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中国文明暗杀之事，层见迭出，暗杀之械，亦无精利无伦，如宋教仁等一击即中，然刺者卒以机关不密而败，身戮财丧，为天下笑。本主人有鉴于斯，特募巨资，设“暗杀介绍所”，遴才必精，用械必良，是暗杀中之华严界也。兹将拟定章程：
　　一、本所设立无人府亡县黑暗街八十号。
　　二、凡有欲充暗杀及欲聘暗杀员者，皆由本所介绍。
　　三、凡聘暗杀员欲由本所介绍者，须言明所杀何人，若为捣乱者，本所概不介绍。
　　四、本所自聘有暗杀员数十人，皆精悍强利，善用手枪，百发百中，欲有聘之暗杀者，决无失败。
　　五、暗杀器械悉由本所自办。
　　六、本所暗杀员，杀一次须酬金八千元，本所介绍金八百元，证金二千元，划一不二，童叟无欺。暗杀之后，取回证金； 暗杀不得，暗杀员还酬金之半，本所还介绍金之半。
　　七、凡本所暗杀员因暗杀而殒命者，本所概不退还证金，即以充暗杀员殓费及安家费。
　　八、本所系纯粹的营业性质，不讲人情。介绍以后，无论何处机关破败，暗杀员被捕，一切情形不得挪扯本所，本所亦自当宣告脱离关系。（1913年4月18日《大公报》）
　　点评：“暗杀”这种见不得光的行径竟公然在报纸上刊登广告，可见民国初期官匪勾结明争暗斗到了何种地步。
　　失业后
　　去年十月间，任职的那家公司收小范围，我便被裁而失业。
　　失业使我受到饥寒的侵袭，使我受到人们的冷视，可是我从不恐惧，也从不着急，正和我得到失业消息的那一瞬一样。
　　我紧缩了生活，一日三餐改成二餐，出门时用两脚来代步，住屋由亭子间变为阁楼，把一些场面上的衣服卖了，穿起父亲的旧袄。这样我的衣、食、住、行，虽和以前完全不同，可是生活还是一样的安定。
　　我把公司里给我的三月生活费，提出一半来买进些杂志月刊等的书籍，在巷口一家面店门边，摆了一个书摊，每天得一些收入，贴补生活；我把另一半钱，作为进夜校求学的费用，因为我觉得没有比这件事再迫切需要的了。我的学识还不够，现在既有空间，我决不放过这个求学的机会！
　　这样的生活很愉快。虽然，平时没有一些物质上的享受，虽然在人们的脑海中，我的地位低落，可是我的精神是快乐的。那些无聊的享乐，那些虚伪的场面，又有什么用处？抛弃了，又有什么可恋的呢？
　　当然，我并不想这样长久过下去，我正在锻炼，正在学习，我等待着更好的机会，我是有希望和前途的。
　　（1941年2月20日《申报·自由谈》）
　　点评：子曰：君子不患无位，患所以立。可惜老祖宗留下的生存智慧不是所有人都明了。
　　台湾人民吃尽美国“经济援助”的苦头
　　《工厂、商店倒闭风炽》《人浮于事，失业者众》《乞丐横行街头，居民应接不暇》……这是最近台湾各地报纸上经常见到的消息标题。在台湾的美国经济侵略机构——美国国际合作署台湾分署署长哈拉德森不久前说：“美援计划达到了预期的目的。”美国侵略者的“美援”是怎样达到这个“预期的目的”？
　　4月2日，花莲市《更生报》刊登了蒋介石集团“立法委员”黄焕如的一篇文章，他写道，1951年借“美援”贷款美金一元，到1960年就变成了美金八元。“任何黑市利息，无此之高。”因此，台湾“多数厂商无力还本付息濒于破产”。
　　所谓“美援”贷款，除了有很高的利息以外，还有许多苛刻条件。借“美援”贷款的单位，必须按照美方规定采购美国商品，这些美国货一般要比国际市场价格高50%以上，并且还要由美国轮船运输，付出巨额的运输费。“美援”贷款，多数是已在美国本土已经落后的机器设备以及剩余农产品等运到台湾折价计算的，美国出售这些设备和商品所得的款项，大部分要归美国政府作为在台湾进行政治、经济、文化侵略的费用。
　　台湾报纸说，整个台湾已变成“外国货消费品的市场”，台湾的产品“将向何处推销”？据台湾报纸报道，台湾各地原有512家布厂，去年便倒闭了182家，原有三十几家针织厂，现在勉强继续开工生产的仅剩十余家，其他各行各业也时有倒闭。
　　（1961年5月28日《人民日报》）
　　点评：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美国也不是救世主，它所给予的援助都是包含强烈的政治企图或经济诉求的。
　　教育部决定放宽报考研究生的年龄限制
　　【新华社北京三月二十一日讯】为了广开才路，早出人才，快出人才，教育部最近给各地发出通知，决定放宽报考研究生的年龄限制，凡是一九三八年三月一日以后出生的都可以报名。
　　教育部的通知还决定，凡是一九六四、一九六五年入学后因故中断学习而分配工作的研究生，重新报考一九七八年研究生时，在贯彻择优录取原则的前提下，经德智体全面衡量，在考生条件相同时，可以优先录取。他们入学后经学校考核，如果基础课合格，可以免修，直接进入专业课学习或进行科学研究工作，学习年限也可适当缩短。
　　（1978年3月21日《光明日报》）
　　点评“：文革”之后，百废待兴，知识与人才的重要性、紧迫性空前凸显，新中国的教育事业也迎来了飞速发展的契机。
　　桂阳太和公社户均存款八百元
　　桂阳县太和公社信用社一改往年年关忙于催还贷款的状况，转而忙于接待熙熙攘攘前来存款的社员。一九八二年年底，全社存款金额达二百九十九万多元，人均一百六十六元五角，户均八百元。
　　太和公社是个杂交水稻制种基地。翻开这个公社的老账可以看到，一九七八年全社人均纯收入才七十六元，返销粮食四十八万斤，国家发放贷款二十一万七千多元，到年底还有二十万元无法偿还。一九八二年，公社冲破杂交制种不宜包干到户的框框后，家家户户刻苦学习技术，耕作特别认真仔细。全社一万三千多亩制种田，总产三百五十六万斤，比一九八○年增加九点七成，亩产由一百四十二斤上升到二百六十六斤九两，质量也大有提高，光这一项，人均纯收入就达二百三十元。此外，过去被当作“资本主义尾巴”割掉了的传统产品，如磨芋、生姜、辣椒、淮山、烤烟都有了新的发展。据统计，全社年收入在三千元以上的有二千五百户，五千元以上的也有三百五十多户。社员钱多了，一部分用来添置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一部分就存入信用社。（1983年1月8日《湖南日报》）
　　点评：“包产到户”，一个简单的词，却彻底改变了农村的面貌。它将广大农民长期以来被僵化体制压抑束缚的积极性、创造性和巨大的生产能力彻底释放出来，迅速推动了农村地区从贫困到富裕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