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大陆集团来说，过去的这个2013年显得有些特别，他们不但在中国市场实现了两位数的增长，也在去年年中的时候迎来了自己新的中国区总裁——康睿凡博士。康睿凡同时还是大陆集团执行董事会的成员，对于他的此项特别任命，在大陆集团历史上还没有先例。
　　大陆集团的执行董事会中一共有9位董事会成员：一位是CEO，还有5位分别负责大陆集团的5个事业部（制动系统、动力总成及底盘的系统和零部件、仪表、信息娱乐系统、汽车电子、轮胎及工业橡胶制品），还有一位负责人事，另一位负责财务。也就是说，在大陆集团董事会成员中，只有康睿凡是中国这个单一市场的负责人。而康睿凡从 2007 年 12 月起就开始担任大陆集团底盘与安全系统部负责人；自 2009 年 8 月起，他开始担任大陆集团执行董事会成员；2013年，他成为大陆集团中国区负责人。
　　“中国市场非常特别，没有其他任何一个市场像中国这样，直接由大陆集团的执行董事会成员领导，这是因为今天中国所扮演的独特角色，以及在全球市场发展当中举足轻重。” 2014年的2月底，履新半年之后的康睿凡博士在其上海总部接受了《汽车纵横》杂志记者的独家专访。
　　《汽车纵横》：欢迎来到中国，但对于我们这里的很多人来说，您还是一个“新面孔”，能否请您先介绍一下您自己？
　　康睿凡：我加入大陆集团超过17年的时间，大约有十年时间我在德国法兰克福工作，并在集团的各个部门工作过，这帮助我培养了全球的视野。事实上，大陆集团遍布世界很多地区，包括北美、亚洲（韩国、日本、中国）等很多市场。去年的时候，我的职位发生了变化，从全球总部的业务部门转到区域市场，来到中国。接下来，我将会作为大陆集团中国区的总裁兼首席执行官，把更多注意力放在这块市场上，通过中国的员工和中国的团队来更好地服务这个市场。与此同时，我们也会和大陆集团总部保持一致，积极争取总部对我们的支持。
　　《汽车纵横》：您到中国已经半年多了，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您对于中国市场的看法？在中国的这半年里，您的“时间去哪儿了”？
　　康睿凡：我来到中国已经有七个月时间，对于中国市场的判断基本上确定了。初步有一个结论，中国是一个非常多元化的市场，不同省市和不同客户之间有着多元化的需求。
　　我的时间大致分成四大块：第一：工厂的考察。在过去的7个月里，我走访了我们在中国的80%的工厂，并在这些工厂召开了员工大会。通过员工大会，通过与工厂管理层的互动交流来传递信息，解决重大问题；第二：政府的拜访。特别是对我们现有工厂和新建工厂的所在地的政府官员拜访，他们在以往给了我们很大的支持，今后我们也必须保持畅通的沟通；第三：客户拜访。目前我主要走访了在中国的大客户，在今后的时间里，我会继续走访中小型客户，跟客户探讨我们的产品和技术，各自拥有的资源以及对未来发展的看法。第四，回德国。这也是我个人非常看重的。我需要确保中国与德国总部进行良好的沟通，特别在德国技术开发中心与中国开发中心的技术团队之间，发挥好一个桥梁作用。
　　《汽车纵横》：那么，这四个方面是均匀分配，还是有所侧重？
　　康睿凡：具体比例比较难说，多数时间是花在公司内部，包括员工大会层面的前瞻性互动，以及跟集团管理层讨论并制订未来发展的战略和方针，同时也包括在内部人才发展方面所花的精力。其次就是客户、政府、德国总部相关的事件。
　　《汽车纵横》：大家对于外资企业最大的一个困惑或者最大的一个疑虑是你们能不能把技术真正带到中国，会不会是只把中国当做一个市场来挣利润，而把生产污染在中国，同时也并没有提高中国汽车行业的核心竞争力，在这方面，大陆有什么样的想法？
　　康睿凡：在技术引进上，我们大陆还是一碗水端平，务实的态度。不管是怎样的客户，我们都是一视同仁，不管是德系，美系或者是中国本土主机厂，不管是上汽通用五菱还是吉利、奇瑞等中国本土主机厂，我们都会一样对待，并且用一样的高质量的技术和产品去供货给这些主机厂。
　　我想要特别指出，大陆集团是毫无保留地将我们所有的新的技术都带入中国的。这个原因在于，中国与巴西、俄罗斯这些其余的金砖四国有很不一样的地方，中国是比较求新的一个市场。巴西和俄罗斯市场通常在技术上比较慢一拍，消费者的技术敏感性不如中国对于高新科技追求那么强烈。包括像ABS的安装率，中国就比较高（虽然离德国稍有距离），但已经非常接近德国的ABS安装率。在涡轮增压以及汽车电子化和车联网导入方面，中国也是比较快的在导入。这是因为中国在互联网的发展程度上，在智能手机运用率方面，其实是走在全球前列的。因此，在这样一个现实基础之上，大陆会毫无保留地将最新科技带入中国市场，而且我们在德国政府或者其他政府的约束性方面，是没有任何向中国导入产品的约束的。而且纯粹从业务角度来说，中国有13亿人口，毫无疑问，中国是全球最大最重要的市场，没有一个企业会忽视中国的重要性。
　　《汽车纵横》：你们在中国发展的这些新项目，主要是以合资的还是独资的形式？
　　康睿凡：在项目形式上，基本上采取齐头并进方式。既有合资方式，也有独资方式，这是由业务性质所决定的。因为大陆集团的产品线非常宽，不同的产品会要求不同的方式。举例来说，我们与上汽集团生产制动产品的合资企业，与我们在长春生产管路的合资企业有所不同，与我们在天津独资生产电子产品的工厂则有更大的不同。总而言之，不同类型的产品可能也决定了我们需要使用不同的合作方式。
　　《汽车纵横》：去年中国本土品牌汽车的市场占有率在持续续下降，您对中国本土品牌有什么看法？您认为中国本土品牌还有没有较好的发展机会？
　　康睿凡：我很关注中国本土品牌汽车企业，我认为中国本土的主机厂还是很有希望的。首先，尽管从份额上来说，中国本土主机厂可能稍有下滑，但下滑的幅度并不是那么大。因为中国整体市场是一个动态发展市场，仍旧有很多机会。第二，如果我们把所有类型车辆都算上的话，如果把微面和多功能车都算上的话，中国本土主机厂份额应该有40%，这40%已经是相当大的基数。而对于大陆集团来说，这是一个很大的细分市场，我们会继续给予高度关注。当然，在中国的本土主机厂当中，必然会经历一轮洗牌，未必每个企业都会笑到最后，最终一定可以催生出真正成功的本土主机厂。除了出口以外，面向中国国内市场的成功的主机厂也会涌现。
　　《汽车纵横》：那么你比较看好哪几家企业？
　　康睿凡：可能不便透露具体哪些客户能有更多的胜算，毕竟我们不方便评价我们自己的客户。但是我可以概括性地来描述，比较专注于核心领域的中国本土主机厂将有更大胜算。我认为如果一家企业同时顾及各个细分市场和各种车型，兼顾高科技和低科技，同时还关注进出口和本土市场，这可能不利于一个企业的成长。
　　《汽车纵横》：您提到这半年里还曾经拜访了中国的政府部门。我想了解一下，在德国，政府部门对于企业的影响力有什么不同吗？事实上，有很多外企抱怨中国政府的干预似乎有点多，您对此有什么看法？
　　康睿凡：如果我们来探讨政府对行业的影响力或者是介入干预，我觉得中国与德国确实存在有差别。当然这没有好坏之分，而是方式和方法的差异。相比较而言，中国政府对于行业的政策和影响都要比德国大，我说的不只是汽车行业，所有的行业都是如此。
　　在德国，基本上来说是一个较为分权式的社会，其与中国的差异主要体现在两点。第一点，德国有一套完善的法律法规，除此以外，政府对行业介入比较少，基本上没有直接干预。第二点，从企业的分布上说，德国虽然有戴姆勒，奔驰，大众，宝马以及巴斯夫这样的大型企业，但德国社会的主力是中小型企业，包括微型企业（员工人数在一百到三百），这些中小型企业发挥着中流砥柱的作用。而在中国，国有企业还是主角地位，所以政府的政策可能会通过国有企业影响到中国的经济，或者是行业。不过，在德国基本上没有政府直接干预的模式。
　　《汽车纵横》：在中国市场，你如何定义自己的成功，或者说得更直接一点，当您离开中国的时候，希望人们怎么样评价您？
　　康睿凡：说到成功的定义，如果对于一家企业来说，我认为成功应该是看，它是不是具有可持续性，是不是具备持续发展的特征。可能有些企业追求的是一个短期的投机性的发展，这只会延续两到三年的成功，但是在短期之后，产品就不再在市场上得到追捧，这样的一个发展模式，我个人认为不是成功的发展。我觉得一个长期的、可持续的发展，五十年、一百年的长期发展，才是成功的基石。
　　说到希望之后别人如何评价我，我最希望能够做到一点：中德完美的平衡和融合。如果我能够在我中国的任职期间，使得德国的严谨和行业传统，与中国的干劲和敬业精神相融合，能够使得中德不同的视角不同的技能相融合，这将是我做出的最大成绩。
　　但是说实话，我希望在中国一干就是20年，而不只是干几年就走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