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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豫西、豫北、豫南的山地丘陵地区是历史上河南森林所主要分布的地方。本文对豫西、豫北、豫南植被概况和丘陵区农业垦殖进行了分析总结。认为由于历代封建统治者长期奉行重本抑末的经济方针，以扩大耕地面积为手段进行土地资源开发，特别是清代河南人口持续较快的增长，在平原、盆地可耕地早已得到开发利用的情况下，人们持续向山区推进，毁林造田，虽然取得了一时效果，但由此造成的植被破坏、水土流失、土地质量退化、风沙盐碱肆虐、旱涝灾害频繁等生态环境问题，又成为后来河南经济落后、饥荒频发的重要因素。
【关键词】河南；山地丘陵；植被；农业垦植
豫西、豫北、豫南的山地丘陵地区是历史上河南森林所主要分布的地方。这里宜人的生态环境、温润的气候为先民的生存和生活提供了良好的环境。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以洛阳为中心的豫西伊洛河流域都是河南乃至全国重要的政治经济中心区域。但是也正因为如此，这里也成为全国生态环境破坏最早的区域之一。由于历代封建统治者长期奉行重本抑末的经济方针，以扩大耕地面积为手段进行土地资源开发，特别是清代河南人口持续较快的增长，在平原、盆地可耕地早已得到开发利用的情况下，人们持续向山区推进，毁林造田，虽然取得了一时效果，但由此造成的植被破坏、水土流失、土地质量退化、风沙盐碱肆虐、旱涝灾害频繁等生态环境问题，又成为后来河南经济落后、饥荒频发的重要因素。
一、豫西、豫北、豫南植被概况
（一）豫西山地和南阳盆地的植被概况
豫西山地、黄土丘陵区。按清代的行政区划，豫西山地属于河南府、南阳府、陕州、汝州二直隶州的地方，地形以山地、丘陵和盆地为主。豫西山地是豫西最大的地貌类型区，其范围北起黄河，南抵南阳盆地北部边缘，西至省界，东达今的京广铁路线，是河南山地河丘陵分布面积最大的地区，占河南山地丘陵总面积的一半以上。主要有伏牛山、崤山、熊耳山、外方山、小秦岭、嵩山等山岭和豫西黄土丘陵、伊洛河河谷平原。豫西山地是河南面积最大的森林分布区。本区在先秦时期，绝大部分为茂密的天然森林所覆盖，如伏牛山、崤山、熊耳山、嵩山都生长着茂密的原始森林，崤山北麓的函谷关（今灵宝县境内）森林密布，松柏参天蔽日，人们称作“松柏之塞”。有学者据《山海经》的记述计算：战国至西汉初期，伏牛山及方城山、崤山、熊耳山、嵩山、外方山的植被覆盖率分别达74%、40-60%、33%、79%、33%。[1]可见当时这里森林茂密，生态环境优越。受战国、秦汉时期发达的采矿冶铁工业和人口、农耕大发展的影响，伊洛河流域、伏牛山以北、崤山以东的山地丘陵地区的森林开始遭到大规模的砍伐，但伏牛山以南天然森林保存仍然比较完好。魏晋时期，由于数百年的战乱，河南人口急剧减少，森林破坏有所减轻，一些山丘地区又恢复生长出次生林。洛阳的北邙山，仍然松林“攒列”，“上有嘉树林”；伏牛山、外方山“深松列植，筠柏交荫”、“夹水层松柏茂”，草木畅茂；嵩山北麓柏谷，“谷中无回车之地，柏林荫蔼，穷目幽暗……”。[2]崤山、熊耳山、嵩山都生长着茂密的松柏树，嵩山中岳庙附近仍然是万木耸秀的一方胜景。洛阳周围的伊洛河两岸则阡陌逶迤，竹树相映。[3]
隋唐以来，豫西山地的森林再次被大规模的开发。唐政府于伏牛山中的今嵩县、伊川二县设太阴、伊阳二监，掌采伐林木。[4]专管采伐木材，可知森林之多。当时伏牛山区的鲁山是“樗栲相阴覆”、“榛梗之森梢”，“修竹多夹路，扁舟皆到门”。[5]唐代诗人还描述邙山“空山夜月来松杉”、“山上惟闻松柏声”（《全唐诗·过北邙山》）。当时武则天在蜻山（今陕县宫前镇）建有避暑行宫（《陕县志》民国二十五年），说明山上森林葱郁，气候凉爽。由于嵩山靠近唐都洛阳和宋都开封，是文人常去之地，他们吟咏山上林木的诗句不少，如“一径林梢出，千崖云下看”（《登封县志简编》），“松杉出郭外，雨电下篙荫”。[6]熊耳、伏牛深山区，“皆高山深林”，“民不耕种，专以射猎为生”。[7]反映出当时豫西山地森林茂密、野生动物资源尚比较丰富，生态环境良好。但是经过唐代二百多年的采伐，至宋代时豫西浅山丘陵区天然林已经所剩无几了。宋代是商品经济十分发达的时期，采矿、冶铁、烧瓷等工业均需耗费大量的木材，林木破坏自然十分严重，豫西山地浅山丘陵区的森林进一步减少。金元时期，宋金双方长期在此进行拉锯战，残存的天然林、次生林遭到更为严重的破坏，至明代，这里的林木已经消耗殆尽了。惟当时伏牛山以南深山区仍然保存有大片天然林木。虽然明代中叶以后有数十万流民涌入川、鄂、陕、豫四省边境深山区进行垦辟。但明代河南人口还不是很多，对深山区的林木破坏还是有限的，所以至清朝初年深山老林仍然存在。
清代地方志关于豫西山区森林的记载颇多：卢氏景宝山“上有洪荒开辟之古木”，抱犊山“下（抱犊官） 多长松，小者且数，树丛茂密，翠色欲流（《卢氏县志》光绪十九年）；陕县城南八十里的摩云岭“高插天空，林木苍翠”（《陕县志》民国二十五年）；宜阳锦屏山“草木青葱”（《宜阳县志》光绪七年），“翠柏浮夭”（《洛宁县志》民国六年）；偃师“惟山突兀上空虚，古柏森森几万株”，邙山最高处翠云山“树木森列，苍翠如云”（《偃师县志》乾隆四十九年）。嵩山被尊为五岳之中，历代列为禁山，寺院林立，古木参天，距少林寺五里的柏谷“柏林荫蔼，穷日函暗”（《清一统志》）；鲁山石人山“苍松郁茂”八里坡山“万树酽酽”，十八垛山“松林摧崔，石迁奇蛐（《鲁山县志》嘉庆元年），嘉庆《鲁山县志》还记载石人山“雍正八年，林多虎患，渐近平处，村落薄暮断人往来，数年始息”。内乡夕阳山“竹木荟蔚，势接层宵”，永青山“山多松竹”，花山“山多花木”（《内乡县志》康熙三十二年）；镇平杏花山“多杏”，山上菩提寺是“松深冷翠峦”（《镇平县志》光绪二年）；南召鹿峰“松盘山色阴”、“人语落空林”（《南召县志》乾隆十年）；淅川旋台则是“峰峦矗矗下长川，松桧森森媚佛筵”（《浙川县志》咸丰九年）。清代《河南通志》言“漆以南召、淅川、南阳为多，镇平产仲仲”，说明本地区漆树、杜仲不少。从上述方志的记载可以看出，当时豫西深山区森林之茂盛。而且除了保存有大片的原始森林、次生林外，还有虎患的的存在，说明了这里野生动物数量还相当可观。 清代中叶以来，河南由于人口持续增长，而农业生产水平并没有多少提高。要养活更多的人口，在平原地区的土地已被全辟为农田的情况下，只有向深山老林进发，开展大规模的山垦。山垦伴随着人类活动加剧、聚落的增加、矿洞的深入，对林木的毁坏势必变本加厉。经过清中叶以来一百多年的开发，到清末，河南已是“坡岭沙滩，无不种植，故地无旷土”。于是，华山以东见于记载的森林，仅剩下陕州城南崤山摩云岭一处。再东的邙山，同样也剩下最高处的翠云山了。[8]惟有卢氏、栾川、鲁山、内乡等县深山局部地方尚有“洪荒开辟之古木”。
南阳盆地。南阳盆地是河南面积最大的一个山间盆地，位于伏牛山与桐柏山之间，长约150千米，宽约110千米。面积近12000平方千米。盆地内部土层深厚，水热条件良好，其开发历史悠久，早在两汉时期，南阳盆地已经成为农业发达、阡陌纵横的重要农耕区。这里除了种植农作物之外，还种植了松、柏、桐、梓、漆、榆、枣、桑等多种树木。经历代开发，至清代凡有土之处皆辟为农田或栽培了人工林。清初，这里平原村庄树木茂密，寺庙、坟园古柏参天，浅山区更是林木葱郁，民间素有“安皋街、掘地平，杉木杆子野鸡翎”之说。区内很多地名也以林木为名，如白杨树岗、槐树湾、柏树坟、橡子村、桑树庙、揪树庙等，可见当时树木之多。新野县地势平坦，素称“百里平川”，大片林木不多，但村旁隙地、房前屋后均有零星树木的栽种。据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新野县志》记载：“城北三里许，桑园十八亩”、“木类有柏、槐、榆、椿、桑、桐、揪、柘”；“果类有枣、 柿、桃、梅、杏、李、梨、榴、葡萄”。清代前期，南阳县由山东引进发展蚕业，山区点橡植柞，放养柞蚕，平原种桑，使县内林木进一步增多。清末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 南阳知县潘守廉鉴于该县“西北诸山，皆宜蚕丝”，倡导蚕业。在他的努力劝导下，南阳县柞坡面积发展到1.2 万hm2，以至县“城内机杼之声互相闻也”（《南阳县志》光绪三十年）[9]。南召“全县东西南北皆有蚕坡”（《南召县志》乾隆十年）。其它如方城、泌阳等县志中都有关于蚕坡的记述。但从总体上看，清中叶以来随着人口的增长、毁林垦植，加上晚清时期战乱、饥荒频繁，盆地内人工林遭到很大破坏。
（二）豫北太行山区的植被概况
太行山是晋、冀、豫三省的界山，为东北—西南走向，全长400多千米。在河南境内部分大体呈弧形带状向东南突出，长180多千米，山间有许多断崖、陡坡、陷落盆地、河谷，山前形成很多低矮的浅山丘陵。山间的盆地、河谷水源丰富，土层较厚，是豫北太行山区重要的农耕区。但是近山地区土壤多杂有沙石，耕种不易。如安阳西部近山“土色多黄白”，“夹带沙石”，“其劣者则系半土半石，每年须人力检石一次，而后可，是殆与石田无大殊”。[10]
按清代行政区划分，省境内的太行山区位于彰德府、卫辉府的西部和怀庆府的北部。由于本区是河南开发历史最久、程度最深的地区之一，及至清末，凡可以耕种的地方均已开辟为农田，浅山丘陵区天然植被均已破坏殆尽，惟枣、榆、桑、柿、杨、柳、楸等农家栽培林木零星散布于村庄、田角、地头等处。除此之外，只有大山深处少数山势高峻的地方还有成片的森林存在。
本区在先秦时期系“陟彼景山，松柏丸丸”（《诗经·商颂》）的竹木茂盛之区。历代有关太行山森林的记述相当多，宋代时位于河南太行山北端的林县“茂林乔松”（明嘉靖《彰德府志》），“木荫浓似盖”，县境内设潘阳、双泉两个伐木机构，每个机构有五六百人之多，（民国《林县志》）森林之盛可以想见。明代淇县朝阳山“岩石奇怪，草木丛茂”，“泉声竹林夜，山色稻花秋”（《明一统志》）。辉县境内的苏门山，元人韩草和明人祁昌则描述了“箫箫松橡林”、“爱此林泉幽，……草阁依林丘”（《辉县志》道光十五年）的景象。清代该县人阎寶在《游石门寺途中二首》中有“策马恣幽讨，溪流何瀠洄，山色自苍老，林密如膏沐”的诗句，描绘了石门寺周围林木茂盛、溪流淙淙的美好景象。
在太行山南端的济源县王屋山森林茂密，诗文亦有颇多记述，如乾隆二十六年《济源县志》记有唐刘禹锡 《游天增》（天增即王屋山）“反照入松门”；马戴“折松晓佛天增雪……，深林磐度鸟应闻”；元邱处机“古柏参数万株，”宋德方“青松郁郁下临渊”。至于描述济源其他地方的诗句也不少，如“苍木翠松这宿鹤，一轮秋月落林间”；“鹤还松林巢夜月”；“高林六月似凉秋”；“遥见青林己着花”；“万壑丹枫窈群山”。县城北二十里的盘谷多为文人所称颂，唐韩愈《送李愿归盘谷序》云：“盘谷之间，泉甘而土肥，草木丛茂，居民鲜少”（《明一统志》），清代是“古柏仆苍龙”（《济源县志》乾隆二十六年），“林峦半是白云遮、山连翠柏环灵鹭”（《济源县志》乾隆二十六年）。靠近黄河的河内县，据道光五年《河内县志》记载：县城西北的紫金坛“突高千初、群峰拱向，上多白松”；距县四十里的元谷是“竹木阴森”；沐涧山则是“女贞、梧桐遍覆崖谷”；宝光寺“阁右为苍公洞，左即课密泉，从高至下，松柏交荫，其极高处又多古柏”。
清以来，中条山散生木已经相当稀少。竹林也渐趋衰落，远不及元明之前。此时期本区有林木的地方有黄河小浪底峡谷北侧中条山上“千章松柏”，山下谷中“松柏交错”，岩旁“松竹琼林”，近山麓处又有柿林。而王屋山上济水源头的十万竿绿竹及别的树木也颇繁茂，还有不少榭树。天坛峰顶有数万株古柏，但是面积都不很大。
太行山树种明清以前有懈栗、揪、榆、 椒、极、桐、杨、槐、银杏、桧、柏、漆等。清代气候转冷，一些喜热树种和漆树已难以看到，而清代县志中，则增添了栋、桦、椿、梓、棣、柳、褚、枫柏等树种。[11]但至清中期，太行山东部地区人口大增，平原人口上山垦殖，从山麓层至山顶，除人迹难到的地方，“山石尽拓为田，犹不敷种”，垦地将森林基本摧残殆尽。如安阳境内太行南北支岭，“望之童然”。（民国《续安阳县志》）辉县“苏门之山一等峰，草木不生色黯然”。森林山变成了石质山，山林消失，影响地方小气候，旱涝灾害频度增高，那种草木茂盛、山溪潺潺的优美环境已经很罕见了。 （三）豫南山区的植被概况
豫南山区由河南南部两条山脉桐柏山、大别山构成，山体大致呈西北—东南走向沿豫鄂两省边界绵延，东南段伸入安徽省境。河南境内的豫南山地北起淮河主流南至省界，包括桐柏山东段和大别山北部西段，自南向北山势逐渐低缓，除省界处山势较高外，大部分属于低山丘陵区，山间河谷、小盆地众多。由于长期的风化侵蚀和流水的切割，地貌形态比较破碎。这里地处我国的北亚热带，降水丰富、气温较高，淮河干流及其南侧支流均发源于此，水热条件优越，自古以来植被繁茂，野生动物也十分繁盛。宋代时这里还有野象活动，就反映了这种情况。明清时期这里被列为禁山，因而使这里的森林大部分得以保存到清末，生态环境优于河南其他地方。
长期以来豫南山地因地近南方，气候炎热，人烟稀少，远离京师，交通不便，因此是河南生态环境破坏最晚的地方，只是南宋与金对峙时期，豫南山地处于两国长期交战地区，森林破坏严重。宋淳熙（公元1147年） ，禁淮西诸关采伐林木，可知当时森林遭到了大规模破坏。明清两代将大别山、桐柏山列为“禁山”。森林植被得以保存恢复，故“中州山皆土垅，不生草木……惟崧高土皮石骨，苍翠相间，特为出奇。其它，则西南边境处间有青山”。[12]明末清初王夫之《噩梦》称这里是“土广人稀之地”，各县县志也多有记述，如汝阳铜山“层峰盘曲贝宫幽，山色毫光翠欲流，林织晴霞丹霁远，峦披法雨绿云浮”（《泌阳县志》道光八年）。乾隆十四年《信阳县志》记载，贤山“松涛万壑”、“苍松郁郁”。息县濮公山是“山下树如烟”（《息县志》嘉庆四年），天台山“风劲高山上，松针落满头”（《光山县志》光绪十五年）。光山县在康熙年间，“群虎据其湾，虎湾一村民，搏人，集乡勇搏杀至二十余，患始息”（《光山县志》光绪十五年），由此可知清代前期这里森林之盛。
豫南山地树种繁多，如马尾松、侧柏、桧、漆、檀槲、栎、枫、楝、梓、楸、椿、槐、榆、杨、桑、楮、栗、栲、梧桐、泡桐、油桐、香椿、乌桕、杜仲、黄杨等。除上述树木外，这里还有紫竹、笔竹、水竹、斑竹、淡竹、凤尾竹、实竹、黄竹、慈竹、扁竹、丝竹、罗汉竹等多种竹类，分布面积比较广，光山县南的连康山“中无闲地，惟产竹木与茶”（《光山县志》光绪十五年）[13]。
尽管明清将大别山、桐柏山列为“禁山”，林木得到了一定的保护，山岭深处还是“树木阴翳”、“松涛万壑”、“苍松郁郁”、“山色玉葱”的情景，但在低山丘陵区林木已相当缺乏。当时桐柏山、大别山区北部汝宁府林木匮乏，万历进士王士性曾指出“汝宁称殷，然烟火稠，薪桂是急，雨雪连朝，即富室皆裂门壁以炊……”。[14]清初的1661年，汝宁府重建城楼，但“境内所产木值，率多椅桐，不中榱题樽栌之用”，遂以明废藩府宅“故材木充用”。（嘉庆《汝宁府志》）明代大批流民涌入荆襄山区，开垦土地，发展农业生产，造成森林的大面积破坏。清代中叶以来由于人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增长，毁林开荒较前代更为严重。毁林开荒的结果，导致了豫南山区及其附近平原地区的生态环境恶化。
二、豫西、豫北、豫南山地丘陵区农业垦殖
（一）清代河南人口增长与耕地面积持续增加
在人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中，人与土地的关系最重要，土地为人类提供生存所必需的最基本的食物。食物最基本的来源是农业，农业生产必需在可以生长植物的土地上进行。在农业开发之前，这类土地上通常生着天然植被，如森林、草类等。天然植被对生态环境具有较好的保护作用，进行农业开发则势必要清除地面上原来生长的天然植被。这种开发如果超过一定的限度，就会引起生态环境恶化。先秦时期乃至唐宋以前，河南生态环境基本上处于良好的状态。宋代以后河南生态环境的明显恶化，尤其是明清以来，河南成为旱、涝、冷、虫、沙、碱等灾害频繁发生的地区，生态环境严重恶化。引起这些变化的基本原因就是河南人口的增加和由此产生的大规模的垦荒破坏天然植被。因此有必要对清代河南人口变迁和耕地面积的变化加以说明。
历史上，河南长期是我国人口最多、人口密度最大的省份之一。两汉时期是河南人口的第一个高峰期，西汉元始二年（公元2年），河南人口达到1 500万，占全国人口的四分之一。以后直至明代，虽然期间人口也有过高峰期，但是都没有超过这个数字。尤其是金元时期，因长期的战乱及经济重心的南移，河南人口急剧减少，元代河南仅有80万丁。明代以降，河南人口逐渐增加，据学者研究，明代人口高峰期的1630年河南人口为11 242 429人。[15]明末清初，经过明末崇祯年间连续多年严重大饥荒、农民起义和清政府残酷镇压人民反抗的战争，前后历经二十多年，河南人口损失估计至少在一半以上，致使“大江以北，积荒之地，无如河南最甚，……满目榛荒，人丁稀少”。[16]顺治《河南通志·户口》中说：“自明季以来，兵火相仍，郡邑丘墟，土田荆棘，户口减耗。”顺治初年，卫辉府获嘉县“自寇躏兵残，重以奇荒夭疫，户口萧条，十耗其九”[17]；开封府密县“城郭丘墟，居民四散，城无爨烟。知县崔养重冒险莅任，劝民进城，覆草为庐，寥寥数十家而已”[18]；河南府卢氏县“城无市肆，野无村落，民如晨星”[19]；汝宁府新蔡县“荒烟蔓草，庐舍星散，人民远离”[20]；南阳府邓州直到康熙中期还是“定鼎以来，生聚未繁”[21]。可见明清鼎革之际河南人口耗损严重。根据雍正《河南通志》卷二十三《户口一》的记载，顺治十六年（1660年） 河南人口仅有993 017丁口。若按1：5的传统推算方法，该年全省约4 965 535人。人口密度平均近30人/km2，由此可以看出清初河南人口的稀少。之后随着社会秩序的逐渐安定和清政府的大力推进垦荒事业，尤其是“盛世滋丁，永不加赋”政策的实施，使赋税不再随着人口的增加而增加，从而使河南人口进入了较快增长阶段。雍正时期，清政府实行“摊丁入亩”的政策，解决了丁役负担不均的问题，避免了历代大量隐匿人口的现象。这一政策的实施刺激了河南人口的增长。根据雍正《河南通志》和乾隆《续河南通志》中有关河南赋役丁口数，利用上述推算方法，可以推算出康熙三十年（1691年）、五十年（1711年）、六十年（1721年）和雍正九年（1731年）河南人口数分别为7 833 944人、9 981 114人、9 180 324人、9 713 177人。但是从这组数据中，我们可以看出康熙六十年的人口反而少于康熙六十年，而这十年间，河南并没有发生较大战乱和重大自然灾害，不可能没有增长反而减少80余万人。这反映出当时统计的人丁数字存在问题，正如刘士岭指出，“顺治十六年到雍正九年带有四位小数的河南户口人丁数据，与河南真实的人口数并没有太大关系。”“对于清代前期河南的人口，现有的册籍史料并不具备进行量化分析和研究的条件。”[22]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可以根据上述数字和清代已历经六七十年的社会稳定、经济发展情况大致估计出到雍正时期河南人口总数应该接近1 000万。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康熙帝曾说：“先年人少田多，一亩之田，其值银不过数钱。今因人多价贵，一亩之值竟至数两不等。……如此丰年而米粟尚贵，皆由人多田少故耳”。[23]说明清代前期人口确实有了快速增加。乾隆年间，原产于美洲的高产农作物玉米和番薯在河南的推广和种植更进一步促进了河南人口的增加。笔者根据刘士岭对清代中叶官方记录的河南人口整理结果选取乾隆、嘉庆、道光年间部分年份的人口数字制成了表4-2。表中河南人口的官方统计数字尽管存在不乎实际的情况，但是可以看出，清代中叶河南人口一直在持续较快的增长，道光三十年时已经接近2400万。 清代后期，清王朝的统治日益腐朽，阶级矛盾尖锐，农民起义此起彼伏，天灾人祸频繁发生，河南人口快速增长的态势逐渐下降，但总的趋势是人口仍然继续增长。道光三十年至光绪元年，河南人口增长基本上处于停滞时期，一直没有超过2 400万，而且经过光绪初年的“丁戊奇荒”，人口又减少了约183万人。此后，人口增长仍然处于极其缓慢的状态之中，从光绪六年至光绪二十四年仅增加了8359人。但是宣统年间的人口普查显示，1910年河南人口则达到2 600余万。对这一人口数据，学界普遍认为还是比较接近实际的。以此数据与光绪二十四年相比，清末十余年间河南人口增长了近400万人。尽管这种增长速度并不算快，可是在这十余年间，河南的生产力并没有新的突破，社会经济形势也没有好转的情况下，人口增长速度却较前明显加快，显然不符合常理，这只能说明光绪年间官方人口统计数字并不可靠。综合当时的社会因素，刘士岭认为从道光三十年至光绪三十四年中国官方的人口记录又进入一个与实际相脱节的时期应该是正确的[24]。据王天奖的研究认为，道光十年（1830年），河南人口为2 366万，道光二十年（1840年）约2 434万，咸丰三年（1854年）至2 525万。咸同年间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捻军起义使河南人口趋于下降。同治八年（1869年）河南人口降至约2 270万。受光绪初年的“丁戊奇荒”的打击，光绪四年（1878年）河南人口进一步降至约2 120万。直至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才恢复到2 532万，以后又缓慢增长。至宣统三年（1911年）清王朝灭亡时河南人口约达2 611万。[25]河南人口在康熙、雍正年间持续增长，乾隆、嘉庆时期一直较快增加，道光以后至清末缓慢增长中间有起伏。人口增长的这种态势对清代河南土地资源、生物资源的开发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此外，清代河南人口的增长从一些州县的人口和各州府聚落数量变化也可以看出来。如豫西密县明代人口32200，嘉庆时增至130720，为明代4倍多，民国初年人口总数则达30万以上。豫东扶沟县道光时人口为明正德年间的5.84倍，通许县也因“人口日增”而导致生活困难。人口的迅速增加必然导致城镇、乡村聚落个数的快速增加。
综上所述，不论是人口数量、人口密度还是城镇数量，无论是平原还是山区，其增加速度都是相当快的，尤其是在乾隆、嘉庆时期增长更快一些。人口持续较快增长必然导致人均土地数量的下降。清代前期，顺治十六年，全省耕地约551 962.26顷（官方统计为383 307顷），当时人口不足五百万，人均拥有耕地约11亩。经过一百余年的开发，乾隆三十二年河南耕地总面积升至1108683.36顷（官方统计769919.71顷），[26]这是清代河南耕地面积的最高数字，与顺治时期相比翻了一番。按前述同年1656万人计算，人均耕地约6.7亩，仅及顺治朝的五分之三。此后人口继续增长，但总耕地面积还略有下降，如嘉庆十七年，河南耕地面积为1 038 450.12顷，人口约2300万，人均耕地则降至4.15亩。清末由于人口已达2600万，耕地面积又有所下降，故人均耕地面积已不足4亩。这里还必须考虑到，在封建地主制经济条件下，占人口总数不足10%地主、官僚占有着半数左右的田地，占人口90%以上的广大农民占有土地不及耕地总面积的一半，广大农民人均耕地面积当在3亩以下。清代著名学者洪亮吉对乾隆时期生产发展水平作过综合研究，认为“一人一岁之食，约得四亩，十口之家，即得四十亩矣”[27]这里所说情况是指江南而言，况且当时河南农作物亩产普遍低于南方。在生产力水平没有显著进步，耕地面积又难以扩大的情况下，人均耕地过少，不仅造成对有限耕地的过度利用，使土壤肥力下降，地力耗竭，而且一部分少地、无地的农民还会流向山区进行山垦，破坏山区植被，加剧水土流失，从而使生态环境不断恶化。
（二）顺治、康熙、雍正时期河南土地的垦殖
明末清初长达二十余年的战乱、饥荒，给农业生产造成了极大破坏，很多地方是“民无遗类，地尽抛荒”。河南作为明末农民大起义的主要战场，所受摧残在全国来说又“较四肢为尤甚”。[28]如裕州“井牧寂寥，石田丰草，荒凉极目”；[29]商城县“寇蝗为灾，瘟疫频加，有一里而无一户者，有一户而无一丁者”；[30]荣阳县，“明季凋敝之后，流寇蹂躏，版籍灰烬，土满人稀，荒芜亘野”。豫西嵩县耕地有54%荒芜；渑池耕地荒芜达十分之七；卢氏耕地荒芜占十分之九。到顺治五、六年间，登封县成熟耕地只有原额的十分之一[31]。据顺治十一年（1654年）河南巡抚亢得时奏报，该年河南共有民地314422.70顷，占全部“原额”土地数的不足30%。[32]与明代万历十年清丈后的耕地1040932顷相比，土地抛荒达70%以上。顺治十六年（1659年）河南巡抚贾汉复上奏说：“豫省辽阔，自明末寇残之后，人民稀少，地土荒芜。迨我朝定鼎，养聚多方，垦地增丁，为数尚不及于当年”。[33]人口剧减、耕地荒芜严重影响清政府的财政入。为摆脱严重的财政危机和尽快稳定统治秩序，清朝开国伊始，就把招抚百姓开垦荒地放在重要地位，鼓励号召农民垦荒，扩大耕地面积，在政策上给予优惠。
顺治元年（1644年），河南巡抚罗秀锦疏言，河北（黄河以北）府县荒地94 500余顷，因兵燹之余，无人佃种，乞令协镇官兵开垦，三年后量起租课。[34]河南垦荒活动首先在黄河以北展开。为鼓励百姓努力开荒，清顺治六年（1649），清政府宣布开垦无主荒地者，“州县官给以印信执照，开垦耕种，永准为业。俟耕之六年之后，有司官亲察成熟亩数，抚按勘实，奏请奉旨，方议征收钱粮。其六年以前，不许开征，不许分毫佥派差徭”。[35]顺治十四年（1657年）四月，清政府颁布了《官吏督垦荒地劝惩则例》，把开垦荒地的多寡作为对官员进行考核的具体标准，如督抚按一年内垦至2 000顷以上者纪录，6 000顷以上者加升一级；道府垦至1 000顷以上者记录，2 000顷以上者加升一级；州县垦至100顷以上者纪录，300顷以上者加升一级；卫所官员垦至50顷以上者纪录，100顷以上者加升一级；文武乡绅垦50顷以上者，现任者纪录，致仕者给匾旌奖。其贡监生民人有主荒地，仍听本主开垦，“如本主不能开垦者，该地方官招民给与印照，开垦永为己业。若开垦不实及开过复荒，新旧官员俱分别治罪”。[36]由于人民稀少，荒地很多，河南还采取了招徕外省难民来豫垦荒的办法。顺治十六年（1659年），河南开封等八府并汝州，招直隶失业贫民来认垦，所垦土地“永为己业”。[37]清政府的垦荒措施收到了良好效果。如顺治十年（1653年），河南巡抚吴景道疏报，开封等府共垦荒田12 250余顷。顺治十五年，河南巡抚贾汉复疏报，清查开垦荒地共9万余顷，岁增赋银408 000余两。[38]不过，由于人口稀少，河南仍然有大面积的荒地待垦，人少地多的矛盾仍然十分突出。 康熙年间，统一战争结束，社会形势趋于稳定，国家财政收入逐渐充裕，使清政府有足够的实力进行田赋的改革，减轻人民负担，调整垦荒政策，河南垦荒事业进入了高潮阶段。康熙元年清政府下令，对于各省尚未开垦之荒地，限自康熙二年始，五年垦完，六年全面严查，垦荒被提到极其重要的地位。河南在顺治年间已经是垦荒之重点，康熙年间亦为开垦之要地。如鉴于南阳、汝宁二府顺治末年仍是“荒多熟少”的状况，康熙元年（1662年），清政府准许这两个府的“领垦荒田，一应杂差，请俟五年起派”。[39]六年，为了让驻扎在河南的军队开垦，又决定自康熙七年起，每人给地50亩，预支本年俸饷以为牛种。[40]十二年十一月又下诏，把六年起科的年限延长为10年。[41]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河南巡抚王日藻向朝廷疏条奏豫省荒地事宜：应该借给牛种，请将义、社仓积谷借给垦荒之民，免其生息，令秋成还仓；应召集流移，凡外省民垦田者，如遇他处已往事发罪，止坐本人，勿得株连容隐；……凡地土有数年无人耕种完粮者，即系抛荒，以后如已经垦熟，不许原主复问，新垦地亩请暂就该县下，则承认完粮，俟三年后仍照原定等则输粮。[42]这些意见获得户部的批准，从而在法律和物质上保证了开垦者的权益。三十一年，户部又据旨议定，河南上地不及1亩，中地不及5亩，下地不论顷亩，俱永远免其升科。[43]康熙时期把原定垦荒起科年限由原来三年放宽为四年，后又把新开荒地起科年限改为六年、十年。“令地方官资给牛种”、免息借贷种子、召集流移耕垦等法令条文体现了清政府对垦荒工作的高度重视，起到了一定的督促和约束作用，对河南省垦荒活动起了巨大的促进作用。如根据康熙、雍正两朝河南几任巡抚的奏报：康熙三年河南所属州县开垦荒地19 361顷，该征钱粮银83 140余两；四年豫省各属共垦荒6 680顷；康熙二十九年开垦荒地64 515亩，征收银两2 280两；三十一年开荒16 000余顷；六十一年，邓州、新野等七县开垦康熙五十六年分荒地563顷。雍正四年，睢州、陈留等二十三州县开垦雍正二年分田地2 080顷，陕州、鄢陵等九州县开垦雍正三年分田地278余顷；雍正五年，汝州、内乡等八州县开垦雍正三年分田地819顷；次年邓州、鄢陵等九州县开垦雍正四年分田地830顷，祥符等九十五州县开垦雍正五年分田地6 883顷。[44]以上仅系部分年份的记载。从全省耕地面积的变化看，康熙九年（1670年）时，全省耕地面积由顺治十六年（1659年）的383 307顷增至462 693.23顷，净增加79 386顷。康熙九年至六十一年进一步增至604 813.3顷，净增加142 120顷。若据雍正《河南通志》记载，截至雍正十年（1732年），全省种粮地总数已达773 632.87顷，超过明万历六年耕地数字。[45]
这样，除去原额地中被道路、民居所占和沙压、河冲、盐硷、深山峡谷等不可耕者外，至雍正末年，本省境内的荒地已全部得到开垦。正如雍正十三年（1735年）大学士朱轼在给新即位的乾隆皇帝的奏摺中所称的那样：“国家重熙累洽，生齿日繁，通都巨邑无一隙未耕之土，……断无可耕之地而任其荒芜者”。[46]因此，康、雍两朝是清代河南开垦史上一个重要历史时期，也是本省人地关系转化的重要阶段。
（三）乾隆以来的山垦大发展
在可垦荒地已全部得到开垦的情况下，土地的开垦利用应当是不间断的。原已开垦的耕地，由于灾荒（包括旱、涝、蝗等自然灾害在内）或遭到战争的破坏，造成人口死散逃亡，无人耕种就会重新变成荒地。这些土地被称为“旧载课额而抛弃者”，即“熟荒”。清初直隶南部，河南黄河以北“一望极目，田地荒凉”。[47]此时招抚流亡垦荒，首先开垦的是这些因无人耕种而荒芜的土地。顺治十五年（1658），河南巡抚贾汉复奏报清查开垦的九万余顷荒地即属此类。康熙、雍正时期所开垦的大多也是这类土地。乾隆初年，河南已经是“易垦地亩民间久经开辟，所遗者大都费力难垦之地”，即“熟荒”开垦殆尽，不少地方开始出现无地可耕的情况[48]。然而在人口持续增加、人均耕地不断下降、单产难以提高、土地兼并日益严重的情况下，为缓解人多地少的矛盾，人们便将目光转向原来不为人注意开垦村头、沟尾、道左、坟旁、庙基、宅前屋后的空地。
乾隆三年（1738），有关河南垦荒的一份报告称：“凡路旁田畔，村尾沟头，篱边屋角，间隙沙薄之地，颇多荒弃。”[49]可见，这些分散的小片空地，已经引起人们所注意，并成为开垦的目标。除上述小片空地之外，不易利用的河滩地与盐碱地、沙地也引起了人们的注意。清代咸丰五年以前黄河经由开封、仪封、考城、商丘、虞城、砀山、丰、沛、萧、徐州、灵壁、睢宁、邳州、宿迁，东迳清河与淮河，历云梯关入海。乾隆时，“聚居河滩者，村落稠密”。[50]不仅如此，山区也成为人们垦荒的目标。乾隆五年（1740年）皇帝谕令，“各省生齿日繁，地不加广，穷民资生无策。……向闻山多田少之区，其山头闲土尚多，或宜禾稼，或宜杂植，……嗣后凡边省、内地零星地土可以开垦者，悉听本地民夷垦种，免其升科；并严禁豪强首告争夺，稗民有鼓舞之心，而野无荒芜之壤。在何等以上仍令照例升科，何等以下永免升科之处，各省督抚悉心定议具奏”。[51]同年年七月清政府发布谕令，号召百姓开垦山头、地角、河边、路旁的零星土地，并明申河南“上地一亩以内，中地五亩以内，下地不限亩”皆属免科范围。在清政府的鼓励号召之下，人们纷纷将田头地角、宅前屋后、河边路旁等“十边地”垦辟加以利用，以致当时出现号称已无“不耕之土”、“不毛之地”的彻底开发状态。如郑州黄河南北两岸共有农民开垦的零星滩地39 118亩；孟津县农民数十年努力，共垦河滩淤地29 516亩；[52]许昌县洗眉河两岸也有许多淤地，经开垦之后成为沃壤。武陟县还采用决水淤田的方法，得耕地300余顷；[53]陈留县黄河两岸农民实在无处可垦，竟在黄河大堤的柳树空隙中耕种，乾隆皇帝对此无可奈何，只好点头默许。
乾隆以来人口的持续增殖，不仅使原有的废耕之“熟荒”都已复垦，而且平原地带原来未开发的“十边地”也已经垦辟一空。如果要继续增加耕地面积，只能向不适合耕作要求的山区发展。深山老林区地广人稀、资源丰富，容易谋生，但交通不便、生活艰苦。但在在平原、丘陵没有空闲之地的情况下，持续增长而又无地或少地的贫苦农民纷纷向山区推进。豫西、豫南、豫北山区成为贫苦农民移居的重点地区。针对大量的人口入山垦殖，清政府的许多官员认为应当允许、鼓励。如据《清高宗实录》卷一三〇记载，乾隆五年贵州布政使陈德荣上奏：“山土宜广行垦辟，增种杂粮，或招佃供垦”。因此，乾隆七年，清廷正是谕令“山头地角止宜种树者听垦，免其升科”。 豫西、豫南山区在明代中后期已经有大量的流民入山谋生。《明会要》卷34《食货二》中记载，（明）成化二十一年诏曰：“往者灾沴迭兴，天时亢早，岁竟不登。河南、山东、畿内率多饥馑，陕西、山西尤剧，至有弃恒产家室不顾者。”据历史地理学者研究，这些逃户的流动方向，首先是渡河而南进入河南地区，当时仅逃至河南南阳诸郡的流民不下十余万口。但因为流民愈来愈多，河南食不足以给，地不足以容。故这些流民又纷纷流向豫、鄂、川、陕交界一带的深山区中。当时流入这里的贫民总数约有200万之多。[54]其中河南境内豫西伏牛山、熊耳山及南阳邓、内、淅等县山区和豫南桐柏—大别山区是这些流民的目的地之一。为安置流民，明政府于成化十二年（1478年）曾经析置南召、桐柏、宝丰、伊阳诸县。这些入居山区的流民，放火烧山、毁林造田，设置木场、炭厂、铁厂、造纸厂、香覃木耳厂。入清尤其是乾隆朝以来，人们持续向豫西伏牛山区、豫南桐柏—大别山区太行山区移居。豫西山区伊阳“长山大谷，绵亘千里，流逋所聚为梗”。嵩县外来居民，于“西南境远县二三百里，深涧目谷，随地而居”。[55]舞阳县“南山有外来兴国州及安徽等处民人等，开种山地者，往往一家自成一庄”。[56]豫南光山，“农民力作，地半腴硗。南境多山田，缘岩被陇，斜畛侧町，几乎无土不辟……近时生齿愈蕃，间有远趋陕、汝、桐柏诸地任土开垦者”。[57]淅川县，康熙时已经是“生聚殷繁，人浮于地，于山之荒坡弃地，水之淤沙潦土，无不掇石掘莽，手锄力灌以耕”；[58]至清末，更是“坡岭沙滩，无不种植，地无旷土”。豫北山区也有为数不少的人居住毁林造田。辉县“有辖入深山六七十里者，近亦不下二三十里，其山上山腰山脚山峡，旧皆有田，皆有民人居住”。[59]有学者曾对清代豫西洛宁县和豫北林县山区村落的数量变化进行了统计。豫西洛宁县在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共有村落79个，洛河川区26个，涧河川区33个，丘陵山原区15个，山区5个；到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共有村落616个，洛河川区84个，涧河川区107个，丘陵山原区425个，山区233个。丘陵山原区村落由原来15个上升到425个，增加27倍；山区村落由原来5个上升到233个，增加了45.6倍。这种增长一直持续到民国年间。如豫北林县村落，康熙时仅有100余村（此记不完全），乾隆志所载为550村，民国二十一年“又增者三百六十七村，以县境面积计，约八方里得一村焉”。[60]从上述山区乡村聚落的个数增长看，速度相当快，由此可见进山的人口之多、山区开垦的程度之深。
除鼓励人民入山垦殖外，清廷还继续给各地规定垦田数额。如乾隆十九年（1754年），河南上报十七年（1752年）分内乡、裕州、确山三州县开垦水田旱地33顷54亩，二十年（1755年）上报济源、武陟、桐柏、新野、淅川、裕州、卢氏等七州县乾隆十八年（1753年）垦水旱荒地83顷；二十一年（1756年）上报，乾隆十九年济源、武陟、内乡、新野四县新垦水旱地147顷31亩。[61]内乡县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劝垦水田4亩，旱平地10亩，旱山地7 300亩，上述山区各州县，在境内平原、丘陵的开垦已经达到饱和的状态下，所报的垦田数字，大多数应当是在山区。有的学者认为，乾隆后期河南所增加的700-1 000万亩耕地大多源于山垦，应该是基本符合实际的[62]。
乾隆前期由于所开垦的大都是地势险峻、土地贫瘠的深山老林，气温比较低，而且有相当一部分不具备作为耕地的向阳条件、水资源条件，因而种植传统农作物如荞麦、燕麦等，产量比较低，难以维持生活。若遇荒歉年份，山林之间的树皮草根食之已尽，“骨肉自相噉食”。另外，在山区耕种，水土流失严重，一般耕种三五年，地力即耗竭。所以深山老林区除了木材外，只有少数的几种矿产或经济作物可资开发，还难以吸引更多的人口入山开发。张学林在《会查伏牛山详文》中说，在地连三省的嵩县、伊阳、鲁山、南召、镇平、内乡、淅川、卢氏、永宁（今河南洛宁）9县，“查各处山之荒地易垦者，俱已开垦成熟，间有未垦者，皆山坡瘠土，树多石大，垦之似属无益”。[63]《道光伊阳县志》记载说，伊阳县四周皆山，“耕种者依山垦辟，其地多硗确而少衍沃”。因此，这一时段毁林造田的力度还不是特别大。
但是自从玉米（俗称“苞谷”）于明代中叶传入中国后，情况就发生了变化。玉米耐旱、耐低温、产量高，又可以在土质较劣的地上生长，正好适于在山区种植。“凡苞谷既种，惟需雨以俟其长，别无培护。岁稔时每市斗仅值钱三十文，市斗较食斗一倍有奇。中人日食需钱数则无饥矣。”[64]于是四方饥民都涌入深山，种植苞谷。有人作《苞谷谣》：“苞谷苞谷，蜀黍维玉，天降嘉种，不择硗确，陟彼高岗，林有朴樕，镈刈其草，火焚其木，芟夷蕴崇，火耕锄剧，土膏其动，来艺苞谷。”[65]正是由于这些特点使其深受欢迎，很快在全国各地推广。先是在平原地区大量种植，继而山区大量种植。很多地方，玉米成为当地百姓的主要食物，尤其是在地狭人众，即使小麦丰收也不够半年口粮的地方，农家多种玉米，赖以食之。一般山区县的玉米，都占到秋粮总量一半还多。这样就出现了“故熙熙攘攘皆为苞谷而来也”，“时山区高高下下，全种上苞谷”的新一轮的山垦高潮。和全国一样，玉米在河南山区的迅速推广亦是乾隆中期以来的事，而河南山垦的大发展也与之同步。如豫西嵩县，乾隆时玉米成为当地农民的主食：“今嵩民日用，近城者以麦粟为主，菽辅之；其山民玉黍为主，麦粟辅之。”[66]南阳盆地的方城县在晚清玉米成为“出产之大宗”，南阳县清末玉米产量达3 100万斤，占全县粮食总产量的13%。[67]
除玉米外，番薯也是一种产量高而适应性强的一种农作物。“亩可得数千斤，胜种五谷几倍”[68]“凡有隙地数尺，目可仰见天日者，皆可栽种番薯”。[69]尤其是遇到涝灾，水退后来不及种五谷，却可剪藤种薯，且遇蝗灾也无所损益，所以其在河南山区的种植面积仅次于玉米。番薯于乾隆初年传入河南，从豫西向全省逐渐推广。鲁山县乾隆初年番薯“蔓延邑境”，洛阳县乾隆年间的番，番薯已作为重要粮食作物在河南全省遍地栽种。薯种植“极佳”，不久以后，豫东通许县、豫北汲县等许多地方也相继成为番薯产地。乾隆后期，河南人口压力越来越大，土地兼并日益严重，番薯愈来愈成为农民不可缺少的食物。同时，清政府为救灾备荒也大力提倡种植。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河南巡抚毕沅曾专门聘请人“赴豫教种番薯”，并广为散发和传抄《甘薯录》一书。[70]到了晚清时期，番薯在河南各地已得到了普遍种植，一般农家在冬春季节多以番薯为主食。 玉米、番薯的引进普及和人口耕地的压力促进了山垦和农业技术的改进，增加了粮食生产，从而为人口进一步增加提供了物质基础，人口的发展反过来又加强了对土地的渴求，从而有进一步的刺激了山垦事业的发展。豫西永宁县（今河南洛宁县）“崤山坡地皆硗埔，不可耕。康熙初，邑人首垦有薄收，陕人旋以报垦，屡成讼案争占”。[71]至乾隆五十五年（1790），已是“野无不垦之田，山乏无人之土”。由于人口骤增，耕垦日甚，清代后期嵩山一带出现“近山皆垦辟”、“今山渐空矣”（《嵩县志》光绪三十二年）和“雍正以后已无可垦之处”（《荥阳县志》民国十三年）的情形。淅川县咸丰年间“沙岭坡滩，无不种植，地无旷土”。[72]泌阳县也是“沙地傍山都是岗，年来开垦已无荒。”[73]林县清中后期“生齿日蕃，地价日贵”，“山石尽辟为田，犹不敷耕种，贫民相率赴晋垦荒”。[74]更有依山造田者。裕州唐顺之曾对开垦土地的状况有如下区分：原湿膏腴之田一而当一，平石冈田二当一，冈石山田三当一，冈石山坡五当一，山石陡坡十当一。[75]所谓平石冈田、冈石山田、冈石山坡、山石陡坡地，都是当年开垦出来质量甚差的土地。豫北辉县山田开垦，“俱随高下之势，叠石为岸，聚土成田，名曰梯田，全借人力”。[76]
乾隆之前，顺治、康熙、雍正三朝的垦殖主要限于平原、丘陵及浅山区，深山区开发程度还不深，森林植被破坏程度相对较轻，由此产生的环境压力还不十分明显。乾隆朝以来人口压力不断增大，但由于时代的局限性，当时清政府并未认识到缓解人口压力必须从控制人口和提高生产技术水平两个方面做起，而是单纯的靠不断增加耕地面积的办法来缓解人地关系紧张的局面，使深山区的开垦力度越来越大。其结果是河南山区历史上遗留下来本已很少的森林资源一再遭到严重破坏，掀起了河南历史上第三次砍伐天然林的高潮，森林覆盖率进一步降低，从而给豫西、豫北、豫南山地丘陵区的生态环境带来了重要影响。这种影响不仅限于山区，还对河南平原地区的生态环境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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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清圣祖实录》卷6，康熙元年三月甲午。
[40]《清圣祖实录》卷23，康熙六年八月已卯。
[41]《清圣祖实录》卷44，康熙十二年十一月庚午。
[42]河南省地方史志办公室编纂：《河南通鉴》，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1年12月版，第425页。
[43]《皇朝文献通考》卷4《田赋四》。
[44]河南省地方史志办公室编纂：《河南通鉴》，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1年12月版，第421-431页。
[45]据《万历会典》卷17《户部四·田土》所载，万历六年全省耕地面积为741 580顷。
[46]转引白彭雨新：《清代土地开垦史资料汇编》，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59页。
[47]卫周允，痛陈民苦疏，皇清奏议卷一，《续修四库全书》第473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18页。
[48]尹会一：《尹少宰奏议》卷2《恭奏豫省民俗情形事》。
[49]尹会一：《尹少宰奏议》，《丛书集成初编》，第925册，卷六《奏报栽树成数疏》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第56页。
[50]《清高宗实录》卷一一四七，乾隆四十六年十二月戊子，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78页。
[51]【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164《户部·田赋·免科田地》。
[52]【民国】《孟县志》卷4《财赋·地亩》，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刊本。
[53]【民国】《武陟县志》卷2《沿革表》民国二十年（1931年）刊本。
[54]邹逸麟：《明清流民与川陕鄂豫交界地区的环境问题》，《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4期，第62-69页。
[55]【乾隆】康基渊，《嵩县志》卷一一《里保》，乾隆三十二年刻本，第10页。
[56]【道光】王德瑛，《舞阳县志》卷六《风土》，道光十五年刻本，第22页。
[57]转引自卢勇：《明清淮河流域生态变迁研究》，《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007年第6期，第45-52页。
[58]【清】徐兆第，《淅川厅志》卷二《赋税》，咸丰十一年刻本，第5页。
[59]孙用正：《荒田议》，【道光】《辉县志》卷十七《艺文志》，清道光十五年刻本，第43页。
[60]王兴亚：《明清中原土地开发对生态环境的影响》，《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3期，第159-165页。
[61]河南省地方史志办公室编纂：《河南通鉴》，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1年12月版，第439页。
[62]徐海亮：《历代中州森林变迁》，《中国农史》，1988年第4期，第98-110页。
[63]严如熤，《三省边防备览》，《续修四库全书》卷一四《艺文》，第732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第354页。
[64]转引自邹逸麟：《明清流民与川陕鄂豫交界地区的环境问题》，《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4期，第62-69页。
[65]转引自邹逸麟：《明清流民与川陕鄂豫交界地区的环境问题》，《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4期，第62-69页。
[66]【乾隆】《嵩县志》卷15《食货》。
[67]【民国】《方城县志》卷5《物产·植物》；【光绪】《南阳府南阳县户口、地土、物产、畜牧表图说》。
[68]转引自刘士岭：《大河南北，斯民厥土：历史时期的河南人口与土地（1368-1953）》，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9年4月。
[69]【清】杨修田 修，马佩玖 等纂：《光州志》卷2《农产物》光绪十三年（1887）刻本。
[70]《清高宗实录》卷1240，乾隆五十年十月壬午。
[71]【民国】贾毓鹗等：《洛宁县志》卷一《山川》，1992年点注本，第58页。
[72]咸丰《淅川厅志》卷1《赋役志》，咸丰十年刊本。
[73]【道光】《泌阳县志》卷12《艺文》，道光四年刊本。
[74]【民国】王泽溥，李见荃，《林县志》，卷10《风土.习俗》，民国二十一年石印本，第2页。
[75]唐顺之：《裕州均田碑记》，《古今图书集成·方舆汇编职方典》卷四六二，成都：巴蜀书社，1989年，第11900页。
[76]孙用正：《荒田议》，【道光】《辉县志》卷十七《艺文志》，清道光十五年刻本，第43页。
【关键词】河南；山地丘陵；植被；农业垦植
豫西、豫北、豫南的山地丘陵地区是历史上河南森林所主要分布的地方。这里宜人的生态环境、温润的气候为先民的生存和生活提供了良好的环境。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以洛阳为中心的豫西伊洛河流域都是河南乃至全国重要的政治经济中心区域。但是也正因为如此，这里也成为全国生态环境破坏最早的区域之一。由于历代封建统治者长期奉行重本抑末的经济方针，以扩大耕地面积为手段进行土地资源开发，特别是清代河南人口持续较快的增长，在平原、盆地可耕地早已得到开发利用的情况下，人们持续向山区推进，毁林造田，虽然取得了一时效果，但由此造成的植被破坏、水土流失、土地质量退化、风沙盐碱肆虐、旱涝灾害频繁等生态环境问题，又成为后来河南经济落后、饥荒频发的重要因素。
一、豫西、豫北、豫南植被概况
（一）豫西山地和南阳盆地的植被概况
豫西山地、黄土丘陵区。按清代的行政区划，豫西山地属于河南府、南阳府、陕州、汝州二直隶州的地方，地形以山地、丘陵和盆地为主。豫西山地是豫西最大的地貌类型区，其范围北起黄河，南抵南阳盆地北部边缘，西至省界，东达今的京广铁路线，是河南山地河丘陵分布面积最大的地区，占河南山地丘陵总面积的一半以上。主要有伏牛山、崤山、熊耳山、外方山、小秦岭、嵩山等山岭和豫西黄土丘陵、伊洛河河谷平原。豫西山地是河南面积最大的森林分布区。本区在先秦时期，绝大部分为茂密的天然森林所覆盖，如伏牛山、崤山、熊耳山、嵩山都生长着茂密的原始森林，崤山北麓的函谷关（今灵宝县境内）森林密布，松柏参天蔽日，人们称作“松柏之塞”。有学者据《山海经》的记述计算：战国至西汉初期，伏牛山及方城山、崤山、熊耳山、嵩山、外方山的植被覆盖率分别达74%、40-60%、33%、79%、33%。[1]可见当时这里森林茂密，生态环境优越。受战国、秦汉时期发达的采矿冶铁工业和人口、农耕大发展的影响，伊洛河流域、伏牛山以北、崤山以东的山地丘陵地区的森林开始遭到大规模的砍伐，但伏牛山以南天然森林保存仍然比较完好。魏晋时期，由于数百年的战乱，河南人口急剧减少，森林破坏有所减轻，一些山丘地区又恢复生长出次生林。洛阳的北邙山，仍然松林“攒列”，“上有嘉树林”；伏牛山、外方山“深松列植，筠柏交荫”、“夹水层松柏茂”，草木畅茂；嵩山北麓柏谷，“谷中无回车之地，柏林荫蔼，穷目幽暗……”。[2]崤山、熊耳山、嵩山都生长着茂密的松柏树，嵩山中岳庙附近仍然是万木耸秀的一方胜景。洛阳周围的伊洛河两岸则阡陌逶迤，竹树相映。[3]
隋唐以来，豫西山地的森林再次被大规模的开发。唐政府于伏牛山中的今嵩县、伊川二县设太阴、伊阳二监，掌采伐林木。[4]专管采伐木材，可知森林之多。当时伏牛山区的鲁山是“樗栲相阴覆”、“榛梗之森梢”，“修竹多夹路，扁舟皆到门”。[5]唐代诗人还描述邙山“空山夜月来松杉”、“山上惟闻松柏声”（《全唐诗·过北邙山》）。当时武则天在蜻山（今陕县宫前镇）建有避暑行宫（《陕县志》民国二十五年），说明山上森林葱郁，气候凉爽。由于嵩山靠近唐都洛阳和宋都开封，是文人常去之地，他们吟咏山上林木的诗句不少，如“一径林梢出，千崖云下看”（《登封县志简编》），“松杉出郭外，雨电下篙荫”。[6]熊耳、伏牛深山区，“皆高山深林”，“民不耕种，专以射猎为生”。[7]反映出当时豫西山地森林茂密、野生动物资源尚比较丰富，生态环境良好。但是经过唐代二百多年的采伐，至宋代时豫西浅山丘陵区天然林已经所剩无几了。宋代是商品经济十分发达的时期，采矿、冶铁、烧瓷等工业均需耗费大量的木材，林木破坏自然十分严重，豫西山地浅山丘陵区的森林进一步减少。金元时期，宋金双方长期在此进行拉锯战，残存的天然林、次生林遭到更为严重的破坏，至明代，这里的林木已经消耗殆尽了。惟当时伏牛山以南深山区仍然保存有大片天然林木。虽然明代中叶以后有数十万流民涌入川、鄂、陕、豫四省边境深山区进行垦辟。但明代河南人口还不是很多，对深山区的林木破坏还是有限的，所以至清朝初年深山老林仍然存在。
清代地方志关于豫西山区森林的记载颇多：卢氏景宝山“上有洪荒开辟之古木”，抱犊山“下（抱犊官） 多长松，小者且数，树丛茂密，翠色欲流（《卢氏县志》光绪十九年）；陕县城南八十里的摩云岭“高插天空，林木苍翠”（《陕县志》民国二十五年）；宜阳锦屏山“草木青葱”（《宜阳县志》光绪七年），“翠柏浮夭”（《洛宁县志》民国六年）；偃师“惟山突兀上空虚，古柏森森几万株”，邙山最高处翠云山“树木森列，苍翠如云”（《偃师县志》乾隆四十九年）。嵩山被尊为五岳之中，历代列为禁山，寺院林立，古木参天，距少林寺五里的柏谷“柏林荫蔼，穷日函暗”（《清一统志》）；鲁山石人山“苍松郁茂”八里坡山“万树酽酽”，十八垛山“松林摧崔，石迁奇蛐（《鲁山县志》嘉庆元年），嘉庆《鲁山县志》还记载石人山“雍正八年，林多虎患，渐近平处，村落薄暮断人往来，数年始息”。内乡夕阳山“竹木荟蔚，势接层宵”，永青山“山多松竹”，花山“山多花木”（《内乡县志》康熙三十二年）；镇平杏花山“多杏”，山上菩提寺是“松深冷翠峦”（《镇平县志》光绪二年）；南召鹿峰“松盘山色阴”、“人语落空林”（《南召县志》乾隆十年）；淅川旋台则是“峰峦矗矗下长川，松桧森森媚佛筵”（《浙川县志》咸丰九年）。清代《河南通志》言“漆以南召、淅川、南阳为多，镇平产仲仲”，说明本地区漆树、杜仲不少。从上述方志的记载可以看出，当时豫西深山区森林之茂盛。而且除了保存有大片的原始森林、次生林外，还有虎患的的存在，说明了这里野生动物数量还相当可观。 清代中叶以来，河南由于人口持续增长，而农业生产水平并没有多少提高。要养活更多的人口，在平原地区的土地已被全辟为农田的情况下，只有向深山老林进发，开展大规模的山垦。山垦伴随着人类活动加剧、聚落的增加、矿洞的深入，对林木的毁坏势必变本加厉。经过清中叶以来一百多年的开发，到清末，河南已是“坡岭沙滩，无不种植，故地无旷土”。于是，华山以东见于记载的森林，仅剩下陕州城南崤山摩云岭一处。再东的邙山，同样也剩下最高处的翠云山了。[8]惟有卢氏、栾川、鲁山、内乡等县深山局部地方尚有“洪荒开辟之古木”。
南阳盆地。南阳盆地是河南面积最大的一个山间盆地，位于伏牛山与桐柏山之间，长约150千米，宽约110千米。面积近12000平方千米。盆地内部土层深厚，水热条件良好，其开发历史悠久，早在两汉时期，南阳盆地已经成为农业发达、阡陌纵横的重要农耕区。这里除了种植农作物之外，还种植了松、柏、桐、梓、漆、榆、枣、桑等多种树木。经历代开发，至清代凡有土之处皆辟为农田或栽培了人工林。清初，这里平原村庄树木茂密，寺庙、坟园古柏参天，浅山区更是林木葱郁，民间素有“安皋街、掘地平，杉木杆子野鸡翎”之说。区内很多地名也以林木为名，如白杨树岗、槐树湾、柏树坟、橡子村、桑树庙、揪树庙等，可见当时树木之多。新野县地势平坦，素称“百里平川”，大片林木不多，但村旁隙地、房前屋后均有零星树木的栽种。据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新野县志》记载：“城北三里许，桑园十八亩”、“木类有柏、槐、榆、椿、桑、桐、揪、柘”；“果类有枣、 柿、桃、梅、杏、李、梨、榴、葡萄”。清代前期，南阳县由山东引进发展蚕业，山区点橡植柞，放养柞蚕，平原种桑，使县内林木进一步增多。清末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 南阳知县潘守廉鉴于该县“西北诸山，皆宜蚕丝”，倡导蚕业。在他的努力劝导下，南阳县柞坡面积发展到1.2 万hm2，以至县“城内机杼之声互相闻也”（《南阳县志》光绪三十年）[9]。南召“全县东西南北皆有蚕坡”（《南召县志》乾隆十年）。其它如方城、泌阳等县志中都有关于蚕坡的记述。但从总体上看，清中叶以来随着人口的增长、毁林垦植，加上晚清时期战乱、饥荒频繁，盆地内人工林遭到很大破坏。
（二）豫北太行山区的植被概况
太行山是晋、冀、豫三省的界山，为东北—西南走向，全长400多千米。在河南境内部分大体呈弧形带状向东南突出，长180多千米，山间有许多断崖、陡坡、陷落盆地、河谷，山前形成很多低矮的浅山丘陵。山间的盆地、河谷水源丰富，土层较厚，是豫北太行山区重要的农耕区。但是近山地区土壤多杂有沙石，耕种不易。如安阳西部近山“土色多黄白”，“夹带沙石”，“其劣者则系半土半石，每年须人力检石一次，而后可，是殆与石田无大殊”。[10]
按清代行政区划分，省境内的太行山区位于彰德府、卫辉府的西部和怀庆府的北部。由于本区是河南开发历史最久、程度最深的地区之一，及至清末，凡可以耕种的地方均已开辟为农田，浅山丘陵区天然植被均已破坏殆尽，惟枣、榆、桑、柿、杨、柳、楸等农家栽培林木零星散布于村庄、田角、地头等处。除此之外，只有大山深处少数山势高峻的地方还有成片的森林存在。
本区在先秦时期系“陟彼景山，松柏丸丸”（《诗经·商颂》）的竹木茂盛之区。历代有关太行山森林的记述相当多，宋代时位于河南太行山北端的林县“茂林乔松”（明嘉靖《彰德府志》），“木荫浓似盖”，县境内设潘阳、双泉两个伐木机构，每个机构有五六百人之多，（民国《林县志》）森林之盛可以想见。明代淇县朝阳山“岩石奇怪，草木丛茂”，“泉声竹林夜，山色稻花秋”（《明一统志》）。辉县境内的苏门山，元人韩草和明人祁昌则描述了“箫箫松橡林”、“爱此林泉幽，……草阁依林丘”（《辉县志》道光十五年）的景象。清代该县人阎寶在《游石门寺途中二首》中有“策马恣幽讨，溪流何瀠洄，山色自苍老，林密如膏沐”的诗句，描绘了石门寺周围林木茂盛、溪流淙淙的美好景象。
在太行山南端的济源县王屋山森林茂密，诗文亦有颇多记述，如乾隆二十六年《济源县志》记有唐刘禹锡 《游天增》（天增即王屋山）“反照入松门”；马戴“折松晓佛天增雪……，深林磐度鸟应闻”；元邱处机“古柏参数万株，”宋德方“青松郁郁下临渊”。至于描述济源其他地方的诗句也不少，如“苍木翠松这宿鹤，一轮秋月落林间”；“鹤还松林巢夜月”；“高林六月似凉秋”；“遥见青林己着花”；“万壑丹枫窈群山”。县城北二十里的盘谷多为文人所称颂，唐韩愈《送李愿归盘谷序》云：“盘谷之间，泉甘而土肥，草木丛茂，居民鲜少”（《明一统志》），清代是“古柏仆苍龙”（《济源县志》乾隆二十六年），“林峦半是白云遮、山连翠柏环灵鹭”（《济源县志》乾隆二十六年）。靠近黄河的河内县，据道光五年《河内县志》记载：县城西北的紫金坛“突高千初、群峰拱向，上多白松”；距县四十里的元谷是“竹木阴森”；沐涧山则是“女贞、梧桐遍覆崖谷”；宝光寺“阁右为苍公洞，左即课密泉，从高至下，松柏交荫，其极高处又多古柏”。
清以来，中条山散生木已经相当稀少。竹林也渐趋衰落，远不及元明之前。此时期本区有林木的地方有黄河小浪底峡谷北侧中条山上“千章松柏”，山下谷中“松柏交错”，岩旁“松竹琼林”，近山麓处又有柿林。而王屋山上济水源头的十万竿绿竹及别的树木也颇繁茂，还有不少榭树。天坛峰顶有数万株古柏，但是面积都不很大。
太行山树种明清以前有懈栗、揪、榆、 椒、极、桐、杨、槐、银杏、桧、柏、漆等。清代气候转冷，一些喜热树种和漆树已难以看到，而清代县志中，则增添了栋、桦、椿、梓、棣、柳、褚、枫柏等树种。[11]但至清中期，太行山东部地区人口大增，平原人口上山垦殖，从山麓层至山顶，除人迹难到的地方，“山石尽拓为田，犹不敷种”，垦地将森林基本摧残殆尽。如安阳境内太行南北支岭，“望之童然”。（民国《续安阳县志》）辉县“苏门之山一等峰，草木不生色黯然”。森林山变成了石质山，山林消失，影响地方小气候，旱涝灾害频度增高，那种草木茂盛、山溪潺潺的优美环境已经很罕见了。 （三）豫南山区的植被概况
豫南山区由河南南部两条山脉桐柏山、大别山构成，山体大致呈西北—东南走向沿豫鄂两省边界绵延，东南段伸入安徽省境。河南境内的豫南山地北起淮河主流南至省界，包括桐柏山东段和大别山北部西段，自南向北山势逐渐低缓，除省界处山势较高外，大部分属于低山丘陵区，山间河谷、小盆地众多。由于长期的风化侵蚀和流水的切割，地貌形态比较破碎。这里地处我国的北亚热带，降水丰富、气温较高，淮河干流及其南侧支流均发源于此，水热条件优越，自古以来植被繁茂，野生动物也十分繁盛。宋代时这里还有野象活动，就反映了这种情况。明清时期这里被列为禁山，因而使这里的森林大部分得以保存到清末，生态环境优于河南其他地方。
长期以来豫南山地因地近南方，气候炎热，人烟稀少，远离京师，交通不便，因此是河南生态环境破坏最晚的地方，只是南宋与金对峙时期，豫南山地处于两国长期交战地区，森林破坏严重。宋淳熙（公元1147年） ，禁淮西诸关采伐林木，可知当时森林遭到了大规模破坏。明清两代将大别山、桐柏山列为“禁山”。森林植被得以保存恢复，故“中州山皆土垅，不生草木……惟崧高土皮石骨，苍翠相间，特为出奇。其它，则西南边境处间有青山”。[12]明末清初王夫之《噩梦》称这里是“土广人稀之地”，各县县志也多有记述，如汝阳铜山“层峰盘曲贝宫幽，山色毫光翠欲流，林织晴霞丹霁远，峦披法雨绿云浮”（《泌阳县志》道光八年）。乾隆十四年《信阳县志》记载，贤山“松涛万壑”、“苍松郁郁”。息县濮公山是“山下树如烟”（《息县志》嘉庆四年），天台山“风劲高山上，松针落满头”（《光山县志》光绪十五年）。光山县在康熙年间，“群虎据其湾，虎湾一村民，搏人，集乡勇搏杀至二十余，患始息”（《光山县志》光绪十五年），由此可知清代前期这里森林之盛。
豫南山地树种繁多，如马尾松、侧柏、桧、漆、檀槲、栎、枫、楝、梓、楸、椿、槐、榆、杨、桑、楮、栗、栲、梧桐、泡桐、油桐、香椿、乌桕、杜仲、黄杨等。除上述树木外，这里还有紫竹、笔竹、水竹、斑竹、淡竹、凤尾竹、实竹、黄竹、慈竹、扁竹、丝竹、罗汉竹等多种竹类，分布面积比较广，光山县南的连康山“中无闲地，惟产竹木与茶”（《光山县志》光绪十五年）[13]。
尽管明清将大别山、桐柏山列为“禁山”，林木得到了一定的保护，山岭深处还是“树木阴翳”、“松涛万壑”、“苍松郁郁”、“山色玉葱”的情景，但在低山丘陵区林木已相当缺乏。当时桐柏山、大别山区北部汝宁府林木匮乏，万历进士王士性曾指出“汝宁称殷，然烟火稠，薪桂是急，雨雪连朝，即富室皆裂门壁以炊……”。[14]清初的1661年，汝宁府重建城楼，但“境内所产木值，率多椅桐，不中榱题樽栌之用”，遂以明废藩府宅“故材木充用”。（嘉庆《汝宁府志》）明代大批流民涌入荆襄山区，开垦土地，发展农业生产，造成森林的大面积破坏。清代中叶以来由于人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增长，毁林开荒较前代更为严重。毁林开荒的结果，导致了豫南山区及其附近平原地区的生态环境恶化。
二、豫西、豫北、豫南山地丘陵区农业垦殖
（一）清代河南人口增长与耕地面积持续增加
在人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中，人与土地的关系最重要，土地为人类提供生存所必需的最基本的食物。食物最基本的来源是农业，农业生产必需在可以生长植物的土地上进行。在农业开发之前，这类土地上通常生着天然植被，如森林、草类等。天然植被对生态环境具有较好的保护作用，进行农业开发则势必要清除地面上原来生长的天然植被。这种开发如果超过一定的限度，就会引起生态环境恶化。先秦时期乃至唐宋以前，河南生态环境基本上处于良好的状态。宋代以后河南生态环境的明显恶化，尤其是明清以来，河南成为旱、涝、冷、虫、沙、碱等灾害频繁发生的地区，生态环境严重恶化。引起这些变化的基本原因就是河南人口的增加和由此产生的大规模的垦荒破坏天然植被。因此有必要对清代河南人口变迁和耕地面积的变化加以说明。
历史上，河南长期是我国人口最多、人口密度最大的省份之一。两汉时期是河南人口的第一个高峰期，西汉元始二年（公元2年），河南人口达到1 500万，占全国人口的四分之一。以后直至明代，虽然期间人口也有过高峰期，但是都没有超过这个数字。尤其是金元时期，因长期的战乱及经济重心的南移，河南人口急剧减少，元代河南仅有80万丁。明代以降，河南人口逐渐增加，据学者研究，明代人口高峰期的1630年河南人口为11 242 429人。[15]明末清初，经过明末崇祯年间连续多年严重大饥荒、农民起义和清政府残酷镇压人民反抗的战争，前后历经二十多年，河南人口损失估计至少在一半以上，致使“大江以北，积荒之地，无如河南最甚，……满目榛荒，人丁稀少”。[16]顺治《河南通志·户口》中说：“自明季以来，兵火相仍，郡邑丘墟，土田荆棘，户口减耗。”顺治初年，卫辉府获嘉县“自寇躏兵残，重以奇荒夭疫，户口萧条，十耗其九”[17]；开封府密县“城郭丘墟，居民四散，城无爨烟。知县崔养重冒险莅任，劝民进城，覆草为庐，寥寥数十家而已”[18]；河南府卢氏县“城无市肆，野无村落，民如晨星”[19]；汝宁府新蔡县“荒烟蔓草，庐舍星散，人民远离”[20]；南阳府邓州直到康熙中期还是“定鼎以来，生聚未繁”[21]。可见明清鼎革之际河南人口耗损严重。根据雍正《河南通志》卷二十三《户口一》的记载，顺治十六年（1660年） 河南人口仅有993 017丁口。若按1：5的传统推算方法，该年全省约4 965 535人。人口密度平均近30人/km2，由此可以看出清初河南人口的稀少。之后随着社会秩序的逐渐安定和清政府的大力推进垦荒事业，尤其是“盛世滋丁，永不加赋”政策的实施，使赋税不再随着人口的增加而增加，从而使河南人口进入了较快增长阶段。雍正时期，清政府实行“摊丁入亩”的政策，解决了丁役负担不均的问题，避免了历代大量隐匿人口的现象。这一政策的实施刺激了河南人口的增长。根据雍正《河南通志》和乾隆《续河南通志》中有关河南赋役丁口数，利用上述推算方法，可以推算出康熙三十年（1691年）、五十年（1711年）、六十年（1721年）和雍正九年（1731年）河南人口数分别为7 833 944人、9 981 114人、9 180 324人、9 713 177人。但是从这组数据中，我们可以看出康熙六十年的人口反而少于康熙六十年，而这十年间，河南并没有发生较大战乱和重大自然灾害，不可能没有增长反而减少80余万人。这反映出当时统计的人丁数字存在问题，正如刘士岭指出，“顺治十六年到雍正九年带有四位小数的河南户口人丁数据，与河南真实的人口数并没有太大关系。”“对于清代前期河南的人口，现有的册籍史料并不具备进行量化分析和研究的条件。”[22]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可以根据上述数字和清代已历经六七十年的社会稳定、经济发展情况大致估计出到雍正时期河南人口总数应该接近1 000万。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康熙帝曾说：“先年人少田多，一亩之田，其值银不过数钱。今因人多价贵，一亩之值竟至数两不等。……如此丰年而米粟尚贵，皆由人多田少故耳”。[23]说明清代前期人口确实有了快速增加。乾隆年间，原产于美洲的高产农作物玉米和番薯在河南的推广和种植更进一步促进了河南人口的增加。笔者根据刘士岭对清代中叶官方记录的河南人口整理结果选取乾隆、嘉庆、道光年间部分年份的人口数字制成了表4-2。表中河南人口的官方统计数字尽管存在不乎实际的情况，但是可以看出，清代中叶河南人口一直在持续较快的增长，道光三十年时已经接近2400万。 清代后期，清王朝的统治日益腐朽，阶级矛盾尖锐，农民起义此起彼伏，天灾人祸频繁发生，河南人口快速增长的态势逐渐下降，但总的趋势是人口仍然继续增长。道光三十年至光绪元年，河南人口增长基本上处于停滞时期，一直没有超过2 400万，而且经过光绪初年的“丁戊奇荒”，人口又减少了约183万人。此后，人口增长仍然处于极其缓慢的状态之中，从光绪六年至光绪二十四年仅增加了8359人。但是宣统年间的人口普查显示，1910年河南人口则达到2 600余万。对这一人口数据，学界普遍认为还是比较接近实际的。以此数据与光绪二十四年相比，清末十余年间河南人口增长了近400万人。尽管这种增长速度并不算快，可是在这十余年间，河南的生产力并没有新的突破，社会经济形势也没有好转的情况下，人口增长速度却较前明显加快，显然不符合常理，这只能说明光绪年间官方人口统计数字并不可靠。综合当时的社会因素，刘士岭认为从道光三十年至光绪三十四年中国官方的人口记录又进入一个与实际相脱节的时期应该是正确的[24]。据王天奖的研究认为，道光十年（1830年），河南人口为2 366万，道光二十年（1840年）约2 434万，咸丰三年（1854年）至2 525万。咸同年间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捻军起义使河南人口趋于下降。同治八年（1869年）河南人口降至约2 270万。受光绪初年的“丁戊奇荒”的打击，光绪四年（1878年）河南人口进一步降至约2 120万。直至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才恢复到2 532万，以后又缓慢增长。至宣统三年（1911年）清王朝灭亡时河南人口约达2 611万。[25]河南人口在康熙、雍正年间持续增长，乾隆、嘉庆时期一直较快增加，道光以后至清末缓慢增长中间有起伏。人口增长的这种态势对清代河南土地资源、生物资源的开发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此外，清代河南人口的增长从一些州县的人口和各州府聚落数量变化也可以看出来。如豫西密县明代人口32200，嘉庆时增至130720，为明代4倍多，民国初年人口总数则达30万以上。豫东扶沟县道光时人口为明正德年间的5.84倍，通许县也因“人口日增”而导致生活困难。人口的迅速增加必然导致城镇、乡村聚落个数的快速增加。
综上所述，不论是人口数量、人口密度还是城镇数量，无论是平原还是山区，其增加速度都是相当快的，尤其是在乾隆、嘉庆时期增长更快一些。人口持续较快增长必然导致人均土地数量的下降。清代前期，顺治十六年，全省耕地约551 962.26顷（官方统计为383 307顷），当时人口不足五百万，人均拥有耕地约11亩。经过一百余年的开发，乾隆三十二年河南耕地总面积升至1108683.36顷（官方统计769919.71顷），[26]这是清代河南耕地面积的最高数字，与顺治时期相比翻了一番。按前述同年1656万人计算，人均耕地约6.7亩，仅及顺治朝的五分之三。此后人口继续增长，但总耕地面积还略有下降，如嘉庆十七年，河南耕地面积为1 038 450.12顷，人口约2300万，人均耕地则降至4.15亩。清末由于人口已达2600万，耕地面积又有所下降，故人均耕地面积已不足4亩。这里还必须考虑到，在封建地主制经济条件下，占人口总数不足10%地主、官僚占有着半数左右的田地，占人口90%以上的广大农民占有土地不及耕地总面积的一半，广大农民人均耕地面积当在3亩以下。清代著名学者洪亮吉对乾隆时期生产发展水平作过综合研究，认为“一人一岁之食，约得四亩，十口之家，即得四十亩矣”[27]这里所说情况是指江南而言，况且当时河南农作物亩产普遍低于南方。在生产力水平没有显著进步，耕地面积又难以扩大的情况下，人均耕地过少，不仅造成对有限耕地的过度利用，使土壤肥力下降，地力耗竭，而且一部分少地、无地的农民还会流向山区进行山垦，破坏山区植被，加剧水土流失，从而使生态环境不断恶化。
（二）顺治、康熙、雍正时期河南土地的垦殖
明末清初长达二十余年的战乱、饥荒，给农业生产造成了极大破坏，很多地方是“民无遗类，地尽抛荒”。河南作为明末农民大起义的主要战场，所受摧残在全国来说又“较四肢为尤甚”。[28]如裕州“井牧寂寥，石田丰草，荒凉极目”；[29]商城县“寇蝗为灾，瘟疫频加，有一里而无一户者，有一户而无一丁者”；[30]荣阳县，“明季凋敝之后，流寇蹂躏，版籍灰烬，土满人稀，荒芜亘野”。豫西嵩县耕地有54%荒芜；渑池耕地荒芜达十分之七；卢氏耕地荒芜占十分之九。到顺治五、六年间，登封县成熟耕地只有原额的十分之一[31]。据顺治十一年（1654年）河南巡抚亢得时奏报，该年河南共有民地314422.70顷，占全部“原额”土地数的不足30%。[32]与明代万历十年清丈后的耕地1040932顷相比，土地抛荒达70%以上。顺治十六年（1659年）河南巡抚贾汉复上奏说：“豫省辽阔，自明末寇残之后，人民稀少，地土荒芜。迨我朝定鼎，养聚多方，垦地增丁，为数尚不及于当年”。[33]人口剧减、耕地荒芜严重影响清政府的财政入。为摆脱严重的财政危机和尽快稳定统治秩序，清朝开国伊始，就把招抚百姓开垦荒地放在重要地位，鼓励号召农民垦荒，扩大耕地面积，在政策上给予优惠。
顺治元年（1644年），河南巡抚罗秀锦疏言，河北（黄河以北）府县荒地94 500余顷，因兵燹之余，无人佃种，乞令协镇官兵开垦，三年后量起租课。[34]河南垦荒活动首先在黄河以北展开。为鼓励百姓努力开荒，清顺治六年（1649），清政府宣布开垦无主荒地者，“州县官给以印信执照，开垦耕种，永准为业。俟耕之六年之后，有司官亲察成熟亩数，抚按勘实，奏请奉旨，方议征收钱粮。其六年以前，不许开征，不许分毫佥派差徭”。[35]顺治十四年（1657年）四月，清政府颁布了《官吏督垦荒地劝惩则例》，把开垦荒地的多寡作为对官员进行考核的具体标准，如督抚按一年内垦至2 000顷以上者纪录，6 000顷以上者加升一级；道府垦至1 000顷以上者记录，2 000顷以上者加升一级；州县垦至100顷以上者纪录，300顷以上者加升一级；卫所官员垦至50顷以上者纪录，100顷以上者加升一级；文武乡绅垦50顷以上者，现任者纪录，致仕者给匾旌奖。其贡监生民人有主荒地，仍听本主开垦，“如本主不能开垦者，该地方官招民给与印照，开垦永为己业。若开垦不实及开过复荒，新旧官员俱分别治罪”。[36]由于人民稀少，荒地很多，河南还采取了招徕外省难民来豫垦荒的办法。顺治十六年（1659年），河南开封等八府并汝州，招直隶失业贫民来认垦，所垦土地“永为己业”。[37]清政府的垦荒措施收到了良好效果。如顺治十年（1653年），河南巡抚吴景道疏报，开封等府共垦荒田12 250余顷。顺治十五年，河南巡抚贾汉复疏报，清查开垦荒地共9万余顷，岁增赋银408 000余两。[38]不过，由于人口稀少，河南仍然有大面积的荒地待垦，人少地多的矛盾仍然十分突出。 康熙年间，统一战争结束，社会形势趋于稳定，国家财政收入逐渐充裕，使清政府有足够的实力进行田赋的改革，减轻人民负担，调整垦荒政策，河南垦荒事业进入了高潮阶段。康熙元年清政府下令，对于各省尚未开垦之荒地，限自康熙二年始，五年垦完，六年全面严查，垦荒被提到极其重要的地位。河南在顺治年间已经是垦荒之重点，康熙年间亦为开垦之要地。如鉴于南阳、汝宁二府顺治末年仍是“荒多熟少”的状况，康熙元年（1662年），清政府准许这两个府的“领垦荒田，一应杂差，请俟五年起派”。[39]六年，为了让驻扎在河南的军队开垦，又决定自康熙七年起，每人给地50亩，预支本年俸饷以为牛种。[40]十二年十一月又下诏，把六年起科的年限延长为10年。[41]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河南巡抚王日藻向朝廷疏条奏豫省荒地事宜：应该借给牛种，请将义、社仓积谷借给垦荒之民，免其生息，令秋成还仓；应召集流移，凡外省民垦田者，如遇他处已往事发罪，止坐本人，勿得株连容隐；……凡地土有数年无人耕种完粮者，即系抛荒，以后如已经垦熟，不许原主复问，新垦地亩请暂就该县下，则承认完粮，俟三年后仍照原定等则输粮。[42]这些意见获得户部的批准，从而在法律和物质上保证了开垦者的权益。三十一年，户部又据旨议定，河南上地不及1亩，中地不及5亩，下地不论顷亩，俱永远免其升科。[43]康熙时期把原定垦荒起科年限由原来三年放宽为四年，后又把新开荒地起科年限改为六年、十年。“令地方官资给牛种”、免息借贷种子、召集流移耕垦等法令条文体现了清政府对垦荒工作的高度重视，起到了一定的督促和约束作用，对河南省垦荒活动起了巨大的促进作用。如根据康熙、雍正两朝河南几任巡抚的奏报：康熙三年河南所属州县开垦荒地19 361顷，该征钱粮银83 140余两；四年豫省各属共垦荒6 680顷；康熙二十九年开垦荒地64 515亩，征收银两2 280两；三十一年开荒16 000余顷；六十一年，邓州、新野等七县开垦康熙五十六年分荒地563顷。雍正四年，睢州、陈留等二十三州县开垦雍正二年分田地2 080顷，陕州、鄢陵等九州县开垦雍正三年分田地278余顷；雍正五年，汝州、内乡等八州县开垦雍正三年分田地819顷；次年邓州、鄢陵等九州县开垦雍正四年分田地830顷，祥符等九十五州县开垦雍正五年分田地6 883顷。[44]以上仅系部分年份的记载。从全省耕地面积的变化看，康熙九年（1670年）时，全省耕地面积由顺治十六年（1659年）的383 307顷增至462 693.23顷，净增加79 386顷。康熙九年至六十一年进一步增至604 813.3顷，净增加142 120顷。若据雍正《河南通志》记载，截至雍正十年（1732年），全省种粮地总数已达773 632.87顷，超过明万历六年耕地数字。[45]
这样，除去原额地中被道路、民居所占和沙压、河冲、盐硷、深山峡谷等不可耕者外，至雍正末年，本省境内的荒地已全部得到开垦。正如雍正十三年（1735年）大学士朱轼在给新即位的乾隆皇帝的奏摺中所称的那样：“国家重熙累洽，生齿日繁，通都巨邑无一隙未耕之土，……断无可耕之地而任其荒芜者”。[46]因此，康、雍两朝是清代河南开垦史上一个重要历史时期，也是本省人地关系转化的重要阶段。
（三）乾隆以来的山垦大发展
在可垦荒地已全部得到开垦的情况下，土地的开垦利用应当是不间断的。原已开垦的耕地，由于灾荒（包括旱、涝、蝗等自然灾害在内）或遭到战争的破坏，造成人口死散逃亡，无人耕种就会重新变成荒地。这些土地被称为“旧载课额而抛弃者”，即“熟荒”。清初直隶南部，河南黄河以北“一望极目，田地荒凉”。[47]此时招抚流亡垦荒，首先开垦的是这些因无人耕种而荒芜的土地。顺治十五年（1658），河南巡抚贾汉复奏报清查开垦的九万余顷荒地即属此类。康熙、雍正时期所开垦的大多也是这类土地。乾隆初年，河南已经是“易垦地亩民间久经开辟，所遗者大都费力难垦之地”，即“熟荒”开垦殆尽，不少地方开始出现无地可耕的情况[48]。然而在人口持续增加、人均耕地不断下降、单产难以提高、土地兼并日益严重的情况下，为缓解人多地少的矛盾，人们便将目光转向原来不为人注意开垦村头、沟尾、道左、坟旁、庙基、宅前屋后的空地。
乾隆三年（1738），有关河南垦荒的一份报告称：“凡路旁田畔，村尾沟头，篱边屋角，间隙沙薄之地，颇多荒弃。”[49]可见，这些分散的小片空地，已经引起人们所注意，并成为开垦的目标。除上述小片空地之外，不易利用的河滩地与盐碱地、沙地也引起了人们的注意。清代咸丰五年以前黄河经由开封、仪封、考城、商丘、虞城、砀山、丰、沛、萧、徐州、灵壁、睢宁、邳州、宿迁，东迳清河与淮河，历云梯关入海。乾隆时，“聚居河滩者，村落稠密”。[50]不仅如此，山区也成为人们垦荒的目标。乾隆五年（1740年）皇帝谕令，“各省生齿日繁，地不加广，穷民资生无策。……向闻山多田少之区，其山头闲土尚多，或宜禾稼，或宜杂植，……嗣后凡边省、内地零星地土可以开垦者，悉听本地民夷垦种，免其升科；并严禁豪强首告争夺，稗民有鼓舞之心，而野无荒芜之壤。在何等以上仍令照例升科，何等以下永免升科之处，各省督抚悉心定议具奏”。[51]同年年七月清政府发布谕令，号召百姓开垦山头、地角、河边、路旁的零星土地，并明申河南“上地一亩以内，中地五亩以内，下地不限亩”皆属免科范围。在清政府的鼓励号召之下，人们纷纷将田头地角、宅前屋后、河边路旁等“十边地”垦辟加以利用，以致当时出现号称已无“不耕之土”、“不毛之地”的彻底开发状态。如郑州黄河南北两岸共有农民开垦的零星滩地39 118亩；孟津县农民数十年努力，共垦河滩淤地29 516亩；[52]许昌县洗眉河两岸也有许多淤地，经开垦之后成为沃壤。武陟县还采用决水淤田的方法，得耕地300余顷；[53]陈留县黄河两岸农民实在无处可垦，竟在黄河大堤的柳树空隙中耕种，乾隆皇帝对此无可奈何，只好点头默许。
乾隆以来人口的持续增殖，不仅使原有的废耕之“熟荒”都已复垦，而且平原地带原来未开发的“十边地”也已经垦辟一空。如果要继续增加耕地面积，只能向不适合耕作要求的山区发展。深山老林区地广人稀、资源丰富，容易谋生，但交通不便、生活艰苦。但在在平原、丘陵没有空闲之地的情况下，持续增长而又无地或少地的贫苦农民纷纷向山区推进。豫西、豫南、豫北山区成为贫苦农民移居的重点地区。针对大量的人口入山垦殖，清政府的许多官员认为应当允许、鼓励。如据《清高宗实录》卷一三〇记载，乾隆五年贵州布政使陈德荣上奏：“山土宜广行垦辟，增种杂粮，或招佃供垦”。因此，乾隆七年，清廷正是谕令“山头地角止宜种树者听垦，免其升科”。 豫西、豫南山区在明代中后期已经有大量的流民入山谋生。《明会要》卷34《食货二》中记载，（明）成化二十一年诏曰：“往者灾沴迭兴，天时亢早，岁竟不登。河南、山东、畿内率多饥馑，陕西、山西尤剧，至有弃恒产家室不顾者。”据历史地理学者研究，这些逃户的流动方向，首先是渡河而南进入河南地区，当时仅逃至河南南阳诸郡的流民不下十余万口。但因为流民愈来愈多，河南食不足以给，地不足以容。故这些流民又纷纷流向豫、鄂、川、陕交界一带的深山区中。当时流入这里的贫民总数约有200万之多。[54]其中河南境内豫西伏牛山、熊耳山及南阳邓、内、淅等县山区和豫南桐柏—大别山区是这些流民的目的地之一。为安置流民，明政府于成化十二年（1478年）曾经析置南召、桐柏、宝丰、伊阳诸县。这些入居山区的流民，放火烧山、毁林造田，设置木场、炭厂、铁厂、造纸厂、香覃木耳厂。入清尤其是乾隆朝以来，人们持续向豫西伏牛山区、豫南桐柏—大别山区太行山区移居。豫西山区伊阳“长山大谷，绵亘千里，流逋所聚为梗”。嵩县外来居民，于“西南境远县二三百里，深涧目谷，随地而居”。[55]舞阳县“南山有外来兴国州及安徽等处民人等，开种山地者，往往一家自成一庄”。[56]豫南光山，“农民力作，地半腴硗。南境多山田，缘岩被陇，斜畛侧町，几乎无土不辟……近时生齿愈蕃，间有远趋陕、汝、桐柏诸地任土开垦者”。[57]淅川县，康熙时已经是“生聚殷繁，人浮于地，于山之荒坡弃地，水之淤沙潦土，无不掇石掘莽，手锄力灌以耕”；[58]至清末，更是“坡岭沙滩，无不种植，地无旷土”。豫北山区也有为数不少的人居住毁林造田。辉县“有辖入深山六七十里者，近亦不下二三十里，其山上山腰山脚山峡，旧皆有田，皆有民人居住”。[59]有学者曾对清代豫西洛宁县和豫北林县山区村落的数量变化进行了统计。豫西洛宁县在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共有村落79个，洛河川区26个，涧河川区33个，丘陵山原区15个，山区5个；到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共有村落616个，洛河川区84个，涧河川区107个，丘陵山原区425个，山区233个。丘陵山原区村落由原来15个上升到425个，增加27倍；山区村落由原来5个上升到233个，增加了45.6倍。这种增长一直持续到民国年间。如豫北林县村落，康熙时仅有100余村（此记不完全），乾隆志所载为550村，民国二十一年“又增者三百六十七村，以县境面积计，约八方里得一村焉”。[60]从上述山区乡村聚落的个数增长看，速度相当快，由此可见进山的人口之多、山区开垦的程度之深。
除鼓励人民入山垦殖外，清廷还继续给各地规定垦田数额。如乾隆十九年（1754年），河南上报十七年（1752年）分内乡、裕州、确山三州县开垦水田旱地33顷54亩，二十年（1755年）上报济源、武陟、桐柏、新野、淅川、裕州、卢氏等七州县乾隆十八年（1753年）垦水旱荒地83顷；二十一年（1756年）上报，乾隆十九年济源、武陟、内乡、新野四县新垦水旱地147顷31亩。[61]内乡县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劝垦水田4亩，旱平地10亩，旱山地7 300亩，上述山区各州县，在境内平原、丘陵的开垦已经达到饱和的状态下，所报的垦田数字，大多数应当是在山区。有的学者认为，乾隆后期河南所增加的700-1 000万亩耕地大多源于山垦，应该是基本符合实际的[62]。
乾隆前期由于所开垦的大都是地势险峻、土地贫瘠的深山老林，气温比较低，而且有相当一部分不具备作为耕地的向阳条件、水资源条件，因而种植传统农作物如荞麦、燕麦等，产量比较低，难以维持生活。若遇荒歉年份，山林之间的树皮草根食之已尽，“骨肉自相噉食”。另外，在山区耕种，水土流失严重，一般耕种三五年，地力即耗竭。所以深山老林区除了木材外，只有少数的几种矿产或经济作物可资开发，还难以吸引更多的人口入山开发。张学林在《会查伏牛山详文》中说，在地连三省的嵩县、伊阳、鲁山、南召、镇平、内乡、淅川、卢氏、永宁（今河南洛宁）9县，“查各处山之荒地易垦者，俱已开垦成熟，间有未垦者，皆山坡瘠土，树多石大，垦之似属无益”。[63]《道光伊阳县志》记载说，伊阳县四周皆山，“耕种者依山垦辟，其地多硗确而少衍沃”。因此，这一时段毁林造田的力度还不是特别大。
但是自从玉米（俗称“苞谷”）于明代中叶传入中国后，情况就发生了变化。玉米耐旱、耐低温、产量高，又可以在土质较劣的地上生长，正好适于在山区种植。“凡苞谷既种，惟需雨以俟其长，别无培护。岁稔时每市斗仅值钱三十文，市斗较食斗一倍有奇。中人日食需钱数则无饥矣。”[64]于是四方饥民都涌入深山，种植苞谷。有人作《苞谷谣》：“苞谷苞谷，蜀黍维玉，天降嘉种，不择硗确，陟彼高岗，林有朴樕，镈刈其草，火焚其木，芟夷蕴崇，火耕锄剧，土膏其动，来艺苞谷。”[65]正是由于这些特点使其深受欢迎，很快在全国各地推广。先是在平原地区大量种植，继而山区大量种植。很多地方，玉米成为当地百姓的主要食物，尤其是在地狭人众，即使小麦丰收也不够半年口粮的地方，农家多种玉米，赖以食之。一般山区县的玉米，都占到秋粮总量一半还多。这样就出现了“故熙熙攘攘皆为苞谷而来也”，“时山区高高下下，全种上苞谷”的新一轮的山垦高潮。和全国一样，玉米在河南山区的迅速推广亦是乾隆中期以来的事，而河南山垦的大发展也与之同步。如豫西嵩县，乾隆时玉米成为当地农民的主食：“今嵩民日用，近城者以麦粟为主，菽辅之；其山民玉黍为主，麦粟辅之。”[66]南阳盆地的方城县在晚清玉米成为“出产之大宗”，南阳县清末玉米产量达3 100万斤，占全县粮食总产量的13%。[67]
除玉米外，番薯也是一种产量高而适应性强的一种农作物。“亩可得数千斤，胜种五谷几倍”[68]“凡有隙地数尺，目可仰见天日者，皆可栽种番薯”。[69]尤其是遇到涝灾，水退后来不及种五谷，却可剪藤种薯，且遇蝗灾也无所损益，所以其在河南山区的种植面积仅次于玉米。番薯于乾隆初年传入河南，从豫西向全省逐渐推广。鲁山县乾隆初年番薯“蔓延邑境”，洛阳县乾隆年间的番，番薯已作为重要粮食作物在河南全省遍地栽种。薯种植“极佳”，不久以后，豫东通许县、豫北汲县等许多地方也相继成为番薯产地。乾隆后期，河南人口压力越来越大，土地兼并日益严重，番薯愈来愈成为农民不可缺少的食物。同时，清政府为救灾备荒也大力提倡种植。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河南巡抚毕沅曾专门聘请人“赴豫教种番薯”，并广为散发和传抄《甘薯录》一书。[70]到了晚清时期，番薯在河南各地已得到了普遍种植，一般农家在冬春季节多以番薯为主食。 玉米、番薯的引进普及和人口耕地的压力促进了山垦和农业技术的改进，增加了粮食生产，从而为人口进一步增加提供了物质基础，人口的发展反过来又加强了对土地的渴求，从而有进一步的刺激了山垦事业的发展。豫西永宁县（今河南洛宁县）“崤山坡地皆硗埔，不可耕。康熙初，邑人首垦有薄收，陕人旋以报垦，屡成讼案争占”。[71]至乾隆五十五年（1790），已是“野无不垦之田，山乏无人之土”。由于人口骤增，耕垦日甚，清代后期嵩山一带出现“近山皆垦辟”、“今山渐空矣”（《嵩县志》光绪三十二年）和“雍正以后已无可垦之处”（《荥阳县志》民国十三年）的情形。淅川县咸丰年间“沙岭坡滩，无不种植，地无旷土”。[72]泌阳县也是“沙地傍山都是岗，年来开垦已无荒。”[73]林县清中后期“生齿日蕃，地价日贵”，“山石尽辟为田，犹不敷耕种，贫民相率赴晋垦荒”。[74]更有依山造田者。裕州唐顺之曾对开垦土地的状况有如下区分：原湿膏腴之田一而当一，平石冈田二当一，冈石山田三当一，冈石山坡五当一，山石陡坡十当一。[75]所谓平石冈田、冈石山田、冈石山坡、山石陡坡地，都是当年开垦出来质量甚差的土地。豫北辉县山田开垦，“俱随高下之势，叠石为岸，聚土成田，名曰梯田，全借人力”。[76]
乾隆之前，顺治、康熙、雍正三朝的垦殖主要限于平原、丘陵及浅山区，深山区开发程度还不深，森林植被破坏程度相对较轻，由此产生的环境压力还不十分明显。乾隆朝以来人口压力不断增大，但由于时代的局限性，当时清政府并未认识到缓解人口压力必须从控制人口和提高生产技术水平两个方面做起，而是单纯的靠不断增加耕地面积的办法来缓解人地关系紧张的局面，使深山区的开垦力度越来越大。其结果是河南山区历史上遗留下来本已很少的森林资源一再遭到严重破坏，掀起了河南历史上第三次砍伐天然林的高潮，森林覆盖率进一步降低，从而给豫西、豫北、豫南山地丘陵区的生态环境带来了重要影响。这种影响不仅限于山区，还对河南平原地区的生态环境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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