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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传统的中国社会，士绅阶层在国家核心价值观下渗的过程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他们通过修缮族谱、制定族规、撰写家训、推行乡约、树立道德楷模来传播国家核心价值体系，以达到“天下归心”的目的。
【关键词】核心价值观；士绅；权力下渗
从“国家——社会”二元对立的分析范式看，中国自古相沿的权力结构向来都是皇权、绅权、族权共存的。德国著名的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在20世纪初期就认为中国的权利机构是一个 “有限官制”的结构，“事实上，中华帝国正式的皇权统辖权只施行于都市地区和次都市地区。出了城墙之外，中央权威的有效性便大大地减弱乃至消失”由于在现实的社会政治结构中，存在“国权不下县，县下惟宗族，宗族皆自治，自治靠伦理，伦理靠乡绅”的社会现象，因此，在国家与民众的权力谱系中，存在一个特殊的阶层——士绅阶层，他们“在朝可为官，在野便是绅”这些在朝的官和在野的绅构成了一个特殊的利益集团，他们因为是国家权力的实际掌控者，国家对社会的控制借由他们来操纵和实施。正因为如此，有的学者认为在传统的中国，存在着“官治”和“民治”两股力量，即“在传统中国社会，事实上存在着两种秩序和力量：一种是‘官治’秩序或国家力量；另一种是乡土秩序或民间力量。前者以皇权为中心，自上而下形成等级分明的梯形结构；后者以家族为中心，聚族而居形成‘蜂窝状结构’的村落自治共同体，连接这两种秩序和力量的是乡绅精英阶层”虽说他们充斥在皇上与民众中间，但他们对民间的控制是地方性的，也可以说各管一方，正如李培林所说：“他们的场域是‘地方舞台’，他们的首要特征是在地方发挥着实际的支配作用。”
在“地方舞台”上，“敦教化，厚风俗”是士绅阶层安身立命的价值取向和内发动力。在某种意义上说，绅士因为儒家的背景，使皇权得到了更大的延伸。皇权虽然具有至高无上的特性，但由于广阔的地域和统治的成本问题，“强大的皇权或中央集权国家的直接行政统治，从未真正深入到中国县以下的社会中；广大农村及农民的直接统治机构和统治者，是作为皇权延伸物的家族和士绅。”梁漱溟也曾明确指出：“中国旧日社会秋序之维持，不假强制而宁依自力，以如上述。然强制虽则少用，教化却不可少。自来中国政府是消极于政治而积极于教化的，强制所以少用，盖在缺乏阶级以为操用武力之主体，教化所以必要，则在启发理性，培植礼俗，而引生自力，这就是士人之事了。士人居四民之首，特见敬重于社会者，正为他‘读书明理’主持风教，给众人作表率。有了他，社会秩序才是活的而生效。夫然后若农、若工、若商始得安其居乐其业。他虽不事生产，而在社会上却有其绝大功用。”
作为传统儒学思想传承者的士绅阶层，肩负着继承和发扬儒家传统文化的职责。为了使正统的、国家的儒家思想被民众所接受，士绅阶层利用各种手段，极力在基层民间推行儒学，他们是国家核心价值观下渗的主要载体和传播者。“在中华帝国统治下，行政机构的管理还没有渗透到乡村一级，而宗族特有的势力却一直维护着乡村社会的安定和秩序”。可见，士绅基层在民众中的地位和作用在推行国家核心价值观的过程中，士绅阶层为了适应社会现实，加强教化效果，往往利用宗族组织推行主流社会的价值观念。
首先，通过修缮族谱，控制舆论导向，规范地方社会秩序。纂修族谱是对族人进行道德教化的动态形式，具有权威评价的性质。一般来说，修谱的过程实际上是在族长的统一组织和协调下，由家族中德高望重之人、精通文墨之士或当地的硕望贤达共同协商编撰。“立族之本，端在修谱。族之有谱，犹国之有史；国无史不立，族无谱不传”。“谱之修也，内纲维人伦之大本，外以辅翼朝廷之政治”。所以，修撰族谱，不仅是对族人立规矩，达到敦伦教化的目的，更重要的是要“辅翼朝廷之政治”使族众接受并服从朝廷颁布的伦理纲常。
一般情况下，族谱的修纂要遵循一定的原则和方法，对哪些人和哪些事可以上族谱，哪些人和哪些事不能上族谱，都有明确的规定。是否能在族谱中留下自己的姓名和事迹，实际上是对族人行为的最低限度的规范。另外修撰族谱的原则一般遵循“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的主流价值观，主要的目的是“劝善惩恶”。
社会控制有软和硬之分。软控制是用非强制手段，如利用社会舆论进行控制。在《凡例》中，有体现软控制的奖励的一面，即对某些行为充分肯定，凡合于这些行为规范者，就可以名登谱碟，为之立传，永垂后世。而对“下乱于家人妇”、“宣淫于族妇”、“野合于外妇”等不为家族所承认而生下的孩子，是不能够写入家谱的，这就是俗称的“出谱”。 如果被记入谱中的，如果在以后的生活中，有不孝不悌，渎伦伤化，干犯名教，流入下贱，有玷祖宗清白的行为，以及夫丧再嫁者，同姓为婚者，仍要受到“黜革”(“革谱”)。《凡例》的上述规定，实际上是给出了向善惩恶的社会评价的标准。士绅认为通过修纂谱碟可以序昭穆，可以增强家族的亲和力，同时通过对先世的表彰，又起到了激励后世的作用。此外，教“以敦睦之道’，有利于教化。他们甚至将之纳入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传统儒家理想模式之中。
其次，通过族规对族人实施控制。族规相当于民间法的性质，一般的大家族历代都有族规，家族的成员也视家规如法律，如“国有法，乡有约，会有章，既聚为族，岂可无规”，“家之有规犹国之有典也，国有典则赏罚以饬臣民，家有规寓劝惩以训子弟，其事殊，其理一也”。利用族规家训对社会进行的控制又可分为广义控制和狭义控制。广义的社会控制，泛指对一切社会行为的控制，例如涉及伦理道德范畴的控制。在宗法血缘关系的社会组织制度中，对家长的“孝“是首要的，它是“为仁之本“。这样“敦孝悌”便是族规的基本内容之一，几乎所有的族规都很重视这一点。《大埔黄氏族谱·江夏最要家训》有“敦孝悌”条目：“孝悌为百行之首。凡为人子弟者，当孝顺父母，和睦兄弟，不可忍灭天性，以卑凌尊，望吾族子孙，宜教孝悌于一家。”狭义的社会控制，特指对偏离行为和越轨行为的控制。兴宁《孙氏族谱》有“笃伦理”条目：“凡宗族之人，户口渐繁，性行百出，智愚贤不肖之不齐也。固然当以中也养不中，才也养不才，侠愚不肖之辈，亦晓然孝悌忠信，凛乎礼义谦(廉)耻，日迁善而不知也，将仁让风兴，回邪性格，犹至昭穆未明，长幼未序，而辜彝伦者，未之有也。戒恶德：凡同宗之人，有忤逆父母，欺凌尊卑，奸盗淫乱，酗酒撒泼，不事生理，妄作非为，玷辱祖宗，恃一己之强，阴谋诡计，不顾同宗之宜。如此之人，小则合族攻之，大则鸣官惩治。”台湾学者陈捷先认为谱牒“有着睦族治乡与阐扬伦理的特殊效能，六经的微言，子史的奥义，尽在其中，是中国文化的精华所在”，这一说法不无道理。
第三，利用家训下渗核心价值观。“家训”是族谱中性质类似于族规的又一重要内容，其目的是为了达到伦理道德教化，家训常常从积极方面进行提倡。像明代著名的《了凡四训》兼融儒释道三家思想，共分“立命之学”、“改过之法”、“积善之方”、“谦德之效”四章，教导自己的家人积极进取、努力做善事。为了使家族中的人更好地理解皇帝的权威评价，有的家训甚至把“遵圣谕”刊于家训的首位。如清代《吉水桥南罗氏七修族谱·家训》中规定：
遵圣谕:圣谕乃我高皇帝教民之要道，万世不易之大训也.每岁元旦及春冬祀日，长幼咸集软本堂，各依世次，昭穆序立，择声洪亮者一人宣读、解释.愿吾族众洗心静听，身体而力行之，上不干犯国宪，下不贻辱祖先;明不得界天地，幽不致谴鬼神，斯为贤子肖孙即共为盛世之良民也，则幸甚。
在清代，很多家族将康熙的《圣谕十六条》或雍正的《圣谕广训》收录到自己的族谱家训之中，或作为宗规家训的一项重要内容，把上谕作为家法家典，以之为族众思想和行动奉行的矩规，贯彻孝治思想及表示对清朝统治的认同。在家族看来，“《圣谕十六条》包尽做人的道理，凡为忠臣，为孝子，为顺孙，为圣世良民，皆由此出”所以，每当朔望祭祀时，都要对之进行宣读，这样，族谱就被政治化，从而达到了统治者所倡导的“移孝作忠”、求忠臣于孝子之中的社会目的。通过家训的强制性规定，使族众深刻领会圣谕的价值和精神，从而心悦诚服、死心踏地地接受伦理道德的洗礼并付诸行动。这不仅表明家训是围绕着“教化”而展开的，也强化了民众与国家之间的认同。
第四，利用乡约进行“维风导俗”的教化活动，维持乡村社会的秩序。
乡约是在国家允许的情况下民众自发的一种自我约束组织，其实质是用传播核心价值观来达到地方自治的目的。乡约是国家权力话语的民间基层表达，主要表现为通过乡约这一活动，使民众在不知不觉中自觉自愿地认同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并为这一意识形态的建构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士绅阶层以地方官的身份推行乡约，使乡约具有国家法律的性质。实际上，此乡约是国家法律的本土化，是国家权威部门设立的一种成文约定，约中之人必须遵从。继宋代以降，我国诸多的乡约都具有这种强制性。如《长乐梅花志》记载知县王履谦为当时《梅花里乡约》撰写的批示：“查长夷来俗染嚣凌，民多顽梗，孝友睦姻之风不讲，暴戾奸诈志事滋生，本县回任以来，访悉地方情形，深为蹙额。当今恳切晓谕在案，据呈：建设乡约所，举乡族长董事，并议明约束条规，每月之朔望群集公所讲究开导，使子弟族人有所遵循守法，克期明善复初，洵为美举，实堪嘉尚。兹将乡规烟户册一本盖印发领，该乡都士等务宜躬率力行，始终实践，弗致日久懈驰，必令乡族中家喻户晓，咸知教义为先，礼让是务，行见和气致祥，颓风力挽，化顽为淳矣，本县深有厚望焉。勉之。”这样的批示赋予了乡约约束乡民的法律性。从乡约具有强制性这方面看，乡约是国家的权威机构通过这种“有机”形式表达的社会群体的意愿，体现着国家“作为意志而实现自己的理性力量。”
乡约的调节功能主要通过以下途径对约中之人进行约束。首先是通过“十指所指，十目所视”的民众评价活动，这主要是让违规之人遭到良心的谴责或不安，从而改正自己的错误。“没有人会不怕世人的裁判而更害怕上帝的裁判，因为他亲自直接感受到世人裁判的结果——希望受人欢迎，忠于传统，惧怕惹人讥笑和担心人们议论是非——这就是比宗教观念更强大得多的种种动因。”这里的比宗教观念更强大的就是乡民的社会舆论。历代的乡约也使用这种制裁方法，对违约之人进行制裁，使社会秩序保持和谐的状态。吕氏乡约对违约之人“特聚众议”，协助其改正错误。《南赣乡约》在纠过时，提倡先隐后显，“约长、约副等，须先期阴与之言，使当自首，众共诱掖奖劝之，以兴其善念，姑使书之，使其可改。若不能改，然后纠而书之。”如果说吕氏乡约和南赣乡约还给当事人一个挽回面子的机会，乡甲约则是真正的民众制裁方法。它不仅把违约人的大名写在竖牌上，还订于门左，使街民不与其来往，在集会时让其跪在地上听讲，以示其辱。这种交往制裁和意见制裁的目的就是要通过羞辱和冷落当事人，迫使其悔改。
其次是通过“送官”的办法强制违约之人悔改。前面已经说过，大多数的乡约具有官办、官督民办或民办官许的特点，它们不同程度地具有国家法或民间法的性质。因此,乡约中的一些实体和程序规则以及处罚措施不只类似于国法，也有官方所认可的强制力。这种调制功能具有硬约束的性质，它通过法律的威严使人顺从。
第五，通过树立道德楷模，内化核心价值体系
自古以来，儒家极力提倡的道德以“忠”、“孝”、“节”、“义”为标准。为了强化“忠”、“孝”、“节”、“义”的道德规范，士绅不仅诉诸于乡约、族规、家训以及法律制裁，而且采取各种不同的方式树立道德典范，以加强道德教化的效果。士绅阶层仿照国家的旌表形式，对自己的族人中遵循孝悌节义有突出贡献的，也通过编撰族谱、、志书、树碑、刻石，甚至建祠奉祀等形式，宣扬符合儒学标准的道德典范。乡约中的记载善行的记善簿，彰显德行的旌善亭，家族中的祠庙及地方上的贞节牌坊的建立，使得道德典范的影响超越了时间与空间限制。正是由于士绅阶层不遗余力地对民间的“忠”、“孝”、“节”、“义”之人“巡行天下”、“加以搜罗”，并及时上报，才使众多符合国家权威评价标准的人得到旌表。如果说西方的社区共同体依靠牧师的布道而统一在一起，那么在中国的乡村，这些士绅就承担着教化子民的布道的牧师角色。
祠庙及牌坊是一种具体可见的实物，它一方面是国家所赋予个人的社会地位与荣誉的“象征”，国家通过树立“象征”来教化乡里，鼓励民众学习这些道德行为，另一方面，国家藉由对义门同居大家庭、孝子顺孙、贞节烈女的赠号、图像于府厅、树立牌坊、诏改巷名、石柱等‘纪念物’进行超越时间的宣扬，通过制度的运作，使得这些实践文化价值理念的人成为社会‘集体记忆’的一部分。依儒家倡导的标准树立的榜样人物，不仅在人生的几乎所有领域为人们提供了相应的参照群体，而且为具体指导人们的人生实践和生活提供了全方位的发展原则。更有意义的是，它在人们对榜样人物的景仰、追求和效仿中，使国家的权力隐蔽的、强制的解构和引导着民意，又使民意的“碎片”符合国家的意志，从而达到地方的自治和国家的长治久安。
总之，士绅阶层作为国家在地方的代理人，他们是权威机构评价结论的代言人。他们在社会上倡导和传播主流价值观的目的就是塑造出温顺、顺从的民众，他们把民众作为被教化的“儿童”，把主流文化一勺一勺地喂给他们。通过颁发各种旌表的荣誉性称号，使民众的思想和社会生活服从于国家权威评价的要求，这些倾向进一步强化着民众顺从和被动的心态，从规训他们的思想中规训着他们的行动，满足着统治者“天下归心”的愿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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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一书中把“人们表达他们的意见和意志”的方式分为“有机”和“无机”两种形式。其中“有机”形式是指“在国家中现实地肯定自己的东西当然须用有机的方式表现出来，国家制度中的各个部分就是这样的。”它直接体现着社会群体的意见。而“无机”形式则是指社会群体内的成员‘没有经过某种程序的组织’而表达‘他们的意志和意见’的方式。”
[11][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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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西南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研究”（09BKS051）的阶段性研究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李丰春（1966—），女，法学博士，云南大理学院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
【关键词】核心价值观；士绅；权力下渗
从“国家——社会”二元对立的分析范式看，中国自古相沿的权力结构向来都是皇权、绅权、族权共存的。德国著名的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在20世纪初期就认为中国的权利机构是一个 “有限官制”的结构，“事实上，中华帝国正式的皇权统辖权只施行于都市地区和次都市地区。出了城墙之外，中央权威的有效性便大大地减弱乃至消失”由于在现实的社会政治结构中，存在“国权不下县，县下惟宗族，宗族皆自治，自治靠伦理，伦理靠乡绅”的社会现象，因此，在国家与民众的权力谱系中，存在一个特殊的阶层——士绅阶层，他们“在朝可为官，在野便是绅”这些在朝的官和在野的绅构成了一个特殊的利益集团，他们因为是国家权力的实际掌控者，国家对社会的控制借由他们来操纵和实施。正因为如此，有的学者认为在传统的中国，存在着“官治”和“民治”两股力量，即“在传统中国社会，事实上存在着两种秩序和力量：一种是‘官治’秩序或国家力量；另一种是乡土秩序或民间力量。前者以皇权为中心，自上而下形成等级分明的梯形结构；后者以家族为中心，聚族而居形成‘蜂窝状结构’的村落自治共同体，连接这两种秩序和力量的是乡绅精英阶层”虽说他们充斥在皇上与民众中间，但他们对民间的控制是地方性的，也可以说各管一方，正如李培林所说：“他们的场域是‘地方舞台’，他们的首要特征是在地方发挥着实际的支配作用。”
在“地方舞台”上，“敦教化，厚风俗”是士绅阶层安身立命的价值取向和内发动力。在某种意义上说，绅士因为儒家的背景，使皇权得到了更大的延伸。皇权虽然具有至高无上的特性，但由于广阔的地域和统治的成本问题，“强大的皇权或中央集权国家的直接行政统治，从未真正深入到中国县以下的社会中；广大农村及农民的直接统治机构和统治者，是作为皇权延伸物的家族和士绅。”梁漱溟也曾明确指出：“中国旧日社会秋序之维持，不假强制而宁依自力，以如上述。然强制虽则少用，教化却不可少。自来中国政府是消极于政治而积极于教化的，强制所以少用，盖在缺乏阶级以为操用武力之主体，教化所以必要，则在启发理性，培植礼俗，而引生自力，这就是士人之事了。士人居四民之首，特见敬重于社会者，正为他‘读书明理’主持风教，给众人作表率。有了他，社会秩序才是活的而生效。夫然后若农、若工、若商始得安其居乐其业。他虽不事生产，而在社会上却有其绝大功用。”
作为传统儒学思想传承者的士绅阶层，肩负着继承和发扬儒家传统文化的职责。为了使正统的、国家的儒家思想被民众所接受，士绅阶层利用各种手段，极力在基层民间推行儒学，他们是国家核心价值观下渗的主要载体和传播者。“在中华帝国统治下，行政机构的管理还没有渗透到乡村一级，而宗族特有的势力却一直维护着乡村社会的安定和秩序”。可见，士绅基层在民众中的地位和作用在推行国家核心价值观的过程中，士绅阶层为了适应社会现实，加强教化效果，往往利用宗族组织推行主流社会的价值观念。
首先，通过修缮族谱，控制舆论导向，规范地方社会秩序。纂修族谱是对族人进行道德教化的动态形式，具有权威评价的性质。一般来说，修谱的过程实际上是在族长的统一组织和协调下，由家族中德高望重之人、精通文墨之士或当地的硕望贤达共同协商编撰。“立族之本，端在修谱。族之有谱，犹国之有史；国无史不立，族无谱不传”。“谱之修也，内纲维人伦之大本，外以辅翼朝廷之政治”。所以，修撰族谱，不仅是对族人立规矩，达到敦伦教化的目的，更重要的是要“辅翼朝廷之政治”使族众接受并服从朝廷颁布的伦理纲常。
一般情况下，族谱的修纂要遵循一定的原则和方法，对哪些人和哪些事可以上族谱，哪些人和哪些事不能上族谱，都有明确的规定。是否能在族谱中留下自己的姓名和事迹，实际上是对族人行为的最低限度的规范。另外修撰族谱的原则一般遵循“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的主流价值观，主要的目的是“劝善惩恶”。
社会控制有软和硬之分。软控制是用非强制手段，如利用社会舆论进行控制。在《凡例》中，有体现软控制的奖励的一面，即对某些行为充分肯定，凡合于这些行为规范者，就可以名登谱碟，为之立传，永垂后世。而对“下乱于家人妇”、“宣淫于族妇”、“野合于外妇”等不为家族所承认而生下的孩子，是不能够写入家谱的，这就是俗称的“出谱”。 如果被记入谱中的，如果在以后的生活中，有不孝不悌，渎伦伤化，干犯名教，流入下贱，有玷祖宗清白的行为，以及夫丧再嫁者，同姓为婚者，仍要受到“黜革”(“革谱”)。《凡例》的上述规定，实际上是给出了向善惩恶的社会评价的标准。士绅认为通过修纂谱碟可以序昭穆，可以增强家族的亲和力，同时通过对先世的表彰，又起到了激励后世的作用。此外，教“以敦睦之道’，有利于教化。他们甚至将之纳入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传统儒家理想模式之中。
其次，通过族规对族人实施控制。族规相当于民间法的性质，一般的大家族历代都有族规，家族的成员也视家规如法律，如“国有法，乡有约，会有章，既聚为族，岂可无规”，“家之有规犹国之有典也，国有典则赏罚以饬臣民，家有规寓劝惩以训子弟，其事殊，其理一也”。利用族规家训对社会进行的控制又可分为广义控制和狭义控制。广义的社会控制，泛指对一切社会行为的控制，例如涉及伦理道德范畴的控制。在宗法血缘关系的社会组织制度中，对家长的“孝“是首要的，它是“为仁之本“。这样“敦孝悌”便是族规的基本内容之一，几乎所有的族规都很重视这一点。《大埔黄氏族谱·江夏最要家训》有“敦孝悌”条目：“孝悌为百行之首。凡为人子弟者，当孝顺父母，和睦兄弟，不可忍灭天性，以卑凌尊，望吾族子孙，宜教孝悌于一家。”狭义的社会控制，特指对偏离行为和越轨行为的控制。兴宁《孙氏族谱》有“笃伦理”条目：“凡宗族之人，户口渐繁，性行百出，智愚贤不肖之不齐也。固然当以中也养不中，才也养不才，侠愚不肖之辈，亦晓然孝悌忠信，凛乎礼义谦(廉)耻，日迁善而不知也，将仁让风兴，回邪性格，犹至昭穆未明，长幼未序，而辜彝伦者，未之有也。戒恶德：凡同宗之人，有忤逆父母，欺凌尊卑，奸盗淫乱，酗酒撒泼，不事生理，妄作非为，玷辱祖宗，恃一己之强，阴谋诡计，不顾同宗之宜。如此之人，小则合族攻之，大则鸣官惩治。”台湾学者陈捷先认为谱牒“有着睦族治乡与阐扬伦理的特殊效能，六经的微言，子史的奥义，尽在其中，是中国文化的精华所在”，这一说法不无道理。
第三，利用家训下渗核心价值观。“家训”是族谱中性质类似于族规的又一重要内容，其目的是为了达到伦理道德教化，家训常常从积极方面进行提倡。像明代著名的《了凡四训》兼融儒释道三家思想，共分“立命之学”、“改过之法”、“积善之方”、“谦德之效”四章，教导自己的家人积极进取、努力做善事。为了使家族中的人更好地理解皇帝的权威评价，有的家训甚至把“遵圣谕”刊于家训的首位。如清代《吉水桥南罗氏七修族谱·家训》中规定：
遵圣谕:圣谕乃我高皇帝教民之要道，万世不易之大训也.每岁元旦及春冬祀日，长幼咸集软本堂，各依世次，昭穆序立，择声洪亮者一人宣读、解释.愿吾族众洗心静听，身体而力行之，上不干犯国宪，下不贻辱祖先;明不得界天地，幽不致谴鬼神，斯为贤子肖孙即共为盛世之良民也，则幸甚。
在清代，很多家族将康熙的《圣谕十六条》或雍正的《圣谕广训》收录到自己的族谱家训之中，或作为宗规家训的一项重要内容，把上谕作为家法家典，以之为族众思想和行动奉行的矩规，贯彻孝治思想及表示对清朝统治的认同。在家族看来，“《圣谕十六条》包尽做人的道理，凡为忠臣，为孝子，为顺孙，为圣世良民，皆由此出”所以，每当朔望祭祀时，都要对之进行宣读，这样，族谱就被政治化，从而达到了统治者所倡导的“移孝作忠”、求忠臣于孝子之中的社会目的。通过家训的强制性规定，使族众深刻领会圣谕的价值和精神，从而心悦诚服、死心踏地地接受伦理道德的洗礼并付诸行动。这不仅表明家训是围绕着“教化”而展开的，也强化了民众与国家之间的认同。
第四，利用乡约进行“维风导俗”的教化活动，维持乡村社会的秩序。
乡约是在国家允许的情况下民众自发的一种自我约束组织，其实质是用传播核心价值观来达到地方自治的目的。乡约是国家权力话语的民间基层表达，主要表现为通过乡约这一活动，使民众在不知不觉中自觉自愿地认同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并为这一意识形态的建构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士绅阶层以地方官的身份推行乡约，使乡约具有国家法律的性质。实际上，此乡约是国家法律的本土化，是国家权威部门设立的一种成文约定，约中之人必须遵从。继宋代以降，我国诸多的乡约都具有这种强制性。如《长乐梅花志》记载知县王履谦为当时《梅花里乡约》撰写的批示：“查长夷来俗染嚣凌，民多顽梗，孝友睦姻之风不讲，暴戾奸诈志事滋生，本县回任以来，访悉地方情形，深为蹙额。当今恳切晓谕在案，据呈：建设乡约所，举乡族长董事，并议明约束条规，每月之朔望群集公所讲究开导，使子弟族人有所遵循守法，克期明善复初，洵为美举，实堪嘉尚。兹将乡规烟户册一本盖印发领，该乡都士等务宜躬率力行，始终实践，弗致日久懈驰，必令乡族中家喻户晓，咸知教义为先，礼让是务，行见和气致祥，颓风力挽，化顽为淳矣，本县深有厚望焉。勉之。”这样的批示赋予了乡约约束乡民的法律性。从乡约具有强制性这方面看，乡约是国家的权威机构通过这种“有机”形式表达的社会群体的意愿，体现着国家“作为意志而实现自己的理性力量。”
乡约的调节功能主要通过以下途径对约中之人进行约束。首先是通过“十指所指，十目所视”的民众评价活动，这主要是让违规之人遭到良心的谴责或不安，从而改正自己的错误。“没有人会不怕世人的裁判而更害怕上帝的裁判，因为他亲自直接感受到世人裁判的结果——希望受人欢迎，忠于传统，惧怕惹人讥笑和担心人们议论是非——这就是比宗教观念更强大得多的种种动因。”这里的比宗教观念更强大的就是乡民的社会舆论。历代的乡约也使用这种制裁方法，对违约之人进行制裁，使社会秩序保持和谐的状态。吕氏乡约对违约之人“特聚众议”，协助其改正错误。《南赣乡约》在纠过时，提倡先隐后显，“约长、约副等，须先期阴与之言，使当自首，众共诱掖奖劝之，以兴其善念，姑使书之，使其可改。若不能改，然后纠而书之。”如果说吕氏乡约和南赣乡约还给当事人一个挽回面子的机会，乡甲约则是真正的民众制裁方法。它不仅把违约人的大名写在竖牌上，还订于门左，使街民不与其来往，在集会时让其跪在地上听讲，以示其辱。这种交往制裁和意见制裁的目的就是要通过羞辱和冷落当事人，迫使其悔改。
其次是通过“送官”的办法强制违约之人悔改。前面已经说过，大多数的乡约具有官办、官督民办或民办官许的特点，它们不同程度地具有国家法或民间法的性质。因此,乡约中的一些实体和程序规则以及处罚措施不只类似于国法，也有官方所认可的强制力。这种调制功能具有硬约束的性质，它通过法律的威严使人顺从。
第五，通过树立道德楷模，内化核心价值体系
自古以来，儒家极力提倡的道德以“忠”、“孝”、“节”、“义”为标准。为了强化“忠”、“孝”、“节”、“义”的道德规范，士绅不仅诉诸于乡约、族规、家训以及法律制裁，而且采取各种不同的方式树立道德典范，以加强道德教化的效果。士绅阶层仿照国家的旌表形式，对自己的族人中遵循孝悌节义有突出贡献的，也通过编撰族谱、、志书、树碑、刻石，甚至建祠奉祀等形式，宣扬符合儒学标准的道德典范。乡约中的记载善行的记善簿，彰显德行的旌善亭，家族中的祠庙及地方上的贞节牌坊的建立，使得道德典范的影响超越了时间与空间限制。正是由于士绅阶层不遗余力地对民间的“忠”、“孝”、“节”、“义”之人“巡行天下”、“加以搜罗”，并及时上报，才使众多符合国家权威评价标准的人得到旌表。如果说西方的社区共同体依靠牧师的布道而统一在一起，那么在中国的乡村，这些士绅就承担着教化子民的布道的牧师角色。
祠庙及牌坊是一种具体可见的实物，它一方面是国家所赋予个人的社会地位与荣誉的“象征”，国家通过树立“象征”来教化乡里，鼓励民众学习这些道德行为，另一方面，国家藉由对义门同居大家庭、孝子顺孙、贞节烈女的赠号、图像于府厅、树立牌坊、诏改巷名、石柱等‘纪念物’进行超越时间的宣扬，通过制度的运作，使得这些实践文化价值理念的人成为社会‘集体记忆’的一部分。依儒家倡导的标准树立的榜样人物，不仅在人生的几乎所有领域为人们提供了相应的参照群体，而且为具体指导人们的人生实践和生活提供了全方位的发展原则。更有意义的是，它在人们对榜样人物的景仰、追求和效仿中，使国家的权力隐蔽的、强制的解构和引导着民意，又使民意的“碎片”符合国家的意志，从而达到地方的自治和国家的长治久安。
总之，士绅阶层作为国家在地方的代理人，他们是权威机构评价结论的代言人。他们在社会上倡导和传播主流价值观的目的就是塑造出温顺、顺从的民众，他们把民众作为被教化的“儿童”，把主流文化一勺一勺地喂给他们。通过颁发各种旌表的荣誉性称号，使民众的思想和社会生活服从于国家权威评价的要求，这些倾向进一步强化着民众顺从和被动的心态，从规训他们的思想中规训着他们的行动，满足着统治者“天下归心”的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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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西南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研究”（09BKS051）的阶段性研究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李丰春（1966—），女，法学博士，云南大理学院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