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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开鄂豫边区创立和发展史册，就闪耀着周恩来的光辉业绩。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对武汉外围的抗战部署极为重视。决定由周恩来、博古、项英、董必武组成中共中央长江局，领导南中国党的工作；由周恩来、王明、博古、叶剑英组成中共中央代表团，负责与国民党谈判。周恩来等与蒋介石就成立国共两党关系委员会、决定共同纲领、扩大国民参议会为民意机关等问题达成了初步协议。1938年初，周恩来担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郭沫若出任该部负责宣传的第三厅厅长。第三厅当时在武汉地区广泛地组织了各抗日群众团体，团结了一批进步青年，为武汉外围敌后的抗战提供了重要的干部来源。
1938年初，原西北军第七十七军副军长何基沣到达武汉，周恩来把他请到八路军武汉办事处，并代表中共中央欢迎他到延安看看。何基沣2月间秘密前往延安，受到毛泽东的接见，离开延安前，他递增交了一份入党申请书。1939年1月被批准为中共秘密党员。从此以后，在七十七军军士训练团内，长期有共产党员在里面工作。1939年9月，在何基沣的支持下，从团内挑选了部分工作人员(大部分是共产党员和“民先”队员1组成了“七十七军桐柏山区工作团”，在桐柏的毛集、信阳的尖山、随县的草店和天河口一带，宣传和组织群众，扩大部队，准备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在李先念南下以后，正如他所说：“原西北军何基沣，从我军组建之日起，就通过个人关系和我们保持秘密联系，并在人员装备、经济等各方面给过我们一些援助，有时还提供给我们一些重要军事情报。”
1938年3月，从河南前线回武汉的第二十二集团军总司令邓锡候在武汉八路军办事处见到周恩来。周恩来与其进行了深入的谈话，并希望川军能同八路军、新四军协同作战。邓锡候回到河南前线后，曾派人给河南确山县竹沟镇的新四军第四支队后方留守处送去一批弹药。以后中共随着地方组织又通过周恩来的关系，以第二十二集团军政治特派员办公室的名义，共产党员郑绍文等负责，在随县平林店成立了党领导的“第二十二集团军特种工作队”，后编为鄂中区党委警卫大队。他们移驻鄂北时，又经常在枪枝弹药和物资上支持李先念的部队。
周恩来根据党中央关于“长江局的中心任务是武装民众，准备发动游击区”的指示，对湖北、河南等地的抗战进行布置。湖北省工委在河南鸡公山举办了“干部训练班”，陶铸、郑位三、方毅也举办了类似的训练班，广泛培训抗日骨干。周恩来还多次亲自深入到工厂、学校作政治讲演，号召青年学生们投入到抗战中去，“努力去争取独立的、自由的、幸福的新中国的来临”。指示广大青年学生，“一切学习都为着争取抗战胜利，都为着建设国家、复兴民族”。他的讲演，影响深远，引导了进步的青年学生踊跃投入伟大的抗日战争。
周恩来对河南省的抗战准备也做了大量的工作。在武汉工作期间，他致电中共河南省委说：“我们干革命要有枪，要有基地，没有基地就没有依托，竹沟就是发展中原各根据地的依托。”在他的指导下。中共河南省委于1938年5月底迁至竹沟，进一步加强了竹沟抗日根据地各项建设。由于党中央和长江局向竹沟地区输送了大批坚强骨干，竹沟的各种训练班办得卓有成效，在短短的一年中就为后来的新四军第二师、第四师、第五师输送了大批抗日骨干，成为广泛开展鄂豫边区抗日战争的重要支撑点。
周恩来远见卓识，审时度势，预计中原地区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势在必行。1938年8月1日，他致电毛泽东，提出“战局日紧，各方向我们要求军事干部纷沓而至，鄂、豫、皖游击运动有发展为在我们领导下之大规模游击战之前途，但至今没有一个军事干部派来，坐失时机，令人焦急。请无论如何抽调200名军事干部即来。”他的英明预见和建议，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召开后得到解决。
1938年9月29日，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召开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批评了王明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重申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坚持独立自主地放手组织敌后抗日武装斗争的方针，作出了大力发展中原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决策。周恩来参加了这次会议。会议最后决定撤销长江局，成立以刘少奇为书记的中原局和以周恩来为书记的南方局，并派刘少奇、朱理治、李先念南下中原，传达六届六中全会决议，部署和领导敌后抗日游击战争。
50年后，李先念深情地说，竹沟是开辟中原敌后战场的3大支撑点之一。应该说，这一支撑点的建立，周恩来功不可没。“他积极宣传持久抗战的主张，要求他和叶剑英负责指挥的河南竹沟那一部分新四军要放手发展武装力量，开赴敌后，独立自主地发展抗日游击战争”，在一定范围内抵制了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因而，“从总体上看，他这一时期的工作是正确的”。
离开武汉奔赴重庆后，周恩来继续关心和支持鄂豫边区和新四军第五师。1941年4月，新四军第五师建军后，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干部缺乏。早在建军前的2月1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就致电重庆周恩来，指出：“李先念部队有绝大战略意义。办事处、新华日报、重庆、桂林、贵阳各地一切应撤散的党与非党干部，应千方百计、尽可能送到李先念那里去。”为此，中央军委副主席、南方局书记周恩来倾注了大量心血。南方局在他的领导下工作卓有成效。他们布置了由汉川到松滋的交通线，并陆续给第五师输送干部和大批革命知识青年，充实第五师和鄂豫边区的干部队伍。第五师和南方局的联系一直保持到抗战胜利。
1938年初，原西北军第七十七军副军长何基沣到达武汉，周恩来把他请到八路军武汉办事处，并代表中共中央欢迎他到延安看看。何基沣2月间秘密前往延安，受到毛泽东的接见，离开延安前，他递增交了一份入党申请书。1939年1月被批准为中共秘密党员。从此以后，在七十七军军士训练团内，长期有共产党员在里面工作。1939年9月，在何基沣的支持下，从团内挑选了部分工作人员(大部分是共产党员和“民先”队员1组成了“七十七军桐柏山区工作团”，在桐柏的毛集、信阳的尖山、随县的草店和天河口一带，宣传和组织群众，扩大部队，准备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在李先念南下以后，正如他所说：“原西北军何基沣，从我军组建之日起，就通过个人关系和我们保持秘密联系，并在人员装备、经济等各方面给过我们一些援助，有时还提供给我们一些重要军事情报。”
1938年3月，从河南前线回武汉的第二十二集团军总司令邓锡候在武汉八路军办事处见到周恩来。周恩来与其进行了深入的谈话，并希望川军能同八路军、新四军协同作战。邓锡候回到河南前线后，曾派人给河南确山县竹沟镇的新四军第四支队后方留守处送去一批弹药。以后中共随着地方组织又通过周恩来的关系，以第二十二集团军政治特派员办公室的名义，共产党员郑绍文等负责，在随县平林店成立了党领导的“第二十二集团军特种工作队”，后编为鄂中区党委警卫大队。他们移驻鄂北时，又经常在枪枝弹药和物资上支持李先念的部队。
周恩来根据党中央关于“长江局的中心任务是武装民众，准备发动游击区”的指示，对湖北、河南等地的抗战进行布置。湖北省工委在河南鸡公山举办了“干部训练班”，陶铸、郑位三、方毅也举办了类似的训练班，广泛培训抗日骨干。周恩来还多次亲自深入到工厂、学校作政治讲演，号召青年学生们投入到抗战中去，“努力去争取独立的、自由的、幸福的新中国的来临”。指示广大青年学生，“一切学习都为着争取抗战胜利，都为着建设国家、复兴民族”。他的讲演，影响深远，引导了进步的青年学生踊跃投入伟大的抗日战争。
周恩来对河南省的抗战准备也做了大量的工作。在武汉工作期间，他致电中共河南省委说：“我们干革命要有枪，要有基地，没有基地就没有依托，竹沟就是发展中原各根据地的依托。”在他的指导下。中共河南省委于1938年5月底迁至竹沟，进一步加强了竹沟抗日根据地各项建设。由于党中央和长江局向竹沟地区输送了大批坚强骨干，竹沟的各种训练班办得卓有成效，在短短的一年中就为后来的新四军第二师、第四师、第五师输送了大批抗日骨干，成为广泛开展鄂豫边区抗日战争的重要支撑点。
周恩来远见卓识，审时度势，预计中原地区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势在必行。1938年8月1日，他致电毛泽东，提出“战局日紧，各方向我们要求军事干部纷沓而至，鄂、豫、皖游击运动有发展为在我们领导下之大规模游击战之前途，但至今没有一个军事干部派来，坐失时机，令人焦急。请无论如何抽调200名军事干部即来。”他的英明预见和建议，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召开后得到解决。
1938年9月29日，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召开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批评了王明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重申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坚持独立自主地放手组织敌后抗日武装斗争的方针，作出了大力发展中原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决策。周恩来参加了这次会议。会议最后决定撤销长江局，成立以刘少奇为书记的中原局和以周恩来为书记的南方局，并派刘少奇、朱理治、李先念南下中原，传达六届六中全会决议，部署和领导敌后抗日游击战争。
50年后，李先念深情地说，竹沟是开辟中原敌后战场的3大支撑点之一。应该说，这一支撑点的建立，周恩来功不可没。“他积极宣传持久抗战的主张，要求他和叶剑英负责指挥的河南竹沟那一部分新四军要放手发展武装力量，开赴敌后，独立自主地发展抗日游击战争”，在一定范围内抵制了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因而，“从总体上看，他这一时期的工作是正确的”。
离开武汉奔赴重庆后，周恩来继续关心和支持鄂豫边区和新四军第五师。1941年4月，新四军第五师建军后，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干部缺乏。早在建军前的2月1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就致电重庆周恩来，指出：“李先念部队有绝大战略意义。办事处、新华日报、重庆、桂林、贵阳各地一切应撤散的党与非党干部，应千方百计、尽可能送到李先念那里去。”为此，中央军委副主席、南方局书记周恩来倾注了大量心血。南方局在他的领导下工作卓有成效。他们布置了由汉川到松滋的交通线，并陆续给第五师输送干部和大批革命知识青年，充实第五师和鄂豫边区的干部队伍。第五师和南方局的联系一直保持到抗战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