，译介了《消费社会》、《卢卡奇早期文选》、《希望的空间》等国外各学科、各领域的前沿学术著作。这两套丛书在一定意义上打造了南京大学出版社的品牌优势，使之成为学术出版的重镇。而这几年南京大学出版社在大众出版领域的品牌和地位，实则应归功于“精典文库”。
2006年，杨全强进入南京大学出版社，担任文化图书编辑部主任。在学术之外，另辟了人文类图书的出版，“精典文库”便是杨全强意欲重点打造的一个品牌系列。
“精典文库”，不同于“棱镜译丛”。“‘精典文库’，我不是想做学术，因为我还是想以作者的写作行为本身为出发点来考虑这套书的设计——无论是文学写作，或是思想写作。比如法国理论，罗兰·巴尔特、布朗肖、萨特等等这些作家，他们的思想写作跟英美的学术写作是不一样的。”譬如，2009年之后相继出版了法国老顽童波德里亚的作品《冷记忆》、《论诱惑》和《美国》，以及奥威尔的《我为什么写作》、奈保尔的《作家看人》、萨默塞特·毛姆的《作家笔记》和《巨匠与杰作》等诸多20世纪以来国外名家的代表性著作。有的人会觉得这样选书显得有点怪，但细品之下，你会觉得其中内含某种统一性。
而且“精典文库”并不排除国内的优秀作品，文库收录了孟辉的《盂兰变》、余斌的《张爱玲传》等。考虑到其中一些中国当代的作者对“经典”二字的顾虑，所以杨全强便以“精典”为文库命名，并在书封自造了英文klasscis，区别于classic，使得很多读者误以为是拼写错误，其实却使得该文库的个性更加鲜明。但由于组稿及其他一些方面的原因，“精典文库”最终还是成了一个翻译作品的系列，这也让杨全强颇觉遗憾。
问到这个系列是否有品种上的规划，杨全强说这是一个开放的系列，可以一直做下去。“我觉得好的，就拿过来，不做规划。做书毕竟跟做学术不一样，学术有系统有源流有秩序，知识的或理论的，做书不必先有一个详细明确的系统。也许三五本书人家看不出你在做什么，但是出到十本二十本之后，人家就知道你在做什么了，出到一二百种以上，其实里面什么都会有了。”
无论是人文、艺术、电影、音乐和文学等文化领域，或是散文、随笔、评論、传记等题材，都在杨全强的出版兴趣之列，其最大的特点，便是知识性、思想性、艺术性、可读性以及选题或作者的个性。目前已出版的数十种图书，几乎每一本甫一出版，都会受到高品位读者的青睐。这批书首印基本在5000册，重印率达30%左右，而一部分作品经常脱销，使得那些欲要收齐“精典文库”的书虫后悔莫及。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除了法国的思想写作、音乐类作品，杨全强在这些年挖掘、出版了许多当代女作家的作品。例如加拿大作家阿特伍德的《强盗新娘》、《帐篷》、《人类以前的生活》、《神谕女士》、《债与偿》等，南非女作家纳丁·戈迪默的《贝多芬是1/16黑人》，安吉拉·卡特的《安吉拉·卡特的精怪故事集》、《新夏娃的激情》、《马戏团之夜》以及英国女作家多丽丝·莱辛等女作家的作品，其中大多均为首次引进出版。其中一些并未收入“精典文库”之列，杨全强是想尝试以畅销书的方式来做某些书，但畅销书模式似乎在现有的机制下有较大的难度，“长销是根本，要以长销养畅销，而不能成为长销书的畅销书，实际上我是排斥的。就像法国伽利玛出版社等国外名社的出版思路。畅销书也要进入长销期，进入长销之后，这些作品也会收到精典文库中来”。
何妨做一个形式主义者
若是在书店见到整整一套的“精典文库”，其场面是颇为壮观和令人心动的。见过“精典文库”的人，对其装帧设计必是印象深刻。统一的白色书封，书封上除了中英文书名（英文一律用旧打字机体）、著译者姓名等必要信息外，再无多余信息。而《战争与电影》、《批评与临床》、《关于电视》、《日光夜景》等精装本则采用32小开本，封面多用摄影图片，装帧极为精致。
其实从田川的两册书开始，杨全强对图书开本、装帧设计就尤为关注和苛刻。“当初一开始做书的主要困难就是设计，因为对设计完全没有概念。当然一开始主要从摹仿开始，还记得那时摹仿的是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的李陀的《视界》杂志。”而其个人对陆智昌的设计极为推崇。他评价陆智昌时说到，“优秀的设计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对书的内容的一种精彩点评。书的设计在于提供一种环境，设计者不应是《喜剧之王》里星爷扮演的神父，千方百计地要在镜头前多露面几秒，他/她应该是足球场上高明的裁判，以润物无声的手法参与艺术作品的完成。也就是说，书封设计师不应让读者在看到书的第一瞬间就浮现出这样的意识：他（指设计者）怎么在这里。”有些人批评陆智昌是“排字工”，但杨全强却说其实做一个“排字工”并非易事。他曾感叹，书的设计艺术从旧时代的艺术家手中到当下出版社的美编手中，俨然退去了那一份艺术成分，而仅仅成为养家糊口的饭碗，而真正的封面手艺也就此失传。很多时候，为了苛求设计的完美无暇，杨全强甚至会亲自上阵，蹲在排版公司进行修改，甚至有时连目录、书眉、标题、版权页的样式也一改再改，力求完美。
一方面对自己分内的职责力求完美，另一方面，却对作者的写作个性极为尊重。责编在编辑《盂兰变》中，将书中某个情节中用到的一个形容词“五腑六脏”，更正为“五脏六腑”，甚至特意查询了并无“五腑六脏”之说，杨全强却改回原样，笑说：“没关系，这是小说，不科学没关系，作者她就要用五腑六脏，她觉得这样说起来舒服……”可见其一番心力。
做最纯粹的出版
“现在去书店去得少，如果去也是买了早已看好的书就走，从来不敢看自己做的书摆在什么地方，徒增伤感。我是比较贪的，我喜欢的是最多最好。”杨老师笑说，“贪心，只有一个办法，团队能够跟得上，慢慢辛苦，慢慢做。现在总体生产能力还是不行，现在中国出版都不是很专业，总体水平不是很高，但是竞争还是蛮大的，一家出版社的书必须要越多越好。中国出版分好多种类型，但我所想的是，我做出来的书，放到市场上，读者可能买，可能不买，其实你永远不需要考虑谁是读者，因为你的读者群已经固定了。但我们还是希望更多的读者购买，实现盈利。我觉得纯粹意义的出版是，你做出来的书，是卖给读者，而不是仅仅为了作者。”
“以后做书会更单纯一点。写作、文学，然后学术思想，从领域的角度来说，还是会涉及音乐、电影。我也还是喜欢深一点的，比如德勒兹、朗西埃、巴迪欧、阿甘本、萨特等，并且在某一两个专业领域专一点，比如文学批评，关注从波德莱尔开始到现在有代表性、经典的作品，还有中国传统文本的梳理和再生产。”杨全强说，“在国内做出版，如果要有影响，主要还是需要原创出版。”杨全强原本也一直很想做华文原创作品，尤其是老中青三代中文寫作者的作品，但终因眼下精力不及，而不敢轻易着手，而且，也与作者群体的写作能力、产量和质量息息相关。
后来在旧书店无意间见到《草莽艺人》，想起采访那日来不及问“杨师傅”，这十年光阴已过，重做田川这两本书，是怎样的一番心境。
去年在“海峡两岸图书交易会”，初见杨全强。他携台湾诗人、翻译家严韵至厦门，做《日光夜景》的新书发布会。在台上与严韵两人对谈，聊起诗歌，以及译著中的安吉拉·卡特。坦白而言，不甚健谈。反而是私下里，谈笑风生。却又极少聊到个人，多数时候仍在聊一些出版相关的事情。他也曾说，做出版，坚持就好。
我想，何其庆幸，因了他这份坚持，让如此之多的人读到如许佳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