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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情简介：（文中均系化名）
一日，某公司副总经理钱女士面色沉重地来到律所办公室寻求法律帮助，在与律师的沟通中，钱女士拿出两份材料，一份是法院的《民事裁定书》，裁定：冻结被告徐某、上海菲菲服饰有限公司、钱某银行存款人民币633万余元，或查封其相应价值的财产。另一份法院出具的《民事调解书》载明，当事人自愿达成如下协议：一、被告徐某、上海菲菲服饰有限公司共同归还原告陈某借款人民币633万余元。给付方式：于约定日起，每月月底前给付人民币20万元直至付清为止。若被告任何一期到期不付，原告有权就余额一并申请执行。二、被告钱某对上述第一项债务中的人民币600万元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上述协议，不违反法律规定，本院予以确认。双方当事人一致同意调解协议的内容自双方在调解协议上签名或捺印之日后即具有法律效力。
如今，由于徐某和上海菲菲服饰有限公司没有能力支付债款，钱女士的房产等已被法院查封，心急如焚的钱女士向律师道明原委。原来，徐某是上海菲菲服饰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钱女士得知其厂房即将要拆迁，便想趁此机会要回徐某向自己借的78万元，在交涉过程中，徐某向钱女士表示，工厂拆迁后欲向陈某借厂房，并与钱女士及陈某一起开厂，于是，钱女士便与徐某及陈某增加了往来。在洽谈过程中，鉴于对两人的信任，钱女士签订了一份《承诺书》和一份《协议书》。《承诺书》载明，徐某委托钱女士将菲菲服饰有限公司工厂拆迁款500万元监督归还给陈某，且500万元全部打入钱女士账号代付给陈某。《协议书》则约定，菲菲服饰有限公司因厂房变迁，需要承担另外的厂房装修增加设备等事项需要资金，遂与陈某达成如下协议：一、菲菲服饰有限公司徐某向陈某借款600万元；二、陈某愿意向菲菲服饰有限公司提供资金600万元；三、钱女士自愿为菲菲服饰有限公司徐某提供特别担保，保证此债务的履行。
协议签订不久，陈某便向钱女士提起诉讼，此时，钱女士才发现徐某在签订《承诺书》前，其工厂拆迁款已被法院查封，同时其外借款与欠款达4000万元之多，根本无法偿还陈某的债款。钱女士无故陷入这场漩涡，面对《民事裁定书》和《民事调解书》一筹莫展，希望能通过法律途径挽回损失。
李小华律所接受委托后，通过查阅证据材料、进行大量调查，对案情有了深入了解，决定邀请上海市人民检察院原资深检察官刘华丽、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原资深主诉检察官虞慧珍、黄浦区人民法院原副院长杨应生、嘉定区人民法院原副院长杨承韬、上海政法学院法学教授杨寅、上海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民法、经济法研究室原主任黄双全教授等沪上知名法学专家、教授在律所会议室召开疑难案件研讨会。
经过四个小时的研讨论证，专家们提出以下论证意见：
一、钱女士可向法院申请再审或者申请撤销《协议书》。法院出具的《民事调解书》存在认定事实不清，程序违法，适用法律错误。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一条规定：“当事人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调解书，提出证据证明调解违反自愿原则或者调解协议的内容违反法律的，可以申请再审。经人民法院审查属实的，应当再审”。第一百九十九条规定：“当事人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认为有错误的，可以向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同时，钱女士在签订《协议书》时，菲菲服饰有限公司徐某已向陈某借款633万余元，但钱女士并不知情，导致钱女士对协议内容存在重大误解。根据我国《民法通则》第五十九条，下列民事行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关予以变更或者撤销：（一）行为人对行为内容有重大误解的；（二）显失公平的。被撤销的民事行为从行为开始起无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七十三条规定，对于重大误解或者显失公平的民事行为，当事人请求变更的，人民法院应当予以变更；当事人请求撤销的，人民法院可以酌情予以变更或者撤销。可变更或者可撤销的民事行为，自行为成立时起超过1年当事人才请求变更或者撤销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
二、借款行为发生在《协议书》签订之日前，对此部分借款，钱女士不应承担担保责任。根据《承诺书》内容，钱女士承担的是监督保证责任。而根据《协议书》内容，三方签订协议的真实意思是在协议签订以后，因菲菲服饰有限公司厂房需要资金进行装修增加设备等发生借款，钱女士才承担保证责任，故对于钱女士并不知情的并早于协议签订前的借款，钱女士不应一并承担保证责任。
三、徐某在明知自身无力偿还债务的前提下，仍劝导钱女士签订《承诺书》及《协议书》，致使钱女士房产被法院查封遭受巨大损失，钱女士若怀疑其行为涉嫌刑事犯罪，可向公安机关举报。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第八十四条的相关规定，被害人对侵犯其人身、财产权利的犯罪事实或者犯罪嫌疑人，有权向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或者人民法院报案或者控告。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或者人民法院对于报案、控告、举报，都应当接受。
律师意见：
钱女士的遭遇相信不是个案，由于误信他人提供担保而倾家荡产的个人或企业案例时有发生，归根究底还是缺乏法律风险防范意识。上述案例中，钱女士的行为埋下了两个法律风险，首先，钱女士在未对合同内容进行审慎思考，并与对方沟通达成一致理解的情况下即签订了担保协议。根据《民法通则》第55条规定：“民事法律行为应当具备下列条件：（1）行为人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2）意思表示真实；（3）不违反法律或社会公共利益”。若在签订合同时，合同一方对合同有重大误解，因而做出的表示即属不真实的，但要在事后进行举证证明此点则颇费周折。其次，钱女士仅凭个人之间的信任关系便草率签订了《承诺书》及《协议书》，而未对被担保企业的清偿能力进行审查。
企业担保具有一定的风险，这从客观上要求企业提供担保时要通过对被担保企业的信用品质进行评估审查其信誉程度，从而了解被担保企业履行偿债义务的可能性。合同审查是一项技术含量高、风险很大的经营行为。由于其特点，无论是合同的效力，还是履约能力或陷阱条款，个人或企业管理者可能因为专业局限，或者缺乏法律经验而难以准确把握，因此，还必须借助法律专业人士的作用，加强对重大合同的审查，才能更好地预防法律风险。
所以，企业在签订担保合同时，应尽量聘请法律顾问或者专业的律师提前介入，提供法律保障，对合同主体、内容、义务等方面进行审查，同时，通过了解被担保企业提供的付款记录，判断其是否具有按期足额偿还债务的良好信誉；审查被担保企业的偿债能力，即其资产数量、质量以及负债比例，用“资产负债率”、“流动比率”和“速动比率”等指标来衡量，对被担保企业的变现能力、支付能力和财务实力有所了解。严格的审查可以有效降低担保的风险，商场如战场，人情非信誉，在市场经济法治环境不断完善的情况下，个人和企业的经营活动只有做好法律风险防范才能真正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作者为上海李小华律师事务所主任）
一日，某公司副总经理钱女士面色沉重地来到律所办公室寻求法律帮助，在与律师的沟通中，钱女士拿出两份材料，一份是法院的《民事裁定书》，裁定：冻结被告徐某、上海菲菲服饰有限公司、钱某银行存款人民币633万余元，或查封其相应价值的财产。另一份法院出具的《民事调解书》载明，当事人自愿达成如下协议：一、被告徐某、上海菲菲服饰有限公司共同归还原告陈某借款人民币633万余元。给付方式：于约定日起，每月月底前给付人民币20万元直至付清为止。若被告任何一期到期不付，原告有权就余额一并申请执行。二、被告钱某对上述第一项债务中的人民币600万元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上述协议，不违反法律规定，本院予以确认。双方当事人一致同意调解协议的内容自双方在调解协议上签名或捺印之日后即具有法律效力。
如今，由于徐某和上海菲菲服饰有限公司没有能力支付债款，钱女士的房产等已被法院查封，心急如焚的钱女士向律师道明原委。原来，徐某是上海菲菲服饰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钱女士得知其厂房即将要拆迁，便想趁此机会要回徐某向自己借的78万元，在交涉过程中，徐某向钱女士表示，工厂拆迁后欲向陈某借厂房，并与钱女士及陈某一起开厂，于是，钱女士便与徐某及陈某增加了往来。在洽谈过程中，鉴于对两人的信任，钱女士签订了一份《承诺书》和一份《协议书》。《承诺书》载明，徐某委托钱女士将菲菲服饰有限公司工厂拆迁款500万元监督归还给陈某，且500万元全部打入钱女士账号代付给陈某。《协议书》则约定，菲菲服饰有限公司因厂房变迁，需要承担另外的厂房装修增加设备等事项需要资金，遂与陈某达成如下协议：一、菲菲服饰有限公司徐某向陈某借款600万元；二、陈某愿意向菲菲服饰有限公司提供资金600万元；三、钱女士自愿为菲菲服饰有限公司徐某提供特别担保，保证此债务的履行。
协议签订不久，陈某便向钱女士提起诉讼，此时，钱女士才发现徐某在签订《承诺书》前，其工厂拆迁款已被法院查封，同时其外借款与欠款达4000万元之多，根本无法偿还陈某的债款。钱女士无故陷入这场漩涡，面对《民事裁定书》和《民事调解书》一筹莫展，希望能通过法律途径挽回损失。
李小华律所接受委托后，通过查阅证据材料、进行大量调查，对案情有了深入了解，决定邀请上海市人民检察院原资深检察官刘华丽、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原资深主诉检察官虞慧珍、黄浦区人民法院原副院长杨应生、嘉定区人民法院原副院长杨承韬、上海政法学院法学教授杨寅、上海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民法、经济法研究室原主任黄双全教授等沪上知名法学专家、教授在律所会议室召开疑难案件研讨会。
经过四个小时的研讨论证，专家们提出以下论证意见：
一、钱女士可向法院申请再审或者申请撤销《协议书》。法院出具的《民事调解书》存在认定事实不清，程序违法，适用法律错误。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一条规定：“当事人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调解书，提出证据证明调解违反自愿原则或者调解协议的内容违反法律的，可以申请再审。经人民法院审查属实的，应当再审”。第一百九十九条规定：“当事人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认为有错误的，可以向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同时，钱女士在签订《协议书》时，菲菲服饰有限公司徐某已向陈某借款633万余元，但钱女士并不知情，导致钱女士对协议内容存在重大误解。根据我国《民法通则》第五十九条，下列民事行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关予以变更或者撤销：（一）行为人对行为内容有重大误解的；（二）显失公平的。被撤销的民事行为从行为开始起无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七十三条规定，对于重大误解或者显失公平的民事行为，当事人请求变更的，人民法院应当予以变更；当事人请求撤销的，人民法院可以酌情予以变更或者撤销。可变更或者可撤销的民事行为，自行为成立时起超过1年当事人才请求变更或者撤销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
二、借款行为发生在《协议书》签订之日前，对此部分借款，钱女士不应承担担保责任。根据《承诺书》内容，钱女士承担的是监督保证责任。而根据《协议书》内容，三方签订协议的真实意思是在协议签订以后，因菲菲服饰有限公司厂房需要资金进行装修增加设备等发生借款，钱女士才承担保证责任，故对于钱女士并不知情的并早于协议签订前的借款，钱女士不应一并承担保证责任。
三、徐某在明知自身无力偿还债务的前提下，仍劝导钱女士签订《承诺书》及《协议书》，致使钱女士房产被法院查封遭受巨大损失，钱女士若怀疑其行为涉嫌刑事犯罪，可向公安机关举报。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第八十四条的相关规定，被害人对侵犯其人身、财产权利的犯罪事实或者犯罪嫌疑人，有权向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或者人民法院报案或者控告。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或者人民法院对于报案、控告、举报，都应当接受。
律师意见：
钱女士的遭遇相信不是个案，由于误信他人提供担保而倾家荡产的个人或企业案例时有发生，归根究底还是缺乏法律风险防范意识。上述案例中，钱女士的行为埋下了两个法律风险，首先，钱女士在未对合同内容进行审慎思考，并与对方沟通达成一致理解的情况下即签订了担保协议。根据《民法通则》第55条规定：“民事法律行为应当具备下列条件：（1）行为人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2）意思表示真实；（3）不违反法律或社会公共利益”。若在签订合同时，合同一方对合同有重大误解，因而做出的表示即属不真实的，但要在事后进行举证证明此点则颇费周折。其次，钱女士仅凭个人之间的信任关系便草率签订了《承诺书》及《协议书》，而未对被担保企业的清偿能力进行审查。
企业担保具有一定的风险，这从客观上要求企业提供担保时要通过对被担保企业的信用品质进行评估审查其信誉程度，从而了解被担保企业履行偿债义务的可能性。合同审查是一项技术含量高、风险很大的经营行为。由于其特点，无论是合同的效力，还是履约能力或陷阱条款，个人或企业管理者可能因为专业局限，或者缺乏法律经验而难以准确把握，因此，还必须借助法律专业人士的作用，加强对重大合同的审查，才能更好地预防法律风险。
所以，企业在签订担保合同时，应尽量聘请法律顾问或者专业的律师提前介入，提供法律保障，对合同主体、内容、义务等方面进行审查，同时，通过了解被担保企业提供的付款记录，判断其是否具有按期足额偿还债务的良好信誉；审查被担保企业的偿债能力，即其资产数量、质量以及负债比例，用“资产负债率”、“流动比率”和“速动比率”等指标来衡量，对被担保企业的变现能力、支付能力和财务实力有所了解。严格的审查可以有效降低担保的风险，商场如战场，人情非信誉，在市场经济法治环境不断完善的情况下，个人和企业的经营活动只有做好法律风险防范才能真正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作者为上海李小华律师事务所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