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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里高利·平哈索夫（Gueorgui Pinkhassov，1952?—），出生于莫斯科，1985年移居法国，1994年成为玛格南的正式成员。平哈索夫读中学时喜欢上了摄影，1969年进入莫斯科国立电影学院学习，毕业后进入著名的莫斯科电影制片厂，成为一名电影摄影师，参与过多部电影的拍摄，同时保持了图片摄影的兴趣，为多部电影担任过剧照摄影，其中包括大导演安德烈·塔可夫斯基（Andrei Tarkovsky，1932-1986）的著名影片《潜行者》（Stalker，1979），其影像风格深受塔可夫斯基电影风格的影响，静谧、优美，具有深沉的诗意。平哈索夫是玛格南摄影师中较早大量使用手机拍摄，并在著名的图片分享网站Instagram上上传大量照片的人之一，实为传统的胶片摄影向手机摄影跨越的代表性人物。2013年11月，他接受本刊记者的邮件采访，就自己的摄影经历、拍摄方式、美学观点和手机摄影现象，谈了看法。
《中国摄影》：长期以来，玛格南摄影师的典型形象是使用徕卡135胶片相机，然后在暗房里工作很长时间。您为什么会偏爱使用Instagram，将它作为第一选择？
格里高利·平哈索夫（Gueorgui Pinkhassov，下称平哈索夫）：是的，我使用Instagram，但也不能说是第一选择。是的，我是一名职业摄影师，因为摄影不仅仅带给我快乐，也给我带来收入。但摄影对于我来说并不仅仅是一项生意。更准确地说，这是一种爱好。我拍摄照片的首要目的并不是为了出售，而仅仅是为了拍摄本身。我既没有考虑到展览，也不会考虑到出书。当我目击什么事件或者看到什么视觉上有趣的东西，而手中又没有专业相机时，这并不是什么灾难，如果我可以借助于手机拍出很棒的照片的话，我所体验到的快乐并不会减少。现代手机已经能够拍摄出高质量的可以使用的照片了。成功的照片可以转化为形象，这就不仅仅只是照片了。对于我来说，创造性的追寻过程所带来的快乐要多于展示的激情。
《中国摄影》：Instagram给作为摄影师的您带来了什么？
平哈索夫：我并不知道当初Instagram的开发者面对的是怎样的任务，但对于我而言，Instagram首先并不是一个滤镜。我几乎对使照片变形、使照片具有某物或者某人的风格的诱惑不感兴趣，别的应用在这方面也并不差。Instagram对我来说首先是一个大众传播工具。它可以向无数人展示照片，在理论上，甚是可以是全人类。这并没有什么可怕的。这也并不是缺点。在这里每个人都可以自由地展示任何他们想展示的东西，也不应该设立任何限制，当然，除了一些人们普遍接受的法则。每个人都会设置自己的尺度。以前通讯社是垄断的，它们建构了整个体系，为了通过报纸、杂志、电视使信息一体化，别的方法根本没有。但是通讯社的媒体之间彼此不同之处仅仅在于发布信息的速度，以及相应的质量。让我们想想法新社，法新社可以在瞬间传播信息。这样，西帕（Sipa）、西格玛（Sygma）、伽玛（Gamma）这些图片社就可以每天跟得上媒体。对于期刊来说，玛格南（Magnum）的采访、报道文章更加精细，更有深度。现在，速度上的差异已不存在，实际上互联网已经承担了通讯社的功能。全世界都可以瞬间获取信息。这一点体现出了最高的民主。专业人员的作用不断减小，任何人都可以起作用，尤其是当他处在别人都不能处在的位置上时。甚至监控摄像机都常常给出最无用的信息。但专业人员并没有消失，他们只是转移到了另一个领域，更准确地说，是获得了另一种形式。
《中国摄影》：您认为您使用Instagram工作有什么特别之处吗？有什么与您的其余工作不同的地方吗？您想过要用这些照片出书或者举办展览吗？
平哈索夫：举办展览和出书都是可能的。小尺寸的照片也能唤起人同样的情感。只是要理解这些照片的可能性。使用手机拍摄的照片可能只是在质量上有所差异。但在这种情况下，这些差异无关紧要。如果照片是成功的，即使是小尺寸，也是成功的。唯一的缺点在于，这些照片不可能放得很大。但这并不是最终的评判标准，照片拥有以任何方式提交的权利。相比于陈旧的技术，现代滤镜使照片的风格化容易了很多，也贬值了很多。新兴科技始终强烈地影响着艺术领域的变化，现在则是爆发了。已经不存在什么权威了，有的只是杰作。
不久之前，Instagram宣布，它获得了使用照片的权利，包括了将照片用于广告的权利。这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批评，批评者包括了Instagram的使用者，也包括了知识产权方面的法律工作者，因为这损害了普通人的版权，这还不包括使用Instagram的专业摄影师。而现在，这些规矩起作用了吗？您自己关心这些问题吗？不，这些问题我自己并不关心，这是法律工作者的问题。我认为，版权是应该被尊重的。这是立法体系的事。当我看到自己的照片被用作广告什么的时候，我会感到很好奇。当然，偷盗别人的作品用来谋利是很不礼貌的，也是违法的，但照片拍摄完然后被盗取了，总比为了不让它被偷盗，所以就不去拍要好。当照片被盗取时，也就是说您永远都拥有了为权利而战的可能性。但最好是让照片处于可利用的状态下。也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下，我并不会因为我在媒体上或者网络上看到自己的照片而惊恐。
《中国摄影》：今天，我们可以看到人们对于摄影艺术的兴趣骤然增长。借助Instagram，数十亿“艺术的”照片被生产出来。您怎样看待这种趋势？
平哈索夫：一方面存在不足之处，另一方面也有很大的优势。
您知道吗，借助于Instagram和其他“面书”（Facebook）类的社交工具，立刻将自己的照片展示给全世界是很轻松的，也是大众可以做到的。自然地，这会产生出数百万的摄影师，但是这并不能废除专业的、有经验的、有感知力的目光。任何一位拥有自己的视角、风格的摄影师都会被迅速发现。我认为，应该支持这个趋势，给所有人机会。如果您不喜欢这些照片，没什么可怕的，不一定要去贬低。在任何情况下，照片都仍然是一种文献，我们不能想象到，数十年之后它们会有多大的价值。我记得上世纪六十年代当时看来平淡无奇的照片，现在的价值已经被抬到了不可思议的高度。在那个年代，我也认为那些照片很枯燥无趣。但我们从中看到了那个时代的氛围——人们如何穿着，电车是怎样的，谁在那里来来往往。照片，特别是纪实性的照片，它们就像是酒，随着时间的推移，会获得更高的价值。 《中国摄影》：为什么今天我们觉得摄影是非常必要的，尤其是还要把照片发布在社交网站上。您怎么看待这个现象？
平哈索夫：想要通过传播视觉性的信息来实现分享的愿望，这可能只是一种证明，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个人主义的表现。随着教育程度、知识水平的提高，人们自我表达的需求也提高了。对我而言，这是一种积极的趋势。任何一个没有受过教育、不具备视觉文化知识就拿起相机的人，不必立刻成为艺术家。就像是一个小孩子能够轻松学会按电话键一样，任何一个人都有能力成为艺术家。有可能意外地创作出“杰作”，但是为了评价作品，就需要视觉文化了。虽然这只占有很小的比例，但这绝不意味着，需要禁止其余所有人的自我表达。这就像是一个玩具，它可以带来不错的、意料之外的结果。
《中国摄影》：从黑白肖像到色彩的爆发，再到今天使用Instagram，从您事业的开端到今天，在您的风格中一直保持未变的是什么？改变了的又是什么？
平哈索夫：在中学的时候，当我第一次拿起相机，照下的只是一些学校中的小场景。我们迅速地成长，所有的一切都留在了我们的记忆之中。那时候我认为我的首要工作就是想要见证。然后，受到电影、诗歌、绘画的影响，我有了自己的风格，但是我的任务并不是靠这个挣钱。我想要学会借助摄影来表达自己的情感。但是所有人的生活中都会发生一些变化——教育、别人的影响会改变我们的感受、观点，在我身上也发生了一些变化。我的风格和兴趣都发生了变化，至今为止它们都处于不断的变化中。但是，从前我的形象都是自然地、自发地产生的，没有什么努力和强制。但所有的杰作、成功的重复对我而言都只不过是谎言。所以，我试着走入另一些领域，另一些方向，做出一些改变。开始的时候，我拍摄一些黑白照片，偶然地开始拍摄彩色照片、使用偏光滤镜拍摄、拍摄大尺寸的照片，而现在是用手机拍摄。我不害怕改变，我想要改变。有时候看起来有些奇怪，作为找到了自己风格的艺术家，终其一生都被迫要守护它。对我来说，技术不是主要的，甚至风格也不是。主要的不在于此。很难找到一个准确的术语、词语，它可以标明使你被认出的、成为你的标志的那个重要的东西。你的灵魂、你与价值体系的关系是显而易见的。我不想涉及到充满激情的方面，但我认为艺术家的主要功能——找到无尽的混乱，更精确地表现出，什么有可能在之后成为价值体系。形象地说，就是指出什么是“金子”。
《中国摄影》：让我们来谈谈您事业的开始阶段。那时上世纪70年代初，在那个年代的苏联，成为摄影师是怎样的一件事？您最鲜明的记忆是什么？下一个问题是：您从与塔可夫斯基的相遇中获得了什么？
平哈索夫：事情是这样的：当我看到塔可夫斯基的第一部电影《索拉里斯》时，它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以至于改变了我的世界观。他的艺术对我来说是一种审美的开拓，让我产生了要去做些什么的愿望，想要去通过什么方式来确认我所感受到的、看到的，我也想创作出什么，来打开这片旷野、这些精神，这些东西是可以在他的电影之后一直留存的。但最有趣的是，当我能够与他相识，并向他展示自己的作品时，他对我说的话是我完全没有预料到的：“在我看来这不是摄影。”我问他：“那对您来说什么才是摄影呢？”他回答：“卡蒂埃-布列松。对我来说，摄影——是‘决定性的时刻’。”当时，我甚至还不知道卡蒂埃-布列松是谁。他向我解释道：“你生活在这个时代、这个环境中，它们是不可重复的，有一天所有这些都会改变。你应该见证现实，此时此刻包围着我们的现实。”
我非常惊讶，因为我之前认为，这个人是生活在“象牙塔”里的，对周围的世界漠不关心，因为他的形象很多都是建立在此之上的。所以听到他说这样的话，我真是很惊讶，也很出乎意料。然而，这对我来说是向前迈了一大步，我遵循了他的意见，买了相机就去街上拍摄了。在那个年代，按照原本的样子来拍摄现实还是有些危险的，因为当时的人民相当多疑。一些人相信便衣警察，而且向那么多人解释为什么拍这些照片也很困难。“反正杂志上也不会发表这样的照片的，那你为什么还要拍？”他们对我说。我常常是用广角镜头从下向上、从胃部位置偷拍。这些时刻我在另一些访谈中也描述过。比如说有一天，我来到了旧货市场（非法市场）。私人经营在当时是被禁止的，拍他们很危险。我拿出相机，立刻就有人把手伸过来。我以为他想要禁止我拍摄，但他很惊讶地问我：“为什么要卖你的相机？”我开始让他转身，按下按钮，好像是在向他展示相机，并且偷偷拍下了几位干部。当他多次问相机的价格时，我过分地提高价格，为了不让他把相机买下来。当时我很讨厌纪实性的东西，我认为艺术家的目光应该是向内的，不想以自己的镜头去打扰别人。我认为爬进别人的生活是不礼貌的，而且也并不是没有危险的。但现在，突然间，我在其中感受到了愉悦，以及某种驱动力。可以说猎人沉睡的嗅觉被唤醒了。我学会了客气地进行纪实性拍摄，这对我来说就像是某项体育运动——能够拍摄下某种运动的意料之外的瞬间。这是与宿命论进行的形而上学的游戏。简短地说，我感兴趣的正是卡蒂埃-布列松曾经发现并称之为“决定性的时刻”的东西。
在最初的成功之后，我开始对这些出乎意料的、决定性的、意外的时刻感兴趣。正是镜头和小小的相机，可以迅速地把这些时刻拍摄下来，从任何地方，从腰部、从眼部——它们给了我实验的可能性。现在，我还是在重复这些事情，但是是用iPhone了。
《中国摄影》：摄影艺术是怎样促进您的个性的形成，让您成为现在的样子的？
平哈索夫：嗯，首先，摄影难以置信地发展了人的关注力和观察力，并且使人对世界的看法更加精确。这个过程本身就非常吸引人，迫使人去探索新的形式，这是在此之前你自己从来没有想到过的。你开始发现和找寻。
摄影固有的特点是偶然性，这是所有运动的基础。跨一步，弹一下手指，你都能毫无例外地发现新的东西。这发展了你的本能和智力。而成功的摄影并不仅仅是带给你个人快乐，而是带给许多人快乐。
但是，如果要概括地将Instagram作为现象来谈论的话，可以发现一个趋势。这里有两个矢量并存——一个是精英化的，在这里摄影艺术本身就可以成为价值；另一个是流行的、大众的。如果说第一种在质量上更优越的话，那么第二种则无疑胜在数量。这正好描绘出了Instagram上人们的样子——是什么吸引了最多的人去“点赞”？人们完全忘记了照片，人们选择的完全不是照片。更准确地说，在这里，话题是关于大众文化的。要知道灵魂的艺术与大众文化的不可调和的矛盾在Instagram中轻易地体现出来了。所以，我上传自己的照片并不是为了获得别人很多的“赞”，我希望的是，那些选择了我的照片的人，都能拥有自己的特色，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但我并不认同我周围的精英艺术。为了自我更新，艺术必须走到大众中去，但要从中选择高尚的、有理解力的人，而不是那些追求精英化的假绅士。当别人指责塔可夫斯基，说大多数人都不能理解他时，塔可夫斯基说：“对我来说，去柴可夫斯基音乐厅和莫斯科音乐学院的人数已经足够了。数数看这些音乐厅里有多少把座椅，如果这些人都能接受我的艺术，那么我认为自己的任务已经完成了。”同时，塔可夫斯基也说到，普通平民更能够理解他，而不是负责文化的官员。
我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就是这样。
《中国摄影》：非常感谢！
《中国摄影》：长期以来，玛格南摄影师的典型形象是使用徕卡135胶片相机，然后在暗房里工作很长时间。您为什么会偏爱使用Instagram，将它作为第一选择？
格里高利·平哈索夫（Gueorgui Pinkhassov，下称平哈索夫）：是的，我使用Instagram，但也不能说是第一选择。是的，我是一名职业摄影师，因为摄影不仅仅带给我快乐，也给我带来收入。但摄影对于我来说并不仅仅是一项生意。更准确地说，这是一种爱好。我拍摄照片的首要目的并不是为了出售，而仅仅是为了拍摄本身。我既没有考虑到展览，也不会考虑到出书。当我目击什么事件或者看到什么视觉上有趣的东西，而手中又没有专业相机时，这并不是什么灾难，如果我可以借助于手机拍出很棒的照片的话，我所体验到的快乐并不会减少。现代手机已经能够拍摄出高质量的可以使用的照片了。成功的照片可以转化为形象，这就不仅仅只是照片了。对于我来说，创造性的追寻过程所带来的快乐要多于展示的激情。
《中国摄影》：Instagram给作为摄影师的您带来了什么？
平哈索夫：我并不知道当初Instagram的开发者面对的是怎样的任务，但对于我而言，Instagram首先并不是一个滤镜。我几乎对使照片变形、使照片具有某物或者某人的风格的诱惑不感兴趣，别的应用在这方面也并不差。Instagram对我来说首先是一个大众传播工具。它可以向无数人展示照片，在理论上，甚是可以是全人类。这并没有什么可怕的。这也并不是缺点。在这里每个人都可以自由地展示任何他们想展示的东西，也不应该设立任何限制，当然，除了一些人们普遍接受的法则。每个人都会设置自己的尺度。以前通讯社是垄断的，它们建构了整个体系，为了通过报纸、杂志、电视使信息一体化，别的方法根本没有。但是通讯社的媒体之间彼此不同之处仅仅在于发布信息的速度，以及相应的质量。让我们想想法新社，法新社可以在瞬间传播信息。这样，西帕（Sipa）、西格玛（Sygma）、伽玛（Gamma）这些图片社就可以每天跟得上媒体。对于期刊来说，玛格南（Magnum）的采访、报道文章更加精细，更有深度。现在，速度上的差异已不存在，实际上互联网已经承担了通讯社的功能。全世界都可以瞬间获取信息。这一点体现出了最高的民主。专业人员的作用不断减小，任何人都可以起作用，尤其是当他处在别人都不能处在的位置上时。甚至监控摄像机都常常给出最无用的信息。但专业人员并没有消失，他们只是转移到了另一个领域，更准确地说，是获得了另一种形式。
《中国摄影》：您认为您使用Instagram工作有什么特别之处吗？有什么与您的其余工作不同的地方吗？您想过要用这些照片出书或者举办展览吗？
平哈索夫：举办展览和出书都是可能的。小尺寸的照片也能唤起人同样的情感。只是要理解这些照片的可能性。使用手机拍摄的照片可能只是在质量上有所差异。但在这种情况下，这些差异无关紧要。如果照片是成功的，即使是小尺寸，也是成功的。唯一的缺点在于，这些照片不可能放得很大。但这并不是最终的评判标准，照片拥有以任何方式提交的权利。相比于陈旧的技术，现代滤镜使照片的风格化容易了很多，也贬值了很多。新兴科技始终强烈地影响着艺术领域的变化，现在则是爆发了。已经不存在什么权威了，有的只是杰作。
不久之前，Instagram宣布，它获得了使用照片的权利，包括了将照片用于广告的权利。这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批评，批评者包括了Instagram的使用者，也包括了知识产权方面的法律工作者，因为这损害了普通人的版权，这还不包括使用Instagram的专业摄影师。而现在，这些规矩起作用了吗？您自己关心这些问题吗？不，这些问题我自己并不关心，这是法律工作者的问题。我认为，版权是应该被尊重的。这是立法体系的事。当我看到自己的照片被用作广告什么的时候，我会感到很好奇。当然，偷盗别人的作品用来谋利是很不礼貌的，也是违法的，但照片拍摄完然后被盗取了，总比为了不让它被偷盗，所以就不去拍要好。当照片被盗取时，也就是说您永远都拥有了为权利而战的可能性。但最好是让照片处于可利用的状态下。也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下，我并不会因为我在媒体上或者网络上看到自己的照片而惊恐。
《中国摄影》：今天，我们可以看到人们对于摄影艺术的兴趣骤然增长。借助Instagram，数十亿“艺术的”照片被生产出来。您怎样看待这种趋势？
平哈索夫：一方面存在不足之处，另一方面也有很大的优势。
您知道吗，借助于Instagram和其他“面书”（Facebook）类的社交工具，立刻将自己的照片展示给全世界是很轻松的，也是大众可以做到的。自然地，这会产生出数百万的摄影师，但是这并不能废除专业的、有经验的、有感知力的目光。任何一位拥有自己的视角、风格的摄影师都会被迅速发现。我认为，应该支持这个趋势，给所有人机会。如果您不喜欢这些照片，没什么可怕的，不一定要去贬低。在任何情况下，照片都仍然是一种文献，我们不能想象到，数十年之后它们会有多大的价值。我记得上世纪六十年代当时看来平淡无奇的照片，现在的价值已经被抬到了不可思议的高度。在那个年代，我也认为那些照片很枯燥无趣。但我们从中看到了那个时代的氛围——人们如何穿着，电车是怎样的，谁在那里来来往往。照片，特别是纪实性的照片，它们就像是酒，随着时间的推移，会获得更高的价值。 《中国摄影》：为什么今天我们觉得摄影是非常必要的，尤其是还要把照片发布在社交网站上。您怎么看待这个现象？
平哈索夫：想要通过传播视觉性的信息来实现分享的愿望，这可能只是一种证明，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个人主义的表现。随着教育程度、知识水平的提高，人们自我表达的需求也提高了。对我而言，这是一种积极的趋势。任何一个没有受过教育、不具备视觉文化知识就拿起相机的人，不必立刻成为艺术家。就像是一个小孩子能够轻松学会按电话键一样，任何一个人都有能力成为艺术家。有可能意外地创作出“杰作”，但是为了评价作品，就需要视觉文化了。虽然这只占有很小的比例，但这绝不意味着，需要禁止其余所有人的自我表达。这就像是一个玩具，它可以带来不错的、意料之外的结果。
《中国摄影》：从黑白肖像到色彩的爆发，再到今天使用Instagram，从您事业的开端到今天，在您的风格中一直保持未变的是什么？改变了的又是什么？
平哈索夫：在中学的时候，当我第一次拿起相机，照下的只是一些学校中的小场景。我们迅速地成长，所有的一切都留在了我们的记忆之中。那时候我认为我的首要工作就是想要见证。然后，受到电影、诗歌、绘画的影响，我有了自己的风格，但是我的任务并不是靠这个挣钱。我想要学会借助摄影来表达自己的情感。但是所有人的生活中都会发生一些变化——教育、别人的影响会改变我们的感受、观点，在我身上也发生了一些变化。我的风格和兴趣都发生了变化，至今为止它们都处于不断的变化中。但是，从前我的形象都是自然地、自发地产生的，没有什么努力和强制。但所有的杰作、成功的重复对我而言都只不过是谎言。所以，我试着走入另一些领域，另一些方向，做出一些改变。开始的时候，我拍摄一些黑白照片，偶然地开始拍摄彩色照片、使用偏光滤镜拍摄、拍摄大尺寸的照片，而现在是用手机拍摄。我不害怕改变，我想要改变。有时候看起来有些奇怪，作为找到了自己风格的艺术家，终其一生都被迫要守护它。对我来说，技术不是主要的，甚至风格也不是。主要的不在于此。很难找到一个准确的术语、词语，它可以标明使你被认出的、成为你的标志的那个重要的东西。你的灵魂、你与价值体系的关系是显而易见的。我不想涉及到充满激情的方面，但我认为艺术家的主要功能——找到无尽的混乱，更精确地表现出，什么有可能在之后成为价值体系。形象地说，就是指出什么是“金子”。
《中国摄影》：让我们来谈谈您事业的开始阶段。那时上世纪70年代初，在那个年代的苏联，成为摄影师是怎样的一件事？您最鲜明的记忆是什么？下一个问题是：您从与塔可夫斯基的相遇中获得了什么？
平哈索夫：事情是这样的：当我看到塔可夫斯基的第一部电影《索拉里斯》时，它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以至于改变了我的世界观。他的艺术对我来说是一种审美的开拓，让我产生了要去做些什么的愿望，想要去通过什么方式来确认我所感受到的、看到的，我也想创作出什么，来打开这片旷野、这些精神，这些东西是可以在他的电影之后一直留存的。但最有趣的是，当我能够与他相识，并向他展示自己的作品时，他对我说的话是我完全没有预料到的：“在我看来这不是摄影。”我问他：“那对您来说什么才是摄影呢？”他回答：“卡蒂埃-布列松。对我来说，摄影——是‘决定性的时刻’。”当时，我甚至还不知道卡蒂埃-布列松是谁。他向我解释道：“你生活在这个时代、这个环境中，它们是不可重复的，有一天所有这些都会改变。你应该见证现实，此时此刻包围着我们的现实。”
我非常惊讶，因为我之前认为，这个人是生活在“象牙塔”里的，对周围的世界漠不关心，因为他的形象很多都是建立在此之上的。所以听到他说这样的话，我真是很惊讶，也很出乎意料。然而，这对我来说是向前迈了一大步，我遵循了他的意见，买了相机就去街上拍摄了。在那个年代，按照原本的样子来拍摄现实还是有些危险的，因为当时的人民相当多疑。一些人相信便衣警察，而且向那么多人解释为什么拍这些照片也很困难。“反正杂志上也不会发表这样的照片的，那你为什么还要拍？”他们对我说。我常常是用广角镜头从下向上、从胃部位置偷拍。这些时刻我在另一些访谈中也描述过。比如说有一天，我来到了旧货市场（非法市场）。私人经营在当时是被禁止的，拍他们很危险。我拿出相机，立刻就有人把手伸过来。我以为他想要禁止我拍摄，但他很惊讶地问我：“为什么要卖你的相机？”我开始让他转身，按下按钮，好像是在向他展示相机，并且偷偷拍下了几位干部。当他多次问相机的价格时，我过分地提高价格，为了不让他把相机买下来。当时我很讨厌纪实性的东西，我认为艺术家的目光应该是向内的，不想以自己的镜头去打扰别人。我认为爬进别人的生活是不礼貌的，而且也并不是没有危险的。但现在，突然间，我在其中感受到了愉悦，以及某种驱动力。可以说猎人沉睡的嗅觉被唤醒了。我学会了客气地进行纪实性拍摄，这对我来说就像是某项体育运动——能够拍摄下某种运动的意料之外的瞬间。这是与宿命论进行的形而上学的游戏。简短地说，我感兴趣的正是卡蒂埃-布列松曾经发现并称之为“决定性的时刻”的东西。
在最初的成功之后，我开始对这些出乎意料的、决定性的、意外的时刻感兴趣。正是镜头和小小的相机，可以迅速地把这些时刻拍摄下来，从任何地方，从腰部、从眼部——它们给了我实验的可能性。现在，我还是在重复这些事情，但是是用iPhone了。
《中国摄影》：摄影艺术是怎样促进您的个性的形成，让您成为现在的样子的？
平哈索夫：嗯，首先，摄影难以置信地发展了人的关注力和观察力，并且使人对世界的看法更加精确。这个过程本身就非常吸引人，迫使人去探索新的形式，这是在此之前你自己从来没有想到过的。你开始发现和找寻。
摄影固有的特点是偶然性，这是所有运动的基础。跨一步，弹一下手指，你都能毫无例外地发现新的东西。这发展了你的本能和智力。而成功的摄影并不仅仅是带给你个人快乐，而是带给许多人快乐。
但是，如果要概括地将Instagram作为现象来谈论的话，可以发现一个趋势。这里有两个矢量并存——一个是精英化的，在这里摄影艺术本身就可以成为价值；另一个是流行的、大众的。如果说第一种在质量上更优越的话，那么第二种则无疑胜在数量。这正好描绘出了Instagram上人们的样子——是什么吸引了最多的人去“点赞”？人们完全忘记了照片，人们选择的完全不是照片。更准确地说，在这里，话题是关于大众文化的。要知道灵魂的艺术与大众文化的不可调和的矛盾在Instagram中轻易地体现出来了。所以，我上传自己的照片并不是为了获得别人很多的“赞”，我希望的是，那些选择了我的照片的人，都能拥有自己的特色，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但我并不认同我周围的精英艺术。为了自我更新，艺术必须走到大众中去，但要从中选择高尚的、有理解力的人，而不是那些追求精英化的假绅士。当别人指责塔可夫斯基，说大多数人都不能理解他时，塔可夫斯基说：“对我来说，去柴可夫斯基音乐厅和莫斯科音乐学院的人数已经足够了。数数看这些音乐厅里有多少把座椅，如果这些人都能接受我的艺术，那么我认为自己的任务已经完成了。”同时，塔可夫斯基也说到，普通平民更能够理解他，而不是负责文化的官员。
我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就是这样。
《中国摄影》：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