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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中国诗歌史中，悼亡诗占有很重要的地位，但在外国文学中却鲜有人为，这种现象主要源于中国保守传统的思想和西方开放自由的社会文化背景。有的悼亡诗虽然源于不同的社会背景，却有着异曲同工之妙。本文比较苏轼和弥尔顿的悼亡名篇发现，两者既有很多相似之处，又各有特点。
关键词：悼亡诗 苏轼 弥尔顿 《江城子》 《梦亡妻》
中图分类号：I06 文献标识码：A
一 引言
悼亡本可指对任何亡者表示哀悼，可是在中国，因为潘岳（247-300）作的几首哀悼亡妻的《悼亡诗》非常出名，所以后人就用“悼亡诗”专指丈夫哀悼妻子的诗作，并且逐渐成为一种传统。然而在爱情诗成就突出的英国诗歌史上，悼念亡妻的作品并不多见。本文试从社会文化背景的差异来探讨个中原因，同时对中英诗歌的两部悼亡名篇，即苏轼（1036-1101）的《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以下简称《江城子》）与约翰·弥尔顿（1572-1631）的《梦亡妻》做一简要分析。
二 不同的社会文化背景
不同的社会文化背景导致了中英悼亡诗在两国文学中不同的发展。
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人们观念极其保守，女子一般深养闺中，鲜为人知。白居易（772-846）《长恨歌》中“杨家有女初长成，养在深闺人未知”两句就很能体现当时的情形。旧时的女子不仅不允许抛头露面，而且婚姻大多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考虑的多是门当户对，而非个人的喜好。有了婚约的男女多数也是直到洞房花烛时才能一睹庐山真面目。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爱情诗的创作注定是不会太发达的。男子在儒家“上致君，下泽民”（王应麟《三字经》）思想的支配下，写诗多是抒发政治抱负。而在封建包办婚姻下，夫妻双方性格、脾性失于配合很常见，婚后感情也大多不太和谐。在此情况下，婚姻就更像一场赌博，输的比率很高，但还是有少数幸运的人碰到了理想的伴侣，两人相敬如宾，也算如鱼得水，先结婚后恋爱，感情倒也融洽。当妻子不幸亡故后，做丈夫的自然会悲伤怀念。再加上中国文人士大夫大都有“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孟浩然《岁暮归南山》）心结，仕途的坎坷波折也是免不了的，在情绪低落时，更会想起以往的举案齐眉，而写诗又向来是中国旧文人的传统，故此追忆夫妇之乐、哀叹形单影只的悼亡诗就产生了。
而在旧时的英国，虽然门当户对也是婚姻双方的一个重要条件，但年轻的淑女小姐并非像中国女子一样被囚禁在绣楼高阁之上，在成年女子的生活中，社交活动（如assembly,ball）是很重要的一部分，莎士比亚（1564-1616）、奥斯丁（1775-1817）、萨克雷（1811-1863）等人的作品中都有这样的场景。婚姻虽不时也有家族的意愿介入，但青年女子结交男子的机会毕竟不少，私定终身的自由比中国旧时女子要多得多。古代中国的女子是轻易不让人见的，和男子谈恋爱、定终身的也只有不被正统道德认可的娼妓，可这些烟花女子至多不过是小妾的结局，远远够不上悼亡的名分。因此，从理论上看来，似乎英国更有产生悼亡诗的土壤。其实不然，婚前的爱情和婚后的爱情在英国文学方面，或者说在英国诗歌方面是不同的两种现象，爱情虽然占据了诗歌总数的很大比例，但有趣的是，大多数情诗是写给未婚女子或有夫之妇的，轮到自己妻子，则几乎没有。正如杨周翰所说：“西方文学充斥着爱情诗，一旦爱情成功就不写诗了，很少有诗歌颂夫妇之爱，更不用说悼亡。在英国诗歌史上，大约只有两个大诗人的悼亡诗非常有名，那就是弥尔顿和哈代（1877-1947）。而他们的婚姻也是比较特殊的，一位是在饱受第一次婚姻的折磨后，终于觅得可心伴侣，不料新婚不久，妻子就去世了，因此对她的追恋是很自然的；另一位则是离异的妻子去世后，过去的生活在回忆中也变得似乎很温馨，于是就写了又写。”
三 苏轼与约翰·弥尔顿的悼亡诗
在英语诗歌史上有限的悼亡诗中，弥尔顿的《梦亡妻》是理所当然的悼亡名篇。细读之下，讶然发现这首诗和苏轼的《江城子》在表现手法上有着异曲同工之处，而且两人写诗时的经历都是相当波折，心境也是同样的萧索。
苏轼的《江城子》写于1075年，当时苏轼任知密州。苏轼文才名满天下，初入仕途时又是豪情万丈，但理想与现实是有着巨大差异的。他虽然有致君尧舜的满腔热忱，可与宋神宗、王安石的变法主张格格不入。面对纷乱的变法局面，苏轼直言抗议：“但苦世论隘，聒耳如蜩蝉。”（《送曾子固固越得燕字》）他耿直率真的性情招来了小人的中伤，一时间，苏轼身心疲惫，在与当朝政见不能一致的情况下，不得不离开京城。和杭州相比，密州简直就是穷山恶水；与初入仕途的理想相比，知密州也是对苏轼一个大大的讽刺。在婚姻方面，苏轼的第一个妻子王弗与他感情相当深厚。在故乡眉州，王弗默默地陪伴着丈夫刻苦攻读。苏轼考取功名后，她也来到了京城，以女人特有的敏感和细腻帮助豪爽耿直的丈夫应付复杂多变的官场，使苏轼避免了许多奸诈小人的迫害。1065年，王弗不幸故去。1068年，苏轼续娶王弗的堂妹王闰之，夫妻虽然也较和睦，但他却总是不能忘怀曾经相濡以沫的王弗，《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就是苏轼1075年写来悼念她的。王弗在世时对苏轼情真意厚，当时苏轼又正逢仕途不得意，自然对在生活上给予他莫大照顾的亡妻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在《江城子》中，苏轼对天人永隔的亡妻的思念之情在抑郁不得志的惆怅中更显悲切。
约翰·弥尔顿也是如此。在《梦亡妻》中，他抒发的不仅是对爱妻的怀念，同时也有自己在政治上的灰暗心情。《梦亡妻》创作于1658年，那个时候的弥尔顿远不如写《江城子》时的苏轼好运。苏轼在当时仅是受到排挤，后来的磨难也还没有什么迹象。可1658年的弥尔顿已是伤痕累累、满身疲惫了。首先在政治上，弥尔顿积极参与英国的资产阶级革命，一直奋斗在革命的惊涛骇浪中，与保皇派做着不屈不挠的斗争。1649年，他就任国务议会的拉丁文秘书，更加努力地为清教徒的革命政权服务。但到1658年，王政的复辟势头已是越来越明显，全英国似乎只有弥尔顿还在为共和国呐喊。在肉体上，弥尔顿也是饱受折磨，从1644年开始，他的视力就日渐下降，到1651年左眼失明，1652年因写《为英国人民声辩》劳累过度，双目失明。他的十四行诗《哀失明》虽然在后半部分极力采用一种忍耐、知天乐命的口吻来自我排解失明的痛苦，可在诗的前半部分，他还是暴露出失明所带来的悲伤。另外在婚姻上，弥尔顿也同样遭受着痛苦的折磨。1642年，他与玛丽·鲍威尔结为伉俪。可这实在是一次失败的婚姻，由于玛丽不满弥尔顿的政治立场，婚后几个星期就回娘家了，并且拒绝回到丈夫身边。几年中弥尔顿尽管努力争取，最终也没能离婚，但保皇派的失利却使玛丽在1645年归来，在生育三个女儿后，于1652年去世。1656年弥尔顿与卡特琳·伍德科克结婚，1658年卡特琳就去世了。《梦亡妻》一诗大约作于这一年。虽然有关弥尔顿第二任妻子的记载很少，但“从这首诗（《梦亡妻》）看，他们的结合是幸福的，感情是和谐的，反衬出他第一次婚姻的不幸”。可以想象，对于在政治、肉体和感情上连遭重创的弥尔顿来说，《梦亡妻》这首诗所体现的情感是相当复杂的。从中我们可以看到，梦中的身影似乎不仅仅是他的妻子卡特琳，而更是弥尔顿对幸福、安定的追求，他努力想去抓住，可惜那只是个影子，是空的，醒后的弥尔顿该是怎样“情何以堪”。
四 两首悼亡诗的表现手法
在形式上，苏轼《江城子》与约翰·弥尔顿《梦亡妻》的相似性有很多。首先两诗都是记梦，而且梦中都有亡妻的身影。先看苏轼的《江城子》：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
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
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
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
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
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冈。
词的上阕直抒胸臆，诉尽十年相思之苦以及死别之痛。十年，对于短促的人生来说是一段不短的路途，十年的时光不仅没有冲淡苏轼对亡妻的一片深情，反而愈加浓烈。“两茫茫”道出词人与亡妻阴阳两隔、永无聚首之日的哀痛。“不思量”，是因为思量让人难以忍受，词人虽极力排遣“思量”，但千般恩爱、万缕哀思深藏于心，自难忘怀。“千里”写二人距离之遥，诗人此时在密州，亡妻之坟在四川，二者相隔千里之遥，不能彼此听到对方的倾诉。
词的下阕写梦境突然出现，以日常生活场景的描绘表现当年恩爱的生活，使梦境更带有真实感，从而衬托出今日“无处话凄凉”的悲苦。在苏轼的梦中，有故乡的庭院、小巧精致的窗阁和临窗梳理如云长发的年轻妻子。紧接着词笔由喜转悲，“相顾无言，只有泪千行”，久别乍逢，千言万语无从说起，只有默默相对，泪水涟涟。虽然梦醒之后，在凄凉的月色下，想起千里之外短松冈上的孤坟无比悲伤，但诗人的梦却是美丽的。
在弥尔顿的《梦亡妻》中，梦中的妻子就不仅是“美丽”的，而很有些神圣的味道了：
我仿佛看见婚后不久便进入天堂的妻
回到了我身边，像阿尔塞斯蒂从坟墓
被朱庇特伟大的儿子由死亡中抢出，
交还她欣喜的丈夫，虽然她苍白无力。
我的妻，如同古戒律规定的净身礼
拯救的女子，洗清了产褥上的血污，
这样的她，我相信我必能再度
在天堂里无拘无束地细细瞻视，
她穿着和她心灵一样洁白的衣袍，
脸上蒙着面纱，但我好像看得真切，
爱、温柔、善良在她身上闪耀，
任何人脸上显不出这样的喜悦。
但是，唉，正当她俯身要和我拥抱，
我醒了，她逃了，白昼带回了我的黑夜。
在诗中，弥尔顿更加侧重的是对梦中亡妻品德的描述。在第一行，诗人就直言不讳地称呼自己新婚的妻子为“圣徒”（saint），全诗是围绕这一概念展开的。阿尔塞斯蒂同耶稣和圣徒一样，是为爱而自我牺牲的象征。诗人首先拿亡妻和阿尔塞斯蒂相比，接下来诗中的“净化”（Purification）、“天堂”（Heaven）、“洁白”（white）、“纯洁”（pure）、“爱”（love）、“温柔”（sweetness）、“善良”（goodness）等字眼无一不在赞美着爱妻的美好品德，整首诗也充满了宗教气息，读来使人油然而生敬仰之情。除此之外，在《梦亡妻》中，弥尔顿笔下的卡特琳也似乎更像一个飘忽不定的影子，不如苏轼在《江城子》中对王弗的描绘真切。其实这都是有原因的，1652年就失明的弥尔顿从来就没有看到过卡特琳的面貌，因此对她的描述也自然是抛离了常人肉眼的观察，来自于内心的真实感受。另外，弥尔顿的诗中大量运用黑白两色，但从失明的角度去分析，似乎是合情合理的。而在双目炯炯的苏轼的诗中，黑白两色同样占据了读者的大半视野。看来，不论是苏轼还是弥尔顿，在色彩的运用上还是别有用心的，他们不约而同采用最朴素、最冷淡的色调来表述自己悲切的心情，营造与亡妻阴阳两隔的处境。
五 结语
除了以上粗略的分析外，中英悼亡诗还有很多值得研究的地方。作为中英两国的伟大诗人，苏轼的《江城子》与弥尔顿的《梦亡妻》虽不足以代表他们在诗歌上的卓越成就，但这两首诗确是悼亡作品中不可否认的名篇佳作。两位诗人用相似而又独特的手法传达了对亡妻的怀念，而且这两首诗都充分体现了一个共同特点：“悼亡诗总需有一定的感情基础，而促成之者，往往是生活遭遇坎坷，从悼亡中需求同情补偿，符合抒情诗的总规律，符合诗可怨的原则。”
参考文献：
[1] 叶嘉莹：《汉魏六朝诗讲录》，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
[2] 杨周翰：《十七世纪英国文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
[3] 王水照：《苏轼传——智者在苦难中的超越》，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4] 胡家峦：《英语诗歌精品》，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作者简介：赵兰玉，女，1971—，辽宁沈阳人，本科，讲师，研究方向：英语语言文学，工作单位：沈阳农业大学。
关键词：悼亡诗 苏轼 弥尔顿 《江城子》 《梦亡妻》
中图分类号：I06 文献标识码：A
一 引言
悼亡本可指对任何亡者表示哀悼，可是在中国，因为潘岳（247-300）作的几首哀悼亡妻的《悼亡诗》非常出名，所以后人就用“悼亡诗”专指丈夫哀悼妻子的诗作，并且逐渐成为一种传统。然而在爱情诗成就突出的英国诗歌史上，悼念亡妻的作品并不多见。本文试从社会文化背景的差异来探讨个中原因，同时对中英诗歌的两部悼亡名篇，即苏轼（1036-1101）的《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以下简称《江城子》）与约翰·弥尔顿（1572-1631）的《梦亡妻》做一简要分析。
二 不同的社会文化背景
不同的社会文化背景导致了中英悼亡诗在两国文学中不同的发展。
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人们观念极其保守，女子一般深养闺中，鲜为人知。白居易（772-846）《长恨歌》中“杨家有女初长成，养在深闺人未知”两句就很能体现当时的情形。旧时的女子不仅不允许抛头露面，而且婚姻大多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考虑的多是门当户对，而非个人的喜好。有了婚约的男女多数也是直到洞房花烛时才能一睹庐山真面目。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爱情诗的创作注定是不会太发达的。男子在儒家“上致君，下泽民”（王应麟《三字经》）思想的支配下，写诗多是抒发政治抱负。而在封建包办婚姻下，夫妻双方性格、脾性失于配合很常见，婚后感情也大多不太和谐。在此情况下，婚姻就更像一场赌博，输的比率很高，但还是有少数幸运的人碰到了理想的伴侣，两人相敬如宾，也算如鱼得水，先结婚后恋爱，感情倒也融洽。当妻子不幸亡故后，做丈夫的自然会悲伤怀念。再加上中国文人士大夫大都有“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孟浩然《岁暮归南山》）心结，仕途的坎坷波折也是免不了的，在情绪低落时，更会想起以往的举案齐眉，而写诗又向来是中国旧文人的传统，故此追忆夫妇之乐、哀叹形单影只的悼亡诗就产生了。
而在旧时的英国，虽然门当户对也是婚姻双方的一个重要条件，但年轻的淑女小姐并非像中国女子一样被囚禁在绣楼高阁之上，在成年女子的生活中，社交活动（如assembly,ball）是很重要的一部分，莎士比亚（1564-1616）、奥斯丁（1775-1817）、萨克雷（1811-1863）等人的作品中都有这样的场景。婚姻虽不时也有家族的意愿介入，但青年女子结交男子的机会毕竟不少，私定终身的自由比中国旧时女子要多得多。古代中国的女子是轻易不让人见的，和男子谈恋爱、定终身的也只有不被正统道德认可的娼妓，可这些烟花女子至多不过是小妾的结局，远远够不上悼亡的名分。因此，从理论上看来，似乎英国更有产生悼亡诗的土壤。其实不然，婚前的爱情和婚后的爱情在英国文学方面，或者说在英国诗歌方面是不同的两种现象，爱情虽然占据了诗歌总数的很大比例，但有趣的是，大多数情诗是写给未婚女子或有夫之妇的，轮到自己妻子，则几乎没有。正如杨周翰所说：“西方文学充斥着爱情诗，一旦爱情成功就不写诗了，很少有诗歌颂夫妇之爱，更不用说悼亡。在英国诗歌史上，大约只有两个大诗人的悼亡诗非常有名，那就是弥尔顿和哈代（1877-1947）。而他们的婚姻也是比较特殊的，一位是在饱受第一次婚姻的折磨后，终于觅得可心伴侣，不料新婚不久，妻子就去世了，因此对她的追恋是很自然的；另一位则是离异的妻子去世后，过去的生活在回忆中也变得似乎很温馨，于是就写了又写。”
三 苏轼与约翰·弥尔顿的悼亡诗
在英语诗歌史上有限的悼亡诗中，弥尔顿的《梦亡妻》是理所当然的悼亡名篇。细读之下，讶然发现这首诗和苏轼的《江城子》在表现手法上有着异曲同工之处，而且两人写诗时的经历都是相当波折，心境也是同样的萧索。
苏轼的《江城子》写于1075年，当时苏轼任知密州。苏轼文才名满天下，初入仕途时又是豪情万丈，但理想与现实是有着巨大差异的。他虽然有致君尧舜的满腔热忱，可与宋神宗、王安石的变法主张格格不入。面对纷乱的变法局面，苏轼直言抗议：“但苦世论隘，聒耳如蜩蝉。”（《送曾子固固越得燕字》）他耿直率真的性情招来了小人的中伤，一时间，苏轼身心疲惫，在与当朝政见不能一致的情况下，不得不离开京城。和杭州相比，密州简直就是穷山恶水；与初入仕途的理想相比，知密州也是对苏轼一个大大的讽刺。在婚姻方面，苏轼的第一个妻子王弗与他感情相当深厚。在故乡眉州，王弗默默地陪伴着丈夫刻苦攻读。苏轼考取功名后，她也来到了京城，以女人特有的敏感和细腻帮助豪爽耿直的丈夫应付复杂多变的官场，使苏轼避免了许多奸诈小人的迫害。1065年，王弗不幸故去。1068年，苏轼续娶王弗的堂妹王闰之，夫妻虽然也较和睦，但他却总是不能忘怀曾经相濡以沫的王弗，《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就是苏轼1075年写来悼念她的。王弗在世时对苏轼情真意厚，当时苏轼又正逢仕途不得意，自然对在生活上给予他莫大照顾的亡妻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在《江城子》中，苏轼对天人永隔的亡妻的思念之情在抑郁不得志的惆怅中更显悲切。
约翰·弥尔顿也是如此。在《梦亡妻》中，他抒发的不仅是对爱妻的怀念，同时也有自己在政治上的灰暗心情。《梦亡妻》创作于1658年，那个时候的弥尔顿远不如写《江城子》时的苏轼好运。苏轼在当时仅是受到排挤，后来的磨难也还没有什么迹象。可1658年的弥尔顿已是伤痕累累、满身疲惫了。首先在政治上，弥尔顿积极参与英国的资产阶级革命，一直奋斗在革命的惊涛骇浪中，与保皇派做着不屈不挠的斗争。1649年，他就任国务议会的拉丁文秘书，更加努力地为清教徒的革命政权服务。但到1658年，王政的复辟势头已是越来越明显，全英国似乎只有弥尔顿还在为共和国呐喊。在肉体上，弥尔顿也是饱受折磨，从1644年开始，他的视力就日渐下降，到1651年左眼失明，1652年因写《为英国人民声辩》劳累过度，双目失明。他的十四行诗《哀失明》虽然在后半部分极力采用一种忍耐、知天乐命的口吻来自我排解失明的痛苦，可在诗的前半部分，他还是暴露出失明所带来的悲伤。另外在婚姻上，弥尔顿也同样遭受着痛苦的折磨。1642年，他与玛丽·鲍威尔结为伉俪。可这实在是一次失败的婚姻，由于玛丽不满弥尔顿的政治立场，婚后几个星期就回娘家了，并且拒绝回到丈夫身边。几年中弥尔顿尽管努力争取，最终也没能离婚，但保皇派的失利却使玛丽在1645年归来，在生育三个女儿后，于1652年去世。1656年弥尔顿与卡特琳·伍德科克结婚，1658年卡特琳就去世了。《梦亡妻》一诗大约作于这一年。虽然有关弥尔顿第二任妻子的记载很少，但“从这首诗（《梦亡妻》）看，他们的结合是幸福的，感情是和谐的，反衬出他第一次婚姻的不幸”。可以想象，对于在政治、肉体和感情上连遭重创的弥尔顿来说，《梦亡妻》这首诗所体现的情感是相当复杂的。从中我们可以看到，梦中的身影似乎不仅仅是他的妻子卡特琳，而更是弥尔顿对幸福、安定的追求，他努力想去抓住，可惜那只是个影子，是空的，醒后的弥尔顿该是怎样“情何以堪”。
四 两首悼亡诗的表现手法
在形式上，苏轼《江城子》与约翰·弥尔顿《梦亡妻》的相似性有很多。首先两诗都是记梦，而且梦中都有亡妻的身影。先看苏轼的《江城子》：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
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
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
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
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
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冈。
词的上阕直抒胸臆，诉尽十年相思之苦以及死别之痛。十年，对于短促的人生来说是一段不短的路途，十年的时光不仅没有冲淡苏轼对亡妻的一片深情，反而愈加浓烈。“两茫茫”道出词人与亡妻阴阳两隔、永无聚首之日的哀痛。“不思量”，是因为思量让人难以忍受，词人虽极力排遣“思量”，但千般恩爱、万缕哀思深藏于心，自难忘怀。“千里”写二人距离之遥，诗人此时在密州，亡妻之坟在四川，二者相隔千里之遥，不能彼此听到对方的倾诉。
词的下阕写梦境突然出现，以日常生活场景的描绘表现当年恩爱的生活，使梦境更带有真实感，从而衬托出今日“无处话凄凉”的悲苦。在苏轼的梦中，有故乡的庭院、小巧精致的窗阁和临窗梳理如云长发的年轻妻子。紧接着词笔由喜转悲，“相顾无言，只有泪千行”，久别乍逢，千言万语无从说起，只有默默相对，泪水涟涟。虽然梦醒之后，在凄凉的月色下，想起千里之外短松冈上的孤坟无比悲伤，但诗人的梦却是美丽的。
在弥尔顿的《梦亡妻》中，梦中的妻子就不仅是“美丽”的，而很有些神圣的味道了：
我仿佛看见婚后不久便进入天堂的妻
回到了我身边，像阿尔塞斯蒂从坟墓
被朱庇特伟大的儿子由死亡中抢出，
交还她欣喜的丈夫，虽然她苍白无力。
我的妻，如同古戒律规定的净身礼
拯救的女子，洗清了产褥上的血污，
这样的她，我相信我必能再度
在天堂里无拘无束地细细瞻视，
她穿着和她心灵一样洁白的衣袍，
脸上蒙着面纱，但我好像看得真切，
爱、温柔、善良在她身上闪耀，
任何人脸上显不出这样的喜悦。
但是，唉，正当她俯身要和我拥抱，
我醒了，她逃了，白昼带回了我的黑夜。
在诗中，弥尔顿更加侧重的是对梦中亡妻品德的描述。在第一行，诗人就直言不讳地称呼自己新婚的妻子为“圣徒”（saint），全诗是围绕这一概念展开的。阿尔塞斯蒂同耶稣和圣徒一样，是为爱而自我牺牲的象征。诗人首先拿亡妻和阿尔塞斯蒂相比，接下来诗中的“净化”（Purification）、“天堂”（Heaven）、“洁白”（white）、“纯洁”（pure）、“爱”（love）、“温柔”（sweetness）、“善良”（goodness）等字眼无一不在赞美着爱妻的美好品德，整首诗也充满了宗教气息，读来使人油然而生敬仰之情。除此之外，在《梦亡妻》中，弥尔顿笔下的卡特琳也似乎更像一个飘忽不定的影子，不如苏轼在《江城子》中对王弗的描绘真切。其实这都是有原因的，1652年就失明的弥尔顿从来就没有看到过卡特琳的面貌，因此对她的描述也自然是抛离了常人肉眼的观察，来自于内心的真实感受。另外，弥尔顿的诗中大量运用黑白两色，但从失明的角度去分析，似乎是合情合理的。而在双目炯炯的苏轼的诗中，黑白两色同样占据了读者的大半视野。看来，不论是苏轼还是弥尔顿，在色彩的运用上还是别有用心的，他们不约而同采用最朴素、最冷淡的色调来表述自己悲切的心情，营造与亡妻阴阳两隔的处境。
五 结语
除了以上粗略的分析外，中英悼亡诗还有很多值得研究的地方。作为中英两国的伟大诗人，苏轼的《江城子》与弥尔顿的《梦亡妻》虽不足以代表他们在诗歌上的卓越成就，但这两首诗确是悼亡作品中不可否认的名篇佳作。两位诗人用相似而又独特的手法传达了对亡妻的怀念，而且这两首诗都充分体现了一个共同特点：“悼亡诗总需有一定的感情基础，而促成之者，往往是生活遭遇坎坷，从悼亡中需求同情补偿，符合抒情诗的总规律，符合诗可怨的原则。”
参考文献：
[1] 叶嘉莹：《汉魏六朝诗讲录》，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
[2] 杨周翰：《十七世纪英国文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
[3] 王水照：《苏轼传——智者在苦难中的超越》，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4] 胡家峦：《英语诗歌精品》，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作者简介：赵兰玉，女，1971—，辽宁沈阳人，本科，讲师，研究方向：英语语言文学，工作单位：沈阳农业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