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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家历来称颂“汉唐盛世”，而以“贞观之治”“开元之治”为代表的唐朝，更是中国历史上政风最佳的时期。唐代享国289年（618—907），不仅创造了辉煌的物质文明，也创造了灿烂的精神文明。正如美国著名汉学家费正清所说，“中国成为当时世界上最为强大、富裕和先进的国家”。京城长安，更是世界经济、政治、文化重镇。
唐朝强盛、繁荣，是国家机器长期正常运转、政治秩序持续稳定的结果。“夜不闭户，路不拾遗”是唐初盛世的形象化写照。而富有特色的、行之有效的监察机制，是这个大好政治局面的有力保障。它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君权，防止了行政权力的滥用，有效地阻遏政治、经济的腐败，化解了不少尖锐的矛盾，使社会和谐，人民安康。唐代监察机制的宝贵经验，对今天的我们仍很有启示。
以人为本，将司法与监察有机结合
唐代尽管中外思想交汇，多种宗教并存，但唐朝皇帝尊奉的是儒家。儒家学说并不主张无限制地扩大君权，而是限制君权。孔子提倡“仁者爱人”，又说“道不行，乘桴浮于海”，逻辑上就是对不爱百姓的帝王的否定。孟子更宣传“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民本思想，把百姓放在首位，这是“仁政”的核心。唐朝开国者李渊、李世民在总结隋代灭亡的基础上，深刻领悟了儒家的“仁政”思想。李世民主政后，确定了“安人宁国，先存百姓”的国策，强调“若损百姓以奉其身，犹割股以啖腹，腹饱而身毙”。因此，“大唐自贞观初，以法理天下”。也就是依法治国。而“用法务在宽平”，强调宽宏、平和。他主持制定的《贞观律》，与隋律相比，500条中死罪减少92条，改流罪为徒罪71条，同时删去除反叛恶逆不道外“兄弟连坐俱死”的条文。唐太宗反对在法令中“多为隐语”，主张法律透明化，让吏、民明法，避免触犯法网。更强调慎刑，尤其对死刑特别慎重。早在贞观元年，太宗便指出：“死者不可再生，用法务在宽简。”贞观四年全国判死罪的犯人只有29名，开元二十五年才58名。故清末法学家沈家本说“刑律以唐为得中，而《唐律》并无凌迟、枭首、戮尸诸法”。这充分体现了对人的生命的尊重。唐太宗还规定，“自今以后，大辟罪皆令中书门下四品以上及尚书九卿议之”，开创了中国法制史上“九卿议刑”的先例。
大理寺是全国最高级的审判机关，但必须经刑部复核才有效，对于死刑的判决，须奏请皇帝批准。在司法过程中，监察系统有机介入。御史台是中央监察机关，掌管纠察弹劾事宜，因之也负责大理寺和刑部司法审判活动，遇有重大案件或疑案，有权参与会审并受理上诉案件。甚至由御史中丞与刑部侍郎、大理寺卿一起，组成“三司推事”，类似近代的特别法庭，并把会审的结果最后报皇帝审批，体现了对人的处理的慎之又慎。
在一般的诉讼制度外，京城由殿中侍御史负责京畿一带地方的巡回审判和纠察治安，全国各地由监察御史进行巡回审判，以补救一般诉讼制度的不足。
唐代还允许大案直接向皇帝申诉。事主可以在路旁迎驾申诉，称“邀车驾”。又在长安、洛阳两京城门外置有大鼓，让申冤者敲鼓，叫“挝登闻鼓”，武则天时更在朝堂上置铜铸“申冤匦”，“伸天下之冤滞，达万人之情状”。皇帝直接受理申冤，并专设简单、通畅的管道，使下情上达，堪称是以人为本、重视法制治国的结晶。
封驳
清初思想家顾炎武曾指出：“人主之所患，莫大乎唯言，莫予违。”事实正是如此。皇帝最大的毛病，是所谓“口含天宪”，他的旨意是不能违背的。但是，我国历史上有悠久的权力牵制的传统，包括对至高无上的皇帝进行权力限制，“封驳”就是很有效的机制。汉哀帝欲封董贤，丞相王嘉认为，此封不妥，退回诏书。史学界认为，这是封驳之制的开始。但是汉代以后，封驳没有形成固定的制度，也没有专职官员。到了唐代，才由门下省（按：中央王朝的机要机构，负责审查诏令，签署章奏）设置侍郎、给事中等专司其职。不仅封还皇帝错误的诏敕，并驳正臣下错误的章奏。唐朝的封驳，不仅可以封还诏书，甚至可以涂改诏书，在诏书上批示。例如：宣宗正在奏乐，来不及派专使，便立即派现场的一位伶工，骑马将这封任命诏书追回。宣宗初年，李藩担任给事中，对诏书的不妥处，即于诏书末端批上意见，退还。后升任门下侍郎，兼宰相。宣宗“密诏下中书门下曰：王锷可兼宰相。（王）藩遂取笔，灭宰相而署其右曰：不可”。从而纠正了宣宗的错误。臣下可在皇帝诏书上批改，签上自己的意见，皇帝不以为非，表明唐朝的政治开明度，前无古人。从唐朝史料来看，唐时封驳，对于中枢行政，也经常提出积极建议，纠正错误，防止权力滥用，同官之间不避嫌。
纳谏
中国历史上的监察制度，简言之，便是台谏制度。“台”指御史台，也就是监察御史；“谏”指谏官，向皇帝进谏。先秦时期就有谏官，但到汉代，谏官制度才比较完善。但是，历代进谏有成效的，是唐代。有不少官员，并非谏官，也争相进谏，成效显著。从根本上说，这是因为唐朝皇帝具有宽容的胸怀，鼓励谏官进谏，勇于纳谏，及时改正自己的错误。唐太宗与武则天，更是杰出的代表。学者胡宝华依据史实，对唐朝近三百年的171起进谏事件作了统计，纳谏者114次，进谏成功率为68%。从进谏数量与纳谏的成功率来看，太宗朝均首屈一指：进谏37起，魏徵一人“所谏前后二百余事”达数十万言，均能切中皇帝之失。除去与太子相关的拒谏事件外，太宗仅三次未纳谏。进谏的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军事、生活等诸方面，有些更关系到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大计。唐太宗聪敏一世，也难免糊涂一时。裂土封邑的观念一直在他的脑海里萦绕回绝，长达十年之久。他既想分封其子孙，也想分封功臣。贞观十一年（637），他宣布长孙无忌、房玄龄、李靖等十余人为各州刺史，让他们的子孙世袭，绝大多数朝臣包括谏官，都坚决反对，李世民终于改弦易辙。倘若没有群臣坚决、持久地进谏，李世民就有可能重犯历史错误，陷入吴楚七国之乱、八王之乱那样的危局。
武则天在纳谏方面，比起唐太宗有过之无不及；太宗暮年，“虑人致谏”或“杜谏者之口”。而武则天晚年更能纳谏，无拒谏之意。她组织编《臣轨》一书，提出臣子应“外扬君之善，内匡君之恶”。她特别尊重并注意保护直臣，狄仁杰好当面廷争，她屈意从之。当耿直大臣被人陷害时，武则天均尽力营救。苏良嗣当宰相时，与尚书韦方质有隙。方质犯法当诛，胡乱攀引良嗣，“则天特保明之”。宋璟为官刚正不阿，经常遭到酷吏、武则天男宠张易之等的陷害，但“则天察其情，竟以获免”。谏官及一些臣下对武则天的进谏，有时干预了她的私生活，直指其隐私，对常人来说，情何以堪，但武则天不但不怪罪，还给予奖励。这在历代最高封建统治者中，是难能可贵的。
（选自《明清史事沉思录·附录甲》，陕西人民出版社。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唐朝强盛、繁荣，是国家机器长期正常运转、政治秩序持续稳定的结果。“夜不闭户，路不拾遗”是唐初盛世的形象化写照。而富有特色的、行之有效的监察机制，是这个大好政治局面的有力保障。它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君权，防止了行政权力的滥用，有效地阻遏政治、经济的腐败，化解了不少尖锐的矛盾，使社会和谐，人民安康。唐代监察机制的宝贵经验，对今天的我们仍很有启示。
以人为本，将司法与监察有机结合
唐代尽管中外思想交汇，多种宗教并存，但唐朝皇帝尊奉的是儒家。儒家学说并不主张无限制地扩大君权，而是限制君权。孔子提倡“仁者爱人”，又说“道不行，乘桴浮于海”，逻辑上就是对不爱百姓的帝王的否定。孟子更宣传“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民本思想，把百姓放在首位，这是“仁政”的核心。唐朝开国者李渊、李世民在总结隋代灭亡的基础上，深刻领悟了儒家的“仁政”思想。李世民主政后，确定了“安人宁国，先存百姓”的国策，强调“若损百姓以奉其身，犹割股以啖腹，腹饱而身毙”。因此，“大唐自贞观初，以法理天下”。也就是依法治国。而“用法务在宽平”，强调宽宏、平和。他主持制定的《贞观律》，与隋律相比，500条中死罪减少92条，改流罪为徒罪71条，同时删去除反叛恶逆不道外“兄弟连坐俱死”的条文。唐太宗反对在法令中“多为隐语”，主张法律透明化，让吏、民明法，避免触犯法网。更强调慎刑，尤其对死刑特别慎重。早在贞观元年，太宗便指出：“死者不可再生，用法务在宽简。”贞观四年全国判死罪的犯人只有29名，开元二十五年才58名。故清末法学家沈家本说“刑律以唐为得中，而《唐律》并无凌迟、枭首、戮尸诸法”。这充分体现了对人的生命的尊重。唐太宗还规定，“自今以后，大辟罪皆令中书门下四品以上及尚书九卿议之”，开创了中国法制史上“九卿议刑”的先例。
大理寺是全国最高级的审判机关，但必须经刑部复核才有效，对于死刑的判决，须奏请皇帝批准。在司法过程中，监察系统有机介入。御史台是中央监察机关，掌管纠察弹劾事宜，因之也负责大理寺和刑部司法审判活动，遇有重大案件或疑案，有权参与会审并受理上诉案件。甚至由御史中丞与刑部侍郎、大理寺卿一起，组成“三司推事”，类似近代的特别法庭，并把会审的结果最后报皇帝审批，体现了对人的处理的慎之又慎。
在一般的诉讼制度外，京城由殿中侍御史负责京畿一带地方的巡回审判和纠察治安，全国各地由监察御史进行巡回审判，以补救一般诉讼制度的不足。
唐代还允许大案直接向皇帝申诉。事主可以在路旁迎驾申诉，称“邀车驾”。又在长安、洛阳两京城门外置有大鼓，让申冤者敲鼓，叫“挝登闻鼓”，武则天时更在朝堂上置铜铸“申冤匦”，“伸天下之冤滞，达万人之情状”。皇帝直接受理申冤，并专设简单、通畅的管道，使下情上达，堪称是以人为本、重视法制治国的结晶。
封驳
清初思想家顾炎武曾指出：“人主之所患，莫大乎唯言，莫予违。”事实正是如此。皇帝最大的毛病，是所谓“口含天宪”，他的旨意是不能违背的。但是，我国历史上有悠久的权力牵制的传统，包括对至高无上的皇帝进行权力限制，“封驳”就是很有效的机制。汉哀帝欲封董贤，丞相王嘉认为，此封不妥，退回诏书。史学界认为，这是封驳之制的开始。但是汉代以后，封驳没有形成固定的制度，也没有专职官员。到了唐代，才由门下省（按：中央王朝的机要机构，负责审查诏令，签署章奏）设置侍郎、给事中等专司其职。不仅封还皇帝错误的诏敕，并驳正臣下错误的章奏。唐朝的封驳，不仅可以封还诏书，甚至可以涂改诏书，在诏书上批示。例如：宣宗正在奏乐，来不及派专使，便立即派现场的一位伶工，骑马将这封任命诏书追回。宣宗初年，李藩担任给事中，对诏书的不妥处，即于诏书末端批上意见，退还。后升任门下侍郎，兼宰相。宣宗“密诏下中书门下曰：王锷可兼宰相。（王）藩遂取笔，灭宰相而署其右曰：不可”。从而纠正了宣宗的错误。臣下可在皇帝诏书上批改，签上自己的意见，皇帝不以为非，表明唐朝的政治开明度，前无古人。从唐朝史料来看，唐时封驳，对于中枢行政，也经常提出积极建议，纠正错误，防止权力滥用，同官之间不避嫌。
纳谏
中国历史上的监察制度，简言之，便是台谏制度。“台”指御史台，也就是监察御史；“谏”指谏官，向皇帝进谏。先秦时期就有谏官，但到汉代，谏官制度才比较完善。但是，历代进谏有成效的，是唐代。有不少官员，并非谏官，也争相进谏，成效显著。从根本上说，这是因为唐朝皇帝具有宽容的胸怀，鼓励谏官进谏，勇于纳谏，及时改正自己的错误。唐太宗与武则天，更是杰出的代表。学者胡宝华依据史实，对唐朝近三百年的171起进谏事件作了统计，纳谏者114次，进谏成功率为68%。从进谏数量与纳谏的成功率来看，太宗朝均首屈一指：进谏37起，魏徵一人“所谏前后二百余事”达数十万言，均能切中皇帝之失。除去与太子相关的拒谏事件外，太宗仅三次未纳谏。进谏的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军事、生活等诸方面，有些更关系到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大计。唐太宗聪敏一世，也难免糊涂一时。裂土封邑的观念一直在他的脑海里萦绕回绝，长达十年之久。他既想分封其子孙，也想分封功臣。贞观十一年（637），他宣布长孙无忌、房玄龄、李靖等十余人为各州刺史，让他们的子孙世袭，绝大多数朝臣包括谏官，都坚决反对，李世民终于改弦易辙。倘若没有群臣坚决、持久地进谏，李世民就有可能重犯历史错误，陷入吴楚七国之乱、八王之乱那样的危局。
武则天在纳谏方面，比起唐太宗有过之无不及；太宗暮年，“虑人致谏”或“杜谏者之口”。而武则天晚年更能纳谏，无拒谏之意。她组织编《臣轨》一书，提出臣子应“外扬君之善，内匡君之恶”。她特别尊重并注意保护直臣，狄仁杰好当面廷争，她屈意从之。当耿直大臣被人陷害时，武则天均尽力营救。苏良嗣当宰相时，与尚书韦方质有隙。方质犯法当诛，胡乱攀引良嗣，“则天特保明之”。宋璟为官刚正不阿，经常遭到酷吏、武则天男宠张易之等的陷害，但“则天察其情，竟以获免”。谏官及一些臣下对武则天的进谏，有时干预了她的私生活，直指其隐私，对常人来说，情何以堪，但武则天不但不怪罪，还给予奖励。这在历代最高封建统治者中，是难能可贵的。
（选自《明清史事沉思录·附录甲》，陕西人民出版社。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