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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多年前，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下称“国图公司”）成立。在几十年间，这里几乎是中国纸介宣传品走向海外的唯一通道。
进入改革开放年代，中国的出版业像雨后春笋般成长起来，它最初如几条涓涓溪流，各自努力形成喷涌之势，这使得中国的图书对外出版形成了百舸争流的局面，尽管到目前，我们的出版业还没有向国际资本开放，但是如国际资本贝塔斯曼，当当书店已经进入流通渠道，而对外出版物也如百花齐放，已经有众多出版社在争做进出口贸易。
国图公司在这个潮流中，在这个水涨船高的形势下，还能够继续担当对外出版业的弄潮儿吗？国图公司这个与共和国同龄的“国家队”里老牌的发行机构能否焕发出青春？
当中国外文局副局长，国图公司总经理齐平景即将奔赴第57届法兰克福国际图书博览会之前以及归来后的第一时间，《对外大传播》对他进行了两次专访，我们旨在通过对这位长期以来负责中国外文局对外发行的领军人物的访谈，使读者更多地了解中国外宣领域对外出版的现状，更深刻地认识中国外宣出版业走向海外的历程，更近距离地触摸世界出版业的脉搏……
“外”字让我们在法兰克福占据优势
每年的法兰克福国际图书博览会都在法兰克福市中心的国际展览中心举办，展馆的旁边就是法兰克福火车站，这是相当于北京火车站的繁华区，而法兰克福展览中心的面积几倍于北京的国际展览中心。2005年10月19日，在法兰克福国际书展现场，一支支话筒伸了过来，齐平景接受着中外记者的采访，他的身后是中国外文局80平方米的展台。接受采访的中国对外出版业的老总们也都兴奋异常，因为在这次军团联合出演中，中国的版权贸易量达到了历史之最。然而细心的观众会读出这样的一组数字：此次参展，中国外文局参展图书722种，约占中国展区展示图书总量的1/3，其中外文图书533种，约占中国展区外文图书总量的80％。在书展上，签署的版权贸易协议和达成的版权贸易意向有200多项，可见，中国对外出版机构仍拥有半壁江山的优势，这个数字让外宣工作者振奋。
当记者走进位于国图公司二楼的总经理办公室时，齐平景请记者稍等片刻，“我需要处理一个邮件，刚才国际邮局通知说，每公斤图书的邮费从25元上调到50元，这太贵了。”他落座之前，先安排召集各相关部门开会，“听听他们说，涨到50块钱一公斤怎么做？” 随后，记者请他介绍一下中国外文局在法兰克福书展上的情况，齐平景说——
“外”字让我们在法兰克福书展上占据优势。但这种优势不是我们对“老字号”的坐享其成，而是通过我们精心打造得到的。
法兰克福书展是目前全球出版界影响最大的国际展会，也是各国传播本国文化的重要舞台。我参加了11次法兰克福书展，每次都有很多收获，但这一次对中国出版界来讲，有着特殊的意义。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把中国的团队打造成中国出版业的联合舰队，展台连装连片。中国外文局为树立中国“文化大国”的形象，更是作了充分的准备。对展台布置进行了精心设计，通过对展架、书托、灯光、展品的合理布置，加强了图书展示效果，使精品图书更加显得高雅、亮丽，重点推介图书更加鲜明、突出，中国仿古瓷瓶与展示图书相呼应，体现了中国深厚的文化底蕴；洽谈室以仿古条案为主题，座椅、茶具、壁挂充满民族特色；服务台摆放着笔架、悬挂着毛笔，这些都显得我们的展台有一种立体的空间感。
法兰克福书展是全世界出版社开展版权贸易、国际交流最重要的场所。大家在这里最想做成的事情是达成版权贸易，因为做成一笔版权贸易，也就有了长期效益，翻译、出版、发行都由外国出版商来做。外文局有数十年的参展经验，本届法兰克福书展中，外文局共完成图书版权贸易谈判235项，其中输出198项、引进37项。《邓小平的文革岁月》、《流逝》、《原野上的羊群》、《自己的事情自己做》等82本图书版权，已与意大利、葡萄牙、乌克兰、印度、挪威、巴西、斯里兰卡等国家出版商签订版权输出协议；《中国的世界遗产》、《三国演义》、《红楼梦》、《少林功夫》、《中国民俗故事》、《互动汉语》、《汉语学习卡片》、《茶马古道》等116种图书，与美、英、德、意、俄、西、日、韩、印度、加拿大、比利时、波兰、哥伦比亚等国家出版商达成版权输出意向；与美、英、法、西、意等国家200余个出版社进行了业务交流，拓展了国际合作渠道。这些数字创了外文局历次参展的纪录。
在本届法兰克福书展上，慕名而来的客商与参观者接连不断，我局与美国耶鲁大学合作出版的《中国文明的形成》系列丛书、驻美国长河出版社出版的《见证中国》、《中华风物》系列丛书等50余种介绍中国的图书、驻英国分公司出版的《步步高中文》、《人人学汉语》等图书，不仅在所在国发行取得好的效果，在本届书展上也受到好评。
2004年中国外文局图书出口占全国图书出口贸易总额的70％以上，对中国图书对外贸易起着主导作用，海外的知名度和影响力不断扩大。这说明在图书对外贸易方面，外文局不仅是老牌队员，更是主力队员，这面大旗非我们扛起不可，这是我们的责任所在。
尽管10月底的法兰克福天气比北京要凉些，但是中国展区，尤其是外文局的展台相当火爆。当问到业界一直认为国际出版界特别讲究规则，而我们却常听到法兰克福需要“人脉关系”之说时，齐平景回答——
过去，国内出版社有个误区，认为人带着书去了法兰克福就可以了，其实这远远不够。的确，法兰克福书展上很重要的一点是要有“人脉关系”，这种关系不是请客吃饭，而是为图书找到对口的出版社。我们知道，外国出版社的分工是非常清楚的，长期的市场化运作使他们形成了自己的品牌效益。比如斯普林格出版社被公认为世界最权威的科技出版社，一般而言，数学界的权威出论文一定会找这样的出版社，而其他类别的书再挣钱，它也不会接，它就想通过这样的“手电筒聚光”效果，打造品牌。这也就像国内权威的历史学家出书会找中华书局、国内出一本专业字典一般都愿意找商务印书馆一样，因为大家知道这样一家出版社是这个领域的权威。因此国外的出版社也会在法兰克福书展上根据自己的专业分工寻找对路的合作方。
我们的发行有一种特殊的情怀
2004年12月1日清晨，不时有三三两两的白发老人向国图公司所在地走来，这天是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55周年华诞。这些老人从共和国诞生之日起，就在国图公司工作，他们自称自己是“国际书店的小伙计”，这栋大楼里留驻了他们的青春岁月，也承载了他们的理想。齐平景曾就读于北京外国语学院法语系本科，后又用两年的时间，就读于摩洛哥文学院法语文学专业。1992年11月至1993年11月 任国图公司驻欧洲代表，可以说在中国书刊对外发行上，他是一步步走到国图公司领导岗位上的。当记者问到，理想，现实，以及图书对外出口有哪些挑战和机遇时，齐平景说——
国图公司原先叫“中国国际书店”。新中国刚刚成立时，主要任务是对国外介绍中国，它是让西方了解中国的唯一渠道。因为当时处于被西方封锁状态的中国只有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和中国国际书店肩负着对外传播的任务。
那时候，国图人有一种使命感，将本职工作和祖国赋予自己的使命紧密结合在一起，他们不计报酬、无私奉献，从心底认为，自己承担的发行工作，是新中国建设的需要。
国图公司那时候的工作也达到了一个辉煌期——年发行外文局出版的期刊2700万册，这个数目相当于一个中小国家的普通老百姓人手一册中国期刊。我们当时提出“红旗插遍全世界”，现在看这样的话是很夸张很可笑的，但是很多外国人的确是通过外文局的期刊了解中国的。比利时有位冯斯先生，1965年他第一次来中国，他是通过看《北京周报》了解中国的政治、经济情况的，对中国很友好。我曾经到冯斯的家中做客，他家的《北京周报》从第一期到最新的一期都有，四面墙都摞满了，他每年都把当年的期刊装订成册，至今没有间断过。
在那个年代意大利有一个德玛基教授，当时他一个人就为我们的意大利文版《中国画报》征订了5000个订户！5000个订户是一个什么概念，是现在专业公司也难以做到的事情。
当时做发行，是把国家的利益放在第一位的，基本不考虑市场，我们对发行有一种特殊的情怀。比如20世纪六七十年代，当时非洲的外汇管制很严格，有个非洲小朋友用刻满了字的废蜡纸包裹着当地货币，寄到国图公司，要求订刊。到现在，国图公司库房里还有好几大箱不能兑换的各国货币。
在国图公司55岁华诞庆祝会上，一位在台上讲话的日本朋友引起了大家的格外关注，他就是日本内山书店的资深发行人内山先生，他的出现一下子让人们想起一个亲切的时代，一个叫阿累的进步青年在鲁迅先生去世后为纪念先生做了一篇短文《一面》，文中那个没钱买书的学生，那个和蔼的书店老板内山，都因短文被载入中国的中学课本深深地印在几代人的脑海中。台上的内山先生是当年内山书店老板的侄子，他从小就受到父辈的影响，与中国图书结下了不解之缘，他同自己的伯父一样一直在图书领域和中国保持着密切合作，他充满感情地说：“请允许我继续使用‘国际书店’这个名字，因为我一生的经历几乎都与它相关。我出生在专营中国图书的日本家庭，从我懂事起，我就知道，我家中许许多多的图书都是来自国际书店。”
在这种时代背景下，从事图书对外发行的业界同仁，都自觉地把自己的工作和国家利益结合在一起，和国家的命运结合在一起的，这种情怀一直浸染着这一代人的成长岁月。
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
2004年，在国图公司书刊海外发行研讨会上，澳大利亚中华书籍书店的经理说，“在澳大利亚的悉尼、墨尔本都有中国的书店。几十年来，国图公司一直都在努力让中国图书走向世界，我们与国图公司合作十多年了，近年来，虽然文化传输的方式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我们今后仍要继续和国图公司保持密切的合作关系。”
还有的国外发行商说，“中国图书进入西方后引起了极大的关注，中国图书在欧洲很畅销。我非常尊敬中国人，中国文化有着难以抗拒的魅力，中国人民把自己的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丽，我们那里已经很少有人不受到中国的影响了。”
当辉煌和骄傲留在记忆中的时候，当大家坐在一起谈中国对外传播遇到的困难时，会不可避免地谈到发行渠道，面对今天的市场机遇和挑战，国图公司到底有哪些看得到的机遇和挑战？谈到此，齐平景对记者说——
改革开放前，国家对外文书刊出口给予全额补贴。改革开放以后，经费补贴逐渐减少，为此，我们调整了工作方针，既要完成好对外宣传任务，又要提高经济效益。为了更好地开展外宣工作，改革开放之初，国家将图书进口业务与出口业务进行了剥离，书刊出口仍由中国国际书店（国图公司）负责，进口业务则交给了中国图书进出口总公司（中图公司）。
现在国图公司外宣品出口量在减少，一方面是因为图书出版发行单位比以前多了，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媒体渠道增加了，广播、电视、互联网与纸质媒介共同构成了信息交流的立体网络。虽然我们现在也抱怨外国媒体上对中国的报道中有不少负面消息，但比起原来连歪曲的消息都没有的情况，毕竟外国媒体开始更多地关注中国了。外宣的渠道多了，对向世界说明中国是有好处的，否则那些看似荒诞的真实故事还会继续发生。1978年，我们在法国和瑞士交界的村庄里见到一个推广中国书签、剪纸、贺卡等小工艺品的人，他对我们说，“我特别想到中国去。”不久，国图公司邀请他来中国，他的亲戚朋友为他送行时，有人提醒他说，中国那里人吃人，让他到了中国一定要特别小心。可见很大一部分外国人对中国很不了解，他们对中国的印象仍停留在过去，认为中国人还像清朝那样带着帽子，留着长辫子，可见向世界说明中国的任务很重。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外国人想了解中国的欲望也越来越强烈，这都是我们对外出版发展的机遇。
目前，西方人学习汉语的热情日益高涨，前段时间，法国的一个朋友打电话过来，用不太熟练的中文说，“我是百周年出版社的德尼。”这个原先只会用中文说“谢谢”、“再见”的人告诉我们，现在法国人学中文的热情近乎疯狂。
在其他国家，学汉语的人也越来越多了。法兰克福书展上，我们带去的《汉字学习卡片》，最初是码成一个书堆，我们这样做原本只是为了做一个造型，推出新书。到书展的最后两天，我们尝试现场销售《汉字学习卡片》，没想到一天之内竟然全部售完。要知道，来法兰克福书展的人大多数都是以参观为主，并没有明显的购买意图，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汉语在国外受欢迎的程度。全球学习汉语的热潮带给我们机遇，这次书展上，我们带去的500多种外文图书中有180多种是中国外文局华语教学出版社出版的。
说到此，齐平景随手打开了国图公司图书出口部编发的《新书目录》，里面有《我国城市化背景下的流动人口》、《欧洲大地的中国风》、《苍天般的阿拉善——让世界近看内蒙古》等书目介绍。现在，国图公司每十天就出这样一本的书目并寄给国外的书店。据悉，中国的有关县志、年鉴出口情况很好，文史、哲学方面的学术著作也是国外各图书馆收藏的重点。
从以上情况看，目前的外宣机遇很多，但同时也存在着挑战。我国历来都非常重视对外宣传工作，如何在新形势下搞好对外宣传，需要我们作出更大的努力。
首先，遵循国际惯例，以贸易的方式开展对外宣传。法国有一家名为TECHNIP的发行公司，主要以发行科技图书为主，该公司可用非常便宜的供货价格把书出口到中国，因为法国政府对把科技书籍出口到第三世界国家的公司给予补贴和优惠政策，出版社、发行商可领取相应的图书差额补贴。通过暗补的方式，在潜移默化中搞外宣，可以说是“润物细无声”。各国开展外宣的成功经验值得我们借鉴。
其次，以大型国际书展为平台，以国际图书市场需求为导向，加强参加大型国际书展的组织和策划。我国一些出版社参加大型国际书展还比较盲目，针对性差，有的带了一些很专业的书籍参展，像如何修铁路。我曾经看到国内的出版社带“如何养肉狗”参加国际书展，我赶忙让他们悄悄地把书撤了下来，因为在欧洲很多国家人们把狗当作人类最忠实的朋友。
第三，充分认识版权贸易的作用，加快中国书刊“走出去”的步伐。目前，中国图书出口1800多万美元，仅相当于国内发行量的0.3%；而美国每年出口图书近20亿美元，德国和日本也各有6_8亿美元。与中国五千年的历史、飞速发展的经济、日益强大的国力相比，中国图书出口的差距很大，这种状况与中国经济发展状况和出版业发展状况太不相称。
综观世界各国，会发现越小的国家出版国际化程度越高，它们的图书市场相对较小，市场容量难以满足出版产业的发展需求，加之出版产业的市场化运作程度较高，因此他们的出版不仅仅只考虑本土，而是面向国际市场。例如比利时使用两种语言，其中使用法语的人数有400万，使用佛拉芒语的人数是600万，出法语书只瞄准这400万读者是远远不够的。版权贸易也已不再是一种单纯的贸易形式，而成为一种出版模式。中国出版物的国内市场大，不需要开发国外市场也可以生存得很好，因此，出版社没有“走出去”的需求，缺乏促进中国图书走向世界的动力，这最终也导致了书刊贸易的严重逆差，版权逆差甚至达到1:12。我们要进一步研究国际市场需求，明确出版方向，通过版权贸易、书刊贸易，扩大我书刊的市场占有份额和影响力。
法兰克福书展取得的成就，让我很自豪，但是中国出版业走向世界的路还很长……
对齐平景的采访接近尾声时，经理办公室的秘书已经连连催他该去开会了，还是处理“国际邮局通知每公斤邮费上调”的事情。至于记者想了解的对外书刊宣传信息化工程的具体实施情况，将在本刊下期“期刊本土化”专题中谈到。
感谢国图公司孙华女士、闵艺女士在信息沟通、安排采访、稿件修订等方面提供的帮助。
责编：周 瑾
进入改革开放年代，中国的出版业像雨后春笋般成长起来，它最初如几条涓涓溪流，各自努力形成喷涌之势，这使得中国的图书对外出版形成了百舸争流的局面，尽管到目前，我们的出版业还没有向国际资本开放，但是如国际资本贝塔斯曼，当当书店已经进入流通渠道，而对外出版物也如百花齐放，已经有众多出版社在争做进出口贸易。
国图公司在这个潮流中，在这个水涨船高的形势下，还能够继续担当对外出版业的弄潮儿吗？国图公司这个与共和国同龄的“国家队”里老牌的发行机构能否焕发出青春？
当中国外文局副局长，国图公司总经理齐平景即将奔赴第57届法兰克福国际图书博览会之前以及归来后的第一时间，《对外大传播》对他进行了两次专访，我们旨在通过对这位长期以来负责中国外文局对外发行的领军人物的访谈，使读者更多地了解中国外宣领域对外出版的现状，更深刻地认识中国外宣出版业走向海外的历程，更近距离地触摸世界出版业的脉搏……
“外”字让我们在法兰克福占据优势
每年的法兰克福国际图书博览会都在法兰克福市中心的国际展览中心举办，展馆的旁边就是法兰克福火车站，这是相当于北京火车站的繁华区，而法兰克福展览中心的面积几倍于北京的国际展览中心。2005年10月19日，在法兰克福国际书展现场，一支支话筒伸了过来，齐平景接受着中外记者的采访，他的身后是中国外文局80平方米的展台。接受采访的中国对外出版业的老总们也都兴奋异常，因为在这次军团联合出演中，中国的版权贸易量达到了历史之最。然而细心的观众会读出这样的一组数字：此次参展，中国外文局参展图书722种，约占中国展区展示图书总量的1/3，其中外文图书533种，约占中国展区外文图书总量的80％。在书展上，签署的版权贸易协议和达成的版权贸易意向有200多项，可见，中国对外出版机构仍拥有半壁江山的优势，这个数字让外宣工作者振奋。
当记者走进位于国图公司二楼的总经理办公室时，齐平景请记者稍等片刻，“我需要处理一个邮件，刚才国际邮局通知说，每公斤图书的邮费从25元上调到50元，这太贵了。”他落座之前，先安排召集各相关部门开会，“听听他们说，涨到50块钱一公斤怎么做？” 随后，记者请他介绍一下中国外文局在法兰克福书展上的情况，齐平景说——
“外”字让我们在法兰克福书展上占据优势。但这种优势不是我们对“老字号”的坐享其成，而是通过我们精心打造得到的。
法兰克福书展是目前全球出版界影响最大的国际展会，也是各国传播本国文化的重要舞台。我参加了11次法兰克福书展，每次都有很多收获，但这一次对中国出版界来讲，有着特殊的意义。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把中国的团队打造成中国出版业的联合舰队，展台连装连片。中国外文局为树立中国“文化大国”的形象，更是作了充分的准备。对展台布置进行了精心设计，通过对展架、书托、灯光、展品的合理布置，加强了图书展示效果，使精品图书更加显得高雅、亮丽，重点推介图书更加鲜明、突出，中国仿古瓷瓶与展示图书相呼应，体现了中国深厚的文化底蕴；洽谈室以仿古条案为主题，座椅、茶具、壁挂充满民族特色；服务台摆放着笔架、悬挂着毛笔，这些都显得我们的展台有一种立体的空间感。
法兰克福书展是全世界出版社开展版权贸易、国际交流最重要的场所。大家在这里最想做成的事情是达成版权贸易，因为做成一笔版权贸易，也就有了长期效益，翻译、出版、发行都由外国出版商来做。外文局有数十年的参展经验，本届法兰克福书展中，外文局共完成图书版权贸易谈判235项，其中输出198项、引进37项。《邓小平的文革岁月》、《流逝》、《原野上的羊群》、《自己的事情自己做》等82本图书版权，已与意大利、葡萄牙、乌克兰、印度、挪威、巴西、斯里兰卡等国家出版商签订版权输出协议；《中国的世界遗产》、《三国演义》、《红楼梦》、《少林功夫》、《中国民俗故事》、《互动汉语》、《汉语学习卡片》、《茶马古道》等116种图书，与美、英、德、意、俄、西、日、韩、印度、加拿大、比利时、波兰、哥伦比亚等国家出版商达成版权输出意向；与美、英、法、西、意等国家200余个出版社进行了业务交流，拓展了国际合作渠道。这些数字创了外文局历次参展的纪录。
在本届法兰克福书展上，慕名而来的客商与参观者接连不断，我局与美国耶鲁大学合作出版的《中国文明的形成》系列丛书、驻美国长河出版社出版的《见证中国》、《中华风物》系列丛书等50余种介绍中国的图书、驻英国分公司出版的《步步高中文》、《人人学汉语》等图书，不仅在所在国发行取得好的效果，在本届书展上也受到好评。
2004年中国外文局图书出口占全国图书出口贸易总额的70％以上，对中国图书对外贸易起着主导作用，海外的知名度和影响力不断扩大。这说明在图书对外贸易方面，外文局不仅是老牌队员，更是主力队员，这面大旗非我们扛起不可，这是我们的责任所在。
尽管10月底的法兰克福天气比北京要凉些，但是中国展区，尤其是外文局的展台相当火爆。当问到业界一直认为国际出版界特别讲究规则，而我们却常听到法兰克福需要“人脉关系”之说时，齐平景回答——
过去，国内出版社有个误区，认为人带着书去了法兰克福就可以了，其实这远远不够。的确，法兰克福书展上很重要的一点是要有“人脉关系”，这种关系不是请客吃饭，而是为图书找到对口的出版社。我们知道，外国出版社的分工是非常清楚的，长期的市场化运作使他们形成了自己的品牌效益。比如斯普林格出版社被公认为世界最权威的科技出版社，一般而言，数学界的权威出论文一定会找这样的出版社，而其他类别的书再挣钱，它也不会接，它就想通过这样的“手电筒聚光”效果，打造品牌。这也就像国内权威的历史学家出书会找中华书局、国内出一本专业字典一般都愿意找商务印书馆一样，因为大家知道这样一家出版社是这个领域的权威。因此国外的出版社也会在法兰克福书展上根据自己的专业分工寻找对路的合作方。
我们的发行有一种特殊的情怀
2004年12月1日清晨，不时有三三两两的白发老人向国图公司所在地走来，这天是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55周年华诞。这些老人从共和国诞生之日起，就在国图公司工作，他们自称自己是“国际书店的小伙计”，这栋大楼里留驻了他们的青春岁月，也承载了他们的理想。齐平景曾就读于北京外国语学院法语系本科，后又用两年的时间，就读于摩洛哥文学院法语文学专业。1992年11月至1993年11月 任国图公司驻欧洲代表，可以说在中国书刊对外发行上，他是一步步走到国图公司领导岗位上的。当记者问到，理想，现实，以及图书对外出口有哪些挑战和机遇时，齐平景说——
国图公司原先叫“中国国际书店”。新中国刚刚成立时，主要任务是对国外介绍中国，它是让西方了解中国的唯一渠道。因为当时处于被西方封锁状态的中国只有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和中国国际书店肩负着对外传播的任务。
那时候，国图人有一种使命感，将本职工作和祖国赋予自己的使命紧密结合在一起，他们不计报酬、无私奉献，从心底认为，自己承担的发行工作，是新中国建设的需要。
国图公司那时候的工作也达到了一个辉煌期——年发行外文局出版的期刊2700万册，这个数目相当于一个中小国家的普通老百姓人手一册中国期刊。我们当时提出“红旗插遍全世界”，现在看这样的话是很夸张很可笑的，但是很多外国人的确是通过外文局的期刊了解中国的。比利时有位冯斯先生，1965年他第一次来中国，他是通过看《北京周报》了解中国的政治、经济情况的，对中国很友好。我曾经到冯斯的家中做客，他家的《北京周报》从第一期到最新的一期都有，四面墙都摞满了，他每年都把当年的期刊装订成册，至今没有间断过。
在那个年代意大利有一个德玛基教授，当时他一个人就为我们的意大利文版《中国画报》征订了5000个订户！5000个订户是一个什么概念，是现在专业公司也难以做到的事情。
当时做发行，是把国家的利益放在第一位的，基本不考虑市场，我们对发行有一种特殊的情怀。比如20世纪六七十年代，当时非洲的外汇管制很严格，有个非洲小朋友用刻满了字的废蜡纸包裹着当地货币，寄到国图公司，要求订刊。到现在，国图公司库房里还有好几大箱不能兑换的各国货币。
在国图公司55岁华诞庆祝会上，一位在台上讲话的日本朋友引起了大家的格外关注，他就是日本内山书店的资深发行人内山先生，他的出现一下子让人们想起一个亲切的时代，一个叫阿累的进步青年在鲁迅先生去世后为纪念先生做了一篇短文《一面》，文中那个没钱买书的学生，那个和蔼的书店老板内山，都因短文被载入中国的中学课本深深地印在几代人的脑海中。台上的内山先生是当年内山书店老板的侄子，他从小就受到父辈的影响，与中国图书结下了不解之缘，他同自己的伯父一样一直在图书领域和中国保持着密切合作，他充满感情地说：“请允许我继续使用‘国际书店’这个名字，因为我一生的经历几乎都与它相关。我出生在专营中国图书的日本家庭，从我懂事起，我就知道，我家中许许多多的图书都是来自国际书店。”
在这种时代背景下，从事图书对外发行的业界同仁，都自觉地把自己的工作和国家利益结合在一起，和国家的命运结合在一起的，这种情怀一直浸染着这一代人的成长岁月。
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
2004年，在国图公司书刊海外发行研讨会上，澳大利亚中华书籍书店的经理说，“在澳大利亚的悉尼、墨尔本都有中国的书店。几十年来，国图公司一直都在努力让中国图书走向世界，我们与国图公司合作十多年了，近年来，虽然文化传输的方式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我们今后仍要继续和国图公司保持密切的合作关系。”
还有的国外发行商说，“中国图书进入西方后引起了极大的关注，中国图书在欧洲很畅销。我非常尊敬中国人，中国文化有着难以抗拒的魅力，中国人民把自己的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丽，我们那里已经很少有人不受到中国的影响了。”
当辉煌和骄傲留在记忆中的时候，当大家坐在一起谈中国对外传播遇到的困难时，会不可避免地谈到发行渠道，面对今天的市场机遇和挑战，国图公司到底有哪些看得到的机遇和挑战？谈到此，齐平景对记者说——
改革开放前，国家对外文书刊出口给予全额补贴。改革开放以后，经费补贴逐渐减少，为此，我们调整了工作方针，既要完成好对外宣传任务，又要提高经济效益。为了更好地开展外宣工作，改革开放之初，国家将图书进口业务与出口业务进行了剥离，书刊出口仍由中国国际书店（国图公司）负责，进口业务则交给了中国图书进出口总公司（中图公司）。
现在国图公司外宣品出口量在减少，一方面是因为图书出版发行单位比以前多了，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媒体渠道增加了，广播、电视、互联网与纸质媒介共同构成了信息交流的立体网络。虽然我们现在也抱怨外国媒体上对中国的报道中有不少负面消息，但比起原来连歪曲的消息都没有的情况，毕竟外国媒体开始更多地关注中国了。外宣的渠道多了，对向世界说明中国是有好处的，否则那些看似荒诞的真实故事还会继续发生。1978年，我们在法国和瑞士交界的村庄里见到一个推广中国书签、剪纸、贺卡等小工艺品的人，他对我们说，“我特别想到中国去。”不久，国图公司邀请他来中国，他的亲戚朋友为他送行时，有人提醒他说，中国那里人吃人，让他到了中国一定要特别小心。可见很大一部分外国人对中国很不了解，他们对中国的印象仍停留在过去，认为中国人还像清朝那样带着帽子，留着长辫子，可见向世界说明中国的任务很重。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外国人想了解中国的欲望也越来越强烈，这都是我们对外出版发展的机遇。
目前，西方人学习汉语的热情日益高涨，前段时间，法国的一个朋友打电话过来，用不太熟练的中文说，“我是百周年出版社的德尼。”这个原先只会用中文说“谢谢”、“再见”的人告诉我们，现在法国人学中文的热情近乎疯狂。
在其他国家，学汉语的人也越来越多了。法兰克福书展上，我们带去的《汉字学习卡片》，最初是码成一个书堆，我们这样做原本只是为了做一个造型，推出新书。到书展的最后两天，我们尝试现场销售《汉字学习卡片》，没想到一天之内竟然全部售完。要知道，来法兰克福书展的人大多数都是以参观为主，并没有明显的购买意图，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汉语在国外受欢迎的程度。全球学习汉语的热潮带给我们机遇，这次书展上，我们带去的500多种外文图书中有180多种是中国外文局华语教学出版社出版的。
说到此，齐平景随手打开了国图公司图书出口部编发的《新书目录》，里面有《我国城市化背景下的流动人口》、《欧洲大地的中国风》、《苍天般的阿拉善——让世界近看内蒙古》等书目介绍。现在，国图公司每十天就出这样一本的书目并寄给国外的书店。据悉，中国的有关县志、年鉴出口情况很好，文史、哲学方面的学术著作也是国外各图书馆收藏的重点。
从以上情况看，目前的外宣机遇很多，但同时也存在着挑战。我国历来都非常重视对外宣传工作，如何在新形势下搞好对外宣传，需要我们作出更大的努力。
首先，遵循国际惯例，以贸易的方式开展对外宣传。法国有一家名为TECHNIP的发行公司，主要以发行科技图书为主，该公司可用非常便宜的供货价格把书出口到中国，因为法国政府对把科技书籍出口到第三世界国家的公司给予补贴和优惠政策，出版社、发行商可领取相应的图书差额补贴。通过暗补的方式，在潜移默化中搞外宣，可以说是“润物细无声”。各国开展外宣的成功经验值得我们借鉴。
其次，以大型国际书展为平台，以国际图书市场需求为导向，加强参加大型国际书展的组织和策划。我国一些出版社参加大型国际书展还比较盲目，针对性差，有的带了一些很专业的书籍参展，像如何修铁路。我曾经看到国内的出版社带“如何养肉狗”参加国际书展，我赶忙让他们悄悄地把书撤了下来，因为在欧洲很多国家人们把狗当作人类最忠实的朋友。
第三，充分认识版权贸易的作用，加快中国书刊“走出去”的步伐。目前，中国图书出口1800多万美元，仅相当于国内发行量的0.3%；而美国每年出口图书近20亿美元，德国和日本也各有6_8亿美元。与中国五千年的历史、飞速发展的经济、日益强大的国力相比，中国图书出口的差距很大，这种状况与中国经济发展状况和出版业发展状况太不相称。
综观世界各国，会发现越小的国家出版国际化程度越高，它们的图书市场相对较小，市场容量难以满足出版产业的发展需求，加之出版产业的市场化运作程度较高，因此他们的出版不仅仅只考虑本土，而是面向国际市场。例如比利时使用两种语言，其中使用法语的人数有400万，使用佛拉芒语的人数是600万，出法语书只瞄准这400万读者是远远不够的。版权贸易也已不再是一种单纯的贸易形式，而成为一种出版模式。中国出版物的国内市场大，不需要开发国外市场也可以生存得很好，因此，出版社没有“走出去”的需求，缺乏促进中国图书走向世界的动力，这最终也导致了书刊贸易的严重逆差，版权逆差甚至达到1:12。我们要进一步研究国际市场需求，明确出版方向，通过版权贸易、书刊贸易，扩大我书刊的市场占有份额和影响力。
法兰克福书展取得的成就，让我很自豪，但是中国出版业走向世界的路还很长……
对齐平景的采访接近尾声时，经理办公室的秘书已经连连催他该去开会了，还是处理“国际邮局通知每公斤邮费上调”的事情。至于记者想了解的对外书刊宣传信息化工程的具体实施情况，将在本刊下期“期刊本土化”专题中谈到。
感谢国图公司孙华女士、闵艺女士在信息沟通、安排采访、稿件修订等方面提供的帮助。
责编：周 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