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由阎肃根据小说《红岩》改编创作的民族歌剧《江姐》，从1962年开始创作至今，已走过了50余载时光。抚今追昔，我们愿通过这篇文字搭建起过往同现实的勾连，检视历史更激励当下，为促进歌剧艺术的发展提供可资借鉴的历史样本，鼓舞更多的人向阎肃、羊鸣等老一辈艺术家学习，创作出更多像《江姐》这样感悟历史、观照现实的经典之作。
歌剧《江姐》历经半个世纪的时间之流变、人事之更迭，为何仍有如此众多的观众对这一红色经典喷涌着强烈的激情？是什么样的艺术魅力在沿袭了50多年之久后依旧可以振奋人心、经久不衰？或许，回到《江姐》创作的年代，我们才能更深入地感受它，在舞台聚光灯之外。去重新思索其间的偶然与必然。同时，也给未来民族歌剧的发展予以参考与借鉴的经验。
剧本的发轫源于艺术家对生活的长期积累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第一个+年，军队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的全面推进，令空政文工团得以在探索中调整发展，并逐步迈上专业化建设的新台阶。当时其下辖四支相对独立的队伍：歌剧团、歌舞团、话剧团以及军乐队。歌剧《江姐》的主创阎肃、羊鸣等。就是在这一时期作为新鲜血液从全国各地充实进空政文工团。
在歌剧团成立不久，阎肃、羊鸣、姜春阳、金砂等都因为创作天赋凸显而很快进入了创作组。其实，在天赋之外，这些艺术家更多是深入生活的一线创作者。在这期间他们写了很多歌曲，其中阎肃、姜春阳为庆祝建国十周年而写的《节日来到了》，成为在全国推荐的作品之一；金砂作曲的《毛主席来到咱农庄》，也是当年很有影响力的作品；而由阎肃、羊鸣在1961年下部队体验生活期间创作的歌曲《我爱祖国的蓝天》，更是唱响军营内外。
歌剧《江姐》的创作更是艺术来源于生活的典范。时值第二届全军文艺会演，阎肃受独幕话剧《活捉罗根元》的启发，在原有情节上重新加工和扩展，编写了独幕小歌剧《刘四姐》，交由羊鸣和姜春阳作曲。由于在部队取得了很好的反响，一些兄弟团体也排演了这部戏，山东人民出版社还发行了此剧的单行本。考虑到出版《刘四姐》的稿费并不多，而剧本的发行又包含着许多人的努力，因此阎肃他们几个人决定，请大家吃涮羊肉。席间的闲聊中，在谈到接下来准备创作的剧目时，由于《红岩》小说在社会上非常流行，阎肃说小说里的人物“江姐”很适合歌之咏之，所以对于红岩题材的改编自然进入了创作者们的视角。或许可以这样假设：《刘四姐》的诞生与出版，直接或间接地推动了后来风行五十余载的《江姐》的出现。
当然，历史的魅力就在于它可以给人无限的想象。其实如果没有那一顿涮羊肉，《江姐》也同样会在内外环境的共同作用下诞生。但这顿饭局，无非是催生了主创们内心的萌芽。历史在既定河道中加速地流淌着。事实上，如若没有阎肃长期的生活积累，《江姐》剧本的初稿是不可能在这顿饭毕后的短时间内就很快写出的，因为一般来说，一部剧作的酝酿需要何其漫长的时光。
作为中国歌剧发展脉络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作品，如果把《江姐》的创作放到中国人民解放军音乐不断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宏观地审视，会发现对艰苦岁月的追忆和革命历程的回顾，都天然地具有一种非常厚重的历史感。这厚重历史感得益于编剧阎肃的生活经历，这些经历成为他日后创作《江姐》的素材与源泉。
1937年“七七事变”后，年仅7岁的阎肃随家人一路南迁逃难到重庆，在山城生活了近20年时间。解放前夕，在重庆地下党的领导下，他带着青年学子的一腔热血加入了地下党的外围组织，积极投身爱国学生运动。重庆解放后，他又多次去过歌乐山、渣滓洞，这为《江姐》的创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四川的乡土风情、反动统治下的大众疾苦和地下党员的英勇斗争，这些阎肃十分熟悉的经历，令他可以兼具历史剧作者和历史剧中人这难得的双重角色，在人民的历史创造中进行艺术家个人的创造。当这种得天独厚的艺术视角投射到革命先辈淬火砺金的奋斗历程中，便能透过1949年前后那翻天覆地的历史节点，深刻地反映革命斗争的精神与本质。所以即使在全国已经有几十个版本的《红岩》剧目上演、竞争异常激烈的情况下，阎肃依然对歌剧《江姐》的创作充满信心。他知道，写“江姐”准错不了。
作品的完成源于主创人员迎难而上的品格
在歌剧团创作组酝酿《江姐》的同时，空政歌舞团已然打了一场漂亮的翻身仗。1961年，由歌舞团排演的《革命历史歌曲表演唱》获得了空前的成功，受到各级首长的好评和广大观众的欢迎。后来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就是以此剧为蓝本创作的。
而拥有一大批优秀创演人员的歌剧团，则相对缺少能同《东方红》比肩的、艺术表现力和影响力俱佳的大作品。这一现状令当时的创作组成员。特别是编剧阎肃背负着相当重的压力。他是一名创作者，更是一名军人。于是，不畏压力、迎难而上的精神和品格，成就了后来阎肃先生“主动即自由”的美谈。
接下来歌剧《江姐》的具体创作，则是一个否定继而超越的过程：否定之前的自己，也超越以往的作品。
带着小说《红岩》，阎肃回到了锦州他妻子工作的地方。结婚后的第一次探亲休假，连去带回就20天时间，他趴在炕上写了18天。可谓是：“望水想川江，梦里登红岩。”50余载光阴过后，阎肃夫人回忆：“那次探亲，老阎一直把自己关在家里搞创作，我们哪都没去玩。”这话听起来有些许抱怨，带着岁月淘洗过的淡然，但却让人真真切切地感到剧本创作时那份认真踏实的热诚态度。初稿写好后回到北京，他广泛听取吸收各方面意见，再综合大家的看法认真修改。后来空军又组织多次剧本讨论，但大架子始终没动。
1962年10月，剧本初稿完成后，羊鸣、姜春阳、金砂三位便进入了音乐创作。关于具体的分工，最初是羊鸣牵头统管音乐总体规划和总体设计，重点负责写江姐和沈养斋的唱腔，姜春阳重点负责甫志高和第二场的唱腔。金砂是四川铜梁县人，1940年考入青木关国立音乐学院，熟悉四川的风情和民间曲调，便把所有的具有四川特色的人物、场次中的音乐和唱腔都交给了金砂。 《江姐》进入谱曲阶段时，《我爱祖国的蓝天》的首唱秦万檀讲了这样一个细节：当时夏天很热，姜春阳躲在蚊帐里，打着手电筒作曲。手中一边写，口中一边哼。两手还不停地打拍子。他在蚊帐里作曲非常激动，打拍子就像指挥一个大乐团似的，晃得床板嘎吱嘎吱响。同屋的人劝他歇一会儿，他却仍然边打拍子边唱，如同走火入魔了一样。“你说处在这样一种如痴如狂的精神状态，怎会不出好作品嘛？”秦万檀反问道。
作曲们从秋写到了冬，又从春谱到了夏。谱曲的一年间，他们到四川学习地方戏曲，搜集音乐素材，参观渣滓洞、白公馆等旧址，深入了解江姐等革命烈士生前的斗争事迹。不分白天黑夜连轴转的他们，风雨兼程、披星戴月，全身心地扑到音乐创作中。羊鸣回忆：“其间的过程如同炼狱一样艰难，每个细胞都得处于兴奋状态，体力消耗非常大。我那时不能动感情，一动感情就哭，压力大得都快神经错乱了。”
凝聚着作曲们心力的初稿完成后，文工团召开了第一稿的剧本审查会，阁肃念剧本，羊鸣、姜春阳、金砂三个人唱。据当年参加此次审查会的黄寿康（也就是之后沈养斋的扮演者）回忆，尽管阎肃第一稿剧本有些唱段写得过长（比如后来只有20句的江姐哭丈夫的唱词，最早写了100多句），不过总体上看，文学上站住了，有人物、有情节、有层次、有高潮。有的人还随着剧本朗读感动得落泪。而对于谱曲，几位领导和不少同志都不是很满意：说它是川剧吧，又不像是川剧：说它是民歌吧，又说不清像哪儿的民歌。会议结束时，政委陆友做了结论：“剧本还要修改，这一稿音乐，全部作废！一个音符也不要，重新生活，重新另写！”
不过，第一次审查后，剧本在整体上毋容置疑得到肯定，重点则是如何推敲音乐的艺术性。会后主创人员当即决定：再次深入学习周总理有关“三化”的指示，重新深入生活，搜集音乐素材。而总团当时的主要领导，之所以在审查会结束后作出音乐重写的决定，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以阎肃为代表的主创人员都是音乐上的内行，有着非常深厚的专业背景和统领全局的业务素质。尽管几位作曲家感到思想压力很大，但他们并没有灰心，而是觉得有能力、有信心围绕“新”字创作。就这样，几位主创再次振作精神，重整行装到全国采风去了。
他们多次采访小说《红岩》的作者罗广斌、杨益言和江竹筠烈士的亲属，并访遍了健在的川中地下党成员，再次加深了对于剧中人物的理解。在音乐方面，羊鸣等人先后学习了京剧、河北梆子、川剧、越剧、沪剧、婺剧、评剧等剧种和四川清音、四川洋琴、金钱板、杭州滩簧、金华滩簧等民间说唱音乐。他们不只是单一地学几段唱腔，找几段素材，而是在积淀着悠久中华文化的地方戏曲中，学习与民间音乐有关联的所有知识。这一系列收集素材、找寻灵感的采风过程，为第二稿的音乐创作打下了极其扎实的根基。
生活是艺术的源泉，两度入川、四下江南后创作的第二稿相比首稿，显然是一次质的飞跃。从一开始生硬模仿写出的“四不像”，到后来的南北嫁接、融会贯通，这种对民族风格的探索与创新再经审查时。得到了文工团领导和许多同志的一致认可。后来试唱排练，扮演江姐的演员拿到曲谱时一唱就掉眼泪，足见创作者们的功力和所下的气力。
在首稿音乐一个音符也不要的情况下进行二次作曲，无异于从倒塌的废墟中重新规划另立新楼，然而也正是这样的曲折才夯实了《江姐》音乐最初的根基，几位年轻的创作者带着如西绪福斯和堂·吉诃德一般的韧劲，站到了把《江姐》锻造成经典的更高台阶上。
作品的成功源于主创人员精益求精的创作态度
1963年9月，《江姐》剧本通过审查后进入了试唱阶段，排练伊始，刘亚楼司令员就提出了八个字：精雕细刻.打造精品。在初排两个多月后的11月29日，空军司令员刘亚楼、政委吴法宪、政治部副主任王静敏在总团政委陆友的陪同下，第一次观看了歌剧《江姐》的连排，并于12月12日在东交民巷22号召开会议，对如何修改《江姐》作了指示。
刘亚楼是解放军中为数不多留过学的高级将领之一，毕业于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在苏联的近10年间，他接触了众多西洋歌剧，所以他关于歌剧《江姐》的修改提议，大到剧本的主题思想和结构。小到非常具体的唱词、唱腔，都经常能够说到点子上。从《江姐》创作伊始，刘亚楼关于《江姐》的批示多达52次，甚至在病重期间仍然关心着演出情况，他逝世时，病榻前依旧放着《江姐》剧本。多少年后。在谈及《江姐》的艺术创作时，阎肃深情地说：“我始终是怀着深深的敬意，感激怀念我们的这位司令员的。他是那样热情、那样炽烈地爱护、扶持歌剧《江姐》，那样鲜明、强烈、无微不至地关怀和支持文艺工作。”
1964年8月2日，在空军首届话剧、歌剧会演期间，刘亚楼司令员在又一次看过《江姐》后发表了如下的讲话：“总的比上次好了，基本上可以。长了一点，要想办法删掉20分钟，最好是30分钟……总的意见：一是有些长，二是不够政治化……《红梅赞》还是不够晌。改好了，可以拿出去公演。”
刘亚楼的一席话为一个多月后的公演做了铺垫。1964年9月4日，历经上百场的内部试演，空政文工团在中国儿童剧场面向公众首演七场歌剧《江姐》，连续演出26场.场场爆满。
公演的第三天，周总理携夫人来到儿童剧场，如普通观众一样在售票窗口买了两张票观看演出，回去后就推荐给了毛主席。1964年10月13日晚，在人民大会堂小礼堂，毛泽东、周恩来、朱德、董必武、彭真、薄一波、罗瑞卿、杨尚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一同观看了演出。毛主席在建国后观看的唯一一部歌剧，就是空政文工团创排的《江姐》，并作出了“《江姐》可以走遍全国，教育人民”的指示。第二天，全国各大报纸都在头版显著位置刊登了毛主席观看《江姐》的消息，和领导们与演职人员的合影。由于深为剧情感动，随后的一天晚上，毛主席专门在中南海接见了编剧阎肃。来到领袖身边，阎肃激动不已，恭恭敬敬地给主席鞠了个躬。毛主席微笑着与34岁的阎肃亲切握手交流，并赠给他一套亲笔签名的精装《毛泽东选集》，勉励他写出更多戏来，为社会主义文艺事业做出更大的贡献。阎肃坚定地说：“我一定好好努力！”
从此，这脱口而出的七个字和那光荣的瞬间，不仅成了阎肃老师本人践行一辈子的诺言，更化作了空政文工团珍贵的记忆。“冲出三峡到海洋”这句《江姐》开场川江号子中的歌词，描述的虽为长江，但它更像一句预言。展望着歌剧《江姐》未来的辉煌。创作排演的两年间，一曲《红梅赞》八易其稿，修改达20多次，而整个剧本更是四次更改、几经加工，文工团人带着对优秀作品的执著追求和艺术上的精益求精，在沿途的惊涛拍岸过后，终于进入了最广大观众的海洋，虽经暗流汹涌，却也卷动着时代的浪潮。
此后，歌剧《江姐》更是开启了全国的巡演。一年间为部队、党政机关、工厂、学校及各地公演257场，创造了中国歌剧史上的奇迹。在上海的48天时间里，《江姐》演出43场，观众超过71800人次，演出期间有几天室外下着小雨，但观众热情依然不减，买票的队伍绵延达一公里之长……
五十载斗转星移后的人世沧桑。有过曲折，但更多的是辉煌。当年的年轻人已然两鬓披霜，但舞台上一代代演员却用青春，诠释着江姐永远年轻的形象。
回望前辈们披荆斩棘的创演过程，在不断流逝的历史细节里，《江姐》永远地留在了堪称经典的歌剧中。《江姐》的伟大，在于它的每一次复排，都能够令人看到新的现实意义：最初我们看到的是阶级斗争和令所有对手都胆寒的一代人：但后来我们看到的。则是如江姐所唱的那样。鼓舞着观者要“莫把这战斗的岁月轻忘掉，不辜负人民的重托和党的教导”。如此。它就超越了一般艺术作品的审美意义。而这种并不局限于某一时代的红岩精神的阐发，则给人们带来了绵延半个世纪的心灵震撼。
当然，如果我们能够更历史地看待《江姐》，重温那段关于中国革命的壮阔波澜，我们看到的，是在漫漫历史长河中，有那么一个阶段，生活着那么一群人，他们可以为了自己的信仰而超越生死的界限，甚至向死而生。这不关乎意识形态的颜色，它是所有人都尊重的价值——信仰。
在歌剧《江姐》一路走来的历史中，也许并没有关于民族歌剧未来发展的直接答案，但这种深入生活、挖掘创作素材的进取精神，不畏艰险、迎难而上的创作品格，以及精益求精、锐意创新的创作态度，就是阎肃等老一辈艺术家为我们民族歌剧发展所传授的宝贵经验。
歌剧《江姐》历经半个世纪的时间之流变、人事之更迭，为何仍有如此众多的观众对这一红色经典喷涌着强烈的激情？是什么样的艺术魅力在沿袭了50多年之久后依旧可以振奋人心、经久不衰？或许，回到《江姐》创作的年代，我们才能更深入地感受它，在舞台聚光灯之外。去重新思索其间的偶然与必然。同时，也给未来民族歌剧的发展予以参考与借鉴的经验。
剧本的发轫源于艺术家对生活的长期积累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第一个+年，军队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的全面推进，令空政文工团得以在探索中调整发展，并逐步迈上专业化建设的新台阶。当时其下辖四支相对独立的队伍：歌剧团、歌舞团、话剧团以及军乐队。歌剧《江姐》的主创阎肃、羊鸣等。就是在这一时期作为新鲜血液从全国各地充实进空政文工团。
在歌剧团成立不久，阎肃、羊鸣、姜春阳、金砂等都因为创作天赋凸显而很快进入了创作组。其实，在天赋之外，这些艺术家更多是深入生活的一线创作者。在这期间他们写了很多歌曲，其中阎肃、姜春阳为庆祝建国十周年而写的《节日来到了》，成为在全国推荐的作品之一；金砂作曲的《毛主席来到咱农庄》，也是当年很有影响力的作品；而由阎肃、羊鸣在1961年下部队体验生活期间创作的歌曲《我爱祖国的蓝天》，更是唱响军营内外。
歌剧《江姐》的创作更是艺术来源于生活的典范。时值第二届全军文艺会演，阎肃受独幕话剧《活捉罗根元》的启发，在原有情节上重新加工和扩展，编写了独幕小歌剧《刘四姐》，交由羊鸣和姜春阳作曲。由于在部队取得了很好的反响，一些兄弟团体也排演了这部戏，山东人民出版社还发行了此剧的单行本。考虑到出版《刘四姐》的稿费并不多，而剧本的发行又包含着许多人的努力，因此阎肃他们几个人决定，请大家吃涮羊肉。席间的闲聊中，在谈到接下来准备创作的剧目时，由于《红岩》小说在社会上非常流行，阎肃说小说里的人物“江姐”很适合歌之咏之，所以对于红岩题材的改编自然进入了创作者们的视角。或许可以这样假设：《刘四姐》的诞生与出版，直接或间接地推动了后来风行五十余载的《江姐》的出现。
当然，历史的魅力就在于它可以给人无限的想象。其实如果没有那一顿涮羊肉，《江姐》也同样会在内外环境的共同作用下诞生。但这顿饭局，无非是催生了主创们内心的萌芽。历史在既定河道中加速地流淌着。事实上，如若没有阎肃长期的生活积累，《江姐》剧本的初稿是不可能在这顿饭毕后的短时间内就很快写出的，因为一般来说，一部剧作的酝酿需要何其漫长的时光。
作为中国歌剧发展脉络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作品，如果把《江姐》的创作放到中国人民解放军音乐不断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宏观地审视，会发现对艰苦岁月的追忆和革命历程的回顾，都天然地具有一种非常厚重的历史感。这厚重历史感得益于编剧阎肃的生活经历，这些经历成为他日后创作《江姐》的素材与源泉。
1937年“七七事变”后，年仅7岁的阎肃随家人一路南迁逃难到重庆，在山城生活了近20年时间。解放前夕，在重庆地下党的领导下，他带着青年学子的一腔热血加入了地下党的外围组织，积极投身爱国学生运动。重庆解放后，他又多次去过歌乐山、渣滓洞，这为《江姐》的创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四川的乡土风情、反动统治下的大众疾苦和地下党员的英勇斗争，这些阎肃十分熟悉的经历，令他可以兼具历史剧作者和历史剧中人这难得的双重角色，在人民的历史创造中进行艺术家个人的创造。当这种得天独厚的艺术视角投射到革命先辈淬火砺金的奋斗历程中，便能透过1949年前后那翻天覆地的历史节点，深刻地反映革命斗争的精神与本质。所以即使在全国已经有几十个版本的《红岩》剧目上演、竞争异常激烈的情况下，阎肃依然对歌剧《江姐》的创作充满信心。他知道，写“江姐”准错不了。
作品的完成源于主创人员迎难而上的品格
在歌剧团创作组酝酿《江姐》的同时，空政歌舞团已然打了一场漂亮的翻身仗。1961年，由歌舞团排演的《革命历史歌曲表演唱》获得了空前的成功，受到各级首长的好评和广大观众的欢迎。后来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就是以此剧为蓝本创作的。
而拥有一大批优秀创演人员的歌剧团，则相对缺少能同《东方红》比肩的、艺术表现力和影响力俱佳的大作品。这一现状令当时的创作组成员。特别是编剧阎肃背负着相当重的压力。他是一名创作者，更是一名军人。于是，不畏压力、迎难而上的精神和品格，成就了后来阎肃先生“主动即自由”的美谈。
接下来歌剧《江姐》的具体创作，则是一个否定继而超越的过程：否定之前的自己，也超越以往的作品。
带着小说《红岩》，阎肃回到了锦州他妻子工作的地方。结婚后的第一次探亲休假，连去带回就20天时间，他趴在炕上写了18天。可谓是：“望水想川江，梦里登红岩。”50余载光阴过后，阎肃夫人回忆：“那次探亲，老阎一直把自己关在家里搞创作，我们哪都没去玩。”这话听起来有些许抱怨，带着岁月淘洗过的淡然，但却让人真真切切地感到剧本创作时那份认真踏实的热诚态度。初稿写好后回到北京，他广泛听取吸收各方面意见，再综合大家的看法认真修改。后来空军又组织多次剧本讨论，但大架子始终没动。
1962年10月，剧本初稿完成后，羊鸣、姜春阳、金砂三位便进入了音乐创作。关于具体的分工，最初是羊鸣牵头统管音乐总体规划和总体设计，重点负责写江姐和沈养斋的唱腔，姜春阳重点负责甫志高和第二场的唱腔。金砂是四川铜梁县人，1940年考入青木关国立音乐学院，熟悉四川的风情和民间曲调，便把所有的具有四川特色的人物、场次中的音乐和唱腔都交给了金砂。 《江姐》进入谱曲阶段时，《我爱祖国的蓝天》的首唱秦万檀讲了这样一个细节：当时夏天很热，姜春阳躲在蚊帐里，打着手电筒作曲。手中一边写，口中一边哼。两手还不停地打拍子。他在蚊帐里作曲非常激动，打拍子就像指挥一个大乐团似的，晃得床板嘎吱嘎吱响。同屋的人劝他歇一会儿，他却仍然边打拍子边唱，如同走火入魔了一样。“你说处在这样一种如痴如狂的精神状态，怎会不出好作品嘛？”秦万檀反问道。
作曲们从秋写到了冬，又从春谱到了夏。谱曲的一年间，他们到四川学习地方戏曲，搜集音乐素材，参观渣滓洞、白公馆等旧址，深入了解江姐等革命烈士生前的斗争事迹。不分白天黑夜连轴转的他们，风雨兼程、披星戴月，全身心地扑到音乐创作中。羊鸣回忆：“其间的过程如同炼狱一样艰难，每个细胞都得处于兴奋状态，体力消耗非常大。我那时不能动感情，一动感情就哭，压力大得都快神经错乱了。”
凝聚着作曲们心力的初稿完成后，文工团召开了第一稿的剧本审查会，阁肃念剧本，羊鸣、姜春阳、金砂三个人唱。据当年参加此次审查会的黄寿康（也就是之后沈养斋的扮演者）回忆，尽管阎肃第一稿剧本有些唱段写得过长（比如后来只有20句的江姐哭丈夫的唱词，最早写了100多句），不过总体上看，文学上站住了，有人物、有情节、有层次、有高潮。有的人还随着剧本朗读感动得落泪。而对于谱曲，几位领导和不少同志都不是很满意：说它是川剧吧，又不像是川剧：说它是民歌吧，又说不清像哪儿的民歌。会议结束时，政委陆友做了结论：“剧本还要修改，这一稿音乐，全部作废！一个音符也不要，重新生活，重新另写！”
不过，第一次审查后，剧本在整体上毋容置疑得到肯定，重点则是如何推敲音乐的艺术性。会后主创人员当即决定：再次深入学习周总理有关“三化”的指示，重新深入生活，搜集音乐素材。而总团当时的主要领导，之所以在审查会结束后作出音乐重写的决定，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以阎肃为代表的主创人员都是音乐上的内行，有着非常深厚的专业背景和统领全局的业务素质。尽管几位作曲家感到思想压力很大，但他们并没有灰心，而是觉得有能力、有信心围绕“新”字创作。就这样，几位主创再次振作精神，重整行装到全国采风去了。
他们多次采访小说《红岩》的作者罗广斌、杨益言和江竹筠烈士的亲属，并访遍了健在的川中地下党成员，再次加深了对于剧中人物的理解。在音乐方面，羊鸣等人先后学习了京剧、河北梆子、川剧、越剧、沪剧、婺剧、评剧等剧种和四川清音、四川洋琴、金钱板、杭州滩簧、金华滩簧等民间说唱音乐。他们不只是单一地学几段唱腔，找几段素材，而是在积淀着悠久中华文化的地方戏曲中，学习与民间音乐有关联的所有知识。这一系列收集素材、找寻灵感的采风过程，为第二稿的音乐创作打下了极其扎实的根基。
生活是艺术的源泉，两度入川、四下江南后创作的第二稿相比首稿，显然是一次质的飞跃。从一开始生硬模仿写出的“四不像”，到后来的南北嫁接、融会贯通，这种对民族风格的探索与创新再经审查时。得到了文工团领导和许多同志的一致认可。后来试唱排练，扮演江姐的演员拿到曲谱时一唱就掉眼泪，足见创作者们的功力和所下的气力。
在首稿音乐一个音符也不要的情况下进行二次作曲，无异于从倒塌的废墟中重新规划另立新楼，然而也正是这样的曲折才夯实了《江姐》音乐最初的根基，几位年轻的创作者带着如西绪福斯和堂·吉诃德一般的韧劲，站到了把《江姐》锻造成经典的更高台阶上。
作品的成功源于主创人员精益求精的创作态度
1963年9月，《江姐》剧本通过审查后进入了试唱阶段，排练伊始，刘亚楼司令员就提出了八个字：精雕细刻.打造精品。在初排两个多月后的11月29日，空军司令员刘亚楼、政委吴法宪、政治部副主任王静敏在总团政委陆友的陪同下，第一次观看了歌剧《江姐》的连排，并于12月12日在东交民巷22号召开会议，对如何修改《江姐》作了指示。
刘亚楼是解放军中为数不多留过学的高级将领之一，毕业于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在苏联的近10年间，他接触了众多西洋歌剧，所以他关于歌剧《江姐》的修改提议，大到剧本的主题思想和结构。小到非常具体的唱词、唱腔，都经常能够说到点子上。从《江姐》创作伊始，刘亚楼关于《江姐》的批示多达52次，甚至在病重期间仍然关心着演出情况，他逝世时，病榻前依旧放着《江姐》剧本。多少年后。在谈及《江姐》的艺术创作时，阎肃深情地说：“我始终是怀着深深的敬意，感激怀念我们的这位司令员的。他是那样热情、那样炽烈地爱护、扶持歌剧《江姐》，那样鲜明、强烈、无微不至地关怀和支持文艺工作。”
1964年8月2日，在空军首届话剧、歌剧会演期间，刘亚楼司令员在又一次看过《江姐》后发表了如下的讲话：“总的比上次好了，基本上可以。长了一点，要想办法删掉20分钟，最好是30分钟……总的意见：一是有些长，二是不够政治化……《红梅赞》还是不够晌。改好了，可以拿出去公演。”
刘亚楼的一席话为一个多月后的公演做了铺垫。1964年9月4日，历经上百场的内部试演，空政文工团在中国儿童剧场面向公众首演七场歌剧《江姐》，连续演出26场.场场爆满。
公演的第三天，周总理携夫人来到儿童剧场，如普通观众一样在售票窗口买了两张票观看演出，回去后就推荐给了毛主席。1964年10月13日晚，在人民大会堂小礼堂，毛泽东、周恩来、朱德、董必武、彭真、薄一波、罗瑞卿、杨尚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一同观看了演出。毛主席在建国后观看的唯一一部歌剧，就是空政文工团创排的《江姐》，并作出了“《江姐》可以走遍全国，教育人民”的指示。第二天，全国各大报纸都在头版显著位置刊登了毛主席观看《江姐》的消息，和领导们与演职人员的合影。由于深为剧情感动，随后的一天晚上，毛主席专门在中南海接见了编剧阎肃。来到领袖身边，阎肃激动不已，恭恭敬敬地给主席鞠了个躬。毛主席微笑着与34岁的阎肃亲切握手交流，并赠给他一套亲笔签名的精装《毛泽东选集》，勉励他写出更多戏来，为社会主义文艺事业做出更大的贡献。阎肃坚定地说：“我一定好好努力！”
从此，这脱口而出的七个字和那光荣的瞬间，不仅成了阎肃老师本人践行一辈子的诺言，更化作了空政文工团珍贵的记忆。“冲出三峡到海洋”这句《江姐》开场川江号子中的歌词，描述的虽为长江，但它更像一句预言。展望着歌剧《江姐》未来的辉煌。创作排演的两年间，一曲《红梅赞》八易其稿，修改达20多次，而整个剧本更是四次更改、几经加工，文工团人带着对优秀作品的执著追求和艺术上的精益求精，在沿途的惊涛拍岸过后，终于进入了最广大观众的海洋，虽经暗流汹涌，却也卷动着时代的浪潮。
此后，歌剧《江姐》更是开启了全国的巡演。一年间为部队、党政机关、工厂、学校及各地公演257场，创造了中国歌剧史上的奇迹。在上海的48天时间里，《江姐》演出43场，观众超过71800人次，演出期间有几天室外下着小雨，但观众热情依然不减，买票的队伍绵延达一公里之长……
五十载斗转星移后的人世沧桑。有过曲折，但更多的是辉煌。当年的年轻人已然两鬓披霜，但舞台上一代代演员却用青春，诠释着江姐永远年轻的形象。
回望前辈们披荆斩棘的创演过程，在不断流逝的历史细节里，《江姐》永远地留在了堪称经典的歌剧中。《江姐》的伟大，在于它的每一次复排，都能够令人看到新的现实意义：最初我们看到的是阶级斗争和令所有对手都胆寒的一代人：但后来我们看到的。则是如江姐所唱的那样。鼓舞着观者要“莫把这战斗的岁月轻忘掉，不辜负人民的重托和党的教导”。如此。它就超越了一般艺术作品的审美意义。而这种并不局限于某一时代的红岩精神的阐发，则给人们带来了绵延半个世纪的心灵震撼。
当然，如果我们能够更历史地看待《江姐》，重温那段关于中国革命的壮阔波澜，我们看到的，是在漫漫历史长河中，有那么一个阶段，生活着那么一群人，他们可以为了自己的信仰而超越生死的界限，甚至向死而生。这不关乎意识形态的颜色，它是所有人都尊重的价值——信仰。
在歌剧《江姐》一路走来的历史中，也许并没有关于民族歌剧未来发展的直接答案，但这种深入生活、挖掘创作素材的进取精神，不畏艰险、迎难而上的创作品格，以及精益求精、锐意创新的创作态度，就是阎肃等老一辈艺术家为我们民族歌剧发展所传授的宝贵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