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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2月3日《今晚报》载：湖北的一个名叫王细牛的木匠，冒充香港商人行骗，先后在宁夏和呼和浩特市骗取17亿元人民币。到呼市“投资”时。他坐着加长凯迪拉克轿车，请了八名保镖。保镖一色的黑西服，小平头，戴墨镜。他以八万元一天的价格，包住了五星级宾馆的一层楼，楼道还有保镖把守。每有领导造访，他一伸手，身边的保镖立马递上一支古巴雪茄，咔的一声为其点燃。在银川他声称投资36亿元。结果，他的骗术无人识破，一路畅通。王细牛被抓后，他作了这样的供述：“……我的定律是，抓住一个政府领导的弱点，我就能搅动一个城市。”
读完《今晚报》上陈大超的文章，我不禁想起了三位写了骗子的剧作家：一个是俄国的果戈理：一个是我国的老舍；一个是新时期的沙叶新。
果戈理(1809～1852)以听说得来的骗子故事为题材，动用了他全部生活经验和他对生活的深入思考，于1836年创作了《钦差大臣》。《钦差大臣》写一位曾在彼得堡当过差、出入过上流社会的纨绔子弟赫列斯达柯夫，因盘缠用尽于回乡途中困于旅店。恰在此时，市内传言钦差大臣将临。市长是位贪官，得知钦差大臣即将来临，惊慌失措。在惊恐心理驱使下，他跑到旅店察看。赫列斯达柯夫与市长相互试探。市长以为赫列斯达柯夫就是微服私访的钦差大臣，把这位“钦差大臣”迎到市长公馆，并把女儿许给了他。而赫列斯达柯夫受到如此待遇后。得意忘形，大吹“牛皮”，并用“借钱”的方式向市长及其僚属勒索得巨款。最后“快乐”地离开了这座城市。市邮政局长私拆赫氏信件，发现赫氏不是钦差大臣。他把此信息报告市长，发生争论；宪兵禀报，钦差大臣来到。在《钦差大臣》中，果戈理生动地揭露了作威作福的官僚、骗子和恶棍组成的统治层，展现了农奴制度的真实面，剧作成为一面时代的镜子。这一经典名剧，使俄国小说名家果戈里一举成为世界知名的剧作家。
历史车轮滚滚向前，但骗子仍不绝于世。一百二十年后，1956年3月1日，新中国的《人民日报》以两版篇幅发表林洪的长文：《一个大骗局的前前后后》，揭露骗子李万铭在1951年到1954年的四年中，假冒“战斗英雄”和红军，当上了处级干部，最后，骗局被揭穿，李万铭“终于落入了人民的法网”。著名作家老舍(1899～1966)，出于社会责任感，据此骗子事件创作了话剧《西望长安》。虽然，《西望长安》在老舍的全部剧作中不算成功之作。但他对骗子的义愤，对官僚主义作风的痛恨，在《西望长安》的场景表现和情节发展中，还是自然地流露了出来，因而受到观众和读者的尊敬。
星移斗转，岁月如梭，新中国进入了新时期。但社会上的不正之风(那时，还没有提“腐败”)依然存在。有些人依仗特权，以权谋私，干出了不少丑事。政治上十分敏锐的沙叶新(1939－)，耳闻目睹了这些恶行丑事以后，于1979年创作了一部以骗子为题材的剧作《假如我是真的》(又名《骗子》)。剧本写知识青年李小璋为了达到从农场上调回城的目的。以邪制邪。撒谎行骗。他谎称自己是某中央首长的儿子“张小理”。没想到“张冠李戴”之后，竟然使市委吴书记、孙局长、钱处长、赵团长们围着他团团转。在此骗局中，李小璋要借“张小理”把他自己从农场调回城：而这些官员们一方面利用手中的特权，给李小璋的行骗提供条件；另一方面，却又想利用“张小理”为自己出国、升官、房子、孩子等事蓄意钻营。后来，张老出场，“张小理”的骗局拆穿，李小璋在法庭上受到审判。李小璋在法庭上发问：“假如我是真的?”击中了这场骗局的要害所在：李小璋通过行骗得到这些“好处”，如果他真是高干子弟，他就不会犯诈骗罪，那么，无制约与无监督的“权力”之“恶”就在现实中通行无阻了。《假如我是真的》在剧本发表和演出后。曾引起争议。二十九年过去。社会实践对《假如我是真的》做出了检验：“它第一次触及执政党的权力如无有效制约与监督必然产生腐败的问题。”(董健、胡星亮主编：《中国当代戏剧史稿》，中国戏剧出版社2008年9月出版)
这三个写骗子的剧作，无论是在沙皇俄国，还是在新中国的五十年代和七十年代末，都产生过振聋发聩、批判现实和推动生活前进的作用。
如今大骗子王细牛又出现在21世纪的新中国了，改革开放时代的剧作家们，能不能以此为题材，像果戈理、老舍、沙叶新那样，写出21世纪的剧作来呢?
骗子是“与时俱进”的。在沙皇俄国，赫列斯达柯夫只是因为缺少路费、市长有求于他和哄抬他才走上骗子的道路。
在新中国初期，李万铭只是利用人们对“战斗英雄”、老红军的尊崇心理和官僚作风，才使他的骗子伎俩得逞。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李小璋也只因当时存有不正之风，才演成了他的骗子戏。现在王细牛却以“港商”的名义大行骗术，而且骗取人民币达17亿元之多。这一骗局得以成功的内涵是什么?剧作家们能否从这一骗局中发掘出巨大的思想深度、意识到的历史内容和情节生动性、丰富性相统一的剧作来呢?
果戈理写《钦差大臣》时，剧作中的戏剧真实来自沙皇农奴社会的生活真实并作了高度的艺术加工。老舍写《西望长安》以报告文学中李万铭行骗的生活真实为基础，又作了加工、改造，写出五十年代的社会心理和官僚主义的艺术真实。沙叶新的《假如我是真的》立足当时不正之风的生活真实，虽然对骗局作了尖锐批判，但他对现实生活仍然充满信心，以身试法的李小璋终于受到法律制裁，“以权谋私者被推上道德法庭而遭受灵魂的拷打。”(《中国当代戏剧史稿》)，那么，如今王细牛冒充港商行骗而得逞，不仅提供了剧作家求之不得的细节真实，而且王细牛还道出了他所以行骗得逞的奥秘：“抓住一个政府领导的弱点”。在如此有利于戏剧创作的情况下，剧作家们又能否将生活真实转化为高度的艺术真实，创作出超越《钦差大臣》、《西望长安》、《假如我是真的》的崭新的剧作呢?
三十年前的《假如我是真的》发表与演出后曾一度引起争议。新的以骗子为题材的剧作发表和演出后也可能引起争议。但是，时代不同了，我们的文艺环境比之三十年前已大大地宽厚、宽松、宽容了。那么，我们的剧作家们从事骗子题材的创作还有什么顾虑呢?
因此。由骗子王细牛使我想起了果戈理、老舍、沙叶新。我期待着新的以骗子为题材的新的剧作早日问世，新的剧作家尽快出现!
读完《今晚报》上陈大超的文章，我不禁想起了三位写了骗子的剧作家：一个是俄国的果戈理：一个是我国的老舍；一个是新时期的沙叶新。
果戈理(1809～1852)以听说得来的骗子故事为题材，动用了他全部生活经验和他对生活的深入思考，于1836年创作了《钦差大臣》。《钦差大臣》写一位曾在彼得堡当过差、出入过上流社会的纨绔子弟赫列斯达柯夫，因盘缠用尽于回乡途中困于旅店。恰在此时，市内传言钦差大臣将临。市长是位贪官，得知钦差大臣即将来临，惊慌失措。在惊恐心理驱使下，他跑到旅店察看。赫列斯达柯夫与市长相互试探。市长以为赫列斯达柯夫就是微服私访的钦差大臣，把这位“钦差大臣”迎到市长公馆，并把女儿许给了他。而赫列斯达柯夫受到如此待遇后。得意忘形，大吹“牛皮”，并用“借钱”的方式向市长及其僚属勒索得巨款。最后“快乐”地离开了这座城市。市邮政局长私拆赫氏信件，发现赫氏不是钦差大臣。他把此信息报告市长，发生争论；宪兵禀报，钦差大臣来到。在《钦差大臣》中，果戈理生动地揭露了作威作福的官僚、骗子和恶棍组成的统治层，展现了农奴制度的真实面，剧作成为一面时代的镜子。这一经典名剧，使俄国小说名家果戈里一举成为世界知名的剧作家。
历史车轮滚滚向前，但骗子仍不绝于世。一百二十年后，1956年3月1日，新中国的《人民日报》以两版篇幅发表林洪的长文：《一个大骗局的前前后后》，揭露骗子李万铭在1951年到1954年的四年中，假冒“战斗英雄”和红军，当上了处级干部，最后，骗局被揭穿，李万铭“终于落入了人民的法网”。著名作家老舍(1899～1966)，出于社会责任感，据此骗子事件创作了话剧《西望长安》。虽然，《西望长安》在老舍的全部剧作中不算成功之作。但他对骗子的义愤，对官僚主义作风的痛恨，在《西望长安》的场景表现和情节发展中，还是自然地流露了出来，因而受到观众和读者的尊敬。
星移斗转，岁月如梭，新中国进入了新时期。但社会上的不正之风(那时，还没有提“腐败”)依然存在。有些人依仗特权，以权谋私，干出了不少丑事。政治上十分敏锐的沙叶新(1939－)，耳闻目睹了这些恶行丑事以后，于1979年创作了一部以骗子为题材的剧作《假如我是真的》(又名《骗子》)。剧本写知识青年李小璋为了达到从农场上调回城的目的。以邪制邪。撒谎行骗。他谎称自己是某中央首长的儿子“张小理”。没想到“张冠李戴”之后，竟然使市委吴书记、孙局长、钱处长、赵团长们围着他团团转。在此骗局中，李小璋要借“张小理”把他自己从农场调回城：而这些官员们一方面利用手中的特权，给李小璋的行骗提供条件；另一方面，却又想利用“张小理”为自己出国、升官、房子、孩子等事蓄意钻营。后来，张老出场，“张小理”的骗局拆穿，李小璋在法庭上受到审判。李小璋在法庭上发问：“假如我是真的?”击中了这场骗局的要害所在：李小璋通过行骗得到这些“好处”，如果他真是高干子弟，他就不会犯诈骗罪，那么，无制约与无监督的“权力”之“恶”就在现实中通行无阻了。《假如我是真的》在剧本发表和演出后。曾引起争议。二十九年过去。社会实践对《假如我是真的》做出了检验：“它第一次触及执政党的权力如无有效制约与监督必然产生腐败的问题。”(董健、胡星亮主编：《中国当代戏剧史稿》，中国戏剧出版社2008年9月出版)
这三个写骗子的剧作，无论是在沙皇俄国，还是在新中国的五十年代和七十年代末，都产生过振聋发聩、批判现实和推动生活前进的作用。
如今大骗子王细牛又出现在21世纪的新中国了，改革开放时代的剧作家们，能不能以此为题材，像果戈理、老舍、沙叶新那样，写出21世纪的剧作来呢?
骗子是“与时俱进”的。在沙皇俄国，赫列斯达柯夫只是因为缺少路费、市长有求于他和哄抬他才走上骗子的道路。
在新中国初期，李万铭只是利用人们对“战斗英雄”、老红军的尊崇心理和官僚作风，才使他的骗子伎俩得逞。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李小璋也只因当时存有不正之风，才演成了他的骗子戏。现在王细牛却以“港商”的名义大行骗术，而且骗取人民币达17亿元之多。这一骗局得以成功的内涵是什么?剧作家们能否从这一骗局中发掘出巨大的思想深度、意识到的历史内容和情节生动性、丰富性相统一的剧作来呢?
果戈理写《钦差大臣》时，剧作中的戏剧真实来自沙皇农奴社会的生活真实并作了高度的艺术加工。老舍写《西望长安》以报告文学中李万铭行骗的生活真实为基础，又作了加工、改造，写出五十年代的社会心理和官僚主义的艺术真实。沙叶新的《假如我是真的》立足当时不正之风的生活真实，虽然对骗局作了尖锐批判，但他对现实生活仍然充满信心，以身试法的李小璋终于受到法律制裁，“以权谋私者被推上道德法庭而遭受灵魂的拷打。”(《中国当代戏剧史稿》)，那么，如今王细牛冒充港商行骗而得逞，不仅提供了剧作家求之不得的细节真实，而且王细牛还道出了他所以行骗得逞的奥秘：“抓住一个政府领导的弱点”。在如此有利于戏剧创作的情况下，剧作家们又能否将生活真实转化为高度的艺术真实，创作出超越《钦差大臣》、《西望长安》、《假如我是真的》的崭新的剧作呢?
三十年前的《假如我是真的》发表与演出后曾一度引起争议。新的以骗子为题材的剧作发表和演出后也可能引起争议。但是，时代不同了，我们的文艺环境比之三十年前已大大地宽厚、宽松、宽容了。那么，我们的剧作家们从事骗子题材的创作还有什么顾虑呢?
因此。由骗子王细牛使我想起了果戈理、老舍、沙叶新。我期待着新的以骗子为题材的新的剧作早日问世，新的剧作家尽快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