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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9月，“华光事件”爆发次月，香港媒体披露，华光公司“在1999年以40亿元巨资越洋收购马来西亚一处山林，但该项收购其实是一个‘骗局’。收购令企业日后出现财政困局，最终导致在今年8月中全面关闭，逾万员工加入失业大军”。
在一年前的2002年9月，中共广东省委机关报《南方日报》亦提及此项收购，不过通篇皆为溢美之词——“华光板材厂利用亚洲金融风暴造成东南亚各国货币贬值的有利商机，果断出击，以低廉价格在马来西亚买断了近1000平方公里（10万公顷——编者注）山林开采权，组建直升机运输队和远洋运输船队，规模迅速膨胀，成为亚洲最大的胶合板生产基地。”
前后两篇报道一褒一贬，皆因一年前的“华光帝国”正如日中天，而一年后则轰然倒塌。
据《财经》调查，华光对马来西亚山林的收购固然实有其事，但其面积及价值却与当初的鼓吹相去甚远，其运营也一直捉襟见肘。而“华光帝国”的由盛转衰也由此块山林肇始。
进军海外
收购马来山林，是冯明昌掌控之下的华光公司大规模向银行借贷扩张的开始。一位当年曾负责华光在马来西亚山林项目的知情人告诉《财经》，1999年5月，冯明昌正是通过该项目从工商银行南海支行贷到5亿元人民币。
这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知情人介绍，由于中国板材行业普遍信赖进口木材，因此直接到海外购买山林采伐权，若经营得当，可大大节省原料成本。
据他回忆，1999年，马来西亚当地一位林姓华人因经营不善，急于将手头一块位于马来西亚沙捞越州的山林脱手。通过一位(以下简称“深圳光大”)华人朋友的引荐，林和深圳光大木业公司取得联系，并将山林资料寄到深圳光大。但深圳光大当时无意投资。
正在这时，冯明昌出现了。
1999年5月，冯明昌与当时的深圳光大总经理吃饭。席间冯明昌提出，能否帮他在马来西亚搞一块山林？如果能帮成忙，他可以给一笔中介费。碰巧，林姓华人要卖的那块山林和冯明昌开出的条件很吻合，深圳光大总经理便推荐给了冯，但无意收取中介费。
两天后，山林资料送到冯明昌处。没过几天，工商银行南海支行便批了这个项目，同意向冯明昌贷款5亿元人民币，用于购买这块山林10年的采伐权。
此后，冯明昌和马来林老板在香港进行了近两个月的谈判，并于当年7月正式签约。而其成交价格仅为2100万美元，远远少于冯明昌藉此获得的银行贷款。
愿打愿挨？
为进一步调查这块在华光扩张史中至关重要的马来西亚山林，《财经》记者于10月26日飞赴新加坡，再由新加坡转机前往华光在马来西亚的公司所在地——沙捞越州SIBU市。
沙捞越州位于东马来西亚(以下简称“东马”)，南邻印尼。SIBU系沙捞越州港口城市，拥有近20万人口，其中华人占很大比例。在SIBU随处可见挂有中文标牌的店铺，或是“茶铺”，或是“药材行”。在SIBU，可开采的林地被称为“林芭”，而SIBU的很多企业都拥有“林芭”，做木材生意的人更是比比皆是。
当地知情人告诉记者，华光是多年来惟一一家在SIBU购买山林砍伐权的中国企业。实际上，尽管东马林地资源丰富，但来此购买山林的外国企业却较罕见。一则东马山林已经砍伐过度，政府也已加强管制，对砍伐数量和林种都有严格规定；二则外国企业在山林砍伐的技术和管理上都存在诸多困难，很难赚钱。
据悉，上世纪60年代，正值东马木材业发展初期，许多外国企业来东马购买山林，其中以英国企业为多。但未几，皆因采伐成本过高而难以为继，外企纷纷将山林卖给本地人，撤资回国。上世纪70年代末后，到东马投资山林的外企日渐稀少。
记者在沙捞越州森林局SIBU分局采访获悉，华光购买的山林靠近印尼边界，当地人称加帛上游，面积仅为6.4万公顷，而非华光号称的10万公顷。
1999年，华光是从SIBU地区一家中等规模的企业——公泰（UMAS）手中购买这块山林的10年采伐权的。公泰老板林鹏寿系华裔，在当地小有名气。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公泰迅速陷入困境，至1998年濒于倒闭。
不少SIBU当地的知情人在接受《财经》采访时都表示，当年公泰与华光交易时，他们都认为这笔买卖是公泰名副其实的“最后的晚餐”——就在华光收购这块山林后，公泰便宣布破产，林鹏寿携子移居新加坡。
据悉，公泰在马来西亚的后期欠债累累，不仅欠银行大量贷款，还欠当地厂商不少货款。
为获得这块林地，华光一次性付给公泰2100万美元。但SIBU当地的知情人都表示，这块地根本不值2100万美元，而且华光根本无须一次性支付这笔交易款。
记者在SIBU林业局调查发现，华光购买的这块山林标号“3155”，其砍伐权牌照于1985年第一次发放，可见它已非一块“处女林”（当地称谓，指未经砍伐的林地）。
一位当地人士介绍，公泰最初希望把这块林地卖给SIBU最大的木材商——常青集团。但常青对这块“已被砍伐过”的林地没有兴趣，这才有了后来的华光。
不少当地木材商均表示，用2100万美元购买这块没人要的林地简直匪夷所思。“别说2100万，连1000万都嫌太多”，一位木材商如是说。
而且，华光为这块林地采取一次性支付，在这位木材商看来也是“十分异常之举”。他解释说，东马山林砍伐权的买卖，往往是拥有者通过将山林的砍伐授权给别人做，交易金额即是拥有者每年抽取佣金的总和。比如华光购买了这块山林10年的采伐权，按当地惯例，肯定是按年向公泰支付佣金，根本无须一次性付款。
他进一步解释说，山林砍伐权买卖之所以极少一次性付款，一则因为佣金数额往往较大，买方一次性给付很困难；二则因为山林砍伐权的牌照为政府林业局发放，而地方政府的换届经常会影响木材商对牌照的持有，这无形中加大了砍伐权交易的风险。
当地木材商一致认为，华光采取一次性支付方式购买这块“卖不出去的”山林，如果不是因为华光“很傻”，就一定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
捉襟见肘
照理，靠马来山林项目而获得5亿元巨额贷款，华光在马来西亚展开经营应无资金之忧，但事实并非如此。知情人告诉《财经》，1999年，在华光收购马来山林后，他被冯明昌聘请前往东马开办华林公司，负责这块林地的采伐加工。
但从一开始，华林公司的运作资金就显得捉襟见肘——新公司启动需要大量流动资金，但冯明昌总是拖欠流动资金到账。据预算，华林公司每月至少需要100万美元流动资金，但由于南海本部的资金迟迟不到账，华林不得不经常性地拖欠当地工人工资。
资金紧张之外，这位知情人对冯明昌的一些插手华林公司的举措也颇为不满，认为后者毫无管理境外企业的经验——
首先是冯明昌派去马来西亚的十几名管理人员“素质低下”。这些人中有一人是冯明昌的表弟崔志和，时任华林公司副总。当时，这批人随这位知情人一同前往马来西亚，在当地机场过关时被查出携带黄碟。此外，这批人全都不懂英语，其入境表格全部得由知情人代为填写。填表时，这些人就在机场内坐成一圈侃大山。
其次，由于华林在当地人生地不熟，这位知情人一早即建议将采伐运输工作发包给当地合同商。但冯明昌拒绝了这一建议，坚持由华林在当地自行雇佣采伐工人和运输工人。
于是，在干了半年之后，这位曾于80年代初公派留学德国的木材专家决定辞职回国，而冯明昌也未作任何挽留。
人去楼空
2002年，是“华光帝国”由盛转衰的关键一年，当年八九月间，华光在马来西亚的林场首度发生工人罢工事件。今年8月“华光事件”爆发后，华光派驻马来西亚的人员因“没人指导工作”，全部自己跑了回来。
上述情况得到了SIBU当地人的印证。《财经》记者在靠近SIBU市中心的一栋写字楼里，找到了三间与华光有关的公司——华林投资有限公司、华建投资有限公司和华顺木业有限公司。
华顺位于这栋写字楼的一楼，办公室已是人去屋空。二楼则是挂有“华林”和“华建”标牌的办公室，屋里虽有人办公，但大门紧锁。
在三楼和四楼，记者看到了类似住家的两间屋子，一位正在屋内收拾的小姐说，三四楼曾是华光管理层的住所。此时，屋里一片狼藉，这位小姐正将一些生活用品和公司资料搬出。据称，房东要他们腾空，好租给别人。
华顺公司的加工厂位于SIBU附近的Tan jung manis港。从SIBU码头出发，坐快艇沿拉让河向上游行驶约60公里就到了Tan jung manis，这里距入海口仅20公里，木材从这里装船运走十分方便。
华顺加工厂距码头仅几公里，厂区很大，铁门紧闭。记者赶到时，一辆装满碎木屑的大卡车正驶出工厂。门卫称，目前“工厂正在正常生产，并已经换了新老板”。他还强调，工厂里已经没有一个中国人了。记者注意到他的胸牌上，还留有华顺木业有限公司的字样。
记者还获悉，在华光的人撤离SIBU前，即今年8月中旬，崔志和曾向当地森林局递交了一份“态度诚恳”的函件。函件要求暂缓收回有关林地的砍伐权，并称正在积极设法解决问题。据悉，SIBU森林局同意了崔的这一请求。
就在记者发稿前，一位当地消息人士告诉记者，“中国将在近日派人过来，解决华光在SIBU的遗留问题”。而当地不少被华光拖欠货款的厂商听闻这一消息，都显得十分高兴。
在一年前的2002年9月，中共广东省委机关报《南方日报》亦提及此项收购，不过通篇皆为溢美之词——“华光板材厂利用亚洲金融风暴造成东南亚各国货币贬值的有利商机，果断出击，以低廉价格在马来西亚买断了近1000平方公里（10万公顷——编者注）山林开采权，组建直升机运输队和远洋运输船队，规模迅速膨胀，成为亚洲最大的胶合板生产基地。”
前后两篇报道一褒一贬，皆因一年前的“华光帝国”正如日中天，而一年后则轰然倒塌。
据《财经》调查，华光对马来西亚山林的收购固然实有其事，但其面积及价值却与当初的鼓吹相去甚远，其运营也一直捉襟见肘。而“华光帝国”的由盛转衰也由此块山林肇始。
进军海外
收购马来山林，是冯明昌掌控之下的华光公司大规模向银行借贷扩张的开始。一位当年曾负责华光在马来西亚山林项目的知情人告诉《财经》，1999年5月，冯明昌正是通过该项目从工商银行南海支行贷到5亿元人民币。
这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知情人介绍，由于中国板材行业普遍信赖进口木材，因此直接到海外购买山林采伐权，若经营得当，可大大节省原料成本。
据他回忆，1999年，马来西亚当地一位林姓华人因经营不善，急于将手头一块位于马来西亚沙捞越州的山林脱手。通过一位(以下简称“深圳光大”)华人朋友的引荐，林和深圳光大木业公司取得联系，并将山林资料寄到深圳光大。但深圳光大当时无意投资。
正在这时，冯明昌出现了。
1999年5月，冯明昌与当时的深圳光大总经理吃饭。席间冯明昌提出，能否帮他在马来西亚搞一块山林？如果能帮成忙，他可以给一笔中介费。碰巧，林姓华人要卖的那块山林和冯明昌开出的条件很吻合，深圳光大总经理便推荐给了冯，但无意收取中介费。
两天后，山林资料送到冯明昌处。没过几天，工商银行南海支行便批了这个项目，同意向冯明昌贷款5亿元人民币，用于购买这块山林10年的采伐权。
此后，冯明昌和马来林老板在香港进行了近两个月的谈判，并于当年7月正式签约。而其成交价格仅为2100万美元，远远少于冯明昌藉此获得的银行贷款。
愿打愿挨？
为进一步调查这块在华光扩张史中至关重要的马来西亚山林，《财经》记者于10月26日飞赴新加坡，再由新加坡转机前往华光在马来西亚的公司所在地——沙捞越州SIBU市。
沙捞越州位于东马来西亚(以下简称“东马”)，南邻印尼。SIBU系沙捞越州港口城市，拥有近20万人口，其中华人占很大比例。在SIBU随处可见挂有中文标牌的店铺，或是“茶铺”，或是“药材行”。在SIBU，可开采的林地被称为“林芭”，而SIBU的很多企业都拥有“林芭”，做木材生意的人更是比比皆是。
当地知情人告诉记者，华光是多年来惟一一家在SIBU购买山林砍伐权的中国企业。实际上，尽管东马林地资源丰富，但来此购买山林的外国企业却较罕见。一则东马山林已经砍伐过度，政府也已加强管制，对砍伐数量和林种都有严格规定；二则外国企业在山林砍伐的技术和管理上都存在诸多困难，很难赚钱。
据悉，上世纪60年代，正值东马木材业发展初期，许多外国企业来东马购买山林，其中以英国企业为多。但未几，皆因采伐成本过高而难以为继，外企纷纷将山林卖给本地人，撤资回国。上世纪70年代末后，到东马投资山林的外企日渐稀少。
记者在沙捞越州森林局SIBU分局采访获悉，华光购买的山林靠近印尼边界，当地人称加帛上游，面积仅为6.4万公顷，而非华光号称的10万公顷。
1999年，华光是从SIBU地区一家中等规模的企业——公泰（UMAS）手中购买这块山林的10年采伐权的。公泰老板林鹏寿系华裔，在当地小有名气。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公泰迅速陷入困境，至1998年濒于倒闭。
不少SIBU当地的知情人在接受《财经》采访时都表示，当年公泰与华光交易时，他们都认为这笔买卖是公泰名副其实的“最后的晚餐”——就在华光收购这块山林后，公泰便宣布破产，林鹏寿携子移居新加坡。
据悉，公泰在马来西亚的后期欠债累累，不仅欠银行大量贷款，还欠当地厂商不少货款。
为获得这块林地，华光一次性付给公泰2100万美元。但SIBU当地的知情人都表示，这块地根本不值2100万美元，而且华光根本无须一次性支付这笔交易款。
记者在SIBU林业局调查发现，华光购买的这块山林标号“3155”，其砍伐权牌照于1985年第一次发放，可见它已非一块“处女林”（当地称谓，指未经砍伐的林地）。
一位当地人士介绍，公泰最初希望把这块林地卖给SIBU最大的木材商——常青集团。但常青对这块“已被砍伐过”的林地没有兴趣，这才有了后来的华光。
不少当地木材商均表示，用2100万美元购买这块没人要的林地简直匪夷所思。“别说2100万，连1000万都嫌太多”，一位木材商如是说。
而且，华光为这块林地采取一次性支付，在这位木材商看来也是“十分异常之举”。他解释说，东马山林砍伐权的买卖，往往是拥有者通过将山林的砍伐授权给别人做，交易金额即是拥有者每年抽取佣金的总和。比如华光购买了这块山林10年的采伐权，按当地惯例，肯定是按年向公泰支付佣金，根本无须一次性付款。
他进一步解释说，山林砍伐权买卖之所以极少一次性付款，一则因为佣金数额往往较大，买方一次性给付很困难；二则因为山林砍伐权的牌照为政府林业局发放，而地方政府的换届经常会影响木材商对牌照的持有，这无形中加大了砍伐权交易的风险。
当地木材商一致认为，华光采取一次性支付方式购买这块“卖不出去的”山林，如果不是因为华光“很傻”，就一定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
捉襟见肘
照理，靠马来山林项目而获得5亿元巨额贷款，华光在马来西亚展开经营应无资金之忧，但事实并非如此。知情人告诉《财经》，1999年，在华光收购马来山林后，他被冯明昌聘请前往东马开办华林公司，负责这块林地的采伐加工。
但从一开始，华林公司的运作资金就显得捉襟见肘——新公司启动需要大量流动资金，但冯明昌总是拖欠流动资金到账。据预算，华林公司每月至少需要100万美元流动资金，但由于南海本部的资金迟迟不到账，华林不得不经常性地拖欠当地工人工资。
资金紧张之外，这位知情人对冯明昌的一些插手华林公司的举措也颇为不满，认为后者毫无管理境外企业的经验——
首先是冯明昌派去马来西亚的十几名管理人员“素质低下”。这些人中有一人是冯明昌的表弟崔志和，时任华林公司副总。当时，这批人随这位知情人一同前往马来西亚，在当地机场过关时被查出携带黄碟。此外，这批人全都不懂英语，其入境表格全部得由知情人代为填写。填表时，这些人就在机场内坐成一圈侃大山。
其次，由于华林在当地人生地不熟，这位知情人一早即建议将采伐运输工作发包给当地合同商。但冯明昌拒绝了这一建议，坚持由华林在当地自行雇佣采伐工人和运输工人。
于是，在干了半年之后，这位曾于80年代初公派留学德国的木材专家决定辞职回国，而冯明昌也未作任何挽留。
人去楼空
2002年，是“华光帝国”由盛转衰的关键一年，当年八九月间，华光在马来西亚的林场首度发生工人罢工事件。今年8月“华光事件”爆发后，华光派驻马来西亚的人员因“没人指导工作”，全部自己跑了回来。
上述情况得到了SIBU当地人的印证。《财经》记者在靠近SIBU市中心的一栋写字楼里，找到了三间与华光有关的公司——华林投资有限公司、华建投资有限公司和华顺木业有限公司。
华顺位于这栋写字楼的一楼，办公室已是人去屋空。二楼则是挂有“华林”和“华建”标牌的办公室，屋里虽有人办公，但大门紧锁。
在三楼和四楼，记者看到了类似住家的两间屋子，一位正在屋内收拾的小姐说，三四楼曾是华光管理层的住所。此时，屋里一片狼藉，这位小姐正将一些生活用品和公司资料搬出。据称，房东要他们腾空，好租给别人。
华顺公司的加工厂位于SIBU附近的Tan jung manis港。从SIBU码头出发，坐快艇沿拉让河向上游行驶约60公里就到了Tan jung manis，这里距入海口仅20公里，木材从这里装船运走十分方便。
华顺加工厂距码头仅几公里，厂区很大，铁门紧闭。记者赶到时，一辆装满碎木屑的大卡车正驶出工厂。门卫称，目前“工厂正在正常生产，并已经换了新老板”。他还强调，工厂里已经没有一个中国人了。记者注意到他的胸牌上，还留有华顺木业有限公司的字样。
记者还获悉，在华光的人撤离SIBU前，即今年8月中旬，崔志和曾向当地森林局递交了一份“态度诚恳”的函件。函件要求暂缓收回有关林地的砍伐权，并称正在积极设法解决问题。据悉，SIBU森林局同意了崔的这一请求。
就在记者发稿前，一位当地消息人士告诉记者，“中国将在近日派人过来，解决华光在SIBU的遗留问题”。而当地不少被华光拖欠货款的厂商听闻这一消息，都显得十分高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