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学阅读教学具有特殊的对象与独特的任务，它所面临的对象是言语、思维、生理和心理都在飞速发展但又不够成熟的儿童，其核心任务是让儿童掌握阅读的方法与策略（即学会阅读），同时积累一定的语文知识，为将来的阅读学习奠定基础。但就当下的阅读教学而言，人们往往忽略了“儿童学习语文”这一特殊性，而是用成人的方法和要求去实施教学，拔高了小学阅读学习的要求，违背了儿童生理和心理规律，忽视儿童的生活和发展诉求，从而扼杀了儿童阅读的兴趣，正如《学记》中所说，“其施之也悖，其求之也佛”。基于此，小学语文界不谋而合地纷纷提出“儿童的语文”教学主张，其中代表性人物如全国著名特级教师于永正先生。其实关于“儿童的语文”这一观点，早在20世纪20年代，黎锦熙先生就在他的《新著国语教学法》中有所阐述。本文重温这一观点，以求对当下的小学语文阅读教学建设有所启示。
　　一、为何读：儿童要掌握生活的工具
　　儿童到学校上学读书的目的是什么？很多家长和老师都认为是为了考学。黎先生对这种认识是持批判态度的，他认为这种观点是受封建科举制度的遗毒太深。因而他首先澄清了文字的本质，指出文字与语言都是人们在生活中表情达意的工具，只不过运用的感官不一样罢了。基于此，他提出了掌握这种工具的两个核心观点：一是语文与生活共通观，二是听说读写共通观。
　　所谓语文与生活共通观，就是儿童学习语文，要“随时随地利用儿童生活中的种种事实，链接他们的种种经验和环境”。语言的产生，是源于人类生活交际的需要，那么语言的学习，当然也要还原于生活交流的本质。而当下的阅读教学，教师认识不到文章的诞生是作者与不见面（或见面）的读者的思想情感交流的结果，往往把课文当作脱离了具体生活情境的文本进行研究，导致文章的学习变成了语言文字的研究，语言文字的运用变成了语言文字、语法的机械训练，最终导致学生无法与人进行沟通和交流。情感得不到交流，更无从谈语言文字运用的兴趣了。基于这一认识，我们要重新认识阅读学习的本质，阅读是从成熟范本那里学习如何表达和交流，而不是单纯的字、词、句、段、篇及语法的学习。教师在教学时，要从生活交流的角度，去思考作者是基于何种目的、运用何种手法去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的，学生可以汲取哪些内容去优化自己的表达、应对自己的生活交流。
　　所谓听说读写共通观，就是指听说读写都是儿童生活交流的手段，其目的是一致的，只是感官不同罢了。当然这里黎先生是基于文言文与语体文不统一的历史背景提出的。那么现代语文教学中言文一致的情况下，这个观点是不是就过时了呢？事实上，当下虽然言文一致了，但是听说读写却严重分离了。当然，也有很多教师努力打通四者，但是实际效果却不好。这又是为什么呢？因为很多做法从本质上依然没有将“语言文字”当作“交流的工具”。基于此，黎先生指出，听说读写四者只是感官不同，但是其目的是共通的，那就是生活的交流。那么怎样将其贯穿起来呢？黎先生认为，首先要从听、说切入，他指出“国语的读、写、作，种种教学，乃至其他各科的教学，都是从‘话法’方面打进来的。所以，话法教学实在是一切教学入手的基础；而一切教学又处处都有实行话法教学的机会”。这就提示我们，在阅读教学时，教师不是首先进入文字的阅读，而是基于学生的言语基础，根据文本设置情境，让学生充分表达，让学生探究作者的表达，最终引发学生的表达，形成自己的表达。其次，要基于阅读进行写作教学。这里的基于阅读，不是内容上的延伸，而是表达方法的延伸。黎先生认为，“怎样出题，怎样指导，怎样评改，这些似乎都是作文教学上的重要问题，其实说来说去，都是些空话；只要教师真正懂了文法，‘神而明之’，自然能够发生许多巧妙而有效果的方法出来”。也就是说，写作的着力点，在于研究范文的表达方法，这既是作文教学的内容，也是作文评价的标准。这种思想，可以说切中了语文教学的要害。现在很多教师，只是借助参考书或者资料解读文本，不能发现文章的精妙處，从而无法将其与写作教学结合起来。
　　二、读什么：兼顾国家教育宗旨与儿童发展及其生活需要
　　语文独立设科以来，论及教学内容，阅读一直占据着重要的位置。“读”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且学者们也都颇以为然，但是，具体到“读什么”的问题，大家的意见就不那么统一了。在黎先生看来，解决这个问题，要遵循两个最重要的标准：合于本国的教育宗旨；适应儿童身心发展及生活需要的程序。
　　具体来说，黎先生主张国语读本要呈现“现代国语的儿童文学”，他从“文学的”方面将所读的内容分为十类：儿歌；新诗；歌谣、曲词和旧诗；寓言（又笑话、谜语）；童话（神话、无稽的故事等）；传说（有历史根据的故事、史话）和传记；天然的故事（物话——旧译物语）；小说；游记；戏剧。对于这十类阅读内容，黎先生都有详细的阐述与示例。
　　然而，更难能可贵的是，黎先生始终秉持着“适应儿童身心发展及生活需要的程序”，将这些内容“各按年级略为分配”。恰恰是这些“各按年级略为分配”的细节斟酌，既彰显了黎先生深厚的学术功底，又带给我们许多深刻的启示。如，对于新诗的选择，黎先生特别强调“要合于现代普通语言的体式和气息”，他明确反对将那些“古歌行式的、五七言式的、词曲式的、大鼓或小曲式的新诗”选入小学教材，因为这些旧瓶装新酒的所谓“新诗”都是“成人受了过去诗歌戏曲的陶冶，从那内心习惯的‘模型’里自然发出来的，在儿童‘白纸一般’的精神界，并不能一样地感受这种文学的趣味”。也就是说，黎先生并不反对一般作者旧瓶装新酒的新诗创作，只是认为这样的文学趣味是儿童暂时无法感受的。
　　黎先生这种适合儿童的程度的内容选取标准，在他的著作中俯拾皆是。又如，他对于童话故事的选择分配有着详细的阐述：在小学一、二年级，选取童话的原则是——不忌神怪，但以不惹起儿童的恐怖心为限；不避野蛮时代的故事，但凡残酷的行为，和过于苦痛悲哀的描写，必须拣去；不怕虚无缥缈的想象，但一面也要引起他的怀疑，并导入现实的观察。在三年级以上，前面所列的童话就要逐渐减少，而代以历史的传说，这是因为儿童此时的“观察力和辨别力渐强，记忆力也发达，对于现实界便积了许多经验”，对于童话“自然觉得有些荒唐乖谬，不能容纳于意识界了”。那么，具体读什么样的传说呢？在黎先生看来，传说的材料，可以从《东周列国志》《三国演义》等历史小说、《今古奇观》《七侠五义》《儿女英雄传》等故事小说中选取，但是必须“大加一番修订的工夫”，毕竟“那些粗率的、专横的态度，和暴戾的、残酷的行为，也不宜多留影像在儿童脑筋里”。如果说三年级适合读传说，那么四年级则可以代以“名人的传记”，而选择的标准也很清晰——“要能引起儿童对于社会团体和道德的感想，而养成其概念；要能鼓舞士气，辅助儿童自我意识的发达；不可引起过量的英雄崇拜和不适当的爱国心；外国的名人故事，和本国的一律收采，使儿童常能作世界观、人类观，不至流于国别、种别的偏见；文字要特注意于‘文学的’：第一要描写得真切近情，不可肤泛，或作过火语。遇着奇异多趣的故事，尤其要有文学的伎俩”。实际上，黎先生在这里循着儿童身心发展的规律，建构了“童话故事—传说—名人传记”的阅读轨迹。这样的阅读轨迹在当下依然是适用的。 　　此外，对于儿歌、旧诗、寓言故事、物话（即我们现在所说的科普小品文）、小说、游记、戏曲等的选择标准，黎先生都有详细的论述，这里不再一一赘述。其中，尤为值得一提的是，他在论及小说的采取标准时，节录、删订、新编都可以尝试，但最好“整部地供给儿童，满足他们读书的欲望，就此指引他们前进，而发生新的兴趣和要求”。“整部地供给”，尤其是在副读本的编辑中，是黎先生反复强调的理念。联系时下中小学如火如荼地开展的“整本书阅读”，不由得再次感慨黎先生当年的远见卓识。
　　三、怎么读：倡导以儿童活动为中心的“自动主义的形式教段”
　　阅读内容的选择固然重要，而如何读、如何指导学生读的问题也非常值得研究。黎先生结合自己的教学实践，提出了“自动主义的形式教段”。所谓“自动主义”，是指当时流行的“自动主义教育法”，即以儿童自己的活动为中心，教师立于旁观地位只尽辅导之责，具体包括自学辅导法、分团教学法、设计教学法等。所谓 “形式教段”，结合《新著国语教学法》的语境来看，即我们当下习惯指称的“教学程序”。“自动主义的形式教段”，实际上就是在自动主义教育法理念指导下的阅读教学程序，具体包括“三段六步”。所谓“三段”，即理解、练习和发展。其中，每一阶段又分作两步，分别是：预习、整理；比较（并概括）、应用（表演等）；创作、活用。
　　在详细阐述这些步骤时，黎先生再一次重申了“随儿童的程度而定”的基本原则。如，他特别指出起始年级“预习”的特殊含义——不是预习课文，乃是“预备的指导问答”，或依实景实物，或依标本图画，或单从问答引起旧观念。黎先生坚持认为：“低年级的读法，总宜从观察实物和了解课文内容的实际入手，不必先提文字。因为要使那‘能’表事物的符号和它‘所’表的事物，两下結合得极牢固，方能免意识界的影像模糊，方能免将来运用语言、文字成不真切、不精确的习惯。”这个观点应该引起当代小学语文教师，尤其是低段教师的重视。“先学后教”是应该坚持，但是教之前的“预习”不宜过于繁重；对于低年级学生来说，“预习”的内容不宜聚焦在语言文字上，而应该是语言文字所指的事物，而且，“预习”这件事情本身也应该放在课堂上，呈现为“预备的指导问答”。
　　就“整理”而言，包括儿童问疑、教师试问、儿童发表等要点，而且“儿童问疑”是先于“教师试问”的。这就是所谓的“以学定教”。在语文课程改革进入深水区的当下，各种花样翻新的理念术语依然层出不穷，但实际上，如果我们认真研读20世纪中国语文教育经典，便会发现很多所谓的新概念、新理念其实早已存在，而且早已有过相当朴素精辟的论述。当下我们要做的，不是炒作概念、理念，而是切实结合当下的社会语境，认认真真地汲取理念的精华，踏踏实实地将其付诸实践，为学生的学习提供真实而可靠的帮助。
　　又如，在论及“应用”这一步时，黎先生指出：“‘表演’在国语教学上最关紧要，实在是读法的‘应用’了。只要可能，什么教材都应该表演。”对于“表演”的好处，黎先生从六个方面展开了透彻的分析，既包括智力方面的影响（如，课文中一切词类、语句的背景，如名词所代表的事物、动词所代表的动作，问答、讲解的时候，不过得其大意；到了实地表演的时候，便要真实不虚、曲尽其致地表示出来，那词句的观念便格外地明了确实了），也包括非智力因素的影响（如，表演总在两人以上，因此就要有一番共同的安排布置，并且大家负了联络贯串的责任，很足以养成儿童通力合作的社会精神）。黎先生这里所强调的表演的种种好处，其实正是我们当下所热议的“核心素养”的体现。
　　此外，对于“活用”一项，黎先生的解释是“读书能力和研究兴味的养成”，他还特别指出“最紧要的，就是养成儿童到图书馆自由参考的习惯。再进一步，便要养成儿童对于文学（广义的）之鉴赏和批判的能力”。对此，黎先生的深思远虑已经超越了学科教育教学的范畴，而是放置于国民教育的未来来谋划的——“读法的教学不彻底，研究心和求知的兴味，在儿童时代不能培养出来，那么，一般国民还是没有读书欲，还是不能收得适应时代的知识，还是不能有清新的活动力：这种国语教育，也不免要归于失败的。所以我很希望教育界大大地注意‘读法’这件事！”由此可见，阅读之于国家民族发展的重要性，黎先生的先见之明在今天听来依然振聋发聩！
　　黎先生基于语言文字的本质，着眼于儿童的发展与生活，对小学阅读教学的目的、内容及手段三个方面都进行了深入的阐述。这些观点，在当下小学语文阅读教学违背儿童的生理和心理规律、成人指向的背景之下，是值得我们深思的，同时也是值得我们去继承、发展和创新的。
　　（作者单位：北京教育学院初等教育学院小学课程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