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年前，当具有浓郁保守主义色彩的布什政府上台执政时，人们无不感受到当时中美关系的凛裂氛围。一般认为，促成小布什第一届任期内中美关系转机的重大事变是９．１１事件，它使美国突然看清了一直在竭力寻找却浑然未觉的大敌所在。９．１１是中美关系发展转机的说法同样得到很多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学者的认同。不过，对此持异议者尽管是极少数，但同样存在。
　　笔者最近在华盛顿与美中经济安全评估委员会学者有过交流。其研究部主任史万森（Ｊａｍｅｓ Ｓｗａｎｓｏｎ）就认为，中美关系“真正的转折点”始于美国给予中国永久正常贸易地位。在中国充满曲折与艰辛的漫长入世过程中，认定美国要遏制中国的悲观论者曾认为，美国“永远也不会”给予中国永久正常贸易地位。而这个问题的解决对中美关系凸显的政治和经济意义“十分深远”。
　　记得美国前国务卿奥尔布赖特说过一句话：经贸关系一直是动荡不定的中美关系稳定的基石。此话回味余长。从中美经贸关系发展的长过程来看，它并不总随着政治关系好坏的节律起舞。２０世纪８０年代的中美关系仍处蜜月期，但当时迅速实施改革开放的中国并未获得美国大公司的垂青。冷战后，中国在美国全球战略中的地位下降，加之其他因素的干扰，中美关系进入了一种定位不清、角色不明的时期。但中美经贸关系却一直体现出发展的常性，没有过多地受政治关系干扰，双方的贸易额持续扩大。随着上海浦东的开放，再也按捺不住的美国大公司纷纷进入中国，数十亿美元的巨大投资项目在中国扎根。据估计，到２００４年底，９２％的美国５００强（Ｔｏｐ ５００）都已经或准备在中国落户或设立办事处。
　　正是这样一种难以阻挡的自发力量，成为增强中美关系内聚力的重要因素。随着中国崛起姿态日见明晰，中美在经贸问题上的相互依存性将更为增强。过去美国国会议员在辩论中国问题时总认为“中国对美国的需要大于美国对中国的需要”。而今天已是物换星移、时易势变了。中美贸易２００４年可能达到１８００亿美元，中国仍然有顺差，但美国对华出口在过去几年中超过对世界其他地区的出口，中国成为美国第三大贸易伙伴，是维系其“一超”地位不致下滑的巨大新兴市场。中国虽有贸易盈余，但相当一部分仍回流到了美国，购买了１４００多亿美元的美国政府债券，考虑到在华尔街的投资，总量当然更多。因此，中国成为美国巨额财政赤字的“重大平衡者”，美国在经济方面“需要中国”已是难以否定的基本事态。
　　一种更紧密的经贸关系实质上也是一种摩擦更多的关系。过去一年有过太多的贸易摩擦，但双方的协调也更为频繁，经贸问题没有滑入政治化的悬崖峭壁。而在处理分歧的过程中，双方协调的意义已超越双边。美国邀请中国财长和央行行长参加Ｇ７财长会议，就在于世界经济、金融协调不能离开中国。中国经济规模大大低于美国，也不及日本和欧盟，但中国经济影响“可能仅次于美国”。美国内对Ｇ７的无能化抱怨已久，建立美中日欧“四国集团”取而代之的呼吁时起时伏，有人甚至发出“Ｗｈｙ ｎｏｔ Ｇ２?芽”（为什么不是两国集团呢？）的疑问。作为全球经济双引擎的中美两国，客观上已被要求更多负起为全球经贸发展制定“路线图”和“道路交规”的历史重任。
　　紧密的经贸关系必然演绎着政治内涵，领导人不可能不“慎思之”。这就是双方即使有冲突也尽可能要“斗而不破”的隐衷。说开了，如果出现恶性台独事态，中国以武止独，美国即使介入也完全是出于美国利益考虑。抛开美中交战势将带来两个大国历史积怨的严重后果，单从经济方面考虑，这场战争“可能的代价就已经超越美国愿意承受的限度”。很多学者注意到，一旦台海危机可能引发中美兵戎相见的图像开始出现在华尔街投资者的雷达屏，只要全球金融市场察觉到中国可能出脱美国政府债券，只要跨国企业领导人认真想像一下美国经贸制裁中国大陆导致的全球供应链的严重瘫痪，都足以引发全球股市、债市的全面崩盘，届时世界各国领导人、大企业家都将要求白宫采取断然措施拆除引爆战争的引信。抑制台独，对美国政策而言应有其内驱力。中美在台湾问题上不只有分歧，同样也有着显而易见的利益。
　　显然，经济因素的意义不论大小都将全面体现于政治决策之中，而这正是经贸关系演绎出的政治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