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悌，是中国人耳熟能详的一个词，也是最基本的一个道德标准。这个词在《说文解字》中是这么解释的：“善事父母曰孝，善事兄长曰悌。”“孝”字的汉字构成，上为老、下为子，意思是子能承其两亲，并能顺其意。“悌”，原为“弟”，本指敬重乡中长辈，古时当时乡中皆是同族 ，后指敬爱兄长。“孝悌”，原义是指尊重自己父母，推而及人到周边的长辈。后来语义变化，“悌”演变为尊敬兄长，“孝悌”也从敬老演变为妥善处理家庭关系，视为“齐家”中最重要的一环。
　　“孝悌”这个词，看似只是在规范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家庭伦理，可是在以伦理綱常起家的儒家心中，这个词的分量可不止这么简单。在他们“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论建构中，成为“齐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承前启后，一步步规范则我们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乃至日常生活。“孝悌”，名为伦理纲常，却早已超越了原初的词义内涵，不断向外延展，成为了中国人在传统文化中汲取的文化基因。
　　善事父母曰孝，善事兄长曰悌。

天之经

　　《诗经·小雅·蓼莪》：“蓼蓼者莪，匪莪伊蒿。哀哀父母，生我劬劳。蓼蓼者莪，匪莪伊蔚。哀哀父母，生我劳瘁。瓶之罄矣，维罍之耻。鲜民之生，不如死之久矣。无父何怙？无母何恃？出则衔恤，入则靡至。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抚我畜我，长我育我，顾我复我，出入腹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

　　《诗经》作为我国历史上第一部诗歌汇编，虽然经过了文人有意识的加工，但却是民间人们的心声，就如这首诗歌一般，吟诵出的拳拳孝子之心。此诗六章，是悼念父母的祭歌，分三层意思：首两章是第一层，写父母生养“我”辛苦劳累。头两句以比引出，诗人见蒿与蔚，却错当莪，于是心有所动，遂以为比。莪香美可食用，并且环根丛生，故又名抱娘蒿，喻人成材且孝顺；而蒿与蔚，皆散生，蒿粗恶不可食用，蔚既不能食用又结子，故称牡蒿，蒿、蔚喻不成材且不能尽孝。
　　诗人有感于此，借以自责不成材又不能终养尽孝。后两句承此思言及父母养大自己不易，费心劳力，吃尽苦头。中间两章是第二层，写儿子失去双亲的痛苦和父母对儿子的深爱。第三章头两句以瓶喻父母，以罍喻子。因瓶从罍中汲水，瓶空是罍无储水可汲，所以为耻，用以比喻子无以赡养父母，没有尽到应有的孝心而感到羞耻。

　　孝作为“孝悌”中的核心，是天之道，是人们与生俱来的美好情感，甚至在动物界中，飞禽走兽里也不乏行孝进善之举。《本草纲目·禽部》载：“慈乌：此鸟初生，母哺六十日，长则反哺六十日。”同样的，《增广贤文》中有“羊羔有跪乳之恩。”是说羊羔在吃母乳时，都会跪着吃，以感谢母恩。此中种种，有的虽有牵强附会之嫌，倒也让许多不孝子“畜生不如”、自惭形秽了。
　　孝之道，不光是人，便是自然界中的动物，也能体会一二。当我们追本溯源时，发现人们在看到动植物时，反躬其身，这种发自本心的孝悌，虽然跟教养和知识有关，但就像生物本能一样，时时刻刻提醒着我们。
　　汉蔡顺，少孤，事母至孝。遭王莽乱，岁荒不给，拾桑葚，以异器盛之。赤眉贼见而问之。顺曰：“黑者奉母，赤者自食。”贼悯其孝，以白米二斗牛蹄一只与之。

　　这便是《二十四孝》中著名的“拾葚异器”，孝子蔡顺的举动，在战乱年间，甚至感动了乱贼流寇。孝悌，因为它有着直击人心的力量，让那群视人命如草芥的人受到震动，引发情感的共鸣，这便是孝悌，这便是天之经。

地之义

　　正所谓“百善孝为先”，孟子也有“入则孝，出则悌”的道德要求。《二十四孝》的故事也是自古相传，以孝悌为纽带所维系的宗族血缘关系，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是中国社会中的基本机构。那么孝悌，是如何从单纯的父母兄弟之间的伦理道德，演变为社会结构中的框架的呢？当然和儒家门下的一本书有关。
　　《孝经》，儒家十三经之一，虽然有人怀疑并非孔子编订，但是作为儒家经典之一，《孝经》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地位仍然是不言而喻的。《孝经》在唐代被尊为经书，南宋以后被列为《十三经》之一。在中国漫长的社会历史进程中，它被看作是“孔子述作，垂范将来”的经典，对传播和维护社会伦理、社会秩序起了很大作用。

　　《孝经·开宗明义》：仲尼居，曾子侍。子曰：“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顺天下，民用和睦，上下无怨。汝知之乎？”
　　曾子避席曰：“参不敏，何足以知之？”
　　子曰：“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复坐，吾语汝。”
　　“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大雅》云：‘无念尔祖，聿修厥德。’”
　　《孝经》以孝为中心，比较集中地阐述了儒家的伦理思想。它肯定“孝”是上天所定的规范，将“孝悌”与儒家所提倡的诸多道德要求相结合。有的是相辅相成，有的是推一反三，将“孝悌”完美地融入到自己的社会政治理想之中。一方面，使得自己的学说有“孝悌”这一至真至纯的情感，博得大众的认可。另一方面便是，使得孝悌观念深入儒家学说的各个范畴，潜移默化中，使得这一道德准则获得了更大的认可度，深入中国传统文化基因中。

　　儒家将孝定位为诸德之本，“百善之先”，认为“人之行，莫大于孝”，国君可以用孝治理国家，臣民能够用孝立身理家。不仅如此，崇尚封建等级秩序的儒家，将孝和忠联系起来，认为“忠”是“孝”的发展和扩大：
　　《孝经·广至德章》子曰：“君子之事亲孝，故忠可移于君。事兄悌，故顺可移于长。居家量，故治可移于官。是替行成于内，而名立于后世矣。
　　儒家从小家发展为大家，建立起一套从家庭伦理道社会伦理的等级秩序，把这种秩序比作为一座大厦的话，那么孝悌便是这座大厦的地基。所以，儒家大力推广“孝悌”，认为这也是构建理想社会的良方妙药，提出“孝悌之至”就能够“通于神明，光于四海，无所不通”。
　　不仅如此，儒家弟子还大做文章，对实行“孝”的要求和方法也作了系统而详细的规定，它主张把“孝”贯穿于人的一切行为之中。“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是孝之始；“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是孝之终。它把维护宗法等级关系与为君主服务联系起来，认为“孝”要“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具体要求：“居则致其敬，养则致其乐，病则致其忧，丧则致其哀，祭则致其严”。
　　《孝经》还根据不同人的身份差别规定了行“孝”的不同内容：天子之“孝”要求“爱敬尽于其事亲，而德教加于百姓，刑于四海”；诸侯之“孝”要求“在上不骄，高而不危，制节谨度，满而不溢”；卿大夫之“孝”要求“非法不言，非道不行，口无择言，身无择行”；士阶层的“孝”要求“忠顺事上，保禄位，守祭祀”；庶人之“孝”要求“用天之道，分地之利，谨身节用，以养父母”。
　　同是《二十四孝》中的“孝感动天”，画风便有些不同了：
　　虞舜，瞽瞍之子。性至孝。父顽，母嚚，弟象傲。舜耕于历山，有象为之耕，鸟为之耘。其孝感如此。帝尧闻之，事以九男，妻以二女，遂以天下让焉。 　　讲述的是虞舜孝心不光感动上天，最后还感动了唐尧，于是走上了“迎娶白富美，升职CEO”的人生巅峰。如果说“拾葚异器”还只是在論述孝悌作为人类基本情感的感染力的话，那么这里“孝感动天”跟现在的宗教劝诱没什么两样了。少了许多真情流露，多的是理性思辨下的功利得失。
　　正是这套严密的体系，逻辑完整的论述，使得那种发乎情的“孝悌”，早已经不是原来的模样了。在儒家理论的加工之下，孝悌也功利了起来，少了些感性的忧愁，多了些许道义的担当。我们知道，单纯的情感是维系不了许久的，若是以道德功利来约束，那自然又是另当别论了。孝悌，之所以能够源远流长，历久弥新，不光是“发乎情”的天性，更是“合乎礼”的加工。如果说前者是天之经的话，那么后天的这种加工便是“地之义”了。

仁之本

　　在长久以来的耳濡目染之下，孝悌成为我们评价一个人最基本的远则，孝子不管其他品行如何，有孝顺这一条堪称是有了“免死金牌”。相反，不孝子是要被他人戳脊梁的，不管建立何等功业，身为人的基本上就出了问题，正所谓“五刑之属三千，而罪莫大于不孝”。例如《晋书·段灼传》：“ 吴起贪官，母死不归，杀妻求将，不孝之甚。”不孝子诚然丧尽天良，可是孝子真的是只要孝顺就可以一美遮百丑了吗？

　　我们前面提到，“孝悌”指的是孝敬父母、尊重长辈、友爱兄弟及关爱幼者的伦理行为，体现出感恩、回报和礼敬。当然，这只是字面上的解释，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在孝悌上赋予了许多，其中一种便是“仁”：
　　《论语·学而》：“入则孝，出则悌，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
　　推及一切皆加礼敬，善待他人，名曰行“仁”，孝悌乃仁之本，因为如果连生养自己的父母都不孝敬，那么推及他人，也可想而知了。但是相反，如果行孝的本身便是不仁，那么结果会如何呢？请先看一个故事：
　　汉郭巨，家贫。有子三岁，母尝减食与之。巨谓妻曰：“贫乏不能供母，子又分母之食，盍埋此子？儿可再有，母不可复得。”妻不敢违。巨遂掘坑三尺余，忽见黄金一釜，上云：“天赐孝子郭巨，官不得取，民不得夺。”

　　这便是《二十四孝》中的郭巨埋儿，看完这一则孝子的故事，与其说是为他的至孝而感动，不若说是为襁褓中的婴孩感到心寒。鲁迅先生曾经就引文对此作了辛辣的讽刺：
　　我最初实在替这孩子捏一把汗，待到掘出黄金一釜，这才觉得轻松。然而我已经不但自己不敢再想做孝子，并且怕我父亲去做孝子了。家景正在坏下去，常听到父母愁柴米；祖母又老了，倘使我的父亲竟学了郭巨，那么，该埋的不正是我么？如果一丝不走样，也掘出一釜黄金来，那自然是如天之福，但是，那时我虽然年纪小，似乎也明白天下未必有这样的巧事。
　　行孝，固然是美德，但也不是为了行孝便可肆意妄为，更加不是作恶的口实。封建社会中，儒家对孝悌加以改造和加工，使得其内涵丰富的同时，难免也会带上封建文化的糟粕。尤其是当宋代“存天理，灭人欲”提出以后，孝悌中最为宝贵的情感共鸣逐渐为伦理纲常的部分所取代。因此，后世的孝悌故事中，出现了许多在如今时代已经是颇不和事宜的故事。孝悌所维系的宗族结构，在新时代也已经瓦解，但是所建构的血缘关系仍然是牢不可摧。所以，新时代的背景下，我们更应该理性思辨。以“仁”为本，如此，方不失孝悌之真意。

侠义与孝悌

　　武侠中的侠义，按照层次大抵分为三种，一种是恩怨分明，另一层是扶危济困，最高则是为国为民。而在，恩怨分明这一层，则有许多跟孝悌相关的故事。
　　大丈夫生在天地之间，便是要顶天立地、恩怨分明，以德报德，以直报怨。滴水之恩，要涌泉相报，那么江湖中不共戴天的仇又该怎么报呢？
　　子夏问于孔子曰：“居父母之仇，如之何？”夫子曰：“寝苫枕干，不仕，弗与共天下也，遇诸市朝，不反兵而斗。”
　　孔子告诉我们，父母之仇，不共戴天。要枕戈待旦，时刻报仇。这种快意恩仇，为父母讨回公道的行为，便是孝悌，更是侠义。而在历史上便有这么一位侠女、
　　东汉时期，有一位名叫赵娥的女子，她的父亲为同乡恶霸李寿所害，自己的三个兄弟又不幸病故。李寿认为就此可以高枕无忧了，但是没想到作为一女流之辈的赵娥却一直立志为父报仇，磨刀霍霍、日夜不寐。乡里人有人劝诫她，也有人讥笑她。但是她都不为所动，更是悲愤说道：

　　“父母之仇，不同天地共日月者也。李寿不死，娥亲视息世间，活复何求！今虽三弟早死，门户泯绝，而娥亲犹在，岂可假手于人哉！”
　　黄天不负有心人，终于等来了机会。赵娥成功在路旁伏击杀死了李寿，然后投案自首，官员感念其孝悌，刊石立碑嘉奖。
　　武侠小说中的孝子，更是不少了。首先，便想到了《天龙八部》中的乔峰。小说中，得知自己是契丹人的身世之后，乔峰做得第一件事便是为自己的父母复仇，寻找雁门关上的带头大哥。要知道，乔峰身为契丹人在江湖上已经是人尽皆知，自己处处受限，且一堆人都欲杀之而后快。就是在这极度危险的境地中，乔峰也是丝毫没有畏惧。他要复仇，即便自己从来没有见过自己的生身父母。但这便是孝悌，这更是侠气，大丈夫生于天地间，就该当如此。
　　有相同遭遇的，还有杨过（《神雕侠侣》）。杨过从母亲和郭靖夫妇的言语中，推断出自己的父亲死于非命。后来在一系列的蛛丝马迹下，发现了郭靖夫妇便是杀害自己父亲的凶手。一开始，杨过立志要为未曾谋面的父亲报仇，甚至几乎就要成功了。但是，杨过敬佩郭靖的人品，因此，舉起来的剑几次都放下了。后来，终于在牛家村的铁王枪庙中得知了当年的是是非非后，即便是杀父之仇，杨过却也打消了复仇的念头。我们读到这里，从来都不会觉得杨过不孝，相反，杨过能够跳脱出来，没有所谓的愚孝，更加凸显了他个性中侠义的那部分。

　　正所谓，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孝悌不光可以是父子之间，就在师徒之间，这种忠孝在武侠小说中尤为突出，代表人物便是《笑傲江湖》中的令狐冲。岳不群是令狐冲的师父，俗话说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况且令狐冲从小被岳不群夫妇收养，又教习武功。尽管他性子顽劣，口无遮拦，但他心里十分尊敬师长，将岳不群夫妇当作真正的父母一样对待，此处可见他的孝。
　　令狐冲本来是一个不拘小节的人，为人十分洒脱。可只要是在师父、师娘面前，他便将自己的性子全然收敛起来，宁肯自己受尽委屈也绝对不出言顶撞师父一句。就连风清扬传他剑法时说了一句岳不群这小子榆木脑袋，他便炸了毛一样跳起来，把剑一丢不学了，如此维护师父，令狐冲可算第一人。后来，逐出师门，他仍然是十分尊敬岳不群，作为衡山派掌门，在五岳大会上，也是唯岳不群马首是瞻，时刻盼望着有朝一日能够重归门墙。
　　侠义与孝悌，看似是两种截然不同的道德品质，但是某种程度上却是殊途同归。因为，它们的出发点，都是由内心出发，源自自我深处毫不娇柔的情感，是人类真、善、美的热烈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