植物之于我国的古典文化，有着远远超越其植物学范畴的文化意义。《诗经》里的草木如织，《离骚》中的香草美人，这诗歌源头处馥郁纷繁，为后世的文学创作提供了永恒的主题，也让人们的审美与品格追求有了现实层面的寄托。在浩如烟海的文学作品中，《红楼梦》对植物文化运用之多之妙令人击节。菊花诗、海棠诗、咏絮诗，每次以草木之名结社作诗，各人才情秉性皆得以展现；“掣花签”则直接借花名道尽诸女儿命运。环境描写上，曹雪芹更是独具匠心地布置了各院落的植物景观，以衬托主人性情。潇湘馆之修竹森森，蘅芜院之蘅芷清芬，怡红院之繁花似锦皆主题鲜明。处处点缀大观园的芭蕉或许不那么夺目，可若将芭蕉的文化传统与红楼人物相联系，便能读出别样的韵味。
　　一、隐隐蕉花修竹里：品黛玉之超逸
　　大观园建成之初，借贾政试宝玉之才题对额之机，书中文字全面展示了大观园的山水庭院格局，成为园林景观文化的范本。众人“忽抬头见前面一带粉垣，数楹修舍，有千百竿翠竹遮映……从里间房里又有一小门出去，出去却是后园，有大株梨花，阔叶芭蕉”，这里即是后来的潇湘馆，为黛玉居所。潇湘馆的布景以竹子为主，梨花芭蕉为宾。竹子与芭蕉的组合清幽脱俗，有“双清”之誉。明代方应选在《病中有怀》序中说：“兀坐一斋，惟蕉竹是友。”诗曰：“久坐翻今傲骨添，双清顿觉烦襟逐。”双清即为蕉竹。张潮在《幽梦影》中说：“蕉与竹令人韵。”世人多爱竹之韵而忽略蕉之韵，李渔在《闲情偶寄》中便为芭蕉鸣不平：“幽斋但有隙地，即宜种蕉，蕉能韵人而免于俗，与竹同功。”又云：“蕉之易栽，十倍于竹，一二月即可成荫。坐其下者，男女皆入画图，且能使台榭轩窗尽染碧色。”如此清幽之境，连贾政亦叹“若能月夜坐此窗下读书，不枉虚生一世”，实非妄言。林黛玉的超逸气度与诗书气质，离不开竹子与芭蕉这清韵组合的映衬。
　　而潇湘馆的次景梨花芭蕉组合又别具情感，它们指向一个共同的关键字：雨。梨花暮春开放，因清丽淡雅，质地柔弱，常以之喻洗尽铅华的女子；雨又与泪关联，梨花雨便成了一个整体意象，常见于诗词。白居易的《长恨歌》中以“玉容寂寞泪阑干，梨花一枝春带雨”形容杨玉环，欧阳修词中又有“胭脂泪洒梨花雨”，李重元作“雨打梨花深闭门”，道尽闺中女子惜春伤己、幽怨难诉的悲苦。而芭蕉叶阔，雨打蕉叶的声音自然分明，尤其在冷雨潇潇的秋夜，淅淅沥沥让人难以安眠，便很容易引发失眠人的伤心事，因此，芭蕉雨意象联结的时间往往在黄昏或夜晚。如李清照《添字采桑子》：“窗前谁种芭蕉树？阴满中庭。阴满中庭，叶叶心心，舒卷有余情。伤心枕上三更雨，点滴霖霪。点滴霖霪，愁损北人，不惯起来听。”传递着郁结难解的客居离情与岁月感伤，皆由芭蕉雨之声引起。[1]想来黛玉秋雨夜闷制的《秋窗风雨夕》，离不开蕉雨点滴助凄凉。至此不难发现，潇湘馆的植物景观中，梨花雨取其形，芭蕉雨取其声，湘妃竹取其寓意，三者联结，共同营造了一个泪雨霖铃的境界，暗指了黛玉一生还泪的命运。
　　二、冷烛无烟绿蜡干：观宝玉之风雅
　　众人见“院中点衬几块山石。一边种几本芭蕉，那一边是一树西府海棠，其势若伞，丝垂金缕，葩吐丹砂”，宝玉认为“此处蕉棠两植，暗蓄‘红绿’二字在内。若只说蕉，则棠无着落；若只说棠，蕉亦无着落，固有蕉无棠不可，有棠无蕉更不可”，便为此处题“红香绿玉”四字。后元妃省亲将此四字改为“怡红快绿”，并赐名“怡红院”，后为宝玉居所。这红绿色调便源自蕉棠并植之态，为怡红院的主体植物景观。题御制诗环节，宝玉苦作“怡红院”诗，中有一句“绿玉春犹卷”。宝钗瞥见，说元妃因不喜“红香绿玉”故而改为“怡红快绿”，何必偏用“绿玉”与之“争驰”，况且蕉叶之说颇多，建议改为“绿蜡”。“绿蜡”出自钱珝《咏芭蕉诗》中“冷烛无烟绿蜡干”，未展的芭蕉似烛身，蕉心似烛心，设喻状物精妙，确胜“绿玉”一筹，宝玉遂奉宝钗为“一字师”。经历如此小周折后而妥帖入诗，芭蕉之景与园中之人俱显风雅。
　　所谓“怡红”即以红为怡然。这“红”可理解成胭脂，“抓周”中宝玉便只抓些胭脂钗环，闲来的消遣是淘澄胭脂膏子，与姐妹的嬉戏甚至是吃人嘴上的胭脂；这“红”也能理解成林黛玉，黛玉前世为绛珠草，“绛”为深红色，宝玉将轩室命名为“绛芸轩”，幼时又曾自号“绛洞花主”，因绛红而暗合了与黛玉前世今生的缘分；这“红”又能理解成红楼众女，“千红一哭，万艳同悲”，宝玉对女性有着普遍的体贴、欣赏、尊重与同情。因以上种种，宝玉最爱红色，认为等闲之人是不配穿红的，怡红院中葩吐丹砂的海棠正与其偏好吻合。而与红色最为匹配的，在宝玉看来无疑是绿色，“快绿”即以绿为快事，在让手巧的莺儿打络子时，他便指明“打一条桃红，再打一条葱绿”。怡红院内蕉棠并植，红绿交映，符合贾宝玉的审美偏好。虽说一般植物叶子多为绿色，但蕉叶叶面平滑，叶质油润，青翠浓绿得更为纯粹。“为爱芭蕉绿叶浓，栽时傍竹引清风”（宋 胡仲弓《芭蕉》），芭蕉之绿深得文士青睐，有“绿润”“青琳”“玉芽”之名；蕉叶阔大绰约，纹理细腻流畅，有丝织品的质感，徐黄《蕉叶》赞之曰：“绿绮新裁织女机，摆风摇日影离披。”以“绿绮”喻蕉叶。[2]这些美誉，准确捕捉了蕉叶质色的审美特质，自然配得上那株红得耀目的西府海棠。怡红院鲜艳明丽的景观配色，与宝玉富贵公子的身份非常符合。“绿蜡春犹卷，红妆夜未眠。”蕉棠双色辉映，隐约透露着宝玉身上的脂粉气与书卷气。置身其间，主人应有怜香惜玉之心与清新雅致之趣。
　　三、一去轻如蕉鹿梦：叹探春之命运
　　秋爽斋结诗社时，众人各取别号，探春本想取“秋爽居士”，可宝玉觉得不妥，认为秋爽斋芭蕉梧桐尽有，依着蕉桐起名更好。探春便說：“我最喜芭蕉，就称‘蕉下客’罢。”此处，我们知道了探春的秋爽斋植物景观以芭蕉梧桐为主。梧桐树势挺拔，树冠疏朗，枝叶郁郁；芭蕉质虽非木，扶疏似树，高舒垂荫，二者形态皆疏朗潇洒。再联系秋爽斋内部的装饰：“这三间屋子并不曾隔断。当地放着一张花梨大理石大案……那一边设着斗大的一个汝窑花囊，插着满满的一囊水晶球儿的白菊。西墙上当中挂着一大幅米襄阳“烟雨图”……案上设着大鼎，左边紫檀架上放着一个大官窑的大盘，盘内盛着数十个娇黄玲珑大佛手”。陈设以“大”为特色，内外风格一致，共同映衬了“探春素喜阔朗”的性格。[3] 　　从植物文化上看，《庄子》说凤鸟“非梧桐不止，非练实不食，非醴泉不饮”。高洁的神鸟只选择梧桐作为栖息之所，这梧桐也自非凡木，有良材嘉木之名，自此与梧桐相伴便有了君子品质的象征。如虞世南借《蝉》托物言志，表明心志：“垂緌饮清露，流响出疏桐。居高声自远，非是藉秋风。”以梧桐作为蝉的栖身之所并非偶然。再看芭蕉。探春最喜芭蕉，自号“蕉下客”，画面构图看，芭蕉姿态优雅，叶下少女亭亭玉立，碧蕉红颜相映成趣，正是古代人物画的常见主题：蕉叶仕女图。仕女专指古代上层社会的贵族女子，她们的容姿要符合当时人们普遍认同的审美标准，内在的气质神韵、思想格调也要达到当时社会所推崇的境界，这种外在美与内在美的表里一致是女性美的理想典型。反观探春，“俊眼修眉，顾盼神飞，文彩精华，见之忘俗”，结海棠社不让须眉，理家果断兴利除弊，与梧桐芭蕉寓意的君子仕女品格不谋而合。
　　有意思的是之后黛玉对“蕉下客”的调侃，引出“蕉叶覆鹿”的典故。《列子》讲述了这么一个蕉鹿官司。郑人砍柴得一鹿，覆之下蕉下（此“蕉”非芭蕉，而通“樵”，黛玉打趣仅取字面）。不就忘之藏鹿之所，以为是梦一场，路上嘀咕这个梦时，被路人听见，路人依梦取了鹿。樵夫之后又梦见藏鹿之所与取鹿之人，前去索鹿。法官讽之曰：“若初真得鹿，妄谓之梦；真梦得鹿，妄谓之实。”——“你当初真得了鹿却以为是梦，现在梦见了鹿却以为是真。”这个故事跟庄生梦蝶、南柯一梦有异曲同工的玄妙，得失荣辱孰真孰假，都如梦幻。在大观园这个舞台上，探春或许正如一个逐鹿之人。她有着复杂的性格，自我设定是既作栖处诗社文坛的雅士，又想成为“才自精明志自高”的雄才。她有主见有抱负，在是非、利弊、兴衰、成败上有着精准的洞察与明断，是贾府年轻一代中的佼佼者，为挽救家族颓势做出了最多努力；可又因为庶出身份而过度敏感，强烈的自尊掩饰的是深刻的自卑，因而在诸如嫡庶、尊卑、主奴、宠辱等方面都要辩个分明，争个高低，因此与嫡母的摩擦、与恶仆的冲突时有发生。[4]可惜“生于末世运偏消”，一场追逐竟成空，家族到头来“忽喇喇似大厦倾”，各人飞鸟各投林，自己落得个远嫁的结局，繁华竞逐，悲恨相续，如同梦幻，了无痕迹。如此看来，虽然此“蕉”非彼“樵”，但“蕉下客”引出的“蕉叶覆鹿”，却巧妙暗合了探春的命运，也与《红楼梦》的人生如梦、富贵如云的主题有了统一性。
　　“字字看来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红楼梦》实在是一部用情用心至深的作品。哪怕是从植物文化这样细微的角度切入，也能契合人物与主题的脉搏，可见曹雪芹编织铺排之细腻。本文以芭蕉文化为例，分析了大观园相关院落景观特点与主人的性格命运，力求使人物形象更加丰满，作品层次更加丰富；也希望以此为例，抛砖引玉，为我们再看《红楼梦》提供不一样的视角。
　　参考文献：
　　[1]张文静.论唐宋词“植物+雨”意象的精神指向[J].邵阳学院学报，2010（1）.
　　[2]徐波.中国古代芭蕉题材的文学与文化研究[D].南京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1.
　　[3]俞香顺.红楼梦中的“芭蕉”考索[J].红楼梦学刊，2016（3）.
　　[4]林方直.從“蕉下客”视角看探春[J].内蒙古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2）.
　　*本文为江苏省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课题“府学文化校本课程的开发研究”（课题编号B-b/2015/02/025）研究成果之一。
　　（作者单位：江苏省常州市第二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