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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节日是社会生活的集中反映，浓缩着人们日常生活中的信仰、价值观、生活方式、以及生活内容等等。在横向节日上宏观的反映了特定时期社会生活的全貌，在纵向上节日在不同时代的流变中的发展变化又反映了社会历史的概貌。对于节日的研究有助于我们对整个社会有一个宏观的把握。七月十五的发展变化则向我们展示了不同历史时期人们的信仰变化。从自然信仰到宗教信仰再到人神信仰的变化是社会时代的影响，是人们不断选择的结果，是文化变迁的反应。作为中国传统节日之一的七月十五，它的缘起、流变和人们的社会生活有密切的关系。
关键字：社会兴趣；秋尝；盂兰盆节；人神信仰；
中国的传统节日都是伴随着一定时期人们的身理或心理的需求而产生的，反映着社会中大多数人的意愿和期望，并且和时代生活密切相关，因此中国的传统节日具有很强的社会性。由于中国社会的复杂性，中国的传统节日各具特色。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民族，甚至是不同的地域的节日也各显异彩。节日作为社会生活的一部分，呈现着最为丰富和生动的社会现象。人类学上定义：只有那些具有“社会性质”的现象才是社会现象。如“构成社会现象的集体性的信仰、倾向和守则。”人们的行为方式、思维方式和感觉方式中有一种社会的性质，它存在于个人意识之外”，“而且还有一个强大的力量，不管个人愿意与否，它们能够用某种强制来使个人服从。[1]从社会现象的定义中看出，节日中不仅包含着个人的行动和意识，还包含着来自集体社会意的某种强制性，即心理学中所说的集体无意识。节日表达和支持了一些最基本的社会观念和价值观，体现着社会共同的信仰体系，因此作为概括反映社会现象的节日其社会功能也就清晰可见了。
由于节日集中而又形象的反映着一定时期的社会生活，所以节日本身就具有社会性。但是，由于节日产生的缘由和目的不同，因此它们在社会性的体现上也就有所差异了。著名的社会人类学家马克思·韦伯曾经说过：“各个时代的信仰都是由社会兴趣决定的。”各个时代有其区别于它时代的独特性，自然也就有了它的特殊之处。作为具有典型中国特色并伴有一定信仰仪式形成的七月十五，就是社会选择的产物，它的形成与流变中处处体现着各个时间段的中国社会现状及社会需求，体现着社会环境对于节日的影响。萧放曾在他的《岁时-传统中国民众的时间生活》中提到，中国的传统节日经历了三个阶段：自然信仰阶段、宗教信仰阶段、人神信仰阶段。而从形成到发展经历了许多变化的七月十五正好对应着中国节日的这一发展历程。七月十五从最初的秋尝到发展而至的“盂兰盆节”和“中元节”再到延续至现在的祭祖习俗。这一节俗的流变正好对应了我国节日发展的三阶段，印证了节日和社会发展的密切关系。
所有的节日都是伴随着一定的祭祀仪式产生的，大规模的社会祭祀仪式在无形中又扩大了节日的影响力，使得节日逐渐演变成为一种被大众所接受的社会活动。在自然信仰阶段，季节的变换是人们生存的基础。人们的生存多依赖于自然环境，只有掌握了季节的变化规律和变化原因，他们才能更好的去进行农业生产，才能保障他们的基本生活。但是，由于人们的认识能力有限，人们对于自然充满了崇敬与畏惧。为了对于这些不可知的自然现象有个合理的解释，他们就根据他们在当时境况下的思维能力，将一切都归于神灵。自然季节的变换以及所有影响他们生活的自然变化都有了神秘的色彩。为了避灾免祸，这些远古的先民依据不同的情形举行祭祀活动。这些祭祀活动，有些是为了祈福，有些是为了避祸，有些则是为了感恩。
在自然信仰阶段中，以农业生产为主，简单落后的社会生产和认识能力，决定了人们对于自然的崇拜。“孟秋七月的献祭仪式在古代称为“秋尝”、“尝新”、“荐新”等。”[2]《礼记·月令》称：“是月也，农乃登谷，天子尝新，先荐寝庙。”在上古时期就有“秋尝”的习俗，虽然那时的祭祀活动并没有确定的日子，但是大体就在农历的七月左右，也就是收获时节。七月十五是下半年的第一个望日，那时正是秋收的季节，为了感恩神灵的保佑，人们在这样一个满月之日举行祭祀活动，以感谢神灵。那一时期的，人们对于自然的认识还不是太多，人们将一切无法解释的自然现象都归于未知的神灵。低下原始状态的社会生活决定了那时的祭祀只是人们对于神灵的虔诚的祭拜和对自然的崇敬与畏惧。以自然崇拜为基础的“秋尝”即是七月十五这一节日得以确定和形成的雏形。在中国社会的发展历程中，自然信仰经历了漫长的过程，才逐步过渡到宗教信仰的阶段。
自然信仰的残余和社会认识的不完全发达导致了人们思想认识中存在一些神秘意象，这些神秘意识在找不到合理的解释时人们从宗教中找到了出路。这也是这一时期宗教得以兴盛的缘由。古老的秋尝节俗，在南朝梁时因佛教文化的融入而面目一新，并且因此确定了七月十五在中国节日系统中的特殊地位。[3]梁人宗懔在《荆楚岁时记》中及时的记述了这一节俗的新变化：在崇尚佛教的风气下，本属于佛教内部的佛腊日（佛历以此为岁末，七月十六为岁首），这时演变为盂兰盆会，《荆楚岁时记》记载：“七月十五日，僧尼道俗悉迎盆供诸寺。”[4]道教在东汉末年就有天地水三官的说法，但是三官与三元的结合是在魏晋南北朝之后出现的。道教将正月十五、七月十五、十月十五这三个月圆之夜定为上元、中元、下元，分别为天官、地官、水官的诞辰，形成了天官赐福、地官赦罪、水官解厄的三元节。三元作为系统化的民俗节日，大概不早于唐朝，李唐王朝建立后，为了树立精神权威，将被道教奉为教主的老子李耳尊为“圣祖”，道教地位因之上升，高居三教之首，似乎有了国教的摸样。
从上面的叙述可以看出，同是以宗教为主，在不同的时代却也有不同的时代风气。在魏晋时期，因为统治阶层对于佛教的认同和尊崇，使得佛教的节日在那一时期颇为盛行。所以那一时期对于七月十五的记载大多以佛教的“盂兰盆会”为主。而道教的兴起始于唐，则和唐朝的李姓统治者寻求精神支持有关。再者说唐朝因为国力强盛，社会风气开放，人们都热衷与追求那些虚无随性的东西，这些恰巧和道教所宣扬的缥缈随意切合，因而造就了道教在那一时期的兴盛。不管是统治者的选择还是社会大众的选择，宗教信仰的兴起和时代社会有着切不断的联系。社会的发展带来了宗教的兴盛，宗教的兴起影响了社会大众的信仰选择。宗教信仰的流行也进一步说明了封建统治秩序的确立和巩固。社会环境是社会现象变迁的根源，因为社会环境是社会现象存在的基本条件，只有通过社会环境才能真正解释社会现象及其变化的实际情况。[5]封建统治者借助宗教的影响力维护他们的统治秩序，由此证明宗教信仰的流行是时代的需求。 但是在唐宋以后受各方面影响，宗教对于社会的影响力减弱，宗教不在成为影响节日形式的主导因素。唐宋以后七月十五由宗教节日变为了以家族为单位的祭祖节日。人们的信仰也从以宗教信仰为主转化到了祖先信仰的阶段。引起这一变化的因素是多方面的。第一，唐宋以后随着民族融合的加强，宗教形式多元化，人们的信仰也呈现出多元融合的特点。人们的信仰体系也从由统治阶级大力推行的一元体系转变为多元形态。第二，中国的宗族制度也在宋以后逐渐在中国社会普及。“徐扬杰所著的《中国家族制度史》一书指出，聚族而居的家族组织在宋以后出现，并在非法移民区内的个别存在逐步地成为整个农村村落居住的组要形式。”“祖先崇拜、家族继嗣、家族公田在明代以后才成为民间社会组织模式。”[6]宗族制度的开放，使得本来属于贵族阶层的祭祖习俗迅速在民间传播开来。祭祖习俗的民间化，使宗族观念在民间迅速成长起来。在祭祖习俗的影响下，家族观念逐渐强烈，符合传统伦理道德的祖先崇拜成为了社会的主流。第三，人文性在社会中地位的逐渐提升，使人们的宗教信仰意识逐渐衰退，而人们更加的关注人类本身，随之他们的信仰体系也发生转变。人文性更多的体现在我们的现代生活中。促使七月十五由宗教信仰为主的节日继而转变为人神信仰的节日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但是这些原由却是和时代社会紧密相关的。
人神信仰又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对那些伟大人物（英雄人物）的信仰。二是对于祖先神的信仰。对于那些伟大历史人物的纪念在七月十五并没有太多的表现，对于这些他们的纪念多有特定的时间的，而不同的人物会有不同的时间，这和英雄人物的具体事迹以及他们的人生经历相联系。相对于那些英雄的纪念，七月十五则被作为对于祖先神的祭拜的特殊日子而继续流传下来了。随着信仰的变化人们的祭祀仪式也逐渐发生变化。首先就是祭祀场所的变化，祭祀场所由以前的庙宇、道观变为单个的更为分散的家族的祖坟或祠堂。其次是祭祀形式的变化，人们不再去庙宇或道观参加那些宗教的仪式，而是以家族团体为单位去各自祖先的坟头或是祠堂去祭祖，祭祖的仪式也因地域的不同而形态各异。
明清时期，由于理学的浸染，民间社会宗族观念增强，人们在世俗生活中更加认识到家族社会的力量，因此人们在思想感情上，对家庭更为依恋。人们更加注重家族的团聚与和谐，七月十五的祭祖，为家族的团聚提供了契机，使同一家族的成员更加具有亲切感。在祭拜祖先之后的家族群体的聚会一方面增强了群体成员的归属感，另一方面也加强了群体成员的认同感使他们之间的联系更为紧密。七月十五也体现着孝道文化在中国社会中的广泛影响力。不管是家族的和谐还是孝道文化的广泛影响都体现着社会的人文性。
在现代社会，文化的多元化使得节日有了很大的随意性和地方性。南北不同的地域环境，造成了不同的文化差异。就像七月十五，在南方和北方他们的祭祀形式是不同的，重要程度也各不相同。北方因为靠近少数民族聚居区，他们的文化更多的融合了其他民族的文化，文化更具的多元性。现在北方大多数地区已经开始淡化七月十五，虽然七月十五作为传统节日依然存在，但是它的规模却明显的缩小。家族群居虽然依然存在，但是族员之间的联系却已弱化。大多数地区以经没有什么特殊的仪式活动。相反的在南方七月十五相对来说是比较隆重的。南方的宗族祠堂现在保留的还是比较完好的。在整个南方来说祭祀的形式也各有千秋，有的地方以佛教的“盂兰盆节”为主，有的地方以道教的“中元节”为主，有的则直接混合了儒道思想以祭祖为主。节日庆祝方式的多样化，反映了现在社会文化生活的多元性，体现了现在社会巨大的包容性。
由于中国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文化底蕴，形成了中国社会的复杂性。所以我们在探究中国文化的时候，不能简单的将事件隔离看来，而是要放在纵横交错的社会大背景之下，只有这样才能对于事件有一个全面的认识，才能更深刻的把握事件的内涵。就如同七月十五，虽然只是一个传统的节日，但是从产生到流变，却反映出了不同时代社会对于节日的影响。七月十五的每一个阶段的变化无不与时代社会有密切的联系。
中元节的传承告诉我们，佛道儒曾在我国古代历史上的不同的地位，给我们从社会生活的层面展示了那个时代。而这些元素在现代社会的逐渐淡化和消失，以及祭祖习俗的流行，则向我们传达了文化的变迁，以及社会的变迁。祭祖习俗的流传是人们不断认识社会，认识大自然的结果。在社会和科技的发展中，人们不再将自己的希望寄托在鬼神之上，而是转向了人：即我们的祖先。我们祭奠祖先不仅仅是祈求他们的庇佑和保护，更是希望由此来悼念他们而寄托我们的思念之情。这种文化观念的转变，使我们对传统文化继承和重新认识的结果。
其实，节日文化的研究更像是一种对于人类社会发展的研究，一种人类精神的发展史。节日不仅仅记录着历史的发展，更记录着每个时代人们的精神发展。由此，对于研究我们国家的历史和人的社会生活有很大的帮助。
文化是一个时代的根本，没有文化的时代是不存在的。从最早的人类出现开始就生产着文化，可是由于社会等各个方面的因素，人们的发言权仅仅掌握在少数人的手中。而这些人大多都是为权贵服务，所以占社会大多数的底层人民的文化往往是被忽略的。而劳动人民是智慧的他们没有因为权贵的忽视而忽略自己，相反的他们从不放弃自己的努力。他们将自己的智慧凝结在这些传统的民间节日中，因而他们用他们的聪明才智让自己的存在得以被认可。这些传统节日中凝结着他们的劳动创造及对于生活的美好愿望。随着节日的传承，他们的智慧和他们的愿望都被继承了下来。
因此，对于社会群体来说，节日对于社会的正常有序的运行都发挥着关键性的作用。 节日不仅是时间生活的分割点，并且是社会空间生活的分割点。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因为有了节日，使我们的平淡的日子添了许多色彩，使我们枯燥的生活有了调味剂。并且对于我们维护着我们社会生活的有序进行。七月十五不仅是一定时期社会生活的横截面，而且是历史发展的纵向坐标，对于我们全面的了解人类社会的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
有以上论述可以看出，七月十五的产生缘由、发展变化及功能作用都具有很鲜明的社会性。作为传统节日对于我们了解社会的发展史，及其各个阶段的生活状况都有很大的帮助。
参考文献：
[1]黄淑娉，龚佩华.文化人类学理论方法研究[M].广东：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6.第81页
[2]萧放.《荆楚岁时记》研究-兼论传统中国民众生活中的时间观念[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12第189页
[3]萧放.岁时-传统中国民众的时间生活[M].中华书局，2002.3第188页
[4]宗懔（梁），宋金龙校注.荆楚岁时记[M].山西：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第57页
[5]黄淑娉，龚佩华.文化人类学理论方法研究[M].广东：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6.第85页
[6]王铭铭.社会人类学与中国研究[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5.第74页
[7]中国民俗学会，北京民俗博物馆（编）.传统节日与文化空间-“东岳论坛”国际学术研讨会专辑.北京：学苑出版社，2007.8（第三届东岳论坛文集）
关键字：社会兴趣；秋尝；盂兰盆节；人神信仰；
中国的传统节日都是伴随着一定时期人们的身理或心理的需求而产生的，反映着社会中大多数人的意愿和期望，并且和时代生活密切相关，因此中国的传统节日具有很强的社会性。由于中国社会的复杂性，中国的传统节日各具特色。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民族，甚至是不同的地域的节日也各显异彩。节日作为社会生活的一部分，呈现着最为丰富和生动的社会现象。人类学上定义：只有那些具有“社会性质”的现象才是社会现象。如“构成社会现象的集体性的信仰、倾向和守则。”人们的行为方式、思维方式和感觉方式中有一种社会的性质，它存在于个人意识之外”，“而且还有一个强大的力量，不管个人愿意与否，它们能够用某种强制来使个人服从。[1]从社会现象的定义中看出，节日中不仅包含着个人的行动和意识，还包含着来自集体社会意的某种强制性，即心理学中所说的集体无意识。节日表达和支持了一些最基本的社会观念和价值观，体现着社会共同的信仰体系，因此作为概括反映社会现象的节日其社会功能也就清晰可见了。
由于节日集中而又形象的反映着一定时期的社会生活，所以节日本身就具有社会性。但是，由于节日产生的缘由和目的不同，因此它们在社会性的体现上也就有所差异了。著名的社会人类学家马克思·韦伯曾经说过：“各个时代的信仰都是由社会兴趣决定的。”各个时代有其区别于它时代的独特性，自然也就有了它的特殊之处。作为具有典型中国特色并伴有一定信仰仪式形成的七月十五，就是社会选择的产物，它的形成与流变中处处体现着各个时间段的中国社会现状及社会需求，体现着社会环境对于节日的影响。萧放曾在他的《岁时-传统中国民众的时间生活》中提到，中国的传统节日经历了三个阶段：自然信仰阶段、宗教信仰阶段、人神信仰阶段。而从形成到发展经历了许多变化的七月十五正好对应着中国节日的这一发展历程。七月十五从最初的秋尝到发展而至的“盂兰盆节”和“中元节”再到延续至现在的祭祖习俗。这一节俗的流变正好对应了我国节日发展的三阶段，印证了节日和社会发展的密切关系。
所有的节日都是伴随着一定的祭祀仪式产生的，大规模的社会祭祀仪式在无形中又扩大了节日的影响力，使得节日逐渐演变成为一种被大众所接受的社会活动。在自然信仰阶段，季节的变换是人们生存的基础。人们的生存多依赖于自然环境，只有掌握了季节的变化规律和变化原因，他们才能更好的去进行农业生产，才能保障他们的基本生活。但是，由于人们的认识能力有限，人们对于自然充满了崇敬与畏惧。为了对于这些不可知的自然现象有个合理的解释，他们就根据他们在当时境况下的思维能力，将一切都归于神灵。自然季节的变换以及所有影响他们生活的自然变化都有了神秘的色彩。为了避灾免祸，这些远古的先民依据不同的情形举行祭祀活动。这些祭祀活动，有些是为了祈福，有些是为了避祸，有些则是为了感恩。
在自然信仰阶段中，以农业生产为主，简单落后的社会生产和认识能力，决定了人们对于自然的崇拜。“孟秋七月的献祭仪式在古代称为“秋尝”、“尝新”、“荐新”等。”[2]《礼记·月令》称：“是月也，农乃登谷，天子尝新，先荐寝庙。”在上古时期就有“秋尝”的习俗，虽然那时的祭祀活动并没有确定的日子，但是大体就在农历的七月左右，也就是收获时节。七月十五是下半年的第一个望日，那时正是秋收的季节，为了感恩神灵的保佑，人们在这样一个满月之日举行祭祀活动，以感谢神灵。那一时期的，人们对于自然的认识还不是太多，人们将一切无法解释的自然现象都归于未知的神灵。低下原始状态的社会生活决定了那时的祭祀只是人们对于神灵的虔诚的祭拜和对自然的崇敬与畏惧。以自然崇拜为基础的“秋尝”即是七月十五这一节日得以确定和形成的雏形。在中国社会的发展历程中，自然信仰经历了漫长的过程，才逐步过渡到宗教信仰的阶段。
自然信仰的残余和社会认识的不完全发达导致了人们思想认识中存在一些神秘意象，这些神秘意识在找不到合理的解释时人们从宗教中找到了出路。这也是这一时期宗教得以兴盛的缘由。古老的秋尝节俗，在南朝梁时因佛教文化的融入而面目一新，并且因此确定了七月十五在中国节日系统中的特殊地位。[3]梁人宗懔在《荆楚岁时记》中及时的记述了这一节俗的新变化：在崇尚佛教的风气下，本属于佛教内部的佛腊日（佛历以此为岁末，七月十六为岁首），这时演变为盂兰盆会，《荆楚岁时记》记载：“七月十五日，僧尼道俗悉迎盆供诸寺。”[4]道教在东汉末年就有天地水三官的说法，但是三官与三元的结合是在魏晋南北朝之后出现的。道教将正月十五、七月十五、十月十五这三个月圆之夜定为上元、中元、下元，分别为天官、地官、水官的诞辰，形成了天官赐福、地官赦罪、水官解厄的三元节。三元作为系统化的民俗节日，大概不早于唐朝，李唐王朝建立后，为了树立精神权威，将被道教奉为教主的老子李耳尊为“圣祖”，道教地位因之上升，高居三教之首，似乎有了国教的摸样。
从上面的叙述可以看出，同是以宗教为主，在不同的时代却也有不同的时代风气。在魏晋时期，因为统治阶层对于佛教的认同和尊崇，使得佛教的节日在那一时期颇为盛行。所以那一时期对于七月十五的记载大多以佛教的“盂兰盆会”为主。而道教的兴起始于唐，则和唐朝的李姓统治者寻求精神支持有关。再者说唐朝因为国力强盛，社会风气开放，人们都热衷与追求那些虚无随性的东西，这些恰巧和道教所宣扬的缥缈随意切合，因而造就了道教在那一时期的兴盛。不管是统治者的选择还是社会大众的选择，宗教信仰的兴起和时代社会有着切不断的联系。社会的发展带来了宗教的兴盛，宗教的兴起影响了社会大众的信仰选择。宗教信仰的流行也进一步说明了封建统治秩序的确立和巩固。社会环境是社会现象变迁的根源，因为社会环境是社会现象存在的基本条件，只有通过社会环境才能真正解释社会现象及其变化的实际情况。[5]封建统治者借助宗教的影响力维护他们的统治秩序，由此证明宗教信仰的流行是时代的需求。 但是在唐宋以后受各方面影响，宗教对于社会的影响力减弱，宗教不在成为影响节日形式的主导因素。唐宋以后七月十五由宗教节日变为了以家族为单位的祭祖节日。人们的信仰也从以宗教信仰为主转化到了祖先信仰的阶段。引起这一变化的因素是多方面的。第一，唐宋以后随着民族融合的加强，宗教形式多元化，人们的信仰也呈现出多元融合的特点。人们的信仰体系也从由统治阶级大力推行的一元体系转变为多元形态。第二，中国的宗族制度也在宋以后逐渐在中国社会普及。“徐扬杰所著的《中国家族制度史》一书指出，聚族而居的家族组织在宋以后出现，并在非法移民区内的个别存在逐步地成为整个农村村落居住的组要形式。”“祖先崇拜、家族继嗣、家族公田在明代以后才成为民间社会组织模式。”[6]宗族制度的开放，使得本来属于贵族阶层的祭祖习俗迅速在民间传播开来。祭祖习俗的民间化，使宗族观念在民间迅速成长起来。在祭祖习俗的影响下，家族观念逐渐强烈，符合传统伦理道德的祖先崇拜成为了社会的主流。第三，人文性在社会中地位的逐渐提升，使人们的宗教信仰意识逐渐衰退，而人们更加的关注人类本身，随之他们的信仰体系也发生转变。人文性更多的体现在我们的现代生活中。促使七月十五由宗教信仰为主的节日继而转变为人神信仰的节日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但是这些原由却是和时代社会紧密相关的。
人神信仰又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对那些伟大人物（英雄人物）的信仰。二是对于祖先神的信仰。对于那些伟大历史人物的纪念在七月十五并没有太多的表现，对于这些他们的纪念多有特定的时间的，而不同的人物会有不同的时间，这和英雄人物的具体事迹以及他们的人生经历相联系。相对于那些英雄的纪念，七月十五则被作为对于祖先神的祭拜的特殊日子而继续流传下来了。随着信仰的变化人们的祭祀仪式也逐渐发生变化。首先就是祭祀场所的变化，祭祀场所由以前的庙宇、道观变为单个的更为分散的家族的祖坟或祠堂。其次是祭祀形式的变化，人们不再去庙宇或道观参加那些宗教的仪式，而是以家族团体为单位去各自祖先的坟头或是祠堂去祭祖，祭祖的仪式也因地域的不同而形态各异。
明清时期，由于理学的浸染，民间社会宗族观念增强，人们在世俗生活中更加认识到家族社会的力量，因此人们在思想感情上，对家庭更为依恋。人们更加注重家族的团聚与和谐，七月十五的祭祖，为家族的团聚提供了契机，使同一家族的成员更加具有亲切感。在祭拜祖先之后的家族群体的聚会一方面增强了群体成员的归属感，另一方面也加强了群体成员的认同感使他们之间的联系更为紧密。七月十五也体现着孝道文化在中国社会中的广泛影响力。不管是家族的和谐还是孝道文化的广泛影响都体现着社会的人文性。
在现代社会，文化的多元化使得节日有了很大的随意性和地方性。南北不同的地域环境，造成了不同的文化差异。就像七月十五，在南方和北方他们的祭祀形式是不同的，重要程度也各不相同。北方因为靠近少数民族聚居区，他们的文化更多的融合了其他民族的文化，文化更具的多元性。现在北方大多数地区已经开始淡化七月十五，虽然七月十五作为传统节日依然存在，但是它的规模却明显的缩小。家族群居虽然依然存在，但是族员之间的联系却已弱化。大多数地区以经没有什么特殊的仪式活动。相反的在南方七月十五相对来说是比较隆重的。南方的宗族祠堂现在保留的还是比较完好的。在整个南方来说祭祀的形式也各有千秋，有的地方以佛教的“盂兰盆节”为主，有的地方以道教的“中元节”为主，有的则直接混合了儒道思想以祭祖为主。节日庆祝方式的多样化，反映了现在社会文化生活的多元性，体现了现在社会巨大的包容性。
由于中国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文化底蕴，形成了中国社会的复杂性。所以我们在探究中国文化的时候，不能简单的将事件隔离看来，而是要放在纵横交错的社会大背景之下，只有这样才能对于事件有一个全面的认识，才能更深刻的把握事件的内涵。就如同七月十五，虽然只是一个传统的节日，但是从产生到流变，却反映出了不同时代社会对于节日的影响。七月十五的每一个阶段的变化无不与时代社会有密切的联系。
中元节的传承告诉我们，佛道儒曾在我国古代历史上的不同的地位，给我们从社会生活的层面展示了那个时代。而这些元素在现代社会的逐渐淡化和消失，以及祭祖习俗的流行，则向我们传达了文化的变迁，以及社会的变迁。祭祖习俗的流传是人们不断认识社会，认识大自然的结果。在社会和科技的发展中，人们不再将自己的希望寄托在鬼神之上，而是转向了人：即我们的祖先。我们祭奠祖先不仅仅是祈求他们的庇佑和保护，更是希望由此来悼念他们而寄托我们的思念之情。这种文化观念的转变，使我们对传统文化继承和重新认识的结果。
其实，节日文化的研究更像是一种对于人类社会发展的研究，一种人类精神的发展史。节日不仅仅记录着历史的发展，更记录着每个时代人们的精神发展。由此，对于研究我们国家的历史和人的社会生活有很大的帮助。
文化是一个时代的根本，没有文化的时代是不存在的。从最早的人类出现开始就生产着文化，可是由于社会等各个方面的因素，人们的发言权仅仅掌握在少数人的手中。而这些人大多都是为权贵服务，所以占社会大多数的底层人民的文化往往是被忽略的。而劳动人民是智慧的他们没有因为权贵的忽视而忽略自己，相反的他们从不放弃自己的努力。他们将自己的智慧凝结在这些传统的民间节日中，因而他们用他们的聪明才智让自己的存在得以被认可。这些传统节日中凝结着他们的劳动创造及对于生活的美好愿望。随着节日的传承，他们的智慧和他们的愿望都被继承了下来。
因此，对于社会群体来说，节日对于社会的正常有序的运行都发挥着关键性的作用。 节日不仅是时间生活的分割点，并且是社会空间生活的分割点。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因为有了节日，使我们的平淡的日子添了许多色彩，使我们枯燥的生活有了调味剂。并且对于我们维护着我们社会生活的有序进行。七月十五不仅是一定时期社会生活的横截面，而且是历史发展的纵向坐标，对于我们全面的了解人类社会的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
有以上论述可以看出，七月十五的产生缘由、发展变化及功能作用都具有很鲜明的社会性。作为传统节日对于我们了解社会的发展史，及其各个阶段的生活状况都有很大的帮助。
参考文献：
[1]黄淑娉，龚佩华.文化人类学理论方法研究[M].广东：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6.第81页
[2]萧放.《荆楚岁时记》研究-兼论传统中国民众生活中的时间观念[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12第189页
[3]萧放.岁时-传统中国民众的时间生活[M].中华书局，2002.3第188页
[4]宗懔（梁），宋金龙校注.荆楚岁时记[M].山西：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第57页
[5]黄淑娉，龚佩华.文化人类学理论方法研究[M].广东：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6.第85页
[6]王铭铭.社会人类学与中国研究[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5.第74页
[7]中国民俗学会，北京民俗博物馆（编）.传统节日与文化空间-“东岳论坛”国际学术研讨会专辑.北京：学苑出版社，2007.8（第三届东岳论坛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