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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埃兹拉·庞德（Ezra Pound）是20世纪美国意象派诗歌运动的先驱，是英美现代诗坛上最具有影响力的诗豪。中国古典诗歌不仅赋予了庞氏诗歌创作的灵感，拓宽了其诗歌创作的视野，而且还丰富了其诗歌创作的理论。因此，本文从以上三个方面进行探讨，意图发掘中国古典诗歌对庞德诗歌产生的重要影响。
关键词：古典诗歌；庞德；诗歌创作；影响
中图分类号：I206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118（2011）-01-00-02
一、中国古典诗歌赋予庞氏诗歌创作的灵感
（一）“意象理论”赋予庞氏诗歌创作的灵感
“意象”一词最早见于《易经》，《易经》中有“圣人立象以尽意”之说。此处的“象”，本指《易经》中的卦象，是外在表象的呈现态，即客观物质世界；“意”本指《易经》所涵盖的“道”，是内在意义的体现，即人的主观思想观念。通过“象”去表达“意”，从而达到两方面的和谐一致，这是一种关于世界的认识观。刘勰首次将“意象”这一概念运用于诗歌创作中，力主“寻声律而定墨，窥意象而运斤；此盖驭文之首术，谋篇之大端。”此后，“意象”一词逐渐运用于诗歌创作与批评中，并不断丰富深化其蕴含之意。古诗注重意象的创造，意境辽远，意象丰富，代表了中国古典诗歌的最高成就。其中的“意象”在于含蓄而形象地表达“人生微妙的刹那”（叶绪民等，2004：291）。中国古诗惯于将多个意象同时并置，呈现在读者面前，颇有利用蒙太奇手法产生的效果。如马致远的《天净沙?秋思》：“古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作者将十二个意象并置叠加，呈现出一幅带有悲凉色彩的画面，刻画出一个在黄昏时分漂泊于西风古道上的游子形象。庞氏诗歌创作之中大量意象的并置，就是中国古典诗歌“意象理论”赋予其诗歌创作的灵感的。
（二）中国古典诗风赋予西方意象派诗歌创作的灵感
西方意象派的产生最初是对当时诗坛文风的一种反驳。首先，在19世纪后期英国文坛，象征主义、唯美主义与浪漫主义结成一体，形成新浪漫主义。意象派是在其基础上演变而成的。到20世纪初，传统诗歌，尤其是浪漫主义、维多利亚诗风蜕变成无病呻吟、多愁善感和伦理说教，只是“对济慈和华兹华斯模仿的模仿”。其次，20世纪初柏森格热流行，这是自叔本华以来非理性主义哲学思想在文学界影响的延伸。意象派的开创者休谟就直接受教于柏森格。柏森格的直觉主义、生命哲学全盘为意象派所接受，成为其主要的理论依据和哲学基础。意象派诗特别强调意象和直觉的功能。同时，象征主义诗歌流派为意象派开创了新诗创作新路，尤其是诗的通感、色彩及音乐性，给意象派以极大的启发。在他们看来，中国诗是组合的图画。中国的古诗完全浸润在意象之中，是纯粹的意象组合。中国魏晋唐代诗人的这种表现意象而不加评价的诗风，正与意象派主张相吻合。庞德从汉语文学的描写性特征中，看到了一种语言与意象的魔力，从而产生对汉诗和汉字的魔力崇拜，主张寻找出汉语中的意象，提出英文诗创作中也应该力图将全诗浸润在意象之中（丛滋杭，2007：188-189）。
（三）中国汉字赋予庞氏诗歌创作的灵感
著名的东方学者厄内斯特?费诺罗萨对中国汉字、中国古典诗歌极为推崇，其《汉字作为诗歌媒介的特征》一文成为庞德诗学的基础和诗歌创作的指南。费氏认为，一个民族文化的精华，在于该民族的诗歌，但“诗的本根在语言”，所以理解民族语言的特点，就是理解其诗歌乃至整体文化的最佳方式。他盛赞汉字比之绘画和摄影更能用“用图达意”，反映时间顺序，“自然之连续”（吴其尧，2006：89）。“中国文字不独能摄取自然界之诗的性质，另造一隐喻之世界，且以其象形之昭显, 远非一切音标文字所能及焉”（何九盈，2000：127）。因此，费氏认为汉语是“最理想的诗歌语言”。汉字的图像性功能，隐喻性功能，能激发人的灵感、潜意识、想象力。对于诗歌而言，象形文字的确是“理想之世界文字”。他还认为，欧洲中世纪的“逻辑”是一种暴政，它使英语不再具有表现物象的能力，而变成任意专断的符号。他提倡以“科学”来代替“逻辑”，因为诗与“科学”一致，而与“逻辑”不一致。汉字作为一种象形文字，从来没有失去表现事物复杂功能及事物之间关联的能力，它由象形的图案组合而成，不用符号。用这种文字写成的诗，符合科学，能够达到事物本身（赵毅衡，2003：249）。费氏的这些观点对庞德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庞氏深谙汉字的奥妙之处，发现汉字具有他要寻找的意象的特点：简洁、生动、含义深远。因此，他在《诗章》中经常夹有汉字，汉字的组合，能使中国古典诗歌浸润于意象之中。他十分欣赏李白《玉阶怨》蕴激情于冷淡的简约之美：“玉阶生白露，/ 夜久侵罗袜。/ 却下水晶帘，/ 玲珑望秋月”。全诗没有一个“怨”字，但“怨”情却已透过“露侵罗袜”，“玲珑秋月”而盈满字里行间。庞氏对此种不加任何解释和评论而让诗句自己说话的做诗方式非常赞同，并大加提倡。他主张诗人不应该充当诗与读者的“中介”，诗人要“表现”而不要“评论”，要“让意象来表达感情”，因为“意象本身就是语言”。
二、中国古典诗歌拓宽庞氏诗歌创作的视野
（一）诗歌创作实践拓宽庞氏诗歌创作的视野
在诗歌创作实践中，庞德逐渐意识到要想创作出真正伟大的诗歌来，必须学习其他民族的优秀文化，学习其他民族文艺取得成功的做法。庞氏曾言：“中国诗是一个宝库，今后一个世纪将从中寻找推动力，正如文艺复兴从希腊人那里寻找推动力一样。很可能本世纪将会在中国找到新的希腊。”1913年是庞氏诗歌创作生涯中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是年，他从费诺罗萨的遗孀手里，得到了学者有关中国古典诗歌和日本俳句的研究手稿。费氏手稿为庞氏搭建了一座通往中国古代文明、中国古典诗歌的桥梁。通过阅读它们，庞氏深知：这是另一个民族，另一个国家，一个不同于英国但同样充满智慧的天地。这里曾是文明古国，诗歌完好无损地保存着古老的文明，洋溢着悲伤和死亡意识，但忧伤从未征服过它。中国古典诗歌的魅力首先在于其简洁典雅的语言、丰富的典故、优美的意象和浑然天成的音韵等。中国古典诗歌，尤其是唐诗具有鲜明的意象，庞氏从中找到了与意象派主张相一致的表现方法，从有几千年文明史的中国古典文化中获得了理论的支撑点，饱览了壮丽的图景。由此可见，中国古典诗歌大大拓宽了庞氏的诗歌创作视野。
（二）意象的并置、叠加与组合拓宽庞氏诗歌创作的视野
意象派诗歌运动是20世纪英美诗坛第一次大规模的与主流地位的传统诗歌相抗衡的一场文学运动，被视为英美现代派诗歌的发端。意象派诗歌是对英国维多利亚时期诗歌过于繁冗，过于宣泄情感，放纵情感的反拨，这是一次将东方诗艺（中国古典诗歌和日本俳句）与西方经验哲学相结合，借助其他艺术表现手法来创作诗歌的尝试。意象派诗人主张诗歌应该写得“硬朗，清晰，严谨”，反对维多利亚时期的英国诗歌模糊抽象，矫情雕琢。庞氏解释道，意象是在一刹那间呈现理智和情感的复合物的东西, 正是这一“复合物”的呈现同时给与一种突然解放的感觉，那种从时间局限和空间局限中摆脱出来的自由感觉，那种当我们在阅读伟大的艺术作品时所经历的突然成长的感觉（吴其尧，2006：34），跟中国古典诗歌用“用意象给你一个复杂的感觉”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庞氏诗歌创作实践中最重要的还是意象的并置组合。如其《诗章》第49章中的几行诗：“雨，荒江，旅行人，/寒云，闪电，暴雨，昏暗天，/孤灯茅屋下。/芦苇沉甸，垂弯弯，/竹林萧萧，似在悲泣。”此处多个意象并置、叠加，突出了在电闪雷鸣，风雨交加，寒云暗淡的天气里，一个异乡的旅行人在荒江边的孤灯茅屋下孤独与悲凉的情绪。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几行诗句几乎达到了与中国古诗神似的地步。
三、中国古典诗歌丰富庞氏诗歌创作的理论
（一）译介丰富庞氏诗歌创作的理论
庞德于1914年翻译整理古典诗歌，结为《华夏集》——“20世纪诗歌的杰出范本”，并于翌年4月在伦敦出版。庞德要破除维多利亚时代那种文人喜好陈词滥调、冗长拖沓、言之无物的腐朽文风，就必须倡导一种简洁有力、意象鲜明、内容充实的新文风和新的创作技法。在革新英美传统诗歌、探索新的诗歌形式和写作技巧时，他从中国古典诗学和诗歌中吸取了丰富的营养。其著名译作《华夏集》是中国诗歌美学与庞德现代主义诗学的结晶。通过分析《华夏集》中的译作，可以说明汉诗译文既保持了原诗的形式美和历史文化内涵，同时又体现出译者运用西方现代主义艺术观赋予了这些古典汉诗新的气息，使之具有现代诗性特征。
（二）《华夏集》丰富西方诗歌创作的理论
美国诗人们所指的中国古典诗歌英译，就是庞德等人翻译的中国诗歌，其中以庞德的译诗集《华夏集》最具影响。《华夏集》的译文语言极其简练，流畅而不浮华，遣词造句富有现代气息。T. S. 艾略特曾把庞德称为“中国诗歌之发明者”。另一位评论家爱德华?加尼特声称：庞德译的中国诗是他最出色的作品。莫文曾说过这样一段话：“我们要归功于当今整体的中国诗歌译文，我们深受这些译文对我们诗歌的持续影响，…（这种影响）已经扩充了我们的语言范畴与能力，扩充了我们自己艺术及感性的范畴与能力。…这影响已经成为美国诗歌传统的一部分了”（钟玲，2003：17）。
庞氏好友福特发表评论时说：“《华夏集》中的诗是最高级的美。诗应该达到的高度，它们都达到了。要是意象和技法的新鲜气息能帮助我们的诗，那么就是这些诗带来了我们需要的新鲜气息，写诗就是表达具体事物，使这些事物产生的情绪，能够在读者心中升起”（赵毅衡，2003：266）。所有这些是对庞德译诗对于西方诗歌创作（翻译）理论的丰富所作贡献的最好总结。
四、结语
庞德反对传统的诗歌题材和诗体，通过意象派运动冲击了英美传统诗学，为新诗的最终确立奠定了基础，从而在20 世纪初崛起的美国新诗运动（1912-1922）中开意象派风气之先河。在这场运动中他掀起了“中国诗歌热”，引导着美国诗人认同中国文化，而且这一文化移入现象至今仍有增无减。自此，美国诗歌从理论到实践，从美学观念到表达方式，浸润着中华民族文化的传统精神。中国古典诗歌对庞德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庞氏从中找到了适合表达自己情思的方式，为西方意象派诗歌运动找到了理论的支撑点，并据此提出了诗学主张，通过借鉴中国古典诗歌意象并加以创造，使意象派诗歌日臻成熟。
参考文献：
[1]Hugh Kenner,The Pound Ezra,Pimlico,1991.
[2]丛滋杭.中国古典诗歌英译理论研究[M].北京:国防工业出版社,2007.
[3]姜蕾.意象派诗人埃兹拉·庞德的中国文化情结[J].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4).
[4]何九盈.汉字文化学[M].大连:辽宁人民出版社,2000.
[5]王贵明.译作乃是新作[J].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2).
[6]吴其尧.庞德与中国文化[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6.
[7]叶绪民,朱宝荣,王锡明.比较文学理论与实践[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4.
[8]赵毅衡.诗神远游:中国如何改变了美国现代诗[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
[9]钟玲.美国诗与中国梦[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
关键词：古典诗歌；庞德；诗歌创作；影响
中图分类号：I206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118（2011）-01-00-02
一、中国古典诗歌赋予庞氏诗歌创作的灵感
（一）“意象理论”赋予庞氏诗歌创作的灵感
“意象”一词最早见于《易经》，《易经》中有“圣人立象以尽意”之说。此处的“象”，本指《易经》中的卦象，是外在表象的呈现态，即客观物质世界；“意”本指《易经》所涵盖的“道”，是内在意义的体现，即人的主观思想观念。通过“象”去表达“意”，从而达到两方面的和谐一致，这是一种关于世界的认识观。刘勰首次将“意象”这一概念运用于诗歌创作中，力主“寻声律而定墨，窥意象而运斤；此盖驭文之首术，谋篇之大端。”此后，“意象”一词逐渐运用于诗歌创作与批评中，并不断丰富深化其蕴含之意。古诗注重意象的创造，意境辽远，意象丰富，代表了中国古典诗歌的最高成就。其中的“意象”在于含蓄而形象地表达“人生微妙的刹那”（叶绪民等，2004：291）。中国古诗惯于将多个意象同时并置，呈现在读者面前，颇有利用蒙太奇手法产生的效果。如马致远的《天净沙?秋思》：“古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作者将十二个意象并置叠加，呈现出一幅带有悲凉色彩的画面，刻画出一个在黄昏时分漂泊于西风古道上的游子形象。庞氏诗歌创作之中大量意象的并置，就是中国古典诗歌“意象理论”赋予其诗歌创作的灵感的。
（二）中国古典诗风赋予西方意象派诗歌创作的灵感
西方意象派的产生最初是对当时诗坛文风的一种反驳。首先，在19世纪后期英国文坛，象征主义、唯美主义与浪漫主义结成一体，形成新浪漫主义。意象派是在其基础上演变而成的。到20世纪初，传统诗歌，尤其是浪漫主义、维多利亚诗风蜕变成无病呻吟、多愁善感和伦理说教，只是“对济慈和华兹华斯模仿的模仿”。其次，20世纪初柏森格热流行，这是自叔本华以来非理性主义哲学思想在文学界影响的延伸。意象派的开创者休谟就直接受教于柏森格。柏森格的直觉主义、生命哲学全盘为意象派所接受，成为其主要的理论依据和哲学基础。意象派诗特别强调意象和直觉的功能。同时，象征主义诗歌流派为意象派开创了新诗创作新路，尤其是诗的通感、色彩及音乐性，给意象派以极大的启发。在他们看来，中国诗是组合的图画。中国的古诗完全浸润在意象之中，是纯粹的意象组合。中国魏晋唐代诗人的这种表现意象而不加评价的诗风，正与意象派主张相吻合。庞德从汉语文学的描写性特征中，看到了一种语言与意象的魔力，从而产生对汉诗和汉字的魔力崇拜，主张寻找出汉语中的意象，提出英文诗创作中也应该力图将全诗浸润在意象之中（丛滋杭，2007：188-189）。
（三）中国汉字赋予庞氏诗歌创作的灵感
著名的东方学者厄内斯特?费诺罗萨对中国汉字、中国古典诗歌极为推崇，其《汉字作为诗歌媒介的特征》一文成为庞德诗学的基础和诗歌创作的指南。费氏认为，一个民族文化的精华，在于该民族的诗歌，但“诗的本根在语言”，所以理解民族语言的特点，就是理解其诗歌乃至整体文化的最佳方式。他盛赞汉字比之绘画和摄影更能用“用图达意”，反映时间顺序，“自然之连续”（吴其尧，2006：89）。“中国文字不独能摄取自然界之诗的性质，另造一隐喻之世界，且以其象形之昭显, 远非一切音标文字所能及焉”（何九盈，2000：127）。因此，费氏认为汉语是“最理想的诗歌语言”。汉字的图像性功能，隐喻性功能，能激发人的灵感、潜意识、想象力。对于诗歌而言，象形文字的确是“理想之世界文字”。他还认为，欧洲中世纪的“逻辑”是一种暴政，它使英语不再具有表现物象的能力，而变成任意专断的符号。他提倡以“科学”来代替“逻辑”，因为诗与“科学”一致，而与“逻辑”不一致。汉字作为一种象形文字，从来没有失去表现事物复杂功能及事物之间关联的能力，它由象形的图案组合而成，不用符号。用这种文字写成的诗，符合科学，能够达到事物本身（赵毅衡，2003：249）。费氏的这些观点对庞德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庞氏深谙汉字的奥妙之处，发现汉字具有他要寻找的意象的特点：简洁、生动、含义深远。因此，他在《诗章》中经常夹有汉字，汉字的组合，能使中国古典诗歌浸润于意象之中。他十分欣赏李白《玉阶怨》蕴激情于冷淡的简约之美：“玉阶生白露，/ 夜久侵罗袜。/ 却下水晶帘，/ 玲珑望秋月”。全诗没有一个“怨”字，但“怨”情却已透过“露侵罗袜”，“玲珑秋月”而盈满字里行间。庞氏对此种不加任何解释和评论而让诗句自己说话的做诗方式非常赞同，并大加提倡。他主张诗人不应该充当诗与读者的“中介”，诗人要“表现”而不要“评论”，要“让意象来表达感情”，因为“意象本身就是语言”。
二、中国古典诗歌拓宽庞氏诗歌创作的视野
（一）诗歌创作实践拓宽庞氏诗歌创作的视野
在诗歌创作实践中，庞德逐渐意识到要想创作出真正伟大的诗歌来，必须学习其他民族的优秀文化，学习其他民族文艺取得成功的做法。庞氏曾言：“中国诗是一个宝库，今后一个世纪将从中寻找推动力，正如文艺复兴从希腊人那里寻找推动力一样。很可能本世纪将会在中国找到新的希腊。”1913年是庞氏诗歌创作生涯中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是年，他从费诺罗萨的遗孀手里，得到了学者有关中国古典诗歌和日本俳句的研究手稿。费氏手稿为庞氏搭建了一座通往中国古代文明、中国古典诗歌的桥梁。通过阅读它们，庞氏深知：这是另一个民族，另一个国家，一个不同于英国但同样充满智慧的天地。这里曾是文明古国，诗歌完好无损地保存着古老的文明，洋溢着悲伤和死亡意识，但忧伤从未征服过它。中国古典诗歌的魅力首先在于其简洁典雅的语言、丰富的典故、优美的意象和浑然天成的音韵等。中国古典诗歌，尤其是唐诗具有鲜明的意象，庞氏从中找到了与意象派主张相一致的表现方法，从有几千年文明史的中国古典文化中获得了理论的支撑点，饱览了壮丽的图景。由此可见，中国古典诗歌大大拓宽了庞氏的诗歌创作视野。
（二）意象的并置、叠加与组合拓宽庞氏诗歌创作的视野
意象派诗歌运动是20世纪英美诗坛第一次大规模的与主流地位的传统诗歌相抗衡的一场文学运动，被视为英美现代派诗歌的发端。意象派诗歌是对英国维多利亚时期诗歌过于繁冗，过于宣泄情感，放纵情感的反拨，这是一次将东方诗艺（中国古典诗歌和日本俳句）与西方经验哲学相结合，借助其他艺术表现手法来创作诗歌的尝试。意象派诗人主张诗歌应该写得“硬朗，清晰，严谨”，反对维多利亚时期的英国诗歌模糊抽象，矫情雕琢。庞氏解释道，意象是在一刹那间呈现理智和情感的复合物的东西, 正是这一“复合物”的呈现同时给与一种突然解放的感觉，那种从时间局限和空间局限中摆脱出来的自由感觉，那种当我们在阅读伟大的艺术作品时所经历的突然成长的感觉（吴其尧，2006：34），跟中国古典诗歌用“用意象给你一个复杂的感觉”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庞氏诗歌创作实践中最重要的还是意象的并置组合。如其《诗章》第49章中的几行诗：“雨，荒江，旅行人，/寒云，闪电，暴雨，昏暗天，/孤灯茅屋下。/芦苇沉甸，垂弯弯，/竹林萧萧，似在悲泣。”此处多个意象并置、叠加，突出了在电闪雷鸣，风雨交加，寒云暗淡的天气里，一个异乡的旅行人在荒江边的孤灯茅屋下孤独与悲凉的情绪。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几行诗句几乎达到了与中国古诗神似的地步。
三、中国古典诗歌丰富庞氏诗歌创作的理论
（一）译介丰富庞氏诗歌创作的理论
庞德于1914年翻译整理古典诗歌，结为《华夏集》——“20世纪诗歌的杰出范本”，并于翌年4月在伦敦出版。庞德要破除维多利亚时代那种文人喜好陈词滥调、冗长拖沓、言之无物的腐朽文风，就必须倡导一种简洁有力、意象鲜明、内容充实的新文风和新的创作技法。在革新英美传统诗歌、探索新的诗歌形式和写作技巧时，他从中国古典诗学和诗歌中吸取了丰富的营养。其著名译作《华夏集》是中国诗歌美学与庞德现代主义诗学的结晶。通过分析《华夏集》中的译作，可以说明汉诗译文既保持了原诗的形式美和历史文化内涵，同时又体现出译者运用西方现代主义艺术观赋予了这些古典汉诗新的气息，使之具有现代诗性特征。
（二）《华夏集》丰富西方诗歌创作的理论
美国诗人们所指的中国古典诗歌英译，就是庞德等人翻译的中国诗歌，其中以庞德的译诗集《华夏集》最具影响。《华夏集》的译文语言极其简练，流畅而不浮华，遣词造句富有现代气息。T. S. 艾略特曾把庞德称为“中国诗歌之发明者”。另一位评论家爱德华?加尼特声称：庞德译的中国诗是他最出色的作品。莫文曾说过这样一段话：“我们要归功于当今整体的中国诗歌译文，我们深受这些译文对我们诗歌的持续影响，…（这种影响）已经扩充了我们的语言范畴与能力，扩充了我们自己艺术及感性的范畴与能力。…这影响已经成为美国诗歌传统的一部分了”（钟玲，2003：17）。
庞氏好友福特发表评论时说：“《华夏集》中的诗是最高级的美。诗应该达到的高度，它们都达到了。要是意象和技法的新鲜气息能帮助我们的诗，那么就是这些诗带来了我们需要的新鲜气息，写诗就是表达具体事物，使这些事物产生的情绪，能够在读者心中升起”（赵毅衡，2003：266）。所有这些是对庞德译诗对于西方诗歌创作（翻译）理论的丰富所作贡献的最好总结。
四、结语
庞德反对传统的诗歌题材和诗体，通过意象派运动冲击了英美传统诗学，为新诗的最终确立奠定了基础，从而在20 世纪初崛起的美国新诗运动（1912-1922）中开意象派风气之先河。在这场运动中他掀起了“中国诗歌热”，引导着美国诗人认同中国文化，而且这一文化移入现象至今仍有增无减。自此，美国诗歌从理论到实践，从美学观念到表达方式，浸润着中华民族文化的传统精神。中国古典诗歌对庞德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庞氏从中找到了适合表达自己情思的方式，为西方意象派诗歌运动找到了理论的支撑点，并据此提出了诗学主张，通过借鉴中国古典诗歌意象并加以创造，使意象派诗歌日臻成熟。
参考文献：
[1]Hugh Kenner,The Pound Ezra,Pimlico,1991.
[2]丛滋杭.中国古典诗歌英译理论研究[M].北京:国防工业出版社,2007.
[3]姜蕾.意象派诗人埃兹拉·庞德的中国文化情结[J].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4).
[4]何九盈.汉字文化学[M].大连:辽宁人民出版社,2000.
[5]王贵明.译作乃是新作[J].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2).
[6]吴其尧.庞德与中国文化[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6.
[7]叶绪民,朱宝荣,王锡明.比较文学理论与实践[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4.
[8]赵毅衡.诗神远游:中国如何改变了美国现代诗[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
[9]钟玲.美国诗与中国梦[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