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来，中国就多出隐士，且喜与垂钓结下不解之缘。
　　在中国历史长河里，真正的隐士高人，当属严子陵。他不属于姜太公愿者上钩式的功利性垂钓，也不是柳宗元那种万念俱灰的郁闷与孤独的垂钓，更不是厌世与颓废，促使他意志丧失，无赖与乡野为伍的垂钓，而是以一种是非判断、审时度势、适时取舍的睿智做出的一种人生大转移。我觉得，这是他的一种生存策略的精确筛选，与对生存危机感的正确解读。走向隐士、垂钓山水、修身养性，与山水对话，与深邃的天道对话，洗练明澈的心魄，让他进入了另一种积极的人生境界，找到了自己生命的自由属性。千百年来，隐士可以说是前仆后继，层出不穷。隐士的一脉相承是不可忽视的文化现象。山水的清幽与灵性，人与鱼的智斗与缠斗的意境，时空上的辽阔性、神秘性、单一性与可持续性，都给严光提供了最佳的外部条件，也契合了他早期道家修学的精神实质。
　　严子陵钟情于终隐富春江，显示了他独到的眼力与心智的抉择力。他太懂得终身隐居一个地方的地理配置。他选择七里滩（后改为严陵濑）作为隐居地，充分展现了他灵敏的山水嗅觉。严陵濑地处百里富春江风景最优美的江段，被称之为“富春江小三峡”。古人这样写道：“连山夹岸，负势争高，青崖翠发，同眉点黛，绿水平潭，清洁澄绿，游鱼细石，直观无碍，云影岚光，山水互映，画图徐展，幅幅佳美。”隐居在如此绝美的风景画廊中，犹如生活在世外桃源里。与其说是隐居，还不如说是打开了人生的另一扇窗。令人称奇的是，在富春山腰有两块巨石东西对峙着，高百余米，孤峰峙起，耸立千仞，俯瞰大江，一览无余。东石上一块大石坪，为严子陵钓鱼处。后来成了著名的严子陵钓台。孟浩然游后，赋诗赞叹：“钓矶平可坐，观奇恨晚来。”可见，严子陵钓台成为富春江标志性景观和历史遗迹，并不是徒有虚名。从某种角度上讲，很难说清楚到底是清丽奇绝、雄伟灵秀、碧波迷离的富春江成就了严子陵的灵性与盛名，还是严子陵造就了富春江丰富内涵的隐士文化，或者说是垂钓文化。我很多时候会受困于，垂钓与隐士纠缠在一起的同质化的成因。有一点可以肯定，山与水的品质与走向，决定了隐士的动机、意向、高度与成就。
　　秀丽脱俗的富春江，像闺中少女的深情眼眸，在时光深处静静流淌着。谁都料想不到，严光的到来彻底改变了它的文化属性。从此，一条江的风风雨雨，便与一个历史名人紧紧连在了一起。山注入了文化的基因，水有了灵魂的洗礼。值得注意的是，严子陵钓台虽然因严光的垂钓闻名古今，然而，历史上对他垂钓的奇闻轶事，却记录甚少，因而当时知道的人并不多。直到范仲淹任睦州知州时，在严陵濑旁边建立钓台和子陵祠，并撰写了《严先生祠堂记》，里面写道：“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严子陵才以“高风亮节”闻名于天下。此后，严子陵钓台似乎成了高风亮节的代名词。
　　一个东汉名士以遁世逃离官场纠缠，以垂钓装饰生活质地，打发时光，让世人津津乐道，到最后，人们仰慕严子陵钓台，只关乎于他的处世哲学，报以高山仰止的赞叹，而无视于他的垂钓故事。这是非常有意思的文化现象。这一点从历代文人墨客拜谒严子陵钓台的众多诗文里，得以窥见一斑。古代像这样的钓台很多。为什么唯有严子陵钓台引来了那么多圣人先贤前去瞻仰，并留下不计其数的诗、辞、文、论、赞？可见，严子陵在古代隐士文化中的卓越地位。众所周知，古代入仕是许多人一生的追求与梦想。为什么看起来甚是消极的不仕隐居，却得到后人的追捧？人们或许是好奇于，一个皇帝的同窗好友，且得到帝王的不二青睐，却无视前程似锦，荣华富贵，放着千人求、万人慕的事不干，却偏偏要跑去避世隐居，做什么一介布衣，热衷于乡野人的垂钓，分明是有悖于常理。用现代人的话来说，是作死，是不可理喻。名与利、富与贵，这些在常人眼里生命攸关的事情，应是一个人活在世间的价值所在。然而，在隐士那里功名利禄只是一缕云烟，被视为粪土。他们追求的是生命的自由、灵魂的质地、思想的纯洁。他们这种念天地之悠悠，舍我其誰的独立人格，是许多人敢想不敢做的。他们创造出的独具魅力的隐士文化，在中国历史进程中，始终扮演着一种灵魂出窍的角色。
　　隐士或许是一种无为的浪漫，仕途的解锁，而在我的眼中，隐士其实很简单，就是“人各有志”的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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