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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吉伟德在2012年12月17日《新华每日电讯》撰文指出：2012年12月14日上午，河南省光山县一名男子持刀在当地一小学砍伤22名学生、1名群众。目前，受伤学生暂无生命危险，官方通报称，犯罪嫌疑人名叫闵应军，已被控制。但据记者调查发现，行凶者名叫“闵拥军”，已有20多年癫痫病史。此外，由于一名学生被砍后跑回家，受伤学生人数可能会新增加一人。（12月16日《华西都市报》）
与这起令人震惊的砍童案本身相比，犯罪嫌疑人到底是确有其人的“闵拥军”，还是同村、同族、同年龄的闵应军；受伤学生人数到底是当地于14日中午公布的22人，似乎显得并不十分重要，以至于在“儿童悲伤日”的两天后，当地官方对这两个问题依然没有任何回应。但是，从对砍童案细节的勘核上，却能体现出我们对生命的态度，尤其是社会之于儿童安全在“骨子里”的重视程度。
另外一组可以表现或者验证态度的事件，同样发生在砍童案之后。据《新华视点》微博曝光，记者到县里采访，村干部因为私事不在家，教育局的人在办公室玩游戏；记者核实犯罪嫌疑人有精神病的消息是否准确，县委有关领导却说，讨论这有啥意义？从砍童案对犯罪嫌疑人的确认、受伤学生人数的核实，到案发后有关公职人员对事件的介入和调查深度，我们似乎没有看到太多剧痛之后的反思，也没有看到因为这样一个涉童极端案件而表现出的慎重。或许，在当地看来，这只是一个恶性事件。
难免会有人将此再一次归咎于对农村教育投入不足上。光山县这所小学中暴徒从一楼砍到三楼，却不见老师的身影——在学生濒临险境之时，成人没有从“骨子里”冒出来应急反应，足以说明在制度落实和投入不足的背后，我们最缺失的恐怕是“骨子里”对儿童安全的重视。
从扇同学耳光看法制教育缺失
刘昌海2012年12月20日在新华网撰文指出：陕西安康小学生小明因未按时完成作业遭老师掌掴，老师还让全班50名同学依次打小明耳光。有学生证实：“有的同学打耳光下手轻了，老师还让重新打。”当地校领导对此表示，涉事教师已做检讨，并被停课，具体的处罚情况最终将以教育局的决定为准。（12月19日《华商报》）
打人的老师应该受到谴责，被打的学生应该得到同情。但与此同时，我们不应该忽视的是，那50名在老师的要求之下依次打同学耳光的小学生。老师的命令当然是错的，这一点毋庸置疑；打同学的行为当然也是错的，这一点就算是小学生也应该明白。同学即使有错，也不该打；即使该打，小学生也没有打人的权利。但遗憾的是，全班50名同学全都对着同学的脸，挥起了自己的巴掌。
我们不能责怪这些小学生，因为他们大多只是慑于老师的权威，甚至“有的同学打耳光下手轻了，老师还让重新打”。我想说的是，为什么没有一个小学生站出来，告诉老师这样做不对，拒绝老师的不合理要求。因为我们从小接受的其实是服从教育，而不是法制教育。
不妨再重复一下那则令人深思的冷幽默：在军舰上，三个不同国家的将军都说自己的士兵最勇敢。第一位将军命令士兵从50米高的桅杆上跳下来，士兵照做。另一位将军要求士兵从70米高的桅杆上跳下来，士兵也照办。第三位将军把自己的士兵叫过来，让他爬到100米高的桅杆上跳下来，士兵不解地问：“什么？长官，你疯了吗！”这位将军得意地说：“看到了吧，这才叫真正的勇敢。”
真的希望，那50名小学生在老师要求打同学的时候，能够有人大声地说“不”。这样的孩子，才是希望所在。
“复制粗暴”证明教育者内心荒芜
韩江子2012年11月29日在《羊城晚报》撰文指出：广州市海珠区华洲实验学校初二学生小杰，放学在校车上与同学说话，被跟车的体育老师多次粗暴制止，第二天被罚站校门。这样被罚，小杰受到同学的嘲笑，不经意间爆了句粗口，谁知竟遭来体育老师连扇七记耳光，医生诊断小杰颈椎移位需住院三周。（11月28日《新快报》）
小杰受损权益得到什么补偿，打人者还要受到什么处罚，肯定是人们所关心的。而我更关心的是，为什么老师“虐童”、打学生的事情不时发生？
不久前，浙江温岭的幼儿园教师颜艳红，揪提学生耳朵取乐，“虐童”事件掀起轩然大波，公众愤慨尚未停歇，讨论仍在继续。可讨论归讨论，热闹归热闹，老师打学生的新闻还是冷不丁冒出来了，再次刺激公众神经。
打人肯定是不对的，可老师为什么没能“制怒”？成年人了，可人格却不健全。到底是什么原因让他们如此有辱斯文？如果能够把那些打人老师征集起来，做一个心理行为研究，那该是心理学家们一项多么有意义的课题！
教育复制着简单粗暴。在所接受的教育中，关于爱、关于独立健康人格的教育，是付之阙如的，充其量徒具形式。孩子只是孩子，说话是天性。若一味地要求孩子不要说话，不许说话，那么，难道校车里一片死寂才是最好？很多腼腆的孩子不擅表达，不懂表达，不愿表达，更不会独立表达，很难说与这种粗暴的方式没有关系。管理艺术可不是简单粗暴的思维，连扇七巴掌，野蛮的行径，只能证明老师的内心已经荒芜，没有灵魂的空壳，哪配当“灵魂工程师”？
羞辱隐私比抽教鞭更恶毒
陆志坚2012年12月5日在《北京晨报》撰文指出：陕西省长县秀延小学一名6年级男生因未完成作业，被女教师强行抱上课桌，当着全班同学的面脱掉裤子。日前，该县宣传部门通报称，当事女教师郭某已被教育部门停薪停职。（12月4日《西安晚报》）
当着全班男女同学的面，老师强行脱掉学生裤子。这是一种无情的惩罚，但更是一种让人无地自容的羞辱。这种惩戒比抽教鞭更“恶毒”。抽教鞭伤的是肉体，一时之痛；脱裤子却深深地撕裂着学生的人格和尊严。
学生未按时完成作业，肯定有其原因，或好玩或不会做或作业量大等。对此，教师首先应该做的是查清事情原委，然后对“症”施治、因“材”施教，要让学生在教师情真意切的教育中、在人性化的沟通中受到感动、激励和启发，这才是完整意义上的教育。脱裤虽解了教师一时之气，然由此带给学生心灵上的伤害，却是永远无法愈合的伤口。 十几岁的学生，身心正处于成长发育阶段，已经有了强烈的自尊意识，对自己的隐私部位也有了基本的保护意识。教师简单粗暴地当众强脱裤子，让其下身一丝不挂地赤裸于同学面前，无论教师的出发点怎样，都严重地侮辱了学生的人格，应当受到谴责和诟病。教育，应该远离暴力和羞辱。
另外，教师的极端行为，也暴露出了其师德和师爱的缺失。对教师来说，全部的教学过程，其实就是一种爱的付出、熏陶和孕育的过程。这种爱，既有母爱的慈祥，也有父爱的严厉，而绝非冷酷的惩罚。冷漠无情地脱裤子，羞辱的是学生，其实何尝不是教师本人？羞辱，教育不出人格完整的学生；羞辱，也非真正意义上的教育。相反，无端的羞辱，只能戕害学生的心灵，损害教育的形象。因而，我们该对“羞辱式教育”坚决地说“不”了，对于这种行为也要严厉处罚。
“中国式陪读”如何破解？
孙曙峦2012年12月15日在《人民日报》海外版撰文指出：据12月11日《中国青年报》报道，最近由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组织的对7925人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62.5%的人感觉当前“中国式陪读”较为普遍，84.9%的人说自己身边就有陪读的家长。
其实只要留心，我们就能发现身边的陪读家长比比皆是。若说孩子刚上小学，一时不能适应校园生活，家长陪读一下也在情理之中。至于中学生，理应能够独立学习，家长为何还要陪读呢？
在笔者看来，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个是客观因素，一个是主观因素。
客观而言，我国的优质教育资源一直处于稀缺状态，跨区就读早已成为普遍现象，这导致孩子们花在上学路上的时间大大增加，有的甚至长达一两个小时。为了节省时间，一些家长索性在学校附近租房，陪孩子一起学习。由此看来，在“中国式陪读”的背后，有着“中国式”的无奈。
主观因素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如今的家长越来越看重孩子的学习成绩，而要取得好成绩，孩子就必须将大量时间花在学业上。为了确保孩子不为学习之外的事情花费时间，一些家长干脆当起了“陪读族”，把孩子学习之外的事情全都包了下来。二是如今的孩子大多为独生子女，从小到大备受宠爱，即使成了中学生，父母依然舍不得让他们做一点点家务。为了不让孩子吃苦受累，一些家长就选择了陪读，将本该由孩子承担的责任全部包揽了下来，继续“抱”着孩子向前走。当然，对陪读家长来说，初衷是为照顾好孩子，让孩子更好地成长，但遗憾的是，家长的陪读效果往往适得其反，给孩子带来深远的负面影响。
首先，中学生正处于身心急剧成长的阶段，这一阶段里，每个中学生都需要一个只属于自己的空间。这个空间，既是物理意义上的，也是心理意义上的。但家长贴身紧逼式的陪读，严重侵犯了孩子的心理空间，让他们烦不胜烦，与家长的冲突也就接连不断。其次，因为陪读，家长日渐脱离身外的世界，跟不上时代的发展，与孩子的共同语言越来越少，沟通起来越来越难。再次，孩子对父母也是有期待的，他们希望父母事业有成，是自己人生的骄傲。但当家长放弃一切选择陪读时，也就意味着他们放弃了自己的事业和未来，而这很容易导致孩子对家长的轻视。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家长的陪读，剥夺了孩子独立的机会。有陪读的家长守在身边，孩子无论遭遇什么事情，都有家长代为出面处理，天长日久，孩子也就失去了独立处事的能力。
由此可见，陪读的弊端远大于收益，而要改变这一现状，还得双管齐下。一方面，需要加大教育事业的投入，优化均衡教育资源的配置，让就近入学成为大家的共同选择；另一方面，更需要家长转变观念，放手让孩子独自成长，让孩子独立面对学业与生活。同时家长也应当力求上进，让自己成为孩子的人生榜样，引领孩子努力向上。如此一来，家长有家长的世界，孩子有孩子的天地，大家就都能更好地生活、成长。只有这样才能有效解决家长陪读的问题。
与这起令人震惊的砍童案本身相比，犯罪嫌疑人到底是确有其人的“闵拥军”，还是同村、同族、同年龄的闵应军；受伤学生人数到底是当地于14日中午公布的22人，似乎显得并不十分重要，以至于在“儿童悲伤日”的两天后，当地官方对这两个问题依然没有任何回应。但是，从对砍童案细节的勘核上，却能体现出我们对生命的态度，尤其是社会之于儿童安全在“骨子里”的重视程度。
另外一组可以表现或者验证态度的事件，同样发生在砍童案之后。据《新华视点》微博曝光，记者到县里采访，村干部因为私事不在家，教育局的人在办公室玩游戏；记者核实犯罪嫌疑人有精神病的消息是否准确，县委有关领导却说，讨论这有啥意义？从砍童案对犯罪嫌疑人的确认、受伤学生人数的核实，到案发后有关公职人员对事件的介入和调查深度，我们似乎没有看到太多剧痛之后的反思，也没有看到因为这样一个涉童极端案件而表现出的慎重。或许，在当地看来，这只是一个恶性事件。
难免会有人将此再一次归咎于对农村教育投入不足上。光山县这所小学中暴徒从一楼砍到三楼，却不见老师的身影——在学生濒临险境之时，成人没有从“骨子里”冒出来应急反应，足以说明在制度落实和投入不足的背后，我们最缺失的恐怕是“骨子里”对儿童安全的重视。
从扇同学耳光看法制教育缺失
刘昌海2012年12月20日在新华网撰文指出：陕西安康小学生小明因未按时完成作业遭老师掌掴，老师还让全班50名同学依次打小明耳光。有学生证实：“有的同学打耳光下手轻了，老师还让重新打。”当地校领导对此表示，涉事教师已做检讨，并被停课，具体的处罚情况最终将以教育局的决定为准。（12月19日《华商报》）
打人的老师应该受到谴责，被打的学生应该得到同情。但与此同时，我们不应该忽视的是，那50名在老师的要求之下依次打同学耳光的小学生。老师的命令当然是错的，这一点毋庸置疑；打同学的行为当然也是错的，这一点就算是小学生也应该明白。同学即使有错，也不该打；即使该打，小学生也没有打人的权利。但遗憾的是，全班50名同学全都对着同学的脸，挥起了自己的巴掌。
我们不能责怪这些小学生，因为他们大多只是慑于老师的权威，甚至“有的同学打耳光下手轻了，老师还让重新打”。我想说的是，为什么没有一个小学生站出来，告诉老师这样做不对，拒绝老师的不合理要求。因为我们从小接受的其实是服从教育，而不是法制教育。
不妨再重复一下那则令人深思的冷幽默：在军舰上，三个不同国家的将军都说自己的士兵最勇敢。第一位将军命令士兵从50米高的桅杆上跳下来，士兵照做。另一位将军要求士兵从70米高的桅杆上跳下来，士兵也照办。第三位将军把自己的士兵叫过来，让他爬到100米高的桅杆上跳下来，士兵不解地问：“什么？长官，你疯了吗！”这位将军得意地说：“看到了吧，这才叫真正的勇敢。”
真的希望，那50名小学生在老师要求打同学的时候，能够有人大声地说“不”。这样的孩子，才是希望所在。
“复制粗暴”证明教育者内心荒芜
韩江子2012年11月29日在《羊城晚报》撰文指出：广州市海珠区华洲实验学校初二学生小杰，放学在校车上与同学说话，被跟车的体育老师多次粗暴制止，第二天被罚站校门。这样被罚，小杰受到同学的嘲笑，不经意间爆了句粗口，谁知竟遭来体育老师连扇七记耳光，医生诊断小杰颈椎移位需住院三周。（11月28日《新快报》）
小杰受损权益得到什么补偿，打人者还要受到什么处罚，肯定是人们所关心的。而我更关心的是，为什么老师“虐童”、打学生的事情不时发生？
不久前，浙江温岭的幼儿园教师颜艳红，揪提学生耳朵取乐，“虐童”事件掀起轩然大波，公众愤慨尚未停歇，讨论仍在继续。可讨论归讨论，热闹归热闹，老师打学生的新闻还是冷不丁冒出来了，再次刺激公众神经。
打人肯定是不对的，可老师为什么没能“制怒”？成年人了，可人格却不健全。到底是什么原因让他们如此有辱斯文？如果能够把那些打人老师征集起来，做一个心理行为研究，那该是心理学家们一项多么有意义的课题！
教育复制着简单粗暴。在所接受的教育中，关于爱、关于独立健康人格的教育，是付之阙如的，充其量徒具形式。孩子只是孩子，说话是天性。若一味地要求孩子不要说话，不许说话，那么，难道校车里一片死寂才是最好？很多腼腆的孩子不擅表达，不懂表达，不愿表达，更不会独立表达，很难说与这种粗暴的方式没有关系。管理艺术可不是简单粗暴的思维，连扇七巴掌，野蛮的行径，只能证明老师的内心已经荒芜，没有灵魂的空壳，哪配当“灵魂工程师”？
羞辱隐私比抽教鞭更恶毒
陆志坚2012年12月5日在《北京晨报》撰文指出：陕西省长县秀延小学一名6年级男生因未完成作业，被女教师强行抱上课桌，当着全班同学的面脱掉裤子。日前，该县宣传部门通报称，当事女教师郭某已被教育部门停薪停职。（12月4日《西安晚报》）
当着全班男女同学的面，老师强行脱掉学生裤子。这是一种无情的惩罚，但更是一种让人无地自容的羞辱。这种惩戒比抽教鞭更“恶毒”。抽教鞭伤的是肉体，一时之痛；脱裤子却深深地撕裂着学生的人格和尊严。
学生未按时完成作业，肯定有其原因，或好玩或不会做或作业量大等。对此，教师首先应该做的是查清事情原委，然后对“症”施治、因“材”施教，要让学生在教师情真意切的教育中、在人性化的沟通中受到感动、激励和启发，这才是完整意义上的教育。脱裤虽解了教师一时之气，然由此带给学生心灵上的伤害，却是永远无法愈合的伤口。 十几岁的学生，身心正处于成长发育阶段，已经有了强烈的自尊意识，对自己的隐私部位也有了基本的保护意识。教师简单粗暴地当众强脱裤子，让其下身一丝不挂地赤裸于同学面前，无论教师的出发点怎样，都严重地侮辱了学生的人格，应当受到谴责和诟病。教育，应该远离暴力和羞辱。
另外，教师的极端行为，也暴露出了其师德和师爱的缺失。对教师来说，全部的教学过程，其实就是一种爱的付出、熏陶和孕育的过程。这种爱，既有母爱的慈祥，也有父爱的严厉，而绝非冷酷的惩罚。冷漠无情地脱裤子，羞辱的是学生，其实何尝不是教师本人？羞辱，教育不出人格完整的学生；羞辱，也非真正意义上的教育。相反，无端的羞辱，只能戕害学生的心灵，损害教育的形象。因而，我们该对“羞辱式教育”坚决地说“不”了，对于这种行为也要严厉处罚。
“中国式陪读”如何破解？
孙曙峦2012年12月15日在《人民日报》海外版撰文指出：据12月11日《中国青年报》报道，最近由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组织的对7925人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62.5%的人感觉当前“中国式陪读”较为普遍，84.9%的人说自己身边就有陪读的家长。
其实只要留心，我们就能发现身边的陪读家长比比皆是。若说孩子刚上小学，一时不能适应校园生活，家长陪读一下也在情理之中。至于中学生，理应能够独立学习，家长为何还要陪读呢？
在笔者看来，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个是客观因素，一个是主观因素。
客观而言，我国的优质教育资源一直处于稀缺状态，跨区就读早已成为普遍现象，这导致孩子们花在上学路上的时间大大增加，有的甚至长达一两个小时。为了节省时间，一些家长索性在学校附近租房，陪孩子一起学习。由此看来，在“中国式陪读”的背后，有着“中国式”的无奈。
主观因素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如今的家长越来越看重孩子的学习成绩，而要取得好成绩，孩子就必须将大量时间花在学业上。为了确保孩子不为学习之外的事情花费时间，一些家长干脆当起了“陪读族”，把孩子学习之外的事情全都包了下来。二是如今的孩子大多为独生子女，从小到大备受宠爱，即使成了中学生，父母依然舍不得让他们做一点点家务。为了不让孩子吃苦受累，一些家长就选择了陪读，将本该由孩子承担的责任全部包揽了下来，继续“抱”着孩子向前走。当然，对陪读家长来说，初衷是为照顾好孩子，让孩子更好地成长，但遗憾的是，家长的陪读效果往往适得其反，给孩子带来深远的负面影响。
首先，中学生正处于身心急剧成长的阶段，这一阶段里，每个中学生都需要一个只属于自己的空间。这个空间，既是物理意义上的，也是心理意义上的。但家长贴身紧逼式的陪读，严重侵犯了孩子的心理空间，让他们烦不胜烦，与家长的冲突也就接连不断。其次，因为陪读，家长日渐脱离身外的世界，跟不上时代的发展，与孩子的共同语言越来越少，沟通起来越来越难。再次，孩子对父母也是有期待的，他们希望父母事业有成，是自己人生的骄傲。但当家长放弃一切选择陪读时，也就意味着他们放弃了自己的事业和未来，而这很容易导致孩子对家长的轻视。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家长的陪读，剥夺了孩子独立的机会。有陪读的家长守在身边，孩子无论遭遇什么事情，都有家长代为出面处理，天长日久，孩子也就失去了独立处事的能力。
由此可见，陪读的弊端远大于收益，而要改变这一现状，还得双管齐下。一方面，需要加大教育事业的投入，优化均衡教育资源的配置，让就近入学成为大家的共同选择；另一方面，更需要家长转变观念，放手让孩子独自成长，让孩子独立面对学业与生活。同时家长也应当力求上进，让自己成为孩子的人生榜样，引领孩子努力向上。如此一来，家长有家长的世界，孩子有孩子的天地，大家就都能更好地生活、成长。只有这样才能有效解决家长陪读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