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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的世界文坛充满了意外和惊喜：意外在最受瞩目的诺贝尔文学奖，竟然颁给了一位有世界级影响力，却从未在文坛占有一席之地的鲍勃·迪伦；惊喜在少数族裔作家如雨后春笋般纷纷涌现，在世界文坛取得突出成就，发出了自己独特的声音。2016年对文学来说，是独特的一年。2016年的世界文坛，主要体现出以下趋势。
趋势之一：纯文学领域对通俗文化敞开怀抱
2016年世界文学界引起最广泛争论的事件之一，便是流行歌手鲍勃·迪伦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有媒体认为，这预示着“下一代读者已经不那么热爱阅读”。卡夫卡奖、毕希纳奖获得者，诺贝尔奖候选人之一——彼得·汉德克甚至说，把诺贝尔奖颁给鲍勃·迪伦“是一个巨大的错误”，他认为：“诺贝尔文学奖颁给他，其实没有什么意义，甚至是对文学的侮辱。这个决定很显然是一些不读书的人做出的。鲍勃·迪伦的词，如果没有音乐，什么都不是。所以我们要坚持语言本身的东西，这是我的基本立场。”然而，作为世界上影响力最大的文学奖项，诺贝尔文学奖近期的举动或许正说明，在评论家心目中，通俗文化也能进入文学神圣的殿堂。2012年获奖的莫言，2013年获奖的艾丽丝·门罗，2014年获奖的莫迪亚诺，其作品都是在纯文学的范畴内。而近两年，诺贝尔奖的口味正从纯文学往文化方面倾斜，鲍勃·迪伦的获奖，也印证了这一趋势。但是，这种趋势是否会延续下去，文学的纯正性是否会被流行文化所稀释或替代，还要看之后文学界的动向。
趋势之二：少数族裔作家地位日益重要
除了诺贝尔文学奖，其他重量级文学奖项的倾向也不容忽视。2016年的布克奖颁给了保罗·比蒂的《脱销》。保罗·比蒂为非裔美国人，其作品多以黑人为主角，探讨美国社会问题以及移民“熔炉文化”。加拿大吉勒文學奖和总督文学奖都颁给了华裔女作家邓敏灵的《别说我们一无所有》。不同于早期华裔作家如谭恩美等对华人移民身份认同问题的关注，邓敏灵试图将目光聚焦于自己的祖国，重现历史。摩洛哥裔法国作家蕾拉·斯利马尼的作品《甜蜜的歌》获得了法语文学界最有影响力的奖项——龚古尔文学奖。《甜蜜的歌》改编自一位少数族裔保姆在纽约的犯罪事件，蕾拉把背景搬到了巴黎，通过故事探讨了这个时代的爱与教育、金钱与支配权之间的关系，以及人们在阶级、文化层面上的偏见。普利策小说奖由越南裔作家阮越清斩获，获奖作品《同情者》是他的处女作，小说讲述了一个在美越南人的故事，是间谍、讽刺和历史小说的巧妙融合，被批评家誉为战争小说的新经典。对少数族裔在欧美文学界取得的成就，阮越清在社交媒体上表示：“没有一个少数族裔作家敢说自己能独立完成任何事，那些在我们之前的集体努力和积极分子们，为我们个人的成就打下了基础。那些有幸被记住的人，还有更多被遗忘的人，我们应该感激他们。”除了毕希纳奖由德国本土作家马赛尔·拜尔获得，塞万提斯奖由西班牙本土作家门多萨获得之外，欧美大半重量级文学奖都花落少数族裔作家，这体现出世界文坛的一大风向：少数族裔作家的作品获得重视，走到了聚光灯下。
趋势之三：文学主题与形式多元化
如今，后现代的一系列技法，如戏拟、拼贴，以及一系列母题，如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解构主义等，都已日趋成熟，但仍在继续被拓展。写作技法方面，传统现实主义与后现代主义并行，题材和形式都有朝多元化发展的趋势。诺奖赔率榜里的知名作家中，主要用现实主义手法创作的，有恩古吉·瓦·提安哥、伊斯梅尔·卡达莱、彼得·纳达斯、阿摩司·奥兹等。非洲后殖民主义作家恩古吉·瓦·提安哥坚持书写本民族的历史，他保持着民族独立意识，号召保护本土文化，提倡恢复母语写作，认为这是本民族斩断殖民奴性的唯一出路。阿尔巴尼亚作家伊斯梅尔·卡达莱关注历史，借古喻今，主要用现实主义手法重述历史，被称为“依循着可以回溯至荷马的叙事传统”。匈牙利作家彼得·纳达斯也一直延续着东欧作家关注地区历史的传统。以色列作家阿摩司·奥兹则专注于家庭不幸，将之与国族叙事交织杂糅，描绘了犹太人独特的历史体验。后现代方面，村上春树的作品依然在纯文学与通俗文学之间摇摆，唐·德里罗继续用后现代手法探索当今被异化的世界，女作家玛格丽特·阿特伍德仍然坚持着自己对女性主义的探索。彼得·汉德克在戏剧领域进行着颇具先锋意味的实验，约翰·福瑟则继承贝克特的衣钵，通过戏剧揭示生活的荒诞。另一些作家则更为灵活，美国作家菲利普·罗斯则从传统的现实主义到后现代主义皆有涉猎，与之相似，女作家乔伊斯·卡罗尔·欧茨的作品常采用不同的文体，技巧上则涉及传统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等。其实，用现实主义创作的作品，内容上也会体现出后现代特征，而用后现代手法创作的作品，也有许多蕴含着传统精神，无法简单进行归类。
以上的趋势说明，无论是文学边界的模糊，还是文学题材内容的多样化；无论是少数族裔作家代表本民族发声，还是欧美本土作家对当今社会现实的批判；无论是传统现实主义的继续演绎，还是后现代主义的花样翻新，总的来说，都体现出后现代的无中心、强调差异等特征。再没有一种主流观点来影响文学创作，也没有出现特殊的、世界级别的流派，有的只是越来越多不同的声音，有的只是对差异性越来越多的包容与尊重。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文学院）
趋势之一：纯文学领域对通俗文化敞开怀抱
2016年世界文学界引起最广泛争论的事件之一，便是流行歌手鲍勃·迪伦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有媒体认为，这预示着“下一代读者已经不那么热爱阅读”。卡夫卡奖、毕希纳奖获得者，诺贝尔奖候选人之一——彼得·汉德克甚至说，把诺贝尔奖颁给鲍勃·迪伦“是一个巨大的错误”，他认为：“诺贝尔文学奖颁给他，其实没有什么意义，甚至是对文学的侮辱。这个决定很显然是一些不读书的人做出的。鲍勃·迪伦的词，如果没有音乐，什么都不是。所以我们要坚持语言本身的东西，这是我的基本立场。”然而，作为世界上影响力最大的文学奖项，诺贝尔文学奖近期的举动或许正说明，在评论家心目中，通俗文化也能进入文学神圣的殿堂。2012年获奖的莫言，2013年获奖的艾丽丝·门罗，2014年获奖的莫迪亚诺，其作品都是在纯文学的范畴内。而近两年，诺贝尔奖的口味正从纯文学往文化方面倾斜，鲍勃·迪伦的获奖，也印证了这一趋势。但是，这种趋势是否会延续下去，文学的纯正性是否会被流行文化所稀释或替代，还要看之后文学界的动向。
趋势之二：少数族裔作家地位日益重要
除了诺贝尔文学奖，其他重量级文学奖项的倾向也不容忽视。2016年的布克奖颁给了保罗·比蒂的《脱销》。保罗·比蒂为非裔美国人，其作品多以黑人为主角，探讨美国社会问题以及移民“熔炉文化”。加拿大吉勒文學奖和总督文学奖都颁给了华裔女作家邓敏灵的《别说我们一无所有》。不同于早期华裔作家如谭恩美等对华人移民身份认同问题的关注，邓敏灵试图将目光聚焦于自己的祖国，重现历史。摩洛哥裔法国作家蕾拉·斯利马尼的作品《甜蜜的歌》获得了法语文学界最有影响力的奖项——龚古尔文学奖。《甜蜜的歌》改编自一位少数族裔保姆在纽约的犯罪事件，蕾拉把背景搬到了巴黎，通过故事探讨了这个时代的爱与教育、金钱与支配权之间的关系，以及人们在阶级、文化层面上的偏见。普利策小说奖由越南裔作家阮越清斩获，获奖作品《同情者》是他的处女作，小说讲述了一个在美越南人的故事，是间谍、讽刺和历史小说的巧妙融合，被批评家誉为战争小说的新经典。对少数族裔在欧美文学界取得的成就，阮越清在社交媒体上表示：“没有一个少数族裔作家敢说自己能独立完成任何事，那些在我们之前的集体努力和积极分子们，为我们个人的成就打下了基础。那些有幸被记住的人，还有更多被遗忘的人，我们应该感激他们。”除了毕希纳奖由德国本土作家马赛尔·拜尔获得，塞万提斯奖由西班牙本土作家门多萨获得之外，欧美大半重量级文学奖都花落少数族裔作家，这体现出世界文坛的一大风向：少数族裔作家的作品获得重视，走到了聚光灯下。
趋势之三：文学主题与形式多元化
如今，后现代的一系列技法，如戏拟、拼贴，以及一系列母题，如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解构主义等，都已日趋成熟，但仍在继续被拓展。写作技法方面，传统现实主义与后现代主义并行，题材和形式都有朝多元化发展的趋势。诺奖赔率榜里的知名作家中，主要用现实主义手法创作的，有恩古吉·瓦·提安哥、伊斯梅尔·卡达莱、彼得·纳达斯、阿摩司·奥兹等。非洲后殖民主义作家恩古吉·瓦·提安哥坚持书写本民族的历史，他保持着民族独立意识，号召保护本土文化，提倡恢复母语写作，认为这是本民族斩断殖民奴性的唯一出路。阿尔巴尼亚作家伊斯梅尔·卡达莱关注历史，借古喻今，主要用现实主义手法重述历史，被称为“依循着可以回溯至荷马的叙事传统”。匈牙利作家彼得·纳达斯也一直延续着东欧作家关注地区历史的传统。以色列作家阿摩司·奥兹则专注于家庭不幸，将之与国族叙事交织杂糅，描绘了犹太人独特的历史体验。后现代方面，村上春树的作品依然在纯文学与通俗文学之间摇摆，唐·德里罗继续用后现代手法探索当今被异化的世界，女作家玛格丽特·阿特伍德仍然坚持着自己对女性主义的探索。彼得·汉德克在戏剧领域进行着颇具先锋意味的实验，约翰·福瑟则继承贝克特的衣钵，通过戏剧揭示生活的荒诞。另一些作家则更为灵活，美国作家菲利普·罗斯则从传统的现实主义到后现代主义皆有涉猎，与之相似，女作家乔伊斯·卡罗尔·欧茨的作品常采用不同的文体，技巧上则涉及传统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等。其实，用现实主义创作的作品，内容上也会体现出后现代特征，而用后现代手法创作的作品，也有许多蕴含着传统精神，无法简单进行归类。
以上的趋势说明，无论是文学边界的模糊，还是文学题材内容的多样化；无论是少数族裔作家代表本民族发声，还是欧美本土作家对当今社会现实的批判；无论是传统现实主义的继续演绎，还是后现代主义的花样翻新，总的来说，都体现出后现代的无中心、强调差异等特征。再没有一种主流观点来影响文学创作，也没有出现特殊的、世界级别的流派，有的只是越来越多不同的声音，有的只是对差异性越来越多的包容与尊重。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