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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五四时期，文学批评往往不是一项只局限于书斋的工作，批评引导着读者阅读文学作品，一个作家的写作思路可能通过批评家才得以传递，作家在文章之外的一些话更需要批评家去诠释，文学批评有时候甚至是鲁迅所说的“投枪匕首”。鲁迅当年为萧红作序，写到《生死场》书写“北方人民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往往力透纸背”，从此奠定萧红及其作品接受史的方向，它使我们开始相信批评工作的力度是可以穿越时间和历史的。
经过大半个世纪的流变，九十年代“再解读”和“灰阑中的叙述”使原本已经变得岌岌可危的批评工作有了重新定位的可能性，即破除“只有一流作品才能配备一流批评”的固定思维模式，在继续以审美为基准的前提之下，以历史主义的方法进行批评工作，产生出新的火花。批评工作是在书斋里面进行的，但它总是可以时不时从书斋中跳出来，引发“书斋里的革命”。
申霞艳便是这种“书斋革命”的火花旁边的拾柴者之一。在生活当中，她是一个不拘小节又对世俗生活充满热情的人，她关注当代文坛的最新动向，并常常自勉希望能够在“垃圾堆”里找到金子。1面对社会学、政治哲学逐渐成为人文学科之显学的时代风潮，她也承认自己的最大愿望只是能在“自己的房间里”（伍尔芙语），在“书斋”里安静地把东西写好。因为她平易近人的性格，学生可以随意在课堂上对当代文学大肆批评，但她从来不着急反驳，一字一句地认真听取。然而，申霞艳的文字却不像其人那般温柔，不带油滑、硬朗的文风中常常夹杂着社会学、历史学的深刻分析与犀利观点。她常说自己躲在书斋里写作，而我却看到一个个从书斋里跳出来的字眼，直指着处于巨变之中的中国社会给当代文学留下的痕迹与启示。“80后”作家七堇年曾经这样描述自己的人生态度，“把轻松留给生活，把沉重留给写作”，这句话，也正好用到申霞艳这位批评家身上。
一
新世纪以来，严肃文学与大众的距离随着消费社会的甚嚣尘上以及新媒体的发展越来越远。面对读者对写作母题、篇幅以及传播方式之要求的变化，严肃文学依然在自己的楼阁之中“高处不胜寒”，遇到了比任何时期都更为艰巨的考验。当中，最大的课题之一莫过于如何为当代文学建立自身的经典标准。陈晓明曾经指出当代文学典律的重建困难重重，而且就文学共同体而言，最大的差异就在于不同代的作家和评论家之间的文学观和审美趣味大相径庭，在他们之间很难找到共同点。2这样一来，当代文学的典律建构正也考验着当代评论家对时代变化的触觉以及自身是否能够建构出一套坚硬的、经得起时间考验的批评话语。
申霞艳过往的工作经验以及学术训练为这两方面——对时代变化的触觉以及自身批评话语体系的建构——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长期的编审工作让她察觉到当代文学的复杂性不仅仅来源于文学内部的审美要求，即“内转向”的延续，而且还有外部社会为当代文学建立起的各种各样的机制，如作协、文学创作奖项、文学创作杂志、学术期刊等等。权威体制对当代文坛的影响无处不在，在她的文章《消费社会的文学制度》里，她仔细分析了“鲁迅文学奖”的制度问题、排行榜对当代作家的影响以及选刊选本的机制，意在指出这种机制成为文学价值的消费符号，并与消费社会文化合理共谋，制造出各种文化繁荣的假象。“获奖并不改变作品的审美价值，但是它可以改变作品的符号价值以及市场号召力。”3申霞艳常常说，“作为一个评论者，最大的困难就是如何摆脱众多名利诱惑，为自己的思考留一块清净之地。”这样一块清净之地不仅是为了继续让文学的审美功能继续生根发芽，更是为了能够在喧嚣嘈杂的当代文坛中听到自己真诚的批判声音。
所以，尽管身在文学发生的现场，申霞艳依然能够感觉到现今文学作品发表速度以及质量成为文学本身的桎梏，像王安忆、莫言这样的作家，她依然毫不忌讳地指出“絮叨的可怕不只在于无端地拉长篇幅，更可怕的还在于叙事人的津津乐道”4，文学创作这种絮叨的弊病，同时也在侵入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的肌体之中，申霞艳相信“没有简洁就没有力量，反复、絮叨，将任何一个可能的空间均用没有所指的能指填满，不将任何可能留给读者是注定要失败的。”然而，这种弊病发生的原因依然是市场，市场如何改变文学的生产与消费？从哪些角度改变了写作的面貌和轨迹？它又创造了哪些新的叙事成规？一系列问题，成为了申霞艳批评的基本立足点，也是她树立批评风格的重要参照轴。
这种风格的批评实际上也参与了当代文学典律的建构。学院化的文学批评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批评实践中占据了重要地位，影响了一批青年作家和青年学生，起作用主要是通过学术期刊和学术著作产生的。但是，申霞艳的批评并非始于学院批评，而是在大量的审稿阅读之中铸就了自己的批评眼光。她将自己的阅读经验化为一句句严厉而简洁的审稿意见，这些意见写作反而变成了她的批评利刃。她深谙作家的成长环境对他们的写作带来的巨大影响，她明白“70后”作为一个尴尬的群体（被“50后”“60后”的光环夺取了关注的机会之后，“80后”的异军突起又让他们错手不仅），在写作母题以及写作形式上更难突破，所以被大众谈论的机会少之又少。但是，申霞艳并不希望自己只为既存成规的文学经典作注，“70后”作家开始成为她最初的关注对象。她为“70后”作证，探索他们的文学价值，在专著《消费、记忆与叙事》里开篇书写“70后”的崛起，一一点评巍微、鲁敏、田耳、路内、徐则臣等青年作家。汉学家夏志清曾经指出五四作家有obsession with China（感时忧国）的传统精神，同时也被白先勇承接论述“中国文学的一大特色，是对历代兴亡、感时伤怀的追悼”。5面对历史国家的文学传统洪流，申霞艳也试图在“70后”的写作上寻找历史的痕迹。例如，她在文章《“70后”如何表达历史》以评论乔叶的长篇小说《认罪书》来观察“70后”叙述历史的态度，指出“这部作品隐藏了一位女作家向历史迂回进军的决心”，“乔叶她回避对于历史的‘正面强攻’，选择了一种旁敲侧击的切入方式：从历史对当下的影响着手，然后逆流而上，回溯历史深处的隐蔽轨迹。”6
继而，在对待“50后”“60后”与“70后”“80后”这两股写作力量在叙事内容和叙事方式上的分流上，申霞艳并没有苛责后者放弃沉重的历史包袱而向“日常生活”叙事进军的姿态。正如“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胡适语），由于成长环境与与老一代作家不同，相关的传统文学元素的想象在“70后”“80后”写作中有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例如路内的《少年巴比伦》里透露出90年代的个人与国家意志渐渐分离的孤独感，徐则臣的《耶路撒冷》以另类触觉窥探宗教，书写一代人的心灵史，张悦然则执着记录同代人的心理成长轨迹。在他们的作品之中，“国”与“家”、“城”与“乡”不再是简单的同质概念或二元对立概念。申霞艳曾经在课上指出，这些元素变化所包含的复杂性在“70后”“80后”的“轻”叙事中已经渐渐显露，这种“轻”正是卡尔维诺的《未来千年文学备忘录》第一讲的主题——“轻逸”，他指出米兰·昆德拉的小说具有“轻”的品质：“我们在生活中因其轻快而选取、而珍重的一切，于须臾之间都要显示出其令人无法忍受的沉重的本来面目。大概只有凭借智慧的灵活和机动性我们才能够逃避这种判决；而这种品质正是这本小说写作的依据，这种品质属于与我们生活于其中的世界截然不同的世界。”7通过这种比较阐释，申霞艳为不同年代作家找到了属于他们自己的证词，这种证词不仅基于她对这些作家的写作特点的细致观察，还得助于她多年以来与不同作家朋友的广泛而深入的交流。但是在卡尔维诺的“轻逸”里，他列出的文学作品例子皆属于坐落在庞大历史叙事之下的“轻”叙事模式，而不是简单的“日常叙事”。这种“轻”更多的如何在那些不动声色的个人哀痛中爆发出对历史残暴和人性堕落的怨怒，所以对于“70后”的写作是否具有这种爆发的潜力和品质，确实是有待商榷。也可能因为同样是“70后”，申霞艳在个人经验上依然无法拓开“70后”写作桎梏的迷雾，在守望“文学的剩余性”（陈晓明语）的时候，“70后”本身因为对“宏大叙事”的自觉抵抗而缺少了“五四”以来的中国现代文学传统精华。所以，在理解之余，批判或许才是重中之重的方面。 信息碎片化和文化多元化已经逐渐成为现代社会的重要特征，在此背景下，寻求当代文学经典的典律会带给我们一种焦虑感，因为意义的破碎本身就意味着standard（标准）的危机状态。申霞艳的批评一直在这种庞大而繁琐的文学场域里四处出击，她愿意不断去理解写作个体的具体情况，这种态度能够化解“二元对立”的传统批评思维带来的局限性，也能够有效地参与到这种艰难的文学典律的建构中去。
二
在90年代以后，我们开始警惕80年代那种完全拥抱西方理论的风潮。学院派的批评话语体系经过“现代性反思”之后，进入了某种停滞。学者们纷纷反思西方理论也许不适用于中国文学批评8，于是，人们对批评的理论资源的态度逐渐从80年代的盲信转向了今天的“为我所用”的理性。谈起申霞艳的批评，我们多数都会想起她关于消费文化和当代文学的批评，然而，在她的批评里，中国当代文学并不是波德里亚笔下的“消费文化”的证词。除了发现当代文学中具有消费社会特征的写作元素之外，她还把消费文化放到文学外部，亦即社会文化的分析当中去，形成系统地并具有说服力的文学发生场域的研究。
在文章《消费社会，为大地歌唱的人——石舒清论》里，她以消费社会的文学叙事与石舒清的作品作对比，不仅勾勒了消费社会的文学叙事特征，更借此点明了石舒清作品的特殊文学价值：“消费社会叙事的合力是使灵魂的活动物质化，取消精神性活动的光辉。而石舒清则致力于恢复优雅的语言和故事包含的精神性的部分。”9消费社会的叙事不仅影响到了文学的叙事方式，还有文学作品的内容，余华的《兄弟》首当其冲。“在叙事过程中，作者自身的主体性也受到消费社会符码的召唤，符号生产者残酷地嘲笑意义创造者，‘市场现实主义’的诱惑同样俘虏了创作主体。”10申霞艳以文本细读的传统分析方法，点出《兄弟》里讽刺消费社会的符号诱惑，也毫不留情地评价这部作品其实正落入消费文化的窠臼。从文学内部引申到文学外部，通过文本以及作品的市场销售情况等实证资料，将消费文化的符号盛宴摆在我们眼前，不仅让读者警惕到消费文化的无形入侵，更能提醒批评者与学习者：若不顾文学面临的复杂生产环境，随意对当代文学的典律和位置妄下定论，便难免给人轻浮而不可靠的印象。
申霞艳将这种触觉延伸到对现代作家的批评上去，她观察到无论是张爱玲还是萧红，其作品及其本人都已经被裹卷到消费社会的风潮当中。在讨论萧红的接受史时，她指出消费社会中的女作家“是作为‘女作家’而非‘作家’被想象和消费。大众对萧红人生的兴趣是浅薄的，带有窥私性，不是为了推进对其创作的理解，相反，她的著作倒成了演绎她生平的脚注。这种倒置远离了真实的萧红及其精神世界。”11申霞艳并非简单否定消费社会，相反，她为消费社会的多面性作出了更多的注解。在批评空间里，概念的阐释从来都是以“复数”的判断出现的，也就是说，在所谓的学术术语、理论资源、批评话语等等面前，一个批评家应该有足够的信心去让这些概念为文章立论，阐发新的观点，同时要谨记这种概念的复杂性以及适用性。多年以来，申霞艳一直寻找消费主义在当代文学中留下的痕迹，但是在这些批评当中，“消费”的证词大多数还是来自于她的直觉和敏感，如《石舒清论》、《消费社会的符号盛宴、情欲想象》等依然没能把中国的“消费社会”与伯明翰学派提出的西方国家后工业时代的“消费社会”特征分别开来。如果能够将中国的消费文化更加清晰、仔细地归纳总结，可能会使她的批评工作更加有效和具有影响力。
除此之外，能够为当代文学作史的重要视点是，还要观察到文学创作主体的更新。申霞艳笔下的海外华文作家群、“70后”“80后”作家群、“非虚构”写作流派阐释，都展现了新世纪文学的“新一代”作家的众生相。例如，“非虚构”写作近年来进入大众视线的同时也获得学院的青睐，申霞艳在2012年开始讨论“非虚构”写作，在文章《非虚构的兴起与报告文学的没落》里，她指出梁鸿的《中国在梁庄》、慕容雪村《中国，少了一味药》、郑小琼的《女工记》等“在某种意义上彰显了虚构的权威和荣耀，它以对其进行否定而不是反对的方式冒犯这种传统并对其荣耀进行挑战。”
而为新作家群的立论则展现了申霞艳为当代文学寻找史注的努力。在今年获得中国文艺文联评论奖的文章《“梁庄”与中国想象》中，她通过分析《中国在梁庄》的非虚构力量，再次观照了中国社会的种种“断裂”现象：农村与城市的二元分化、农村妇女的艰难处境、启蒙价值与传统文明的冲突等。正如讨论到“梁庄”里的妇女的生存环境时，她指出鲁迅当年笔下的“祥林嫂”的幽灵依然在中国大地上徘徊，“春梅的死让我们感到莫名的广大的悲哀。表层看是夫妻分离所致，本质则是祥林嫂悲剧的百年延伸，是千年文化的沉疴在新世纪的回响。”12在此，除了对中国农村妇女我们可以看到批评写作在当代与近现代之间不断往返、勾连、互动的历史性品质，同时为当代文学阅读提供了一种厚重的知识传统与思想脉络。
三
申霞艳一直努力地尝试发掘出一条从现代文学继往开来的文学传统线索，将现当代文学的特征有效地归纳起来，为五四文学传统、八十年代新时期文学到新世纪文学架起一座沟通的桥梁。在《城市美学站立起来——谈“80后”女性写作》里，她将巴金笔下的“家”与80后书写的“家”联系起来，“张悦然的《家》显然是对巴金《家》的价值改写。在巴金笔下，大家庭是专制、罪恶的在所，是反抗的对象；张悦然的‘家’由裘洛、井宇和一只猫组成，物质极其充裕，然而‘这个好毫无意义’。物质的富足受到了审视。意义这个曾被油腻腻的欲望有意悬置的对象再度唤醒了我们。”13在这个层面上，我们能够读到的不仅是文学对“家”的想象，而是现代以后这个对中国人最为重要的社会细胞已经在经济政治的百年动荡之中的突变。
与“家”一样，“进城”是另外一个中国文学的传统话题，在《方方的两翼》里，她将涂自强的进城与路遥的《人生》、高晓声的《陈奂生上城》、刘庆邦的《到城里去》等等一系列20世纪的进城故事联系起来，唤起我们对现代都市与农村、个人与国家之关系的反思，“涂志强成为孤零零的个体，家、国、天下离他何其遥远，再也没有什么可以将他与这个国家紧密联系起来。我们曾经信奉知识就是力量，知识改变命运的时代过去了，短短几十年过去，‘天之骄子’的称号不翼而飞，知识本身贬值了，文凭不再散发金色的光泽。”14 也正是如此，她从来不隐瞒自己的阅读直觉，“当路内的《少年巴比伦》面世，我们迅速地从中感受到王小波的余味，感受到文学遗传之不可思议，就像我们在王安忆的上海中念想张爱玲的面影，在迟子建的寒冬中回味萧红的孤单。”15她在发掘现代文学传统线索的工作上，更多地依赖以直接的阅读文本与阅读经验，为我们提供一种可行性的思考的同时，作为一位专业的批评家，她应该在这种表征的描述上以可靠的理论资源以及历史主义形式批评探究这些文学渊源的可靠性。
申霞艳文风流畅，清丽俊逸，在紧凑的论述之间依然透露出其抒情的诗性，“无限细微的存在与无限宽广的 虚无交织在一起，意识与无意识互相渗融。模糊的意识使自我丢盔弃甲，毫无距离地与世界拥抱。”16在《“为天地立心”之一种——李娟论》里，她毫不吝啬地表达了自己对李娟文字的喜爱，这与她本人喜爱安宁朴素的生活有关，她以李娟的写作提醒新世纪文学中依然存在以田园牧歌作为写作母本的作品，同时尝试为李娟寻找其在文坛的特殊位置。除了讨论李娟的写作时出现这种汪洋肆意式的抒情之外，在其作家论《方方的两翼》和《黑暗中的舞者》之中也能看到类似的表达，这种表达虽然能够带来巨大的信息量，以及提供给读者真切的阅读感受，但是，一旦在批评当中，感情洋溢的写作无法被理性加以逻辑性地掩护，主题的组织便无法更好的收拢和集中。
以上种种，都是申霞艳愿意带着勇气去冲突书斋写作带来的弊病的尝试。在细节上料理文学传统，洞察写作主体与客体之间互动的现实基础，以此启发我们在新世纪对文学的想象。我以为，批评家最好的状态应该是能够“窥一斑而见全豹”。批评在白纸黑字中完成，批评在它的文学世界里面找到了自己的位置，但是批评本身的涉指功能不比其他工作孱弱。我们最好能够像本雅明那样在城市的拾荒者里面找到那个唯一的抒情诗人，用直接的体验去靠近现代文明，哪怕是碎片式的喃喃自语。这些喃喃自语反而是真诚的，所以具有超越時代通往人心的能力；或者像巴赫金那样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里找到作者笔下的各种意识、多重声音，并以此来窥探另一种文学典律的萌发；又或者向苏珊？桑塔格致敬，在文字之间找到一种社会病态的症状，毫不留情地走出“诚实的意识”，在隐喻当中揭露文化权力的粗暴。这样看来，批评最重要的功能依然是预言和启发。如果仅仅从文学外部与内部两个固定的研究思维出发评论文学作品，文学批评工作仅仅只是一件无人问津的高级定制服装，它以昂贵的价格符号象征着高贵，却无法走出自己的时尚天桥接近大众。在未知的情况下，我们常常因为没有比较的条件而失去领悟和参照的能力，而申霞艳长期阅读大量的当代文学的经验，为她拓展自己的批评视野奠定了深厚的基础。我相信这样的优势能够使她的批评从“细节”的发掘和观察中慢慢过渡到对“全局”的掌握以及对未来文学走向的预言，在全球化已经渗入我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的情况下，寻找那个依然能够吟唱百年的诗人，在某种特殊的音声里找到当下文学的恒久意义。
（作者单位：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中文学院）
1回应德国汉学家顾彬的“垃圾说”。
2 陈晓明：《经典焦虑与建构审美霸权》，《山花》，2000年第5期
3申霞艳：《消费、记忆与叙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第236页
4申霞艳：《消费、记忆与叙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第282页
5白先勇：《第六只手指》，封底，白先勇文集4，花城出版社2000年
6申霞艳：《“70后”如何表达历史》，《北京日报》，2013年5月3日
7季羡林：《门外中外文论絮语》，《文学评论》，1996年第6期
8参见吕正惠：《抒情传统与中国现代文学》，《现代中文学刊》，2011年第5期
9 申霞艳：《消费社会，为大地歌唱的人——石舒清论》，《南方文坛》，2009年第4期
10申霞艳：《消费社会的符号盛宴、情欲想象——以<兄弟>为例》，《文艺新观察》2013年第1期。
11申霞艳：《萧红与亡国悲歌的文学传统》，《文艺争鸣》，2014年第4期
12申霞艳：《“梁庄”与中国想象》，《文艺争鸣》，2013年，第7期
13申霞艳：《城市美学站立起来——谈“80后”女性写作》，《光明日报》，2014年12月22日
14申霞艳：《方方的两翼：历史与当下》，《杨子江评论》，2014年，第3期
15申霞艳：《记忆，消费与叙事》，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第62页
16申霞艳：《为“天地立心”之一种——李娟散论》，《文艺争鸣》，2012年，第11期
经过大半个世纪的流变，九十年代“再解读”和“灰阑中的叙述”使原本已经变得岌岌可危的批评工作有了重新定位的可能性，即破除“只有一流作品才能配备一流批评”的固定思维模式，在继续以审美为基准的前提之下，以历史主义的方法进行批评工作，产生出新的火花。批评工作是在书斋里面进行的，但它总是可以时不时从书斋中跳出来，引发“书斋里的革命”。
申霞艳便是这种“书斋革命”的火花旁边的拾柴者之一。在生活当中，她是一个不拘小节又对世俗生活充满热情的人，她关注当代文坛的最新动向，并常常自勉希望能够在“垃圾堆”里找到金子。1面对社会学、政治哲学逐渐成为人文学科之显学的时代风潮，她也承认自己的最大愿望只是能在“自己的房间里”（伍尔芙语），在“书斋”里安静地把东西写好。因为她平易近人的性格，学生可以随意在课堂上对当代文学大肆批评，但她从来不着急反驳，一字一句地认真听取。然而，申霞艳的文字却不像其人那般温柔，不带油滑、硬朗的文风中常常夹杂着社会学、历史学的深刻分析与犀利观点。她常说自己躲在书斋里写作，而我却看到一个个从书斋里跳出来的字眼，直指着处于巨变之中的中国社会给当代文学留下的痕迹与启示。“80后”作家七堇年曾经这样描述自己的人生态度，“把轻松留给生活，把沉重留给写作”，这句话，也正好用到申霞艳这位批评家身上。
一
新世纪以来，严肃文学与大众的距离随着消费社会的甚嚣尘上以及新媒体的发展越来越远。面对读者对写作母题、篇幅以及传播方式之要求的变化，严肃文学依然在自己的楼阁之中“高处不胜寒”，遇到了比任何时期都更为艰巨的考验。当中，最大的课题之一莫过于如何为当代文学建立自身的经典标准。陈晓明曾经指出当代文学典律的重建困难重重，而且就文学共同体而言，最大的差异就在于不同代的作家和评论家之间的文学观和审美趣味大相径庭，在他们之间很难找到共同点。2这样一来，当代文学的典律建构正也考验着当代评论家对时代变化的触觉以及自身是否能够建构出一套坚硬的、经得起时间考验的批评话语。
申霞艳过往的工作经验以及学术训练为这两方面——对时代变化的触觉以及自身批评话语体系的建构——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长期的编审工作让她察觉到当代文学的复杂性不仅仅来源于文学内部的审美要求，即“内转向”的延续，而且还有外部社会为当代文学建立起的各种各样的机制，如作协、文学创作奖项、文学创作杂志、学术期刊等等。权威体制对当代文坛的影响无处不在，在她的文章《消费社会的文学制度》里，她仔细分析了“鲁迅文学奖”的制度问题、排行榜对当代作家的影响以及选刊选本的机制，意在指出这种机制成为文学价值的消费符号，并与消费社会文化合理共谋，制造出各种文化繁荣的假象。“获奖并不改变作品的审美价值，但是它可以改变作品的符号价值以及市场号召力。”3申霞艳常常说，“作为一个评论者，最大的困难就是如何摆脱众多名利诱惑，为自己的思考留一块清净之地。”这样一块清净之地不仅是为了继续让文学的审美功能继续生根发芽，更是为了能够在喧嚣嘈杂的当代文坛中听到自己真诚的批判声音。
所以，尽管身在文学发生的现场，申霞艳依然能够感觉到现今文学作品发表速度以及质量成为文学本身的桎梏，像王安忆、莫言这样的作家，她依然毫不忌讳地指出“絮叨的可怕不只在于无端地拉长篇幅，更可怕的还在于叙事人的津津乐道”4，文学创作这种絮叨的弊病，同时也在侵入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的肌体之中，申霞艳相信“没有简洁就没有力量，反复、絮叨，将任何一个可能的空间均用没有所指的能指填满，不将任何可能留给读者是注定要失败的。”然而，这种弊病发生的原因依然是市场，市场如何改变文学的生产与消费？从哪些角度改变了写作的面貌和轨迹？它又创造了哪些新的叙事成规？一系列问题，成为了申霞艳批评的基本立足点，也是她树立批评风格的重要参照轴。
这种风格的批评实际上也参与了当代文学典律的建构。学院化的文学批评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批评实践中占据了重要地位，影响了一批青年作家和青年学生，起作用主要是通过学术期刊和学术著作产生的。但是，申霞艳的批评并非始于学院批评，而是在大量的审稿阅读之中铸就了自己的批评眼光。她将自己的阅读经验化为一句句严厉而简洁的审稿意见，这些意见写作反而变成了她的批评利刃。她深谙作家的成长环境对他们的写作带来的巨大影响，她明白“70后”作为一个尴尬的群体（被“50后”“60后”的光环夺取了关注的机会之后，“80后”的异军突起又让他们错手不仅），在写作母题以及写作形式上更难突破，所以被大众谈论的机会少之又少。但是，申霞艳并不希望自己只为既存成规的文学经典作注，“70后”作家开始成为她最初的关注对象。她为“70后”作证，探索他们的文学价值，在专著《消费、记忆与叙事》里开篇书写“70后”的崛起，一一点评巍微、鲁敏、田耳、路内、徐则臣等青年作家。汉学家夏志清曾经指出五四作家有obsession with China（感时忧国）的传统精神，同时也被白先勇承接论述“中国文学的一大特色，是对历代兴亡、感时伤怀的追悼”。5面对历史国家的文学传统洪流，申霞艳也试图在“70后”的写作上寻找历史的痕迹。例如，她在文章《“70后”如何表达历史》以评论乔叶的长篇小说《认罪书》来观察“70后”叙述历史的态度，指出“这部作品隐藏了一位女作家向历史迂回进军的决心”，“乔叶她回避对于历史的‘正面强攻’，选择了一种旁敲侧击的切入方式：从历史对当下的影响着手，然后逆流而上，回溯历史深处的隐蔽轨迹。”6
继而，在对待“50后”“60后”与“70后”“80后”这两股写作力量在叙事内容和叙事方式上的分流上，申霞艳并没有苛责后者放弃沉重的历史包袱而向“日常生活”叙事进军的姿态。正如“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胡适语），由于成长环境与与老一代作家不同，相关的传统文学元素的想象在“70后”“80后”写作中有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例如路内的《少年巴比伦》里透露出90年代的个人与国家意志渐渐分离的孤独感，徐则臣的《耶路撒冷》以另类触觉窥探宗教，书写一代人的心灵史，张悦然则执着记录同代人的心理成长轨迹。在他们的作品之中，“国”与“家”、“城”与“乡”不再是简单的同质概念或二元对立概念。申霞艳曾经在课上指出，这些元素变化所包含的复杂性在“70后”“80后”的“轻”叙事中已经渐渐显露，这种“轻”正是卡尔维诺的《未来千年文学备忘录》第一讲的主题——“轻逸”，他指出米兰·昆德拉的小说具有“轻”的品质：“我们在生活中因其轻快而选取、而珍重的一切，于须臾之间都要显示出其令人无法忍受的沉重的本来面目。大概只有凭借智慧的灵活和机动性我们才能够逃避这种判决；而这种品质正是这本小说写作的依据，这种品质属于与我们生活于其中的世界截然不同的世界。”7通过这种比较阐释，申霞艳为不同年代作家找到了属于他们自己的证词，这种证词不仅基于她对这些作家的写作特点的细致观察，还得助于她多年以来与不同作家朋友的广泛而深入的交流。但是在卡尔维诺的“轻逸”里，他列出的文学作品例子皆属于坐落在庞大历史叙事之下的“轻”叙事模式，而不是简单的“日常叙事”。这种“轻”更多的如何在那些不动声色的个人哀痛中爆发出对历史残暴和人性堕落的怨怒，所以对于“70后”的写作是否具有这种爆发的潜力和品质，确实是有待商榷。也可能因为同样是“70后”，申霞艳在个人经验上依然无法拓开“70后”写作桎梏的迷雾，在守望“文学的剩余性”（陈晓明语）的时候，“70后”本身因为对“宏大叙事”的自觉抵抗而缺少了“五四”以来的中国现代文学传统精华。所以，在理解之余，批判或许才是重中之重的方面。 信息碎片化和文化多元化已经逐渐成为现代社会的重要特征，在此背景下，寻求当代文学经典的典律会带给我们一种焦虑感，因为意义的破碎本身就意味着standard（标准）的危机状态。申霞艳的批评一直在这种庞大而繁琐的文学场域里四处出击，她愿意不断去理解写作个体的具体情况，这种态度能够化解“二元对立”的传统批评思维带来的局限性，也能够有效地参与到这种艰难的文学典律的建构中去。
二
在90年代以后，我们开始警惕80年代那种完全拥抱西方理论的风潮。学院派的批评话语体系经过“现代性反思”之后，进入了某种停滞。学者们纷纷反思西方理论也许不适用于中国文学批评8，于是，人们对批评的理论资源的态度逐渐从80年代的盲信转向了今天的“为我所用”的理性。谈起申霞艳的批评，我们多数都会想起她关于消费文化和当代文学的批评，然而，在她的批评里，中国当代文学并不是波德里亚笔下的“消费文化”的证词。除了发现当代文学中具有消费社会特征的写作元素之外，她还把消费文化放到文学外部，亦即社会文化的分析当中去，形成系统地并具有说服力的文学发生场域的研究。
在文章《消费社会，为大地歌唱的人——石舒清论》里，她以消费社会的文学叙事与石舒清的作品作对比，不仅勾勒了消费社会的文学叙事特征，更借此点明了石舒清作品的特殊文学价值：“消费社会叙事的合力是使灵魂的活动物质化，取消精神性活动的光辉。而石舒清则致力于恢复优雅的语言和故事包含的精神性的部分。”9消费社会的叙事不仅影响到了文学的叙事方式，还有文学作品的内容，余华的《兄弟》首当其冲。“在叙事过程中，作者自身的主体性也受到消费社会符码的召唤，符号生产者残酷地嘲笑意义创造者，‘市场现实主义’的诱惑同样俘虏了创作主体。”10申霞艳以文本细读的传统分析方法，点出《兄弟》里讽刺消费社会的符号诱惑，也毫不留情地评价这部作品其实正落入消费文化的窠臼。从文学内部引申到文学外部，通过文本以及作品的市场销售情况等实证资料，将消费文化的符号盛宴摆在我们眼前，不仅让读者警惕到消费文化的无形入侵，更能提醒批评者与学习者：若不顾文学面临的复杂生产环境，随意对当代文学的典律和位置妄下定论，便难免给人轻浮而不可靠的印象。
申霞艳将这种触觉延伸到对现代作家的批评上去，她观察到无论是张爱玲还是萧红，其作品及其本人都已经被裹卷到消费社会的风潮当中。在讨论萧红的接受史时，她指出消费社会中的女作家“是作为‘女作家’而非‘作家’被想象和消费。大众对萧红人生的兴趣是浅薄的，带有窥私性，不是为了推进对其创作的理解，相反，她的著作倒成了演绎她生平的脚注。这种倒置远离了真实的萧红及其精神世界。”11申霞艳并非简单否定消费社会，相反，她为消费社会的多面性作出了更多的注解。在批评空间里，概念的阐释从来都是以“复数”的判断出现的，也就是说，在所谓的学术术语、理论资源、批评话语等等面前，一个批评家应该有足够的信心去让这些概念为文章立论，阐发新的观点，同时要谨记这种概念的复杂性以及适用性。多年以来，申霞艳一直寻找消费主义在当代文学中留下的痕迹，但是在这些批评当中，“消费”的证词大多数还是来自于她的直觉和敏感，如《石舒清论》、《消费社会的符号盛宴、情欲想象》等依然没能把中国的“消费社会”与伯明翰学派提出的西方国家后工业时代的“消费社会”特征分别开来。如果能够将中国的消费文化更加清晰、仔细地归纳总结，可能会使她的批评工作更加有效和具有影响力。
除此之外，能够为当代文学作史的重要视点是，还要观察到文学创作主体的更新。申霞艳笔下的海外华文作家群、“70后”“80后”作家群、“非虚构”写作流派阐释，都展现了新世纪文学的“新一代”作家的众生相。例如，“非虚构”写作近年来进入大众视线的同时也获得学院的青睐，申霞艳在2012年开始讨论“非虚构”写作，在文章《非虚构的兴起与报告文学的没落》里，她指出梁鸿的《中国在梁庄》、慕容雪村《中国，少了一味药》、郑小琼的《女工记》等“在某种意义上彰显了虚构的权威和荣耀，它以对其进行否定而不是反对的方式冒犯这种传统并对其荣耀进行挑战。”
而为新作家群的立论则展现了申霞艳为当代文学寻找史注的努力。在今年获得中国文艺文联评论奖的文章《“梁庄”与中国想象》中，她通过分析《中国在梁庄》的非虚构力量，再次观照了中国社会的种种“断裂”现象：农村与城市的二元分化、农村妇女的艰难处境、启蒙价值与传统文明的冲突等。正如讨论到“梁庄”里的妇女的生存环境时，她指出鲁迅当年笔下的“祥林嫂”的幽灵依然在中国大地上徘徊，“春梅的死让我们感到莫名的广大的悲哀。表层看是夫妻分离所致，本质则是祥林嫂悲剧的百年延伸，是千年文化的沉疴在新世纪的回响。”12在此，除了对中国农村妇女我们可以看到批评写作在当代与近现代之间不断往返、勾连、互动的历史性品质，同时为当代文学阅读提供了一种厚重的知识传统与思想脉络。
三
申霞艳一直努力地尝试发掘出一条从现代文学继往开来的文学传统线索，将现当代文学的特征有效地归纳起来，为五四文学传统、八十年代新时期文学到新世纪文学架起一座沟通的桥梁。在《城市美学站立起来——谈“80后”女性写作》里，她将巴金笔下的“家”与80后书写的“家”联系起来，“张悦然的《家》显然是对巴金《家》的价值改写。在巴金笔下，大家庭是专制、罪恶的在所，是反抗的对象；张悦然的‘家’由裘洛、井宇和一只猫组成，物质极其充裕，然而‘这个好毫无意义’。物质的富足受到了审视。意义这个曾被油腻腻的欲望有意悬置的对象再度唤醒了我们。”13在这个层面上，我们能够读到的不仅是文学对“家”的想象，而是现代以后这个对中国人最为重要的社会细胞已经在经济政治的百年动荡之中的突变。
与“家”一样，“进城”是另外一个中国文学的传统话题，在《方方的两翼》里，她将涂自强的进城与路遥的《人生》、高晓声的《陈奂生上城》、刘庆邦的《到城里去》等等一系列20世纪的进城故事联系起来，唤起我们对现代都市与农村、个人与国家之关系的反思，“涂志强成为孤零零的个体，家、国、天下离他何其遥远，再也没有什么可以将他与这个国家紧密联系起来。我们曾经信奉知识就是力量，知识改变命运的时代过去了，短短几十年过去，‘天之骄子’的称号不翼而飞，知识本身贬值了，文凭不再散发金色的光泽。”14 也正是如此，她从来不隐瞒自己的阅读直觉，“当路内的《少年巴比伦》面世，我们迅速地从中感受到王小波的余味，感受到文学遗传之不可思议，就像我们在王安忆的上海中念想张爱玲的面影，在迟子建的寒冬中回味萧红的孤单。”15她在发掘现代文学传统线索的工作上，更多地依赖以直接的阅读文本与阅读经验，为我们提供一种可行性的思考的同时，作为一位专业的批评家，她应该在这种表征的描述上以可靠的理论资源以及历史主义形式批评探究这些文学渊源的可靠性。
申霞艳文风流畅，清丽俊逸，在紧凑的论述之间依然透露出其抒情的诗性，“无限细微的存在与无限宽广的 虚无交织在一起，意识与无意识互相渗融。模糊的意识使自我丢盔弃甲，毫无距离地与世界拥抱。”16在《“为天地立心”之一种——李娟论》里，她毫不吝啬地表达了自己对李娟文字的喜爱，这与她本人喜爱安宁朴素的生活有关，她以李娟的写作提醒新世纪文学中依然存在以田园牧歌作为写作母本的作品，同时尝试为李娟寻找其在文坛的特殊位置。除了讨论李娟的写作时出现这种汪洋肆意式的抒情之外，在其作家论《方方的两翼》和《黑暗中的舞者》之中也能看到类似的表达，这种表达虽然能够带来巨大的信息量，以及提供给读者真切的阅读感受，但是，一旦在批评当中，感情洋溢的写作无法被理性加以逻辑性地掩护，主题的组织便无法更好的收拢和集中。
以上种种，都是申霞艳愿意带着勇气去冲突书斋写作带来的弊病的尝试。在细节上料理文学传统，洞察写作主体与客体之间互动的现实基础，以此启发我们在新世纪对文学的想象。我以为，批评家最好的状态应该是能够“窥一斑而见全豹”。批评在白纸黑字中完成，批评在它的文学世界里面找到了自己的位置，但是批评本身的涉指功能不比其他工作孱弱。我们最好能够像本雅明那样在城市的拾荒者里面找到那个唯一的抒情诗人，用直接的体验去靠近现代文明，哪怕是碎片式的喃喃自语。这些喃喃自语反而是真诚的，所以具有超越時代通往人心的能力；或者像巴赫金那样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里找到作者笔下的各种意识、多重声音，并以此来窥探另一种文学典律的萌发；又或者向苏珊？桑塔格致敬，在文字之间找到一种社会病态的症状，毫不留情地走出“诚实的意识”，在隐喻当中揭露文化权力的粗暴。这样看来，批评最重要的功能依然是预言和启发。如果仅仅从文学外部与内部两个固定的研究思维出发评论文学作品，文学批评工作仅仅只是一件无人问津的高级定制服装，它以昂贵的价格符号象征着高贵，却无法走出自己的时尚天桥接近大众。在未知的情况下，我们常常因为没有比较的条件而失去领悟和参照的能力，而申霞艳长期阅读大量的当代文学的经验，为她拓展自己的批评视野奠定了深厚的基础。我相信这样的优势能够使她的批评从“细节”的发掘和观察中慢慢过渡到对“全局”的掌握以及对未来文学走向的预言，在全球化已经渗入我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的情况下，寻找那个依然能够吟唱百年的诗人，在某种特殊的音声里找到当下文学的恒久意义。
（作者单位：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中文学院）
1回应德国汉学家顾彬的“垃圾说”。
2 陈晓明：《经典焦虑与建构审美霸权》，《山花》，2000年第5期
3申霞艳：《消费、记忆与叙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第236页
4申霞艳：《消费、记忆与叙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第282页
5白先勇：《第六只手指》，封底，白先勇文集4，花城出版社2000年
6申霞艳：《“70后”如何表达历史》，《北京日报》，2013年5月3日
7季羡林：《门外中外文论絮语》，《文学评论》，1996年第6期
8参见吕正惠：《抒情传统与中国现代文学》，《现代中文学刊》，2011年第5期
9 申霞艳：《消费社会，为大地歌唱的人——石舒清论》，《南方文坛》，2009年第4期
10申霞艳：《消费社会的符号盛宴、情欲想象——以<兄弟>为例》，《文艺新观察》2013年第1期。
11申霞艳：《萧红与亡国悲歌的文学传统》，《文艺争鸣》，2014年第4期
12申霞艳：《“梁庄”与中国想象》，《文艺争鸣》，2013年，第7期
13申霞艳：《城市美学站立起来——谈“80后”女性写作》，《光明日报》，2014年12月22日
14申霞艳：《方方的两翼：历史与当下》，《杨子江评论》，2014年，第3期
15申霞艳：《记忆，消费与叙事》，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第62页
16申霞艳：《为“天地立心”之一种——李娟散论》，《文艺争鸣》，2012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