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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农兄：
昨天南方又有一家出版社约编林徽因集子，以时间过紧婉谢，未便明说的是没有编它的兴致。林徽因作品，数量就是那么一点儿，许多出版社争相付梓。编来编去，大同小异，有的简直见不出差异。首都某权威出版社编一套中国现代作家作品“新编”，创意甚好。上世纪末他们已经编过类似的大型丛书，然而当时受种种局限，确乎有待更新了。不过其他作家均可编出新意，唯林徽因这一册实在“新”不出什么了。主事者的意思，原先那套既有了林徽因的，这回就不宜剔除。我不想有负主事者属意的殷勤，勉强领命，只在林的“新编” 前言里婉转说明新旧无大异。昨天这位约书稿的编辑同样殷勤，一再说，林徽因作品很是畅销，她的《文存》售价翻倍。听出来了，其中大有油水。前些年舆论批评出版商重利轻文，以致有价值的著作每每遭拒之门外。批评自有它的道理，但岂有商人不言利者？此乃他们的生存基础，若无视出版商谋利的合理动机，委实偏激有过了。
与商人交道，前提得让他有利可图，出版商亦是。问题在于，是不是没有道德底线的唯利是图。这个话题已经说烂，此且不赘。还有个话题，遇到有利机会，他们是否能抓住而图利到手。本世纪初，我有本议论林徽因其人其作的书稿，含相当篇幅的林氏年谱在内，年谱当然枯燥之至。托友人推荐，他在出版集团的上层岗位，联系颇广。承他热心，书稿荐给一个下属出版社，但很快直接退回我手里，原因正是以为无利可图。你知道的，后来我原封转投久负学术声誉的中华书局。结果初印五千册，半年之后再印五千册，经济效益不会太差的了——那时林徽因还远不及现在这么走红。题赠此书给曾经荐稿的友人，碰巧他刚下到退稿的这家出版社主持编政。听说，在一次会上，他以拙著退稿为例，说明编辑需提高识别书稿的眼力，莫再把到手的赚钱书稿推给人家了。闻此传言，倒也哑然失笑。图利的编辑错失获利机会，大概是时下同行们经常交流的话题，即眼力如何。
我很想对昨天这位编辑说，不妨替他编一册《陈衡哲文存》（文学部分），资料已经准备得差不多。作为中国的第一个现代女作家，陈衡哲尚未出过合集。已经重版的《小雨点》《衡哲散文》，前者薄薄一册仅四万来字；后者虽其皇皇四百多页，真能称得上“美文”的文学作品不抵其半。陈氏的新、旧体诗作从未结集，不乏精彩之作，当在新诗史占一席之地，而今日读者少有知其曾经是位诗人的。如果从商机出发，着意点明她和胡适的知己关系，印它万把册不会是冒险数字。朋友告我，拙编《凌叔华文存》有盗版，我未敢置信。它的学院气编法距一般读者甚远，如何值得投机商盗它？友人竟真的从地摊上买了一册送来。凌的销售如此，《陈衡哲文存》销量当相仿吧。我终于没有提出编陈的“文存”，怕他误会趁林徽因商机搭售陈衡哲。
兄也不时与出版社交道，有何感想？
大著告罄，望多多休养。到底上了年纪，岁月不饶人。再叙。顺颂
时绥！
弟 老萌 2012年8月11日
（二）
老萌兄：
信悉。我跟出版社打交道不多，近年来的几本都是人家约稿，虽然报酬无多，但全是我有兴趣的题目，其中为鲁迅的《汉文学史纲要》作注释和评点，更是我早就想做之事，所以就一口答应下来，按规矩做成，交出，印行。本来不大熟悉的编辑，后来因此就成了朋友，虽然有些始终没有见过面。我认识的编辑水平都比较高，帮我改了不少打错的字，删节也自有他们的道理。
先前也曾有些不那么愉快的事情。有一家出版社本来说给我出一本集子，开始似乎谈得很投机，后来就没有了信息；估计他们是怕赔本吧。我也没有去追问——硬要人家为我赔本，近于江洋大盗，世界上没有这样的道理。还有一次是编辑或头头换人，于是就没有了下文。这也很容易理解，人治人治，人在则治；其人一去，那自然就没治了。这些其实也不能说是不愉快，顶多只是不痛快。那些稿子还在手边，我也正好想把篇目做些调整，文字也要再好好改一改。以后再说，现在一时还忙不到。
编辑的素养和态度，就约稿而言，我想首先是要找准人，对象是足以干这活儿的人，而且估计他愿意干；其次是如果文字有所变化和改动最好和作者商量一下。就来稿而言，则须对该书稿的学术价值和市场前景有准确的估计：两者皆佳自然上上大吉；价值不灵，即使能赚也予以谢绝；价值甚高而不至于很赔的也可以容忍；两者皆劣则自然同他“拜拜”。这样的眼光大约不容易培养，现在有些编辑也许不是那么两眼都很明，结果便容易错失机会，如足下所说的那种情形；或出些垃圾书，其例甚多，不去说它们了。
出版家或出版商要考虑经济效益，此是天经地义；唯其中的高手可以既出好书又赚大钱。大约总是雅俗共赏的书好卖一点。但有时是出奇制胜的东西比较有销路，甚至垃圾也会有买主。
其实不单是出版社的编辑特别是领导须有眼光，报刊的编辑也是如此，如此方可不丢失好稿，也不至于采用劣稿。当然，此事说起来容易，真要做到就困难了。如果你我去当编辑以至老总，恐怕不知道要出多少漏子。
足下要我注意休息，铭感之至。家里人也如此劝我。我近年来似乎略有文思来潮之意，所以想抓住这样的时机多写一点，尽管腰老是不大舒服；这广陵潮早晚是要退的，以后就改为少写新文而以改旧稿编集子为主。
我不会写畅销书，如果继续遇到高明的编辑，而天上又特别掉下好运来，竟能意外地畅销，则天下幸甚矣。
匆匆，颂
兄嫂双吉！
弟 顾农顿首 2012年8月12日
（三）
农兄：
上月来示颇引发一些感想，弟不意摔了一跤，虽未伤筋骨，无甚大碍，但破皮发炎，又缝了几针，生活多所不便，说感想的信便搁了下来。今日似了无痛状矣，赶紧接着聊天。
编辑职守和素质的话题耿于心中许久了。书稿出版，文章发表，皆需编辑把它一关。不论著者、作者如何高明，难免有当局而迷的差错、疏漏，是以设编辑成一制度。如今，报刊编辑们谦虚得可以，在尊重作者的名义下，予来稿往往不着一字，转手即送去发排，好像他只管通行或枪毙。编辑们多“工夫在编外”，关心选题胜于提升稿子质量。这现象并不少见，编辑精力投于物色中意的作者，作者则瞎碰瞎撞知音的编辑，找来撞去，又失之交臂，彼此空耗时间若干，过去为人作嫁衣裳的编辑精神式微殆尽。我们做学生的时候，常听到作者抱怨编辑，怨他们胡砍乱伐，或捉刀代庖。砍了伐了的作者，一脸悻悻然，恨恨然。我初学写作时，尚无此委屈，倒多亏编辑老师指点，多蒙藏拙、添花，感激不尽。近年是少遇这样的“老师”了，投去的稿子纵有谬误或不妥，径自堂而皇之与读者见面。待自己发现病处，羞愧之余，愈发向往曾经的编稿把关极为认真的风尚。 “文革”以后，期刊、出版社如雨后春笋，以致成泛滥之势。于是，编辑培养赶不上对他们的需求，增设相关专业的高校越来越多，还有了硕士点、博士点，终究杯水车薪。即使科班高学位的年轻编辑，编稿水平并不像他的学位那样高。民国时期好像没有什么专门培养编辑的地方，编辑人员几乎全来自作家、著者、写手，乃至有的名编，如《礼拜六》《紫罗兰》的周瘦鹃，不具像样的学历。五四以来的名著名刊，其编者无不是著述颇有建树者，《新青年》的诸大家，《创造季刊》的才子们，《小说月报》的茅盾、叶绍钧，《晨报副镌》的徐志摩，《南国》的田汉，“文学丛书”的巴金，《大公报》“文艺”副刊的沈从文，《北斗》的丁玲，不必说《莽原》的鲁迅，《努力周报》的胡适。现下是，干练的编辑不少，动笔杆的却似乎不多。编辑和写作，泾渭分明的身份，所行分道扬镳。你我都熟悉的某公，编了一辈子刊物，却没写过几篇文章。他坦言“写不起来”，诚实得可爱。编辑欠缺写作实践，实在是一大缺陷。不易与作者共谋稿子质量，勉强为之，亦多是隔靴搔痒，竟或南辕北辙。数年前，兄关于拙著《浅酌书海》的书评，原是用曲笔以破呆板沉闷，不意经某报编辑一编，变为犀利的讨伐，其时瞠目结舌，哑然失语。此事记忆犹新吧。
出版界急需编辑家，恰如教育界急需教育家，你我都在学校的。当然有不甘平庸的编辑，我庆幸结识几位。他们景仰先辈出版家，谈起来，很想干出一些名堂，哪怕牺牲点个人经济利益。可是，上司并不如此通达、敬业，敬的是万万不能缺少的孔方。难得有这样的出版志士，不得尽情一展抱负，徒呼奈何。话要牵扯到大而复杂的问题上去了，今天打住。
再叙。顺颂著祺！
弟 老萌 9月8日
（四）
老萌兄：
老话说，在哪里摔了一跤，就在哪里爬起来；今于老兄近来的历险记中验之矣。你我都上了年纪，走路要当心一点了，特别是晚上。
编辑水平之参差不齐，大约从来如此，永远如此，如果要求他们（或者不如说是她们！现在女编辑好像特别多）得像鲁迅、胡适、茅盾、巴金、沈从文一样，则如同要求我辈能有王国维、陈寅恪、游国恩、王瑶、黄裳诸先生的水平，那怎么吃得消。
我打过交道的报刊编辑，老中青皆有，其中固然也有少数难以名其妙的，绝大部分都不错，以致很值得感谢。其优点有：
其一，态度果断，处理比较及时，信息反馈来得快，往往比较迅速地告诉我稿子用还是不用，大约在什么时候用，有时还说明不能用的原因，例如大作的格调与本处不合，或刚刚发表过这一方面的文章之类。用与不用皆无妨，但最好要在约定或合理的时间之内告知作者，不要让他傻等，老死于闺中或两头嫁人。我碰到过这种情形：稿子出去久不见用，又无信息，于是另找婆家，结果两处都刊出了，很像一稿两投的样子，弄得愧对读者，不好意思。
其二，编辑帮我改正打错了的字，订正引文中的失误，标点和数目字的用法也搞得更合于当下的规范。我发稿前总还是认真看过两遍的，但或因昏聩或因无知，文章中不免有些毫无自知之明的毛病，经编辑一加工，面目比较好看一点了。
其三，有时还会建议我再写一点什么方面的文章，甚至还把不适合在该报刊发表的东西推荐到别处去，打开我的思路，扩大我的销路。我基本呆在家里不大出去，在系资料室能看到的报刊，面既不甚广（绝大部分是学院派的杂志之类），数量也不是那么太多，许多报刊看不到，又懒得到图书馆去，遂不免孤陋寡闻，除了一两个学术圈子的同行之外，外面也不认识什么人；编辑总是耳聪目明见多识广的，经他们一帮助，我现在竟然也显得有点路路通的意思了。
第四，如此等等，不一一道来了。
我早年两度当过编辑（中学时代是油印的学生小报的主编；大学时代是校刊副刊的编辑，顶头上司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闫纯德），虽然都是闹着玩儿的，但也学到几手，特别是知道几点宜忌：一是绝对不要发表会出乱子的文章。二是对作者的文章只删（往往是出于版面的关系）不加，加了算谁的？如需修改，尽量提出建议（编辑的水平主要体现在这里），请作者自己动手；帮他改的只限于纯技术层面的那些小毛病。自己不懂的地方尤其不能妄动。三是约稿要看准人，约了就要用，约而不用非常之糟，万一非如此不可，务必要向作者道歉并说明原因——这样才能有下一回。四是未达水平线的坚决不用，熟人的也不用，这样该熟人以后也就不会再拿劣质产品来找我的麻烦了。
现在的情形同过去已经大不相同，50年前的经验恐怕早已是陈之刍狗，随便一谈，让你认清我也算是小半个业内人士。呵呵！
炎症才消，多加小心！匆匆
颂秋安！
弟 顾农再拜 9月9日
农兄：
昨天南方又有一家出版社约编林徽因集子，以时间过紧婉谢，未便明说的是没有编它的兴致。林徽因作品，数量就是那么一点儿，许多出版社争相付梓。编来编去，大同小异，有的简直见不出差异。首都某权威出版社编一套中国现代作家作品“新编”，创意甚好。上世纪末他们已经编过类似的大型丛书，然而当时受种种局限，确乎有待更新了。不过其他作家均可编出新意，唯林徽因这一册实在“新”不出什么了。主事者的意思，原先那套既有了林徽因的，这回就不宜剔除。我不想有负主事者属意的殷勤，勉强领命，只在林的“新编” 前言里婉转说明新旧无大异。昨天这位约书稿的编辑同样殷勤，一再说，林徽因作品很是畅销，她的《文存》售价翻倍。听出来了，其中大有油水。前些年舆论批评出版商重利轻文，以致有价值的著作每每遭拒之门外。批评自有它的道理，但岂有商人不言利者？此乃他们的生存基础，若无视出版商谋利的合理动机，委实偏激有过了。
与商人交道，前提得让他有利可图，出版商亦是。问题在于，是不是没有道德底线的唯利是图。这个话题已经说烂，此且不赘。还有个话题，遇到有利机会，他们是否能抓住而图利到手。本世纪初，我有本议论林徽因其人其作的书稿，含相当篇幅的林氏年谱在内，年谱当然枯燥之至。托友人推荐，他在出版集团的上层岗位，联系颇广。承他热心，书稿荐给一个下属出版社，但很快直接退回我手里，原因正是以为无利可图。你知道的，后来我原封转投久负学术声誉的中华书局。结果初印五千册，半年之后再印五千册，经济效益不会太差的了——那时林徽因还远不及现在这么走红。题赠此书给曾经荐稿的友人，碰巧他刚下到退稿的这家出版社主持编政。听说，在一次会上，他以拙著退稿为例，说明编辑需提高识别书稿的眼力，莫再把到手的赚钱书稿推给人家了。闻此传言，倒也哑然失笑。图利的编辑错失获利机会，大概是时下同行们经常交流的话题，即眼力如何。
我很想对昨天这位编辑说，不妨替他编一册《陈衡哲文存》（文学部分），资料已经准备得差不多。作为中国的第一个现代女作家，陈衡哲尚未出过合集。已经重版的《小雨点》《衡哲散文》，前者薄薄一册仅四万来字；后者虽其皇皇四百多页，真能称得上“美文”的文学作品不抵其半。陈氏的新、旧体诗作从未结集，不乏精彩之作，当在新诗史占一席之地，而今日读者少有知其曾经是位诗人的。如果从商机出发，着意点明她和胡适的知己关系，印它万把册不会是冒险数字。朋友告我，拙编《凌叔华文存》有盗版，我未敢置信。它的学院气编法距一般读者甚远，如何值得投机商盗它？友人竟真的从地摊上买了一册送来。凌的销售如此，《陈衡哲文存》销量当相仿吧。我终于没有提出编陈的“文存”，怕他误会趁林徽因商机搭售陈衡哲。
兄也不时与出版社交道，有何感想？
大著告罄，望多多休养。到底上了年纪，岁月不饶人。再叙。顺颂
时绥！
弟 老萌 2012年8月11日
（二）
老萌兄：
信悉。我跟出版社打交道不多，近年来的几本都是人家约稿，虽然报酬无多，但全是我有兴趣的题目，其中为鲁迅的《汉文学史纲要》作注释和评点，更是我早就想做之事，所以就一口答应下来，按规矩做成，交出，印行。本来不大熟悉的编辑，后来因此就成了朋友，虽然有些始终没有见过面。我认识的编辑水平都比较高，帮我改了不少打错的字，删节也自有他们的道理。
先前也曾有些不那么愉快的事情。有一家出版社本来说给我出一本集子，开始似乎谈得很投机，后来就没有了信息；估计他们是怕赔本吧。我也没有去追问——硬要人家为我赔本，近于江洋大盗，世界上没有这样的道理。还有一次是编辑或头头换人，于是就没有了下文。这也很容易理解，人治人治，人在则治；其人一去，那自然就没治了。这些其实也不能说是不愉快，顶多只是不痛快。那些稿子还在手边，我也正好想把篇目做些调整，文字也要再好好改一改。以后再说，现在一时还忙不到。
编辑的素养和态度，就约稿而言，我想首先是要找准人，对象是足以干这活儿的人，而且估计他愿意干；其次是如果文字有所变化和改动最好和作者商量一下。就来稿而言，则须对该书稿的学术价值和市场前景有准确的估计：两者皆佳自然上上大吉；价值不灵，即使能赚也予以谢绝；价值甚高而不至于很赔的也可以容忍；两者皆劣则自然同他“拜拜”。这样的眼光大约不容易培养，现在有些编辑也许不是那么两眼都很明，结果便容易错失机会，如足下所说的那种情形；或出些垃圾书，其例甚多，不去说它们了。
出版家或出版商要考虑经济效益，此是天经地义；唯其中的高手可以既出好书又赚大钱。大约总是雅俗共赏的书好卖一点。但有时是出奇制胜的东西比较有销路，甚至垃圾也会有买主。
其实不单是出版社的编辑特别是领导须有眼光，报刊的编辑也是如此，如此方可不丢失好稿，也不至于采用劣稿。当然，此事说起来容易，真要做到就困难了。如果你我去当编辑以至老总，恐怕不知道要出多少漏子。
足下要我注意休息，铭感之至。家里人也如此劝我。我近年来似乎略有文思来潮之意，所以想抓住这样的时机多写一点，尽管腰老是不大舒服；这广陵潮早晚是要退的，以后就改为少写新文而以改旧稿编集子为主。
我不会写畅销书，如果继续遇到高明的编辑，而天上又特别掉下好运来，竟能意外地畅销，则天下幸甚矣。
匆匆，颂
兄嫂双吉！
弟 顾农顿首 2012年8月12日
（三）
农兄：
上月来示颇引发一些感想，弟不意摔了一跤，虽未伤筋骨，无甚大碍，但破皮发炎，又缝了几针，生活多所不便，说感想的信便搁了下来。今日似了无痛状矣，赶紧接着聊天。
编辑职守和素质的话题耿于心中许久了。书稿出版，文章发表，皆需编辑把它一关。不论著者、作者如何高明，难免有当局而迷的差错、疏漏，是以设编辑成一制度。如今，报刊编辑们谦虚得可以，在尊重作者的名义下，予来稿往往不着一字，转手即送去发排，好像他只管通行或枪毙。编辑们多“工夫在编外”，关心选题胜于提升稿子质量。这现象并不少见，编辑精力投于物色中意的作者，作者则瞎碰瞎撞知音的编辑，找来撞去，又失之交臂，彼此空耗时间若干，过去为人作嫁衣裳的编辑精神式微殆尽。我们做学生的时候，常听到作者抱怨编辑，怨他们胡砍乱伐，或捉刀代庖。砍了伐了的作者，一脸悻悻然，恨恨然。我初学写作时，尚无此委屈，倒多亏编辑老师指点，多蒙藏拙、添花，感激不尽。近年是少遇这样的“老师”了，投去的稿子纵有谬误或不妥，径自堂而皇之与读者见面。待自己发现病处，羞愧之余，愈发向往曾经的编稿把关极为认真的风尚。 “文革”以后，期刊、出版社如雨后春笋，以致成泛滥之势。于是，编辑培养赶不上对他们的需求，增设相关专业的高校越来越多，还有了硕士点、博士点，终究杯水车薪。即使科班高学位的年轻编辑，编稿水平并不像他的学位那样高。民国时期好像没有什么专门培养编辑的地方，编辑人员几乎全来自作家、著者、写手，乃至有的名编，如《礼拜六》《紫罗兰》的周瘦鹃，不具像样的学历。五四以来的名著名刊，其编者无不是著述颇有建树者，《新青年》的诸大家，《创造季刊》的才子们，《小说月报》的茅盾、叶绍钧，《晨报副镌》的徐志摩，《南国》的田汉，“文学丛书”的巴金，《大公报》“文艺”副刊的沈从文，《北斗》的丁玲，不必说《莽原》的鲁迅，《努力周报》的胡适。现下是，干练的编辑不少，动笔杆的却似乎不多。编辑和写作，泾渭分明的身份，所行分道扬镳。你我都熟悉的某公，编了一辈子刊物，却没写过几篇文章。他坦言“写不起来”，诚实得可爱。编辑欠缺写作实践，实在是一大缺陷。不易与作者共谋稿子质量，勉强为之，亦多是隔靴搔痒，竟或南辕北辙。数年前，兄关于拙著《浅酌书海》的书评，原是用曲笔以破呆板沉闷，不意经某报编辑一编，变为犀利的讨伐，其时瞠目结舌，哑然失语。此事记忆犹新吧。
出版界急需编辑家，恰如教育界急需教育家，你我都在学校的。当然有不甘平庸的编辑，我庆幸结识几位。他们景仰先辈出版家，谈起来，很想干出一些名堂，哪怕牺牲点个人经济利益。可是，上司并不如此通达、敬业，敬的是万万不能缺少的孔方。难得有这样的出版志士，不得尽情一展抱负，徒呼奈何。话要牵扯到大而复杂的问题上去了，今天打住。
再叙。顺颂著祺！
弟 老萌 9月8日
（四）
老萌兄：
老话说，在哪里摔了一跤，就在哪里爬起来；今于老兄近来的历险记中验之矣。你我都上了年纪，走路要当心一点了，特别是晚上。
编辑水平之参差不齐，大约从来如此，永远如此，如果要求他们（或者不如说是她们！现在女编辑好像特别多）得像鲁迅、胡适、茅盾、巴金、沈从文一样，则如同要求我辈能有王国维、陈寅恪、游国恩、王瑶、黄裳诸先生的水平，那怎么吃得消。
我打过交道的报刊编辑，老中青皆有，其中固然也有少数难以名其妙的，绝大部分都不错，以致很值得感谢。其优点有：
其一，态度果断，处理比较及时，信息反馈来得快，往往比较迅速地告诉我稿子用还是不用，大约在什么时候用，有时还说明不能用的原因，例如大作的格调与本处不合，或刚刚发表过这一方面的文章之类。用与不用皆无妨，但最好要在约定或合理的时间之内告知作者，不要让他傻等，老死于闺中或两头嫁人。我碰到过这种情形：稿子出去久不见用，又无信息，于是另找婆家，结果两处都刊出了，很像一稿两投的样子，弄得愧对读者，不好意思。
其二，编辑帮我改正打错了的字，订正引文中的失误，标点和数目字的用法也搞得更合于当下的规范。我发稿前总还是认真看过两遍的，但或因昏聩或因无知，文章中不免有些毫无自知之明的毛病，经编辑一加工，面目比较好看一点了。
其三，有时还会建议我再写一点什么方面的文章，甚至还把不适合在该报刊发表的东西推荐到别处去，打开我的思路，扩大我的销路。我基本呆在家里不大出去，在系资料室能看到的报刊，面既不甚广（绝大部分是学院派的杂志之类），数量也不是那么太多，许多报刊看不到，又懒得到图书馆去，遂不免孤陋寡闻，除了一两个学术圈子的同行之外，外面也不认识什么人；编辑总是耳聪目明见多识广的，经他们一帮助，我现在竟然也显得有点路路通的意思了。
第四，如此等等，不一一道来了。
我早年两度当过编辑（中学时代是油印的学生小报的主编；大学时代是校刊副刊的编辑，顶头上司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闫纯德），虽然都是闹着玩儿的，但也学到几手，特别是知道几点宜忌：一是绝对不要发表会出乱子的文章。二是对作者的文章只删（往往是出于版面的关系）不加，加了算谁的？如需修改，尽量提出建议（编辑的水平主要体现在这里），请作者自己动手；帮他改的只限于纯技术层面的那些小毛病。自己不懂的地方尤其不能妄动。三是约稿要看准人，约了就要用，约而不用非常之糟，万一非如此不可，务必要向作者道歉并说明原因——这样才能有下一回。四是未达水平线的坚决不用，熟人的也不用，这样该熟人以后也就不会再拿劣质产品来找我的麻烦了。
现在的情形同过去已经大不相同，50年前的经验恐怕早已是陈之刍狗，随便一谈，让你认清我也算是小半个业内人士。呵呵！
炎症才消，多加小心！匆匆
颂秋安！
弟 顾农再拜 9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