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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在中华民族的生存和发展中有着特别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几千年的历史表明，我国人民通过兴修水利，才一步一步地整治山河，发展经济，建设国家。江河治理要求国家的统一，统一的国家才能更好地进行江河的治理。历代有为的统治者都以治水作为安国定邦的重要措施。夏朝的禹、春秋时期的孙叔敖、战国时期的李冰都在我国古代水利建设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现代水利理论不仅需要总结前人的经验，更要有所发明、有所创造。周恩
来是新中国水利事业的奠基者，他通过水利建设的决策和实践活动，向历史证明了其现代水利观的正确性。
一、水利是整个国民经济的基础
周恩来在解放初期指出：“在国家建设计划中，不可能百废俱兴，要先从几件基本工作入手。”“我们今天必须用大力来治水。”三年经济恢复时期，周恩来又反复强调，水利建设和兴修铁路是恢复经济的起点。为什么要水利先行呢？第一，兴修水利与人民政权关系密切。当时，发展农业生产非常迫切，而如果水利设施不好，大江大河经常溃堤或干涸，使土地或旱或涝，那么土改的工作就会白做。第二，水利是农业的命脉。古代文明之所以大多发源于大江大河流域，是因为农业离不开水。大河的水利是农业经济的命脉，农业生产在很大程度上是靠风调雨顺。水旱灾是农业上最主要的自然灾害。周恩来很清楚治水往往关系到安邦定国。水利工作搞好了，引水能使荒地成为可耕地，土地面积增加。灌溉可使单位面积产量提高，相对地增加了土地面积。1951年7月 27日，周恩来说，扩大耕地面积为长期事情，水利工作是密切关系着单位面积增产的。第三，兴修水利，是农业生产恢复和发展的基本工作，也是恢复和发展工业、交通及整个国民经济的基本工作。周恩来在 1949年11月接见解放区水利会议代表时指出：水利部的工作和各方面都有关系，必须要搞好，否则全盘计划都会受影响。
20世纪70年代初，随着人口的 过度增长，水资源短缺与河流污染问题渐渐暴露出来。1970年11月21日，针对工业“三废”，周恩来说，搞工业不能给人民生活带来不利。1972年初，又指示不准污染茅台河水。周恩来把治污纳入水利事业，使水利概念的外延扩大了。因此，周恩来曾说，水利比上天难，治水不单纯是个经济问题，而且是政治问题。很显然，周恩来对水利地位的有关论述，比通常的 “水利是农业的命脉”要丰富得多，它是有别于传统的现代水利观的基石。
二、用系统工程方法管理水利事业
系统工程学作为一门学科形成于20世纪50年代，它对于解决由许多相互关联、相互作用和相互依存的部分所组成、具有特定功能的复杂系统问题，是个十分有效的方法。水利事业的管理是一个行政系统工程，周恩来在这一系统工程的管理中显示了卓越的领导艺术。
系统方法的整体性原则要求处理问题时必须从全局观念出发，分级调度，合理解决全局与部分的关系。水利事业要协调不同部门、不同地区之间的关系。
1950年治淮时，周恩来提出上中下游的利益都要照顾到。如何以治淮为中心统一豫、皖、苏的行动，周恩来作了许多深入细致的协调工作。治淮会议期间，针对3省在治淮解决办法上存在的意见分歧，反复召集各地负责干部讨论、协调并个别谈话，征求意见。他3次专门听取水利部长傅作义和副部长李葆华、张含英，华东水利部及河南、皖北、苏北3省区负责人等参加的关于淮河流域实情和治理规划的汇报，强调指出，只要你们3个“诸侯”统一了，就好办了。同时反复告诫干部们要吸取国民党治淮时江浙人管事，只顾下游，不顾中上游，闹地方主义的教训。周恩来在协调中体现出的分工合作、同福同难的治水思想，保证了上中下游、不同地区之间许多复杂尖锐纠纷的解决，调动了全流域的治水积极性，这种科学的治水方法在他对长江、黄河的治理中也得到了体现。
在治理目的和效果上，周恩来强调综合利用，多次指出要把远景与近期的开发，干流与支流的关系，大中小型工程，联系起来考虑，力争做到防洪、发电、灌溉、航运、养殖五利俱全。1961年7月4日，周恩来说，计算水利资源，专业部门只算他们需要的那部分，不是综合计算，发电的只算发电，把所有的水都算来发电；讲灌溉的，只算灌溉，按最好的情况算灌溉多少公顷地；防洪就算洪水多大；搞运输的想将河道搞得越深越宽，来往的船只越多越好。还有计算水土保持的，他就算种多少树就可以绿化保持水土多少。这段精彩的论述，指出了各个部门在用水上的矛盾，强调了从全局出发的重要性。
怎样才能做好上述各方面的协调工作，才能克服分散主义、地方主义呢？周恩来的思想是统一规划，集中领导。1950年11月3日，在第57次政务会议上讨论治淮报告时，他把集中领导作为治淮的重要原则之一。要对治淮集中领导，就必须成立治淮委员会，以便集河南、安徽、江苏、山东4省之力，共同治淮。11月6日，治淮委员会在蚌埠正式成立。蚌埠靠近淮河，在淮河流域的中心。后来对长江、黄河的治理也贯彻相同的原则，在武汉设立“长办”，在郑州设立“黄委”。在讨论长江流域规划时，周恩来提出了“统一规划，全面发展，适当分工，分期进行”的方针，保证了整个长江流域治理目标的逐步实现。这些做法实际上都是周恩来的治水方针在水利建设中的应用。
三、辩证地对待水利建设的各种矛盾
周恩来总是运用唯物辩证法，客观地、全面地分析处理水利建设中的问题，从而表现出他的以下指导思想：
分清缓急。建国初期，百废待兴。河流失修是普遍现象，而人力、物力、财力一时还不可能做到根治。哪是缓哪是急呢？淮河水患严重，亟待救治，因而淮河最急。而黄河、长江治理不易，即使治理还要先做准备工作。由于分清了缓急，才在财政极端困难的条件下，最先解决了最急迫的淮河水患。
标本兼治。1950年11月8日，周恩来在第57次政务会议讨论治淮时指出，淮河应根治，但治本的计划不能一下全部搞成功，因为工程太大，但是又不能等到明年才动工。因此，要标本兼施，指标又治本，明确了治淮的方向后，在不妨碍治本的原则下来治标。
蓄泄兼筹。中国治水自古就有蓄泄之争。相传鲧用堵塞的办法治理洪水，搅乱了五行，收到惩罚。鲧的儿子禹改用疏导办法，导水入海，获得成功。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类文明的不断进步，禹在当时的成功已远远不能适应水资源越来越珍贵的现代化社会，所以周恩来提出要鲧禹结合。针对治淮的蓄泄之争，周恩来说，淮河是一下大水，一下干旱，水量不多，但山洪很多，到平原水的流动又慢，因此调节水量很重要。他还具体指出，上游蓄水，中游蓄泄并重，下游以泄水为主。
除害兴利。周恩来指出，增加水利的同时要减少水害，对一个地方从害变利，对另一个地方另一方面也可能由利变害。他还说，有时候坝未修起来，灌溉作用还未发挥，已淹了很多土地，群众有意见；另一方面，围湖垦田，蓄洪垦殖，虽然增加耕地，但会影响水产和水利。
国家和地方相结合。1951年7月27日，周恩来说，在水利工作上，除国家修的几条干渠外，还要求地方政府与农民自己去修渠、池、坝、塘、堰。他还说，在科学限度内，再加上人民的积极性，才能把工作做的更好。周恩来曾经算了一笔账，国家办水利，一方土最少要花6角钱，农民自己搞只要3角钱就够了。群众力量是一个基本问题，水利工作关系到国计民生，更牵扯到千家万户，所以必须要依靠群众，靠发动群众治水。
此外，周恩来对统与分，上游、中游与下游，左岸与右岸，理想与现实，目标与步骤等，也按照统筹兼顾的原则作了妥善处理。这些辩证思想，经三门峡改建工程、治淮工程、葛洲坝工程、三峡工程前期准备等实践证明，他是非常正确的。
综上所述，周恩来无论是在水利的地位、水利事业的管理，还是在辨证处理水利工程具体矛盾方面，都体现出不同于历史上治水名家的现代管理思想和方法。他的现代水利观是宝贵财富，必将继续对我国水利事业及经济建设产生积极和深远的作用。
来是新中国水利事业的奠基者，他通过水利建设的决策和实践活动，向历史证明了其现代水利观的正确性。
一、水利是整个国民经济的基础
周恩来在解放初期指出：“在国家建设计划中，不可能百废俱兴，要先从几件基本工作入手。”“我们今天必须用大力来治水。”三年经济恢复时期，周恩来又反复强调，水利建设和兴修铁路是恢复经济的起点。为什么要水利先行呢？第一，兴修水利与人民政权关系密切。当时，发展农业生产非常迫切，而如果水利设施不好，大江大河经常溃堤或干涸，使土地或旱或涝，那么土改的工作就会白做。第二，水利是农业的命脉。古代文明之所以大多发源于大江大河流域，是因为农业离不开水。大河的水利是农业经济的命脉，农业生产在很大程度上是靠风调雨顺。水旱灾是农业上最主要的自然灾害。周恩来很清楚治水往往关系到安邦定国。水利工作搞好了，引水能使荒地成为可耕地，土地面积增加。灌溉可使单位面积产量提高，相对地增加了土地面积。1951年7月 27日，周恩来说，扩大耕地面积为长期事情，水利工作是密切关系着单位面积增产的。第三，兴修水利，是农业生产恢复和发展的基本工作，也是恢复和发展工业、交通及整个国民经济的基本工作。周恩来在 1949年11月接见解放区水利会议代表时指出：水利部的工作和各方面都有关系，必须要搞好，否则全盘计划都会受影响。
20世纪70年代初，随着人口的 过度增长，水资源短缺与河流污染问题渐渐暴露出来。1970年11月21日，针对工业“三废”，周恩来说，搞工业不能给人民生活带来不利。1972年初，又指示不准污染茅台河水。周恩来把治污纳入水利事业，使水利概念的外延扩大了。因此，周恩来曾说，水利比上天难，治水不单纯是个经济问题，而且是政治问题。很显然，周恩来对水利地位的有关论述，比通常的 “水利是农业的命脉”要丰富得多，它是有别于传统的现代水利观的基石。
二、用系统工程方法管理水利事业
系统工程学作为一门学科形成于20世纪50年代，它对于解决由许多相互关联、相互作用和相互依存的部分所组成、具有特定功能的复杂系统问题，是个十分有效的方法。水利事业的管理是一个行政系统工程，周恩来在这一系统工程的管理中显示了卓越的领导艺术。
系统方法的整体性原则要求处理问题时必须从全局观念出发，分级调度，合理解决全局与部分的关系。水利事业要协调不同部门、不同地区之间的关系。
1950年治淮时，周恩来提出上中下游的利益都要照顾到。如何以治淮为中心统一豫、皖、苏的行动，周恩来作了许多深入细致的协调工作。治淮会议期间，针对3省在治淮解决办法上存在的意见分歧，反复召集各地负责干部讨论、协调并个别谈话，征求意见。他3次专门听取水利部长傅作义和副部长李葆华、张含英，华东水利部及河南、皖北、苏北3省区负责人等参加的关于淮河流域实情和治理规划的汇报，强调指出，只要你们3个“诸侯”统一了，就好办了。同时反复告诫干部们要吸取国民党治淮时江浙人管事，只顾下游，不顾中上游，闹地方主义的教训。周恩来在协调中体现出的分工合作、同福同难的治水思想，保证了上中下游、不同地区之间许多复杂尖锐纠纷的解决，调动了全流域的治水积极性，这种科学的治水方法在他对长江、黄河的治理中也得到了体现。
在治理目的和效果上，周恩来强调综合利用，多次指出要把远景与近期的开发，干流与支流的关系，大中小型工程，联系起来考虑，力争做到防洪、发电、灌溉、航运、养殖五利俱全。1961年7月4日，周恩来说，计算水利资源，专业部门只算他们需要的那部分，不是综合计算，发电的只算发电，把所有的水都算来发电；讲灌溉的，只算灌溉，按最好的情况算灌溉多少公顷地；防洪就算洪水多大；搞运输的想将河道搞得越深越宽，来往的船只越多越好。还有计算水土保持的，他就算种多少树就可以绿化保持水土多少。这段精彩的论述，指出了各个部门在用水上的矛盾，强调了从全局出发的重要性。
怎样才能做好上述各方面的协调工作，才能克服分散主义、地方主义呢？周恩来的思想是统一规划，集中领导。1950年11月3日，在第57次政务会议上讨论治淮报告时，他把集中领导作为治淮的重要原则之一。要对治淮集中领导，就必须成立治淮委员会，以便集河南、安徽、江苏、山东4省之力，共同治淮。11月6日，治淮委员会在蚌埠正式成立。蚌埠靠近淮河，在淮河流域的中心。后来对长江、黄河的治理也贯彻相同的原则，在武汉设立“长办”，在郑州设立“黄委”。在讨论长江流域规划时，周恩来提出了“统一规划，全面发展，适当分工，分期进行”的方针，保证了整个长江流域治理目标的逐步实现。这些做法实际上都是周恩来的治水方针在水利建设中的应用。
三、辩证地对待水利建设的各种矛盾
周恩来总是运用唯物辩证法，客观地、全面地分析处理水利建设中的问题，从而表现出他的以下指导思想：
分清缓急。建国初期，百废待兴。河流失修是普遍现象，而人力、物力、财力一时还不可能做到根治。哪是缓哪是急呢？淮河水患严重，亟待救治，因而淮河最急。而黄河、长江治理不易，即使治理还要先做准备工作。由于分清了缓急，才在财政极端困难的条件下，最先解决了最急迫的淮河水患。
标本兼治。1950年11月8日，周恩来在第57次政务会议讨论治淮时指出，淮河应根治，但治本的计划不能一下全部搞成功，因为工程太大，但是又不能等到明年才动工。因此，要标本兼施，指标又治本，明确了治淮的方向后，在不妨碍治本的原则下来治标。
蓄泄兼筹。中国治水自古就有蓄泄之争。相传鲧用堵塞的办法治理洪水，搅乱了五行，收到惩罚。鲧的儿子禹改用疏导办法，导水入海，获得成功。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类文明的不断进步，禹在当时的成功已远远不能适应水资源越来越珍贵的现代化社会，所以周恩来提出要鲧禹结合。针对治淮的蓄泄之争，周恩来说，淮河是一下大水，一下干旱，水量不多，但山洪很多，到平原水的流动又慢，因此调节水量很重要。他还具体指出，上游蓄水，中游蓄泄并重，下游以泄水为主。
除害兴利。周恩来指出，增加水利的同时要减少水害，对一个地方从害变利，对另一个地方另一方面也可能由利变害。他还说，有时候坝未修起来，灌溉作用还未发挥，已淹了很多土地，群众有意见；另一方面，围湖垦田，蓄洪垦殖，虽然增加耕地，但会影响水产和水利。
国家和地方相结合。1951年7月27日，周恩来说，在水利工作上，除国家修的几条干渠外，还要求地方政府与农民自己去修渠、池、坝、塘、堰。他还说，在科学限度内，再加上人民的积极性，才能把工作做的更好。周恩来曾经算了一笔账，国家办水利，一方土最少要花6角钱，农民自己搞只要3角钱就够了。群众力量是一个基本问题，水利工作关系到国计民生，更牵扯到千家万户，所以必须要依靠群众，靠发动群众治水。
此外，周恩来对统与分，上游、中游与下游，左岸与右岸，理想与现实，目标与步骤等，也按照统筹兼顾的原则作了妥善处理。这些辩证思想，经三门峡改建工程、治淮工程、葛洲坝工程、三峡工程前期准备等实践证明，他是非常正确的。
综上所述，周恩来无论是在水利的地位、水利事业的管理，还是在辨证处理水利工程具体矛盾方面，都体现出不同于历史上治水名家的现代管理思想和方法。他的现代水利观是宝贵财富，必将继续对我国水利事业及经济建设产生积极和深远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