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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中共中央在延安桥儿沟一座天主教堂内，召开了“决定中国之命运”的六届六中全会。会议批判了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重申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坚持独立自主地放手发动人民抗日武装斗争的方针，把党的主要工作放在战区和敌后，大力巩固华北，发展华中，并决定撤销长江局，成立中原局和南方局。刘少奇任中原局书记。
受毛泽东的委托，刘少奇把朱理治、郭述申、李先念等即将去中原敌后的干部召集起来讲了一次话。刘少奇强调指出：你们到了敌后，第一是要大力宣传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精神，要抓武装，第二也是要抓武装，第三还是要抓武装。在这个过程中，可用八路军的旗帜，可用新四军的旗帜，也可以用别的名义，在某种情况下，还可用国民党军队的旗帜。但有一条要记住，那就是保持党的领导权，领导权是寸步不能让的。
11月23日，东方微露朝霞，披着晨曦的宝塔山映照在延河水中，给古城延安增添了绚丽的光彩。李先念、朱理治、郭述申、谭希林和几十名身着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第一一五师灰色军服的红军干部战士，在刘少奇的带领下分乘4辆卡车：告别延安。
朱理治在从延安到竹沟的过程中，通过与李先念的接触和了解，认为他性情温和，有智有谋，有勇有为，是个不可多得的军事人才。于是他就与中原局委员郭述申商量，将李先念与谭希林的工作交换，让谭希林去鄂豫皖，而把李先念留在鄂豫边，并及时报告中原局书记刘少奇和中共中央。此方案后来得到了中原局的批准和中央的认可。这样，李先念就留在鄂豫边，参与领导中原地区的抗日斗争。
1939年1月17日。李先念率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大队(对外称支队)，共160余人，离开竹沟，顶着凛冽的寒风，大踏步地向武汉外围挺进!
1月29日，李先念从四望山策马奔驰返回竹沟，参加刘少奇主持的中原局和豫鄂边区党委会议。会议听取了朱理治关于两个月来贯彻执行六届六中全会精神的江报，以及当前豫鄂边区的敌情、抗日游击战争的布置与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的情况。刘少奇在充分肯定豫鄂边区党委开辟边区敌后战场的方针、任务和部署的同时，强调注意两点：一是在发动群众进行抗日斗争中，要注意着重建立党领导的人民武装；二是在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要严格执行独立自主的方针。同时还提出党的各项工作应区分不同地区，采取不同方法和策略，以适应不同形势。要求豫鄂边区党委把大批力量送到后方。开辟敌后战场，广泛地开展独立自主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最大限度地争取群众站到我们这边来，团结一致，打击日寇、汉奸和卖国贼，孤立反共分子和顽固派。
李先念返回四望山之前，刘少奇再三向他叮嘱：为避免磨擦，目前新四军游击大队的活动方针，应沿铁路两侧国民党不去之区域发展，目标尽量缩小，并多组织过渡形式武装，要多求质的巩固。回到四望山后，李先念坚决贯彻执行刘少奇的指示，迅速派独立游击支队参谋长周志坚率部去平汉铁路以东的信(阳)罗(山)边活动，联络各地党组织和抗日武装，“三战三捷”，勇猛打击敌人。
5月，豫鄂边区国共合作的局面发生逆转。曾经与共产党保持过一段较好统战关系的第五战区，特别是李宗仁的桂系势力，向右转的劲头有增无减；一些在日寇进攻面前闻风而逃的土顽势力卷土重来；倒退的政治空气日益浓厚，反共磨擦事件频频发生。在这种情况下，继续把党的武装仅仅限制在国民党许可的框框内是没有前途和出路和的，也是非常危险的。已经到达京山大山头与“应抗”第三、第四支队会师的李先念、陈少敏与杨学诚、夏忠武、郑绍文等认真分析了形势，于6月16日在京山养马畈召开了鄂中区党委扩大会议。李先念在会上传达了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精神，反复强调要坚持、巩固、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统一战线中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同时还传达了中原局、刘少奇关于鄂中抗日武装整编与扩大，以及保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的指示。
就在会议的讨论中，对于“应抗”是否打出新四军的旗帜问题有不同意见。李先念、陈少敏主张要公开打出新四军的旗号。李先念说：我们的工作已经公开，再也不能把自己陷在一个小窝窝里，特别是不能陷在顽军的窝窝里。那样，不仅不能发展，而且还很危险，要尽快跳出来，打出自己的旗帜。杨学诚等坚决支持李、陈的主张。可有的同志则认为“应抗”公开新四军的旗帜还不到时候，主张各用各的名义。于是，李先念一方面同意将会议讨论的问题及意见上报中原局，听中原局指示；一方面与陈少敏研究，如果“应抗”不能打出新四军旗帜，就组成一个点线支队，即沿平汉铁路线作点线发展。
6月19日，刘少奇与朱理治致电李先念等，明确指示：“当前鄂中党的中心任务，是在最短期内，扩大与创立一支5000人以上的党可直接领导的新四军。只有完成这一中心任务，才能在目前及可能的长久磨擦之下，确立我党在鄂中之地位，才有可能应付各种事变。”“新四军的指挥与编制要统一，只有这样才能增强战斗力量。”
会议根据上述指示，认真地进行了讨论，很快统一了思想，并决定组成新的鄂中区党委，同时还根据中原局的指示，决定将鄂中、豫南党的武装统一整编为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支队，李先念任司令员。陈少敏兼政治委员(不久由陶铸代理政治委员)。
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支队一经整编完毕，就在李先念的指挥下，挥师四出，驰骋在豫南、鄂中敌后，积极打击敌伪，扩大与巩固自己力量，逐步创建根据地。
9月18日，中原局、刘少奇来电指示李先念：“鄂东、豫南、鄂中敌占区域，是今天党开展华中游击战争最重要地区之一。创立坚强的游击队伍，建立鄂东、鄂中、豫南抗日根据地，并使之逐渐打成一片，这是今天鄂豫皖、豫鄂边以及鄂中3个区党委最主要的任务。”
接到刘少奇的电示后，李先念亲自指挥战斗，消灭李又唐部，为鄂东、豫南的武装汇集鄂中创造条件。
同年秋，随着国际国内形势风云变幻，国民党变本加厉，加剧反共摩擦，与日伪的“扫荡”相配合，或明或暗，背后插刀，使刚刚建立起来的人民抗日武装，随时有被扼杀的危险。面对如此严重的局势，刘少奇特地从延安赶来竹沟。为粉碎国民党的反共阴谋，刘少奇作了如下指示与部署：
第一，对业已产生的反共逆流，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作好充分的思想和组织准备。
第二，必须迅速把国民党统治区与日军占领区的组织和工作严格分开。国统区的共产党组织应立即转入地下，成立新的河南省委，专门领导秘密工作；豫鄂边区党委及其在竹沟的机关、部队，迅速转入敌后与李先念部会合。
第三，为发展抗日游击战争和抗日根据地，组成新的豫鄂边区党委，统一领导豫南、鄂中、鄂东的党组织。统一整编这3个地区的抗日武装为新四军。
第四，处在顽军包围中的竹沟，作为战略基点的任务已告完成，必须尽快分期分批撤离。
受刘少奇的指令，朱理治、任质斌率豫鄂边区党 委机关、部队600余人，南下四望山，与李先念部会合。11月16日，当罗礼陂孝中心县委书记贺建华到达后，朱理治、李先念、陈少敏、任质斌、贺建华、刘子厚等在龚家湾召开会议，后来通称此次会议为“四望山会议”。
会上，朱理治、任质斌传达了中原局和刘少奇的指示，强调为了反击国民党顽固派的猖狂进攻，根据豫鄂边区的形势和实际需要。必须加强党对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领导和建立统一的抗日武装。会议决定：坚决执行中原局和刘少奇的指示，建立新的豫鄂边区党委，统一领导原豫鄂边、鄂中及鄂豫皖区党委所属的豫南、鄂中、鄂东等地党的工作，并将这3个地区的抗日武装力量统一整编为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以实现豫南、鄂中、鄂东地区党和军队的全面统一。大家还就刘少奇提出的关于边区党委和挺进纵队有关人事安排、挺进纵队编几个团、各个团的主要负责同志、新成立的挺进纵队司政两部如何与原“独立游击支队”司政两部合并等问题，进行了初步研究，并取得一致意见。会议还决定，鉴于被国民党军队包围中的四望山地区的形势显著恶化，豫鄂边区敌后抗战的指挥中心，将由豫南转移到鄂中。
1940年1月3日，刘少奇等致电朱理治、李先念：“所有在鄂中、鄂东活动皆党所领导的部队，统归你们指挥节制，部队番号改称挺进游击纵队”，“由纵队首长组织纵队委员会，以理治、先念、质斌、少卿、少敏诸同志组织之，以理治同志为书记，中级干部任免、部队行动及一切重要军事政治计划，均须经纵队委员会讨论后执行，这是纵队党的最高领导机关。”据此，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在京山八字门正式建军，李先念任司令员，朱理治任政治委员(3月去延安后，由任质斌代理政治委员)。
对于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的成立，刘少奇曾撰文称赞道：“豫鄂边区的党在完全没有(成连以上建制的红军)基础的条件下，创立了大的武装部队，并建立了相当大的根据地，开辟了广大的游击区，直到汉口近郊，在不断的战斗中，胜利地坚持了武汉附近的抗战，是一个伟大的成绩。”
随后，李先念在以鄂中、豫南为基本区，向鄂皖边、鄂南、襄西、襄南和河南的战略展开过程中。刘少奇都及时给予正确的指导。
早在1939年12月，国民党顽固派就在全国掀起了第一次反共高潮。鄂豫边区周围的国民党顽军，借对日“冬季攻势”为名，以一部兵力伸入抗日民主根据地。与此同时，日寇亦对鄂中进行“扫荡”。在敌顽夹击的严重局势下，中原局、刘少奇于1940年1月12日电示李先念：“除以一部兵力坚持鄂中外，主力应东进。还击程汝怀；发动群众，建立鄂东抗日根据地。”3月，蒋介石亲自策划华中地区的国民党军重点进攻新四军第四、第五支队及皖东根据地。驻大别山的桂军李品仙部第一三八师、第一七一师越淮南公路，嗣攻皖东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和第四支队。为牵制桂军东犯，中原局和刘少奇于3月6日致电中共中央书记处，指出：“先念之挺进纵队有与四、五支队作战略配合之任务”，“应立即调2至3个团过路东向大别山发展，建立路东根据地，扩大部队，坚决打击程汝怀及进攻我之一切部队”。
在中原局、刘少奇的领导下，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和鄂豫边区的反顽斗争卓有成效，受到党中央、毛泽东的高度评价，认为李先念部反对顽固派向鄂中和鄂东进攻的自卫战争，是绝对必要和绝对正确的，并推之为鄂豫边区经验。
1941年1月，蒋介石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把第二次反共高潮推到了顶点。针对蒋介石取消新四军番号的反动命令，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于1月20日发布重建新四军军部的命令，任命陈毅为代理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并统一整编华中部队为7个师和一个独立旅。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奉命整编为第五师，李先念任师长兼政治委员。在刘少奇的直接领导下，李先念率领第五师继续坚持武汉外围的抗日游击战争。
9月，正当日军进攻长沙、郑州之际，桂军第七军3个师及地方顽军，大举向皖东和皖西活动的新四军第二师、第七师进攻。7日，李先念致电新四军军部和中央军委，请求坚持现有地区，开辟鄂东地区。8日，刘少奇等复电：“估计桂军大部东进，为对皖东部队或对敌，我们完全同意你们主力东进。”
1942年2月，由中原局和东南局合并组成的华中局在刘少奇的主持下，召开了第一次扩大会议。在会上，刘少奇作了题为《目前形势、我党我军三年工作的基本总结及今后任务》的报告，对第五师和鄂豫边区党委今后任务提出了要求：“今后五师与鄂豫边区党的任务，是整训部队，加强与发展抗日武装，严格建立各种组织与制度，巩固与发展抗日根据地，切实进行群众工作，改造政权机构，广泛地进行友军工作，并设法以适当名义向长江以南敌后地区发展，及沿长江而下，与七师联系。”会后，刘少奇奉调中央回到延安，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回到延安后，刘少奇仍关心第五师和鄂豫边区的发展，不时发来决策性的指示。
受毛泽东的委托，刘少奇把朱理治、郭述申、李先念等即将去中原敌后的干部召集起来讲了一次话。刘少奇强调指出：你们到了敌后，第一是要大力宣传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精神，要抓武装，第二也是要抓武装，第三还是要抓武装。在这个过程中，可用八路军的旗帜，可用新四军的旗帜，也可以用别的名义，在某种情况下，还可用国民党军队的旗帜。但有一条要记住，那就是保持党的领导权，领导权是寸步不能让的。
11月23日，东方微露朝霞，披着晨曦的宝塔山映照在延河水中，给古城延安增添了绚丽的光彩。李先念、朱理治、郭述申、谭希林和几十名身着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第一一五师灰色军服的红军干部战士，在刘少奇的带领下分乘4辆卡车：告别延安。
朱理治在从延安到竹沟的过程中，通过与李先念的接触和了解，认为他性情温和，有智有谋，有勇有为，是个不可多得的军事人才。于是他就与中原局委员郭述申商量，将李先念与谭希林的工作交换，让谭希林去鄂豫皖，而把李先念留在鄂豫边，并及时报告中原局书记刘少奇和中共中央。此方案后来得到了中原局的批准和中央的认可。这样，李先念就留在鄂豫边，参与领导中原地区的抗日斗争。
1939年1月17日。李先念率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大队(对外称支队)，共160余人，离开竹沟，顶着凛冽的寒风，大踏步地向武汉外围挺进!
1月29日，李先念从四望山策马奔驰返回竹沟，参加刘少奇主持的中原局和豫鄂边区党委会议。会议听取了朱理治关于两个月来贯彻执行六届六中全会精神的江报，以及当前豫鄂边区的敌情、抗日游击战争的布置与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的情况。刘少奇在充分肯定豫鄂边区党委开辟边区敌后战场的方针、任务和部署的同时，强调注意两点：一是在发动群众进行抗日斗争中，要注意着重建立党领导的人民武装；二是在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要严格执行独立自主的方针。同时还提出党的各项工作应区分不同地区，采取不同方法和策略，以适应不同形势。要求豫鄂边区党委把大批力量送到后方。开辟敌后战场，广泛地开展独立自主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最大限度地争取群众站到我们这边来，团结一致，打击日寇、汉奸和卖国贼，孤立反共分子和顽固派。
李先念返回四望山之前，刘少奇再三向他叮嘱：为避免磨擦，目前新四军游击大队的活动方针，应沿铁路两侧国民党不去之区域发展，目标尽量缩小，并多组织过渡形式武装，要多求质的巩固。回到四望山后，李先念坚决贯彻执行刘少奇的指示，迅速派独立游击支队参谋长周志坚率部去平汉铁路以东的信(阳)罗(山)边活动，联络各地党组织和抗日武装，“三战三捷”，勇猛打击敌人。
5月，豫鄂边区国共合作的局面发生逆转。曾经与共产党保持过一段较好统战关系的第五战区，特别是李宗仁的桂系势力，向右转的劲头有增无减；一些在日寇进攻面前闻风而逃的土顽势力卷土重来；倒退的政治空气日益浓厚，反共磨擦事件频频发生。在这种情况下，继续把党的武装仅仅限制在国民党许可的框框内是没有前途和出路和的，也是非常危险的。已经到达京山大山头与“应抗”第三、第四支队会师的李先念、陈少敏与杨学诚、夏忠武、郑绍文等认真分析了形势，于6月16日在京山养马畈召开了鄂中区党委扩大会议。李先念在会上传达了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精神，反复强调要坚持、巩固、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统一战线中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同时还传达了中原局、刘少奇关于鄂中抗日武装整编与扩大，以及保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的指示。
就在会议的讨论中，对于“应抗”是否打出新四军的旗帜问题有不同意见。李先念、陈少敏主张要公开打出新四军的旗号。李先念说：我们的工作已经公开，再也不能把自己陷在一个小窝窝里，特别是不能陷在顽军的窝窝里。那样，不仅不能发展，而且还很危险，要尽快跳出来，打出自己的旗帜。杨学诚等坚决支持李、陈的主张。可有的同志则认为“应抗”公开新四军的旗帜还不到时候，主张各用各的名义。于是，李先念一方面同意将会议讨论的问题及意见上报中原局，听中原局指示；一方面与陈少敏研究，如果“应抗”不能打出新四军旗帜，就组成一个点线支队，即沿平汉铁路线作点线发展。
6月19日，刘少奇与朱理治致电李先念等，明确指示：“当前鄂中党的中心任务，是在最短期内，扩大与创立一支5000人以上的党可直接领导的新四军。只有完成这一中心任务，才能在目前及可能的长久磨擦之下，确立我党在鄂中之地位，才有可能应付各种事变。”“新四军的指挥与编制要统一，只有这样才能增强战斗力量。”
会议根据上述指示，认真地进行了讨论，很快统一了思想，并决定组成新的鄂中区党委，同时还根据中原局的指示，决定将鄂中、豫南党的武装统一整编为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支队，李先念任司令员。陈少敏兼政治委员(不久由陶铸代理政治委员)。
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支队一经整编完毕，就在李先念的指挥下，挥师四出，驰骋在豫南、鄂中敌后，积极打击敌伪，扩大与巩固自己力量，逐步创建根据地。
9月18日，中原局、刘少奇来电指示李先念：“鄂东、豫南、鄂中敌占区域，是今天党开展华中游击战争最重要地区之一。创立坚强的游击队伍，建立鄂东、鄂中、豫南抗日根据地，并使之逐渐打成一片，这是今天鄂豫皖、豫鄂边以及鄂中3个区党委最主要的任务。”
接到刘少奇的电示后，李先念亲自指挥战斗，消灭李又唐部，为鄂东、豫南的武装汇集鄂中创造条件。
同年秋，随着国际国内形势风云变幻，国民党变本加厉，加剧反共摩擦，与日伪的“扫荡”相配合，或明或暗，背后插刀，使刚刚建立起来的人民抗日武装，随时有被扼杀的危险。面对如此严重的局势，刘少奇特地从延安赶来竹沟。为粉碎国民党的反共阴谋，刘少奇作了如下指示与部署：
第一，对业已产生的反共逆流，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作好充分的思想和组织准备。
第二，必须迅速把国民党统治区与日军占领区的组织和工作严格分开。国统区的共产党组织应立即转入地下，成立新的河南省委，专门领导秘密工作；豫鄂边区党委及其在竹沟的机关、部队，迅速转入敌后与李先念部会合。
第三，为发展抗日游击战争和抗日根据地，组成新的豫鄂边区党委，统一领导豫南、鄂中、鄂东的党组织。统一整编这3个地区的抗日武装为新四军。
第四，处在顽军包围中的竹沟，作为战略基点的任务已告完成，必须尽快分期分批撤离。
受刘少奇的指令，朱理治、任质斌率豫鄂边区党 委机关、部队600余人，南下四望山，与李先念部会合。11月16日，当罗礼陂孝中心县委书记贺建华到达后，朱理治、李先念、陈少敏、任质斌、贺建华、刘子厚等在龚家湾召开会议，后来通称此次会议为“四望山会议”。
会上，朱理治、任质斌传达了中原局和刘少奇的指示，强调为了反击国民党顽固派的猖狂进攻，根据豫鄂边区的形势和实际需要。必须加强党对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领导和建立统一的抗日武装。会议决定：坚决执行中原局和刘少奇的指示，建立新的豫鄂边区党委，统一领导原豫鄂边、鄂中及鄂豫皖区党委所属的豫南、鄂中、鄂东等地党的工作，并将这3个地区的抗日武装力量统一整编为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以实现豫南、鄂中、鄂东地区党和军队的全面统一。大家还就刘少奇提出的关于边区党委和挺进纵队有关人事安排、挺进纵队编几个团、各个团的主要负责同志、新成立的挺进纵队司政两部如何与原“独立游击支队”司政两部合并等问题，进行了初步研究，并取得一致意见。会议还决定，鉴于被国民党军队包围中的四望山地区的形势显著恶化，豫鄂边区敌后抗战的指挥中心，将由豫南转移到鄂中。
1940年1月3日，刘少奇等致电朱理治、李先念：“所有在鄂中、鄂东活动皆党所领导的部队，统归你们指挥节制，部队番号改称挺进游击纵队”，“由纵队首长组织纵队委员会，以理治、先念、质斌、少卿、少敏诸同志组织之，以理治同志为书记，中级干部任免、部队行动及一切重要军事政治计划，均须经纵队委员会讨论后执行，这是纵队党的最高领导机关。”据此，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在京山八字门正式建军，李先念任司令员，朱理治任政治委员(3月去延安后，由任质斌代理政治委员)。
对于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的成立，刘少奇曾撰文称赞道：“豫鄂边区的党在完全没有(成连以上建制的红军)基础的条件下，创立了大的武装部队，并建立了相当大的根据地，开辟了广大的游击区，直到汉口近郊，在不断的战斗中，胜利地坚持了武汉附近的抗战，是一个伟大的成绩。”
随后，李先念在以鄂中、豫南为基本区，向鄂皖边、鄂南、襄西、襄南和河南的战略展开过程中。刘少奇都及时给予正确的指导。
早在1939年12月，国民党顽固派就在全国掀起了第一次反共高潮。鄂豫边区周围的国民党顽军，借对日“冬季攻势”为名，以一部兵力伸入抗日民主根据地。与此同时，日寇亦对鄂中进行“扫荡”。在敌顽夹击的严重局势下，中原局、刘少奇于1940年1月12日电示李先念：“除以一部兵力坚持鄂中外，主力应东进。还击程汝怀；发动群众，建立鄂东抗日根据地。”3月，蒋介石亲自策划华中地区的国民党军重点进攻新四军第四、第五支队及皖东根据地。驻大别山的桂军李品仙部第一三八师、第一七一师越淮南公路，嗣攻皖东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和第四支队。为牵制桂军东犯，中原局和刘少奇于3月6日致电中共中央书记处，指出：“先念之挺进纵队有与四、五支队作战略配合之任务”，“应立即调2至3个团过路东向大别山发展，建立路东根据地，扩大部队，坚决打击程汝怀及进攻我之一切部队”。
在中原局、刘少奇的领导下，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和鄂豫边区的反顽斗争卓有成效，受到党中央、毛泽东的高度评价，认为李先念部反对顽固派向鄂中和鄂东进攻的自卫战争，是绝对必要和绝对正确的，并推之为鄂豫边区经验。
1941年1月，蒋介石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把第二次反共高潮推到了顶点。针对蒋介石取消新四军番号的反动命令，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于1月20日发布重建新四军军部的命令，任命陈毅为代理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并统一整编华中部队为7个师和一个独立旅。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奉命整编为第五师，李先念任师长兼政治委员。在刘少奇的直接领导下，李先念率领第五师继续坚持武汉外围的抗日游击战争。
9月，正当日军进攻长沙、郑州之际，桂军第七军3个师及地方顽军，大举向皖东和皖西活动的新四军第二师、第七师进攻。7日，李先念致电新四军军部和中央军委，请求坚持现有地区，开辟鄂东地区。8日，刘少奇等复电：“估计桂军大部东进，为对皖东部队或对敌，我们完全同意你们主力东进。”
1942年2月，由中原局和东南局合并组成的华中局在刘少奇的主持下，召开了第一次扩大会议。在会上，刘少奇作了题为《目前形势、我党我军三年工作的基本总结及今后任务》的报告，对第五师和鄂豫边区党委今后任务提出了要求：“今后五师与鄂豫边区党的任务，是整训部队，加强与发展抗日武装，严格建立各种组织与制度，巩固与发展抗日根据地，切实进行群众工作，改造政权机构，广泛地进行友军工作，并设法以适当名义向长江以南敌后地区发展，及沿长江而下，与七师联系。”会后，刘少奇奉调中央回到延安，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回到延安后，刘少奇仍关心第五师和鄂豫边区的发展，不时发来决策性的指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