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巍巍宝塔，滚滚延河，延安这座庄严雄伟的古城，曾令多少追求光明的进步人士向往不已，曾令多少进步青年不远万里争相投奔。1940年，国统区《塞上风云》摄影队利用远赴塞外拍摄外景的机会，突破重重困难取道延安。他们在延安有哪些独特的见闻，延安带给他们怎样的心灵震撼呢?
突破困难取道延安
1940年1月初，由著名作家阳翰笙编剧的表现民族团结抗战的电影《塞上风云》，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三厅属下的中国电影制片厂投人拍摄。因片中有大量外景，就组成以导演应云卫任队长，包括演员黎莉莉、舒绣文、吴茵、周峰、周伯勋、陈天国等30多人的摄影队，专程从重庆出发，取道延安前往内蒙古实地拍摄。时任三厅厅长的郭沫若赋诗壮行：“不入虎穴焉得子，岂能甘心羊兔驯。”诗中特意提及“感人最是梦莲卿，寄子远举俗尘惊”，系指应云卫夫人程梦莲得知此行将路经延安，置艰难困苦于不顾，执意要求参与，忍将4岁的幼子托与幼稚园代为照养。当时兼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的周恩来与邓颖超，在曾家岩八路军办事处驻地亲切接见了摄影队主要成员。看到大家身穿清一色军服，周恩来风趣地说：“你们这么一打扮，真成了抗日的战士了。”他还亲自写了一封信让摄影队带交延安，并一再叮嘱沿途要小心、要谨慎、要警，惕敌人的破坏。
当时，条件艰苦，困难重重。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虽给摄影队拨了3辆汽车分装人员和器材，但车子很破旧，沿途又多是坑洼坎坷的山路，颠得大家头昏脑胀、疲惫不堪。遇上被日军飞机炸毁的桥梁或路段，还要停下来修桥铺路，“推车前进”是常有的事。有时天公不作美，雨雪交加，车轮陷入泥淖进退不得，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只好停在半路上，不但要挨饿，还得像沙丁鱼似的挤在车厢里过夜，单薄的军棉衣难抵逼人风寒。
国民党当局沿途设置的重重关卡，更加剧了行程的艰难。所幸摄影队打的是国民党“军委”旗号，持有官方文书，全体队员身着戎装，特别是应云卫临危不乱、机智灵活，利用“少将”身份，遇到麻烦和危险都能应付自如。黎莉莉曾回忆：“老应从来不愿意别上那个在旗帜店买来的‘金星’领章，只是放在上衣小兜里，以备紧急之需。每到一县，他不得不佩上‘少将’领章和县太爷打交道，等交涉完毕，随手摘下领章，往口袋里一塞，骂一声：‘他妈的’以消胸中闷气。”
尽管有“护身符”和“挡箭牌”，在到达陕西洛川即将进人陕甘宁边区之际，还是碰上了最为难缠的一次阻挠。此前经过西安，胡宗南在接风宴上就以安全为由，想阻止摄影队走延安一线，但被应云卫敷衍过去，仍照原计划北上。洛川县县长一向有“磨擦专家”之称，表面上对“上面”派来的人百般奉承，暗地里却编造谎言，说在前方密布地雷非常危险，又收买一些小脚女人打扮得妖形怪状招摇过市，称“共产党那边的妇女尽是这个模样”。这些伎俩未能得逞，他又使出离间计，挑拨随队放映与摄制人员的关系。应云卫费了很大力气，苦口婆心说服一时受骗而动摇者，引导大家以事业为重团结一致，终于排除障碍闯过最后一关。
尽管行程艰难，极为辛苦，但摄影队心里都燃烧着一团火。吴茵在途中写下一首诗，表达了大家共同的心愿，随队担任影片作曲的盛家伦立刻给它谱了曲。很快，“向前进，向前进，一齐向前进!我们是银色的战士，我们是戏剧的铁军。不怕路千里，不怕山万重，抱着民族的希望，冲破刺骨的寒风，掀起那塞上的风云。完成我伟大的使命……”的歌声伴着行进的汽车响彻天空、回荡山谷。后来，这首歌就成了西北摄影队的队歌，也是全队不论到哪里都拿出来的唯一保留节目。
只觉是到“家”了
一出洛川县境，景况果然大不相同，越往前行道路修得越整齐，遇上汽车抛锚，当地的老乡、八路军纷纷主动帮助修理、推拉，队员们表示感谢，听到的是新鲜而真挚的回答：“为人民服务嘛!”在小饭铺就餐时问起延安情况，就连普通的“小跑堂”也滔滔不绝，而且一边说一边宣传革命思想，使大家顿有苦尽甘来、刮目相看的感觉。
经过一个多月的长途跋涉，摄影队终于在1940年2月14日中午到达日夜盼望的延安城，车队开到“交际处”停下。出面接待的是鲁迅艺术学院实验剧团的田方。他曾在上海从事过左翼电影运动，后来奔赴延安投身民族解放事业，和摄影队很多人是老熟人。田方热情地代表有关方面邀请全队暂住几天，休整后再往前走。说话间，从半山腰平台上飞步跑下来几个生气勃勃的小伙子，帮助将行李、器材搬运到已经安排好的窑洞里。大家心情振奋，只觉是到“家”了。女队员不甘示弱，抢着自己扛行李，小伙子们哪里肯听，连背包都抢走了，片刻就将三车东西搬卸完毕。
接着，摄影队被领到山上一所简易木板房内，午饭已摆在一条未经漆饰的白木长桌上，两大盘白面馒头和一大桶红枣小米粥冒着热气，几大盘菜肴荤素齐全、味道可口。田方指着一大盘肉丝介绍说：“这算是高价菜了，值边币两毛钱。”大家听了很为感慨，尽管延安遭到封锁，物价却还便宜惊人，这正显示了“自己动手”的威力。
队员们津津有味地品尝丰盛的饭菜时，看到一位中年干部蹲在门外平台边上，手捧一碗小米饭就着几条萝卜干吃得很带劲儿，有人不禁好奇地问：“他为何不和我们一块吃?”田方解释说：“他不习惯，怕客气，吃不饱。”又有人追问：“他是干什么的?”田方笑了笑：“他是我们交际处的处长。”“什么?什么?他就是交际处处长?!”大家不禁目瞪口呆，很自然地对比起重庆蒋管区那些所谓“长”字辈的作为，无不为延安干部艰苦奋斗的精神所感动，更增添了对慕名已久的革命圣地的崇敬。
随后在延安的几天里，几乎到处可见越是被封锁越能激发智慧和斗志的情景。摄影队曾应邀到中央大礼堂观看鲁迅艺术学院师生的一台演出，最后一个节目是有500人参加的震撼人心的《黄河大合唱》。由于物质条件差，乐队中有小提琴、胡琴、月琴，也有碟、碗、盆、勺，最显眼的莫过于自制的大提琴，用火油箱代替共鸣箱，真是“中西合壁”、“土洋结合”。这种特制火油箱大提琴恐怕是世上独一无二的，发出的声音分外浑厚、低沉，大有龙吟虎啸之势，为整个乐队增色不少。冼星海亲自指挥演出，他站在两把矮凳搭着的一条长跳板上，奋力挥动手臂。当唱到最后，他突然转向观众继续挥舞指挥棒，顿时台上演员与台下观众同声高歌，爆发出犹如黄河奔腾汹涌澎湃的巨大气势，震撼着每—个人的心弦。摄影队几曾见过这样火热沸腾的场面，跟着起立跃跃欲试，可惜都不会唱，于是一起用力鼓掌。深夜归来，余音犹在，大家踏着黄土路，哼着“风在吼，马在叫，黄河在咆哮，黄河在咆哮……”虽仅学会几句，却别有一种精神。
大家齐声高诵：
“抗战、团结、进步!”
为表达对摄影队到来的热烈欢迎，第二天中午，陕甘宁边区政府林伯渠主席和八路军后方留 守处萧劲光主任专门设宴招待，当晚毛泽东主席又亲自接见了主要创作人员。
晚上，当摄影队怀着十分崇敬与紧张的心情来到一个简朴的窑洞前，毛泽东笑着大步迈出来，操着湖南口音朗声说道：“同志们，辛苦啦!你们都是来自大后方的抗战英雄。来，快请里面坐!”这番亲切感人的见面话语，令大家紧绷的心弦放松下来，这才看清身躯高大的毛泽东，穿着一身不太合体且又洗得有些发白的灰棉布军装，袖口处已磨破了，露着棉花，棉裤的裤脚上也有补丁。大家真没想到这位慕名已久的伟大人物，竟如此平易近人而又艰苦朴素，敬仰之情油然而生。
毛泽东与每个人逐一握手并询问姓名、年龄，对应云卫、周伯勋多问了几句，并谦恭地称他们为应队长、周先生。当舒绣文自报家门时，毛泽东笑着连连点头说：“我知道你，听周恩来同志提到过你，是一位很有出息的演员呢!只可惜我没有看过你演的电影和话剧，以后有机会再补吧!”这番话令舒绣文无比激动，感到自己不过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演员、一个在旧社会中被人瞧不起的女孩子，周恩来副主席还向毛泽东主席介绍过。紧握着毛泽东那双温暖有力的大手，舒绣文由衷地说：“主席，我是来向延安的文艺工作者学习的，在舞台上我只是小学生。”毛泽东听了挥挥手说：“还是互相学习、共同进步嘛!我们都为了一个抗日的目标。”
主客分两桌坐下，毛泽东诚挚地说：“你们远道而来，没有好菜招待贵客，只能请大家吃餐便饭，很不好意思!”在即席谈话中，他说：“我们赞成团结、进步、抗战，反对分裂、倒退、投降。蒋先生愿意抗战，我们欢迎；汪精卫要把日本搬到中国来，我们当然要反对。”又说：“抗战两年半来，在和平妥协空气压迫之下，也有些人感到窒息和苦闷，他们要求出路。在大后方、国统区的不少青年人感到彷徨，这些都是可以理解的。文艺界在这种情形下，向何处去呢?我们共产党的革命，总目的是要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政权、新民主主义的经济与文化的新社会新国家。”大家听了热烈地鼓掌。
饭后窑洞里点起了汽灯，照得满室通明，谈话也更加热烈起来。毛泽东问了他们在重庆的生活、工作、学习情况，当听说吃的是沙子、石子、稗子混杂在一起的霉烂米，用牛皮菜、盐巴、海椒末拌在一起下饭，躲警报整日整夜走不出防空洞，连声说：“辛苦了，辛苦了!”又听到一路上应云卫拿着国民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公函、戴着少将领章应付检查，受到毕恭毕敬的接待，甚至还有人请吃饭时，毛泽东也畅怀大笑起来。当应云卫介绍电影《塞上风云》的内容和计划后，毛泽东非常满意地表示：“我们目前正是要动员一切力量起来争取抗战的胜利。应当动员蒙民、回民及其他少数民族共同抗日。”他还说：“我看《塞上风云》就体现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精神，是一个很有意义的题材。到塞外去，不要忘了和蒙古族兄弟交朋友，要吃苦耐劳，为中华民族文化事业做出贡献。”
后来传闻颇广的花絮是从会见开始，毛泽东与应云卫都不停地抽烟，两人整整抽完50支前门烟，后来应云卫不无得意地告诉家人：“主席各方面都比我强，但论抽烟我们不相上下，都是一根接着一根，用不着划火柴。”
会见结束时，舒绣文递上早就准备好的笔记本，请毛泽东题词留念。毛泽东乐呵呵地接过本子说：“要得!要得!”当即从上衣口袋里取下钢笔，在本子上写下六个龙飞凤舞的大字：“抗战、团结、进步!”其他人也一齐围上去要求题词，毛泽东高兴地给每人都同样题了这六个大字，大家齐声高诵：“抗战、团结、进步!”
2月16日下午，八路军总政治部设宴欢迎摄影队，当天下午边区文艺界又与摄影队举行座谈会，有百余人出席，不少人都是以前相互熟悉的，气氛非常活跃。吴玉章首先致欢迎词，艾思奇介绍不久前召开的边区文协大会的经过及其成就，接着吴亮平、周扬、张庚、应云卫、周伯勋、舒绣文等相继发言，从敌后剧运开展到大后方演员工作，以及今后奋斗方向等，一直谈到傍晚。又隔了一天后，摄影队一行才怀着无限感慨之情，离开延安经榆林，前往内蒙古大草原投入紧张的拍摄。
“留在延安”的念头
更加强烈了
在塞北拍摄半年后，摄影队回程时再次经过延安，又停留将近一周。这次，他们已不是陌生的客人，而是老朋友故地重游，但依然受到盛情接待，又有许多不同的感受。
重返延安城的次日正逢国际青年节，延安举行庆祝大会，虽然长途跋涉，疲劳、惊骇尚未褪去，摄影队全队人员还是不愿放弃难得的参观学习机会，坚持一起出席。会场庄严肃穆，气氛十分热烈，歌声、口号声在山谷间回荡。这种革命激情和战斗场面是摄影队过去从未见到，在重庆更是难以想象，因而都感到特别新鲜和分外振奋。
此时延安正兴演“大戏”，即排演外国的、大后方的进步名剧。摄影队中许多成员就来自重庆剧坛，这让他们大感兴趣，1940年9月5日抵达延安的当晚，就兴致勃勃地步行10余里，赶去观看青年干部团演出的《雷雨》。看完戏后已经凌晨2点多了，走回住所已快天亮，大家还兴奋地谈论观感，几乎一夜没有合眼。
9月7日晚上又观看了鲁艺实验剧团演出的《日出》，其阵容整齐、演技精湛，令摄影队啧啧称叹。最让他们感到惊奇而有兴趣的是灯光，延安没有电，而舞台上照样能做到灯光“渐亮”和“渐暗”。演出结束后大家特意参观了后台，也揭开了舞台照明的玄机。原来，延安的同志想出一个巧妙的办法，替代在重庆、成都等大城市演出使用变阻器控制灯光的操作，即在台前吊上一排汽灯，每个灯扣上一个四方黑盒，朝舞台和观众的一面都是活门，开幕前将观众席这面的活门关上，再将幕前的活门慢慢打开，台上就渐渐亮起来，闭幕前则将活门放下来，台上就黑了，而观众席又亮了。大家交口夸赞这个“土灯光”发明，认为既节约又实用，和“火油箱大提琴”一样，都是在艰苦条件下“自力更生”激发出来的智慧结晶，更为钦佩延安同行对艺术执著追求的独创精神和真诚态度。
这次观看演出还有一个有趣插曲，一些在延安成长的红小鬼，对剧中小书记黄省三的哭诉不理解，纷纷议论：“黄省三每月拿十块二毛五还嫌少，我们毛主席每月只拿六块钱!”大家听后心中不由一震，在蒋管区电影厂里当演员，每月薪水少则五六十，多则百八十，还总觉得战时太苦，堂堂主席却只拿六块钱，相比之下值得深思，同时也领悟到《雷雨》、《日出》这些“大戏”在延安上演，不只是为了推动戏剧普及、提高表演艺术，更有着进行宣传反对剥削和压迫的意义。
9月8日下午，从前线回来不久的朱德总司令设宴招待摄影队，而后又举行了座谈会。出席宴会的有吴玉章、董必武、徐特立、高自立、萧劲光及茅盾、艾思奇、周扬、杨松、萧三、丁玲、萧向荣等各界人士。摄影队员向朱总司令提出了有关当时国际形势与华北抗战诸问题，并询问了正在进行的百团大战战况。朱德总司令一一给以解答，十分振奋人心。当晚为了庆祝前方胜利和欢迎摄影队，延安各界又在文化俱乐部举行晚会，再一次欢聚一堂。
因为车辆需要整修，摄影队延至9月11日启程返渝，此前两天连续安排到延安各处参观。那时延安城已被炸得只剩下东西两个城门洞，中间一条石板街道坑坑洼洼，两边房屋都变成一堆堆的瓦砾，各机关、大学等都设在山上窑洞里。当他们攀上山坡参观闻名遐迩的鲁迅艺术学院的时候，面前只是一排破旧的窑洞，怎么也无法想象就在这里，竟培养出那么多优秀的文艺战士，并排出那么多精彩的剧目。听说学生正在上课，大家便悄悄地依窗向内望去，里面一无课桌，二无讲台，连板凳也没有，只有五六个青年围着一位教师席地而坐，轻声讨论着什么，还有几个学生倚墙而立，拿着笔和笔记本，边记录、边插话。整个课堂严肃静穆，充满了浓郁的学习探讨气氛，大家感到既新奇又有意义。
往返两次经过延安，摄影队的人都喜爱上这个地方。舒绣文有感于这里生活虽然艰苦，但心情十分舒畅，实在不愿离开，来时就曾有过的“留在延安”的念头更加强烈了。当她把自己的心愿告诉黎莉莉和吴茵时，得到两位女友一致响应。她们的这一要求引起了轰然震动，延安方面立即电告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征求意见，周恩来副主席亲自回复：“为了抗战统一大业，避免磨擦，一个也不准留!”她们只得依依不舍地随队告别延安，于1940年10月19日回到重庆。郭沫若在欢迎会上再度即席赋诗，称赞此行“以艺术的力量克服民族危机，以塞上的风云扫荡后方的乌烟瘴气”!
突破困难取道延安
1940年1月初，由著名作家阳翰笙编剧的表现民族团结抗战的电影《塞上风云》，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三厅属下的中国电影制片厂投人拍摄。因片中有大量外景，就组成以导演应云卫任队长，包括演员黎莉莉、舒绣文、吴茵、周峰、周伯勋、陈天国等30多人的摄影队，专程从重庆出发，取道延安前往内蒙古实地拍摄。时任三厅厅长的郭沫若赋诗壮行：“不入虎穴焉得子，岂能甘心羊兔驯。”诗中特意提及“感人最是梦莲卿，寄子远举俗尘惊”，系指应云卫夫人程梦莲得知此行将路经延安，置艰难困苦于不顾，执意要求参与，忍将4岁的幼子托与幼稚园代为照养。当时兼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的周恩来与邓颖超，在曾家岩八路军办事处驻地亲切接见了摄影队主要成员。看到大家身穿清一色军服，周恩来风趣地说：“你们这么一打扮，真成了抗日的战士了。”他还亲自写了一封信让摄影队带交延安，并一再叮嘱沿途要小心、要谨慎、要警，惕敌人的破坏。
当时，条件艰苦，困难重重。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虽给摄影队拨了3辆汽车分装人员和器材，但车子很破旧，沿途又多是坑洼坎坷的山路，颠得大家头昏脑胀、疲惫不堪。遇上被日军飞机炸毁的桥梁或路段，还要停下来修桥铺路，“推车前进”是常有的事。有时天公不作美，雨雪交加，车轮陷入泥淖进退不得，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只好停在半路上，不但要挨饿，还得像沙丁鱼似的挤在车厢里过夜，单薄的军棉衣难抵逼人风寒。
国民党当局沿途设置的重重关卡，更加剧了行程的艰难。所幸摄影队打的是国民党“军委”旗号，持有官方文书，全体队员身着戎装，特别是应云卫临危不乱、机智灵活，利用“少将”身份，遇到麻烦和危险都能应付自如。黎莉莉曾回忆：“老应从来不愿意别上那个在旗帜店买来的‘金星’领章，只是放在上衣小兜里，以备紧急之需。每到一县，他不得不佩上‘少将’领章和县太爷打交道，等交涉完毕，随手摘下领章，往口袋里一塞，骂一声：‘他妈的’以消胸中闷气。”
尽管有“护身符”和“挡箭牌”，在到达陕西洛川即将进人陕甘宁边区之际，还是碰上了最为难缠的一次阻挠。此前经过西安，胡宗南在接风宴上就以安全为由，想阻止摄影队走延安一线，但被应云卫敷衍过去，仍照原计划北上。洛川县县长一向有“磨擦专家”之称，表面上对“上面”派来的人百般奉承，暗地里却编造谎言，说在前方密布地雷非常危险，又收买一些小脚女人打扮得妖形怪状招摇过市，称“共产党那边的妇女尽是这个模样”。这些伎俩未能得逞，他又使出离间计，挑拨随队放映与摄制人员的关系。应云卫费了很大力气，苦口婆心说服一时受骗而动摇者，引导大家以事业为重团结一致，终于排除障碍闯过最后一关。
尽管行程艰难，极为辛苦，但摄影队心里都燃烧着一团火。吴茵在途中写下一首诗，表达了大家共同的心愿，随队担任影片作曲的盛家伦立刻给它谱了曲。很快，“向前进，向前进，一齐向前进!我们是银色的战士，我们是戏剧的铁军。不怕路千里，不怕山万重，抱着民族的希望，冲破刺骨的寒风，掀起那塞上的风云。完成我伟大的使命……”的歌声伴着行进的汽车响彻天空、回荡山谷。后来，这首歌就成了西北摄影队的队歌，也是全队不论到哪里都拿出来的唯一保留节目。
只觉是到“家”了
一出洛川县境，景况果然大不相同，越往前行道路修得越整齐，遇上汽车抛锚，当地的老乡、八路军纷纷主动帮助修理、推拉，队员们表示感谢，听到的是新鲜而真挚的回答：“为人民服务嘛!”在小饭铺就餐时问起延安情况，就连普通的“小跑堂”也滔滔不绝，而且一边说一边宣传革命思想，使大家顿有苦尽甘来、刮目相看的感觉。
经过一个多月的长途跋涉，摄影队终于在1940年2月14日中午到达日夜盼望的延安城，车队开到“交际处”停下。出面接待的是鲁迅艺术学院实验剧团的田方。他曾在上海从事过左翼电影运动，后来奔赴延安投身民族解放事业，和摄影队很多人是老熟人。田方热情地代表有关方面邀请全队暂住几天，休整后再往前走。说话间，从半山腰平台上飞步跑下来几个生气勃勃的小伙子，帮助将行李、器材搬运到已经安排好的窑洞里。大家心情振奋，只觉是到“家”了。女队员不甘示弱，抢着自己扛行李，小伙子们哪里肯听，连背包都抢走了，片刻就将三车东西搬卸完毕。
接着，摄影队被领到山上一所简易木板房内，午饭已摆在一条未经漆饰的白木长桌上，两大盘白面馒头和一大桶红枣小米粥冒着热气，几大盘菜肴荤素齐全、味道可口。田方指着一大盘肉丝介绍说：“这算是高价菜了，值边币两毛钱。”大家听了很为感慨，尽管延安遭到封锁，物价却还便宜惊人，这正显示了“自己动手”的威力。
队员们津津有味地品尝丰盛的饭菜时，看到一位中年干部蹲在门外平台边上，手捧一碗小米饭就着几条萝卜干吃得很带劲儿，有人不禁好奇地问：“他为何不和我们一块吃?”田方解释说：“他不习惯，怕客气，吃不饱。”又有人追问：“他是干什么的?”田方笑了笑：“他是我们交际处的处长。”“什么?什么?他就是交际处处长?!”大家不禁目瞪口呆，很自然地对比起重庆蒋管区那些所谓“长”字辈的作为，无不为延安干部艰苦奋斗的精神所感动，更增添了对慕名已久的革命圣地的崇敬。
随后在延安的几天里，几乎到处可见越是被封锁越能激发智慧和斗志的情景。摄影队曾应邀到中央大礼堂观看鲁迅艺术学院师生的一台演出，最后一个节目是有500人参加的震撼人心的《黄河大合唱》。由于物质条件差，乐队中有小提琴、胡琴、月琴，也有碟、碗、盆、勺，最显眼的莫过于自制的大提琴，用火油箱代替共鸣箱，真是“中西合壁”、“土洋结合”。这种特制火油箱大提琴恐怕是世上独一无二的，发出的声音分外浑厚、低沉，大有龙吟虎啸之势，为整个乐队增色不少。冼星海亲自指挥演出，他站在两把矮凳搭着的一条长跳板上，奋力挥动手臂。当唱到最后，他突然转向观众继续挥舞指挥棒，顿时台上演员与台下观众同声高歌，爆发出犹如黄河奔腾汹涌澎湃的巨大气势，震撼着每—个人的心弦。摄影队几曾见过这样火热沸腾的场面，跟着起立跃跃欲试，可惜都不会唱，于是一起用力鼓掌。深夜归来，余音犹在，大家踏着黄土路，哼着“风在吼，马在叫，黄河在咆哮，黄河在咆哮……”虽仅学会几句，却别有一种精神。
大家齐声高诵：
“抗战、团结、进步!”
为表达对摄影队到来的热烈欢迎，第二天中午，陕甘宁边区政府林伯渠主席和八路军后方留 守处萧劲光主任专门设宴招待，当晚毛泽东主席又亲自接见了主要创作人员。
晚上，当摄影队怀着十分崇敬与紧张的心情来到一个简朴的窑洞前，毛泽东笑着大步迈出来，操着湖南口音朗声说道：“同志们，辛苦啦!你们都是来自大后方的抗战英雄。来，快请里面坐!”这番亲切感人的见面话语，令大家紧绷的心弦放松下来，这才看清身躯高大的毛泽东，穿着一身不太合体且又洗得有些发白的灰棉布军装，袖口处已磨破了，露着棉花，棉裤的裤脚上也有补丁。大家真没想到这位慕名已久的伟大人物，竟如此平易近人而又艰苦朴素，敬仰之情油然而生。
毛泽东与每个人逐一握手并询问姓名、年龄，对应云卫、周伯勋多问了几句，并谦恭地称他们为应队长、周先生。当舒绣文自报家门时，毛泽东笑着连连点头说：“我知道你，听周恩来同志提到过你，是一位很有出息的演员呢!只可惜我没有看过你演的电影和话剧，以后有机会再补吧!”这番话令舒绣文无比激动，感到自己不过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演员、一个在旧社会中被人瞧不起的女孩子，周恩来副主席还向毛泽东主席介绍过。紧握着毛泽东那双温暖有力的大手，舒绣文由衷地说：“主席，我是来向延安的文艺工作者学习的，在舞台上我只是小学生。”毛泽东听了挥挥手说：“还是互相学习、共同进步嘛!我们都为了一个抗日的目标。”
主客分两桌坐下，毛泽东诚挚地说：“你们远道而来，没有好菜招待贵客，只能请大家吃餐便饭，很不好意思!”在即席谈话中，他说：“我们赞成团结、进步、抗战，反对分裂、倒退、投降。蒋先生愿意抗战，我们欢迎；汪精卫要把日本搬到中国来，我们当然要反对。”又说：“抗战两年半来，在和平妥协空气压迫之下，也有些人感到窒息和苦闷，他们要求出路。在大后方、国统区的不少青年人感到彷徨，这些都是可以理解的。文艺界在这种情形下，向何处去呢?我们共产党的革命，总目的是要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政权、新民主主义的经济与文化的新社会新国家。”大家听了热烈地鼓掌。
饭后窑洞里点起了汽灯，照得满室通明，谈话也更加热烈起来。毛泽东问了他们在重庆的生活、工作、学习情况，当听说吃的是沙子、石子、稗子混杂在一起的霉烂米，用牛皮菜、盐巴、海椒末拌在一起下饭，躲警报整日整夜走不出防空洞，连声说：“辛苦了，辛苦了!”又听到一路上应云卫拿着国民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公函、戴着少将领章应付检查，受到毕恭毕敬的接待，甚至还有人请吃饭时，毛泽东也畅怀大笑起来。当应云卫介绍电影《塞上风云》的内容和计划后，毛泽东非常满意地表示：“我们目前正是要动员一切力量起来争取抗战的胜利。应当动员蒙民、回民及其他少数民族共同抗日。”他还说：“我看《塞上风云》就体现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精神，是一个很有意义的题材。到塞外去，不要忘了和蒙古族兄弟交朋友，要吃苦耐劳，为中华民族文化事业做出贡献。”
后来传闻颇广的花絮是从会见开始，毛泽东与应云卫都不停地抽烟，两人整整抽完50支前门烟，后来应云卫不无得意地告诉家人：“主席各方面都比我强，但论抽烟我们不相上下，都是一根接着一根，用不着划火柴。”
会见结束时，舒绣文递上早就准备好的笔记本，请毛泽东题词留念。毛泽东乐呵呵地接过本子说：“要得!要得!”当即从上衣口袋里取下钢笔，在本子上写下六个龙飞凤舞的大字：“抗战、团结、进步!”其他人也一齐围上去要求题词，毛泽东高兴地给每人都同样题了这六个大字，大家齐声高诵：“抗战、团结、进步!”
2月16日下午，八路军总政治部设宴欢迎摄影队，当天下午边区文艺界又与摄影队举行座谈会，有百余人出席，不少人都是以前相互熟悉的，气氛非常活跃。吴玉章首先致欢迎词，艾思奇介绍不久前召开的边区文协大会的经过及其成就，接着吴亮平、周扬、张庚、应云卫、周伯勋、舒绣文等相继发言，从敌后剧运开展到大后方演员工作，以及今后奋斗方向等，一直谈到傍晚。又隔了一天后，摄影队一行才怀着无限感慨之情，离开延安经榆林，前往内蒙古大草原投入紧张的拍摄。
“留在延安”的念头
更加强烈了
在塞北拍摄半年后，摄影队回程时再次经过延安，又停留将近一周。这次，他们已不是陌生的客人，而是老朋友故地重游，但依然受到盛情接待，又有许多不同的感受。
重返延安城的次日正逢国际青年节，延安举行庆祝大会，虽然长途跋涉，疲劳、惊骇尚未褪去，摄影队全队人员还是不愿放弃难得的参观学习机会，坚持一起出席。会场庄严肃穆，气氛十分热烈，歌声、口号声在山谷间回荡。这种革命激情和战斗场面是摄影队过去从未见到，在重庆更是难以想象，因而都感到特别新鲜和分外振奋。
此时延安正兴演“大戏”，即排演外国的、大后方的进步名剧。摄影队中许多成员就来自重庆剧坛，这让他们大感兴趣，1940年9月5日抵达延安的当晚，就兴致勃勃地步行10余里，赶去观看青年干部团演出的《雷雨》。看完戏后已经凌晨2点多了，走回住所已快天亮，大家还兴奋地谈论观感，几乎一夜没有合眼。
9月7日晚上又观看了鲁艺实验剧团演出的《日出》，其阵容整齐、演技精湛，令摄影队啧啧称叹。最让他们感到惊奇而有兴趣的是灯光，延安没有电，而舞台上照样能做到灯光“渐亮”和“渐暗”。演出结束后大家特意参观了后台，也揭开了舞台照明的玄机。原来，延安的同志想出一个巧妙的办法，替代在重庆、成都等大城市演出使用变阻器控制灯光的操作，即在台前吊上一排汽灯，每个灯扣上一个四方黑盒，朝舞台和观众的一面都是活门，开幕前将观众席这面的活门关上，再将幕前的活门慢慢打开，台上就渐渐亮起来，闭幕前则将活门放下来，台上就黑了，而观众席又亮了。大家交口夸赞这个“土灯光”发明，认为既节约又实用，和“火油箱大提琴”一样，都是在艰苦条件下“自力更生”激发出来的智慧结晶，更为钦佩延安同行对艺术执著追求的独创精神和真诚态度。
这次观看演出还有一个有趣插曲，一些在延安成长的红小鬼，对剧中小书记黄省三的哭诉不理解，纷纷议论：“黄省三每月拿十块二毛五还嫌少，我们毛主席每月只拿六块钱!”大家听后心中不由一震，在蒋管区电影厂里当演员，每月薪水少则五六十，多则百八十，还总觉得战时太苦，堂堂主席却只拿六块钱，相比之下值得深思，同时也领悟到《雷雨》、《日出》这些“大戏”在延安上演，不只是为了推动戏剧普及、提高表演艺术，更有着进行宣传反对剥削和压迫的意义。
9月8日下午，从前线回来不久的朱德总司令设宴招待摄影队，而后又举行了座谈会。出席宴会的有吴玉章、董必武、徐特立、高自立、萧劲光及茅盾、艾思奇、周扬、杨松、萧三、丁玲、萧向荣等各界人士。摄影队员向朱总司令提出了有关当时国际形势与华北抗战诸问题，并询问了正在进行的百团大战战况。朱德总司令一一给以解答，十分振奋人心。当晚为了庆祝前方胜利和欢迎摄影队，延安各界又在文化俱乐部举行晚会，再一次欢聚一堂。
因为车辆需要整修，摄影队延至9月11日启程返渝，此前两天连续安排到延安各处参观。那时延安城已被炸得只剩下东西两个城门洞，中间一条石板街道坑坑洼洼，两边房屋都变成一堆堆的瓦砾，各机关、大学等都设在山上窑洞里。当他们攀上山坡参观闻名遐迩的鲁迅艺术学院的时候，面前只是一排破旧的窑洞，怎么也无法想象就在这里，竟培养出那么多优秀的文艺战士，并排出那么多精彩的剧目。听说学生正在上课，大家便悄悄地依窗向内望去，里面一无课桌，二无讲台，连板凳也没有，只有五六个青年围着一位教师席地而坐，轻声讨论着什么，还有几个学生倚墙而立，拿着笔和笔记本，边记录、边插话。整个课堂严肃静穆，充满了浓郁的学习探讨气氛，大家感到既新奇又有意义。
往返两次经过延安，摄影队的人都喜爱上这个地方。舒绣文有感于这里生活虽然艰苦，但心情十分舒畅，实在不愿离开，来时就曾有过的“留在延安”的念头更加强烈了。当她把自己的心愿告诉黎莉莉和吴茵时，得到两位女友一致响应。她们的这一要求引起了轰然震动，延安方面立即电告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征求意见，周恩来副主席亲自回复：“为了抗战统一大业，避免磨擦，一个也不准留!”她们只得依依不舍地随队告别延安，于1940年10月19日回到重庆。郭沫若在欢迎会上再度即席赋诗，称赞此行“以艺术的力量克服民族危机，以塞上的风云扫荡后方的乌烟瘴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