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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到《何喜庆文集》后，我把小说《好好的天儿，一声雷》认真读了一遍，这是第三次读这部作品，最初的一次是10岁的时候。多年之后，我依然记得这篇作品以及刊载这篇作品的书名《献朵小红花》，这源于作品中那个少年、源于那轻松活泼的语言。我记住了这些，却把作者名字忘记了。17岁，我进入了齐齐哈尔民族师范学校读书，偶然一次阅读看到了《献朵小红花》这本书。为追寻儿时的记忆，我急忙翻找《好好的天儿，一声雷》，找到了，不仅找到了，而且作者竟然是我们学校的领导何喜庆副校长！我又把这篇文章读了一遍，感觉文章离我更近了，心中对何校长充满了无限的崇敬之情！然而，当我这次读《好好的天儿，一声雷》的时候，何校长已经离开我们五年多了！
2008年十一假期，得知何校长突发疾病离世，我内心充满了无限的伤感！为此，我写了一篇悼文《深深的怀念》，发表在《鹤城晚报》上。齐齐哈尔民族师范学校是我理想放飞的地方，我敬爱的蒋国莲、金瑞山、何喜庆老师先后故去，令我无限怅惘。多年来，我一直有个愿望，就是收集他们三人的作品结集成册。2013年，原打算借回齐齐哈尔调研期间，举办一个三位老师作品座谈会，因故未能实现，不过可喜的是，催生出了这部《何喜庆文集》。为编辑这部文集，何喜庆夫人沃质荣女士及其女儿何露积极配合搜寻文稿;齐齐哈尔市达斡尔族学会理事长何文钧积极支持编辑稿件。《何喜庆文集》有小说、杂文、评论;学术研究涉及语言、文化、教育、管理。我展卷细读这部文集，不断地发出慨叹！惊叹何喜庆校长的才华，也哀叹他的才华未得到充分延展，这部文集给我带来了无限的思索！
一
何喜庆的文学创作以小说为主，兼及杂文、评论。他的小说大多为短篇，主要分农村题材和城市题材。
最能代表他创作成就的是农村题材小说。农村题材小说主要分两类，一是反映“文革”时期农民形象。《圣诞》描绘了“文革”时期对领袖大颂扬时乡村里的众生相：有革委会主任孙春才，有因新婚忘情唱诵“爹亲娘亲不如我老婆亲”而被揪出批判的“球蛋”、以及球蛋妈，有看管反革命的民兵排长莽子，有大队播音员凤云和重病中被迫把自己棺材板拿出来搭台的凤云妈，还有被整怕了的教师王起。在大颂扬过程中，随着凤云妈离世，颂扬乱了场，“球蛋”和暗恋凤云的莽子一起拆台取棺材板，但很快场面就恢复了。“借着军代表的军威，孙春才震住了骚乱的场面。他拿起麦克：‘贫下中农同志们，阶级敌人，人还在心不死，李球蛋和他家属破坏毛主席诞辰纪念活动，宣布拘捕李球蛋，揪出球蛋妈，查办莽子。’”小说在“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中结尾，这给读者带来深深的思考。《抗药力》描绘了区委书记张保、农业科长李鹏义等人下乡察看虫灾时大吃大喝的丑陋形象，讽刺这些人对“党的号召、教育、纪律、准则”产生了抗药力，塑造了正面人物赵连生。《石碑》反映“文革”革命小将在准备推倒村里清代文物石碑时，在推倒与保留中的纠结心情。
另一类是反映改革开放初期农民形象。小说讽刺批判了乡村干部以及唯利是图的奸商形象。《蜕皮》描绘了改革开放初期，河南盲流“黑皮” 在城里洗浴，准备褪去黑皮返乡恰巧遇上素日欺压自己的村治保张主任。《小车轻悠悠》反映了小来臣夜间赶驴车，遇到搭他车、装一麻袋瘟鸡准备贩卖的路人“肉蛋子”。小来臣趁“肉蛋子”打瞌睡，机智地把瘟鸡一个一个扔在路上。《灶王爷上天》塑造了“文革”结束下了台的农村支部书记王起的狼狈形象。此外，还塑造了发家致富的农民形象。《柳条渡口》反映了分田承包初期，村里人对柳条渡口那条渡船的作用认识的过程。《农家傲》塑造了发家致富的农民李和形象。《好好的天儿，一声雷》讲述了小春来为上学，机智地说服了不想让他再读书的爸爸。
何喜庆的农村题材作品语言形象生动。我们来看看《灶王爷上天》的语言，先看开篇三段：
按照旧俗，腊月二十三，过小年，村里人就磨刀霍霍，开杀戒了，养的猪个头拱够了，膘头催足了。于是抓腿摁头，全不管它猪呆子怎么嚎，就操家伙。
白刀子进去扎住心，红刀子出来血满盆，吹气褪毛，开腔破肚。头蹄下水灯笼挂，白肉粉条可劲造。乡亲们上来帮忙，吃血肠。
大姑妈，二姨母，三舅四叔，五哥六弟，七姐八妹，九个环儿套，十个杆儿打，能套上能打着亲朋好友全得来。这还不算完，酒过三巡，菜上心肺的时候，总还得候补几位，这几位大都是套不上，打不着，听着猪叫，顺着肉儿味溜上来的边溜子。
上述语言描绘精准，动词的使用让文章迅速活跃起来，这精准的语言没有农村的生活经验是断然写不出的，可见，作者具有强烈的语言自觉性。
作品中的人物形象通过话语描写更加丰满。主人公王起自言自语，其形象生动闪现出来：“妈的，这小子贪污，差点给我跪下，我饶了他。瞒了公社的。早知如此，就不该饶他。现在，现在不行了，悔不该，吃过他家的年猪，喝多了，就睡在他家，更不该，和他老婆‘发面盆’睡一块去了，‘瞎’”。
人物对话也令两方人物形象更加丰满：
“你偷……”王起语塞。“我偷什么了。”“发面盆”是个波皮，横在街上，没人顺的女光棍。
“红口白牙糟蹋人，还当书记呢，怪不得给撸了。”
听这话，半肚子烧酒掺了汽火，王起的腔膛添满了火。
何喜庆的小说语言诙谐幽默，读来不禁令人捧腹大笑，而在笑了过后，又主动地开始对人物进行思索，这都源于其语言具有深刻的穿透力。
何喜庆的城市题材小说主要分两类：一是城市知识分子题材，《醉话 醉歌》塑造了教体育的温老师二十年前后的形象;《我们头上的牛郎星》反映了“文革”后上大學的三十多岁的大学生纠结且美好的感情;《朝克迪》塑造了文革时期幽默机智的达斡尔族教师朝克迪形象。另一类是城市市民题材，《第七十三行》塑造了能办事的市民庄元形象;《敬礼》描绘了城市民警光辉的形象;《硬座车上》反映了火车上不文明的挤车现象。 何喜庆还写有杂文《玩、玩风和玩儿完》，通过拆“玩”字，分析“王”和“元”来批判腐败的官员。《重阳笔下的西站》是何喜庆为作家重阳所写的一篇评论，作者的评论和杂文一样，仅此一篇却出手不凡，对人物分析细致，又能站在卜奎老城的高度来阐释作家笔下的西站。这是作者去世一个月后发表的一篇评论文章。
二
何喜庆文学创作的核心是小说，他的农村题材的小说最具魅力，这魅力来源于那些生动的人物、活生生的语言。何喜庆1950年出生在农村，在农村长大，他对那里太熟悉了，18岁起当社员、团总支书记、民兵连长、出纳员等职，一干就是六年。这给他奠定了深厚的生活基础，成为他创作的源泉。现在，我们无从考证何喜庆的第一篇文学作品写于何时，据何喜庆夫人沃质荣说，他的小说基本是大学读书时创作的。1978年10月，他考入齐齐哈尔师范学院中文系，此时他28岁，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生活经验。大学校园给了他学习知识的时间与操弄笔墨的空间。严家炎说：“乡土文学在乡下是写不出来的，它往往是作者来到城市后的产物。” [1] 也许何喜庆在城乡对比的反观中，得到了更多的灵感，他创作出了10篇农村题材的小说，这在他所创作的16篇小说中占绝大部分。如果直言阅读感受，何喜庆的城市小说远不如农村小说精彩，左拉在《论小说》中说：“有些小说家甚至在巴黎生活了二十年，却仍然是个外省人。他们对自己乡土的描绘方面是出色的，但一接触到巴黎的场景，便寸步难行了。”左拉对此解释说，“童年时间的印象无疑是更强烈的，视觉吸收了最先触动他的图景;以后，瘫痪症就来了”。[2] 这也许能够回答何喜庆的农村题材小说为何优于城市题材小说。
何喜庆的这些小说大多创作于80年代初期，那些农村题材作品来源于他熟悉的生活，他抓住时代的脉搏，深刻地反映了那个时代农村风貌。透过小说，我们能够观察到那个时期的风云变幻。茅盾曾有一段经典阐述：“关于‘乡土文学’，我以为单有了特殊的风土人情的描写，只不过像看一幅异域的图画，虽能引起我们的惊异，然而给我们的，只是好奇心的餍足。因此在特殊的风土人情外，应当还有普遍性的与我们共同的对于运命的挣扎。一个只具有游历家的眼光的作者，往往只能给我们以前者;必须是一个具有一定的世界观与人生观的作者方能把后者作为主要的一点而给与了我们。”[3] 因此，对社会的洞察力、对作品的表现力决定了作品的高度。无疑，何喜庆具备了这个素质。他的农村题材小说的批判立场贯穿始终。当然，这种挣脱、这种挣扎，也可理解为他个人的一种精神追索。
何喜庆的小说创作迈步很快，进入高校一年多，就步入了地方文坛。1980年，他在齐齐哈尔市文联主办的刊物《龙沙》[4] 用笔名“达因”发表了小说《抗药力》，该小说排在当期刊物的首篇。随后第二年，《农家傲》荣获《龙沙》1981年短篇小说三等奖。当年评奖，一等奖空缺，二等奖一名，三等奖三名，何喜庆在三等奖中名列第一。黑龙江省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的彭放先生在《春催桃李花满枝——1981年<龙沙>小说漫评》[5] 中，对何喜庆的《农家傲》给予很高的评价，他说：“我觉得《农家傲》的作者很会进行小说构思，他把一个歌颂农村新面貌的主题，放在乡村小镇上的不为人瞩目的小饭馆里。这样的安排情节，既可以同主人公李和五年前买酱肉所受的窝囊气进行对比，也可以把社会上各种人物色相囊括进来。”紧接着，1983年1月，何喜庆的《好好的天儿，一声雷》入选《献朵小红花征文选集》[6]。
可以说，齐齐哈尔师范学院中文系、齐齐哈尔市文联培养了何喜庆。当时，何喜庆的小说创作势头很足，文章已经走出了齐齐哈尔，他的小说《蜕皮》发表在河南郑州市主办的《奔流》杂志上（1982年第6期），并且排在小小说特辑的首篇。就在這一期目录上，笔者还看到了作家贾平凹的小说《喝酒》。早在1978年，贾平凹的《满月》就获得了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何喜庆的小说能排在贾平凹之前，说明他具有一定的创作潜力，如果他能够百尺竿头更进一步，那么也许会有另外一番景象。对于乡土小说创作，从鲁迅、茅盾、沈从文，到柳青、赵树理、孙犁、刘绍棠，一直到莫言、贾平凹……，我们能排出一长串的作家名单，何喜庆当然无法与他们比肩，不过我想，何喜庆的农村题材小说创作成绩至少可以在地方文学、达斡尔文学中留下深深的足迹。
何喜庆是达斡尔人，我们从他发表小说《抗药力》所使用的笔名“达因”就可感受到他的民族情怀，如果没有猜错，“达因”应该具有“达斡尔的声音”的内涵。不过，何喜庆的小说并没有特意表现达斡尔族生活，在这近20篇小说中，仅有《小车轻悠悠》、《朝克迪》的内容有“达斡尔族”的词语，其他都没有看到。何喜庆的小说没有民族猎奇的心态，而是自然而然地描绘民族生活，《石碑》通过生动的景物描写，让我们看到了达斡尔生活气息：“湖水，渔舟，牧群，草原，组成了一幅美的景色，石碑威严地守护着它们。”此外，“纳太”、 “巴日”等人名也具有达斡尔文化特点。他的小说虽然看上去很少展现达斡尔文化术语，但依然具有达斡尔族文学特质。因为他的小说反映了齐齐哈尔市郊区达斡尔人的生活面貌。齐齐哈尔达斡尔人生产生活方式与其他各地达斡尔人相比，农耕特色更浓，与当地汉族同胞的生产生活方式没有太大区别。何喜庆的乡土小说所反映的内容与全国乡土小说基本同步。
谈起达斡尔族小说创作，应该给何喜庆以恰当的评价。也许是限于资料原因，或限于何喜庆过早封笔，达斡尔族文学研究领域对他的小说还没有充分发现和挖掘。在过去的达斡尔族文学评论中，仅有巴图宝音在其《回顾二十世纪的达斡尔民族文学》[7] 中提到何喜庆的名字，也仅仅是提到名字。其他在《达斡尔族文学史略》[8] 以及2012年出版的《达斡尔族小说研究》[9] 中，都没有提到何喜庆的小说。笔者认为何喜庆的小说值得深入研究。达斡尔族小说创作，分为三个重要阶段，一是新中国初期，以孟和博彦、巴图宝音、乌云巴图、哈斯巴图尔为代表的达斡尔族作家，创作了一批反映草原以及狩猎生活的文学作品;二是80年代初期，以李陀[10] 为代表的中年作家，创作了一批反映新时代、新面貌的文学作品;三是90年代至今，以萨娜、阿凤、张华、苏华、苏莉等为代表的女作家，创作了一批反映达斡尔及其东北民族生活的文学作品。何喜庆的小说则属于第二阶段，李陀反映的是新时期城市面貌，何喜庆反映的是新时期农村面貌，一个城市、一个农村，具有很强的代表性。 何喜庆的创作在达斡尔族文学史、地方文学史上别具一格。他的乡土文学，风格轻松幽默、笔法批判反讽，值得我们慢慢体味与细细探究。可惜，我们过去挖掘的不够，这也源于何喜庆过早地封笔。笔者在发表何喜庆《抗药力》的那份《龙沙》（1980年第4期）目录上，看到了王长军、晓达、润成等人的名字，这些人长期活跃在地方文坛，后来都有着比较突出的文学成就，可惜何喜庆没有持续地创作下去。对于80年代初期的地方文坛，何喜庆可谓“小荷才露尖尖角”，其短暂的创作历程也可叹“昙花一现”，尽管如此，我相信好的作品终究不会被人们忘记！
三
《何喜庆文集》不仅收录了文学作品，还收入一些学术论文共14篇。这些论文涉及门类之多，内容之广，与他的文学创作相得益彰。
首先值得关注的是他的语言学文章。《达语中的汉语借词》是他的语言学代表性论文，属于宏观研究。这篇论文全面论述了达斡尔语中的汉语借词的识别、进入途径、词意变化、使用、音变等问题。达斡尔语的汉语借词研究，至今为止除何喜庆这篇论文之外，笔者只查到塔娜的《试论汉语对达斡尔语的影响》[11]。今后，达斡尔与汉文化交流会日益紧密，汉语借词现象会更加突出，达斡尔语中的汉语借词研究将是一个持续发展的课题，何喜庆等人的论文起到了奠基作用。《达语中的附加成分“ma”》属于微观研究，对达斡爾语语气词“ma”进行了全面分析。何喜庆的语言学研究，得益于他1982年大学刚毕业之际，被齐齐哈尔市达斡尔族学会和他的工作单位齐齐哈尔市民族中学送往西宁参加语言学培训的经历;得益于他与达斡尔族语言学者乌珠尔、德玉海、丁石庆等人的熏陶与往来;得益于他对语言的敏感。前文，笔者在阐述何喜庆小说时，几次感叹其没有把小说事业坚持下去。而在此谈到他的语言学研究，笔者同样有此感触。他本人也有一番自省：“毕业后我到民族中学执教，德玉海任学校的总务主任，一年后任副校长。期间推荐我去西宁学习民族语言理论，可以说那次三个月的学习使我长了见识，开阔了眼界，为此，我至今感谢德玉海。我也知道，他是要我在达斡尔语的研究方面有所作为，可惜我在这方面至今没有什么建树。”（《思考德玉海和乌珠尔》）我认为，由于他早期热爱文学创作且有着不俗的成绩，因此他对语言有着先天的敏锐力，如果继续研究达斡尔语，应该会取得突出成绩。
何喜庆的教育学论文与其教师职业紧密相关。他从大学毕业起，除有短暂的三年齐齐哈尔市实验中学工作经历外，其余时光都留在了齐齐哈尔市民族中学。这所民族学校有黑龙江省世居的蒙古、达斡尔、鄂温克、鄂伦春、赫哲、柯尔克孜等6个民族的学生。何喜庆二十余年的民族中学教学生涯，使他深深地理解这些少数民族学生，我们从他撰写的《少数民族学生的思维品质》、《少数民族学生的非智力因素》、《少数民族学生的自卑心理》等论文，就能看出他思考的着力点。《少数民族学生的思维品质》从少数民族学生思维品质的优势与劣势两方面进行分析，提出要对少数民族学生思维品质进行评估，并重视培养少数民族学生良好的思维品质。《少数民族学生的非智力因素》、《少数民族学生的自卑心理》提出了少数民族学生非智力与自卑心理问题，发现少数民族学生存在的共性问题，并寻找积极措施。这些教育学论文提出的问题来源于教学第一线，通过分析问题，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又返回教学第一线，这种经过实践——理论——实践的研究论文具有很强的生命力。笔者认为，这些论文具有民族教育史学价值。据闻，由于教育普遍快速发展，如今齐齐哈尔市民族中学学生民族构成已经发生变化，少数民族学生减少，汉族学生居多。当年学校全部由六个民族学生构成的情况已经成为历史，那么，当年对六个民族学生教育心理的研讨则成为了珍贵的民族教育学史料。
在何喜庆的文化学论文中，《二十一世纪的达斡尔民族要素》是一篇值得深入思考的文章。作者从家庭、文化、经济、语言、心理、地域等六方面讨论了二十一世纪的达斡尔族的变化，提出“血缘意义的达斡尔民族将被淡化，法律、心理和文化意义上的达斡尔民族，将是其存在的民族要素”等观点。作者在跨世纪的时候，关注这些现象，提出这些问题，可见其超前的思维力。《达斡尔民族文化的资源构成与传统缺失》是一篇全面阐述达斡尔族文化的论文，文章前两部分虽属于描述性质，但并非因袭前人，而是有着个人的生活实践，描述细致贴切。后两部分对达斡尔族文化传承的缺失与修复进行了阐述。我觉得，作者提出的“建立达斡尔文化产业”“民族文化生态保护小区”“设立达斡尔民族文化保护基金”具有较强的实践意义。在《达斡尔民族文化的构成》中，作者所提的“达斡尔文化可塑性”论点具有深入的研讨价值。上述三篇论文阐述的核心都是达斡尔族文化，既有对达斡尔文化历史与当下的描述，也有对达斡尔文化未来的前瞻，还有对达斡尔文化特征的阐发，应该说比较全面。此外，何喜庆曾长期从事教育管理，对此有着自己的深刻的体验和领悟。在《教学管理中的“黑箱”现象》中，他分析了“黑箱”在教学管理流程中的意义，以及“黑箱”的控制。《面向未来，立足实际，培养民族小学教师》是其对齐齐哈尔民族师范学校办学经验的总结。他的文章中，还有一部分是达斡尔族学会报告、总结等材料，这些文章具有历史意义。
四
《何喜庆文集》基本反映了何喜庆的才学，我相信即便不熟悉他的人，读了他的文集，他的形象也会在心中丰满起来。
有人称何喜庆为“才子”，我也认同这种称呼。他能取得这样一番成绩，我有两点认识：一是他的成绩来源于他的实践。他的创作源于他的生活、源于他对语言的敏锐。他在农村生活了28年，对农村生活有深入的体会，他还善于观察，善于提炼。他的学术研究同样来源于他的实践。他的语言学论文源于他大学毕业后到西宁培训三个月的经验，他的教育学、管理学论文，源于他教师、领导工作;他的文化学、学会报告是源于他参与领导学会工作。由此可见，任何一个人的成长，都不可能脱离他的实践。二是他的成绩来源于他的深入思考。他笔下的文学人物，是他对现实生活的凝结与提炼;他的学术论文《二十一世纪的达斡尔民族要素》等论文更是来源于他的不断思考。 对于何喜庆，熟悉他的人不免有些遗憾，遗憾他过早地离世，遗憾他未能更加勤奋地写作。是的，这两点是最紧要的！此外，我觉得遗憾的是何喜庆没能很好的塑造自己、完成自己。他的那些文学作品创作于大学毕业前后，他的那几篇语言学论文是源于大学刚毕业不久参加了语言培训。后来，随着他进入教师、领导的角色，他逐渐脱离开这两个领域，我想，如果他能坚持搞农村题材小说创作，或者能坚持进行民族语言研究，定能取得更加瞩目的成就。即便不搞这两项研究，他进行民族教育心理学、民族文化的探索，也能取得不俗的成就。他多次有调入高校、报社、研究所的机会，最终还是没有离开民族中学。如果何喜庆能够进入作协或科研院所，他的才能还能得到更大发挥。
何喜庆是达斡尔学者中比较重要的一位，他在达斡尔研究中所列出的一些材料以及所提出的一些观点，将会对学界产生积极影响。达斡尔人研究自己民族的历史并不长，自清代道光年间起至新中国成立前后，出现了花灵阿、郭克兴、孟定恭、阿勒坦噶塔、钦同普、何布台、孟希舜等达斡尔学者。新中国成立后，只有为数不多的人在科研机构专门研究达斡尔。这些民族研究机构主要在内蒙古，比如内蒙古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专门以研究达斡尔、鄂温克、鄂伦春为主，内蒙古大学、内蒙古师范大学、内蒙古民族大学、呼伦贝尔学院等高校也都有民族研究機构。这是内蒙古达斡尔族学者相对较多的一个重要原因。在黑龙江，大部分达斡尔研究者主要在政府机关、中小学工作，在科研机构工作的较少，不具备良好的科研条件，即便如此，他们也取得了重要成绩，何喜庆就是其中一位。因此说，这部文集出版的意义不仅仅是为了纪念、缅怀，更大的意义在于鼓舞更多的人去研究达斡尔。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
注释：
[1] 严家炎：《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74页。
[2] 转引自雷达、刘绍棠：《关于乡土文学的通信》，《鸭绿江》，1982年第1期。
[3] 茅盾：《关于乡土文学》，载《茅盾全集》第2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
[4] 《龙沙》最初名称为《嫩江文艺》，而后由《龙沙》发展到《龙沙文学》，再发展为《青年文学家》。
[5] 彭放：《春催桃李花满枝——1981年<龙沙>小说漫评》，《龙沙》1982年第2期。
[6] 该书该征文由齐齐哈尔市委宣传部、市妇联、市文联、团市委、市教育局等单位联合发起并出版。
[7] 托木·瓦仁·泰波：《回顾二十世纪的达斡尔民族文学》，原载何文钧、杨优臣主编《二十一世纪达斡尔族发展研究》，黑龙江省达斡尔族学会、齐齐哈尔市达斡尔族学会，2000年。“托木·瓦仁·泰波”即“巴图宝音”。
[8] 赛音塔娜、托娅：《达斡尔族文学史略》，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9] 李树新、林琳：《达斡尔族小说研究》，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10] 李陀（1939—），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人。短篇小说《愿你听到这支歌》获全国首届优秀短篇小说奖。
[11] 塔娜：《试论汉语对达斡尔语的影响》，《内蒙古大学学报》，1982年第1期。
2008年十一假期，得知何校长突发疾病离世，我内心充满了无限的伤感！为此，我写了一篇悼文《深深的怀念》，发表在《鹤城晚报》上。齐齐哈尔民族师范学校是我理想放飞的地方，我敬爱的蒋国莲、金瑞山、何喜庆老师先后故去，令我无限怅惘。多年来，我一直有个愿望，就是收集他们三人的作品结集成册。2013年，原打算借回齐齐哈尔调研期间，举办一个三位老师作品座谈会，因故未能实现，不过可喜的是，催生出了这部《何喜庆文集》。为编辑这部文集，何喜庆夫人沃质荣女士及其女儿何露积极配合搜寻文稿;齐齐哈尔市达斡尔族学会理事长何文钧积极支持编辑稿件。《何喜庆文集》有小说、杂文、评论;学术研究涉及语言、文化、教育、管理。我展卷细读这部文集，不断地发出慨叹！惊叹何喜庆校长的才华，也哀叹他的才华未得到充分延展，这部文集给我带来了无限的思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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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喜庆的文学创作以小说为主，兼及杂文、评论。他的小说大多为短篇，主要分农村题材和城市题材。
最能代表他创作成就的是农村题材小说。农村题材小说主要分两类，一是反映“文革”时期农民形象。《圣诞》描绘了“文革”时期对领袖大颂扬时乡村里的众生相：有革委会主任孙春才，有因新婚忘情唱诵“爹亲娘亲不如我老婆亲”而被揪出批判的“球蛋”、以及球蛋妈，有看管反革命的民兵排长莽子，有大队播音员凤云和重病中被迫把自己棺材板拿出来搭台的凤云妈，还有被整怕了的教师王起。在大颂扬过程中，随着凤云妈离世，颂扬乱了场，“球蛋”和暗恋凤云的莽子一起拆台取棺材板，但很快场面就恢复了。“借着军代表的军威，孙春才震住了骚乱的场面。他拿起麦克：‘贫下中农同志们，阶级敌人，人还在心不死，李球蛋和他家属破坏毛主席诞辰纪念活动，宣布拘捕李球蛋，揪出球蛋妈，查办莽子。’”小说在“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中结尾，这给读者带来深深的思考。《抗药力》描绘了区委书记张保、农业科长李鹏义等人下乡察看虫灾时大吃大喝的丑陋形象，讽刺这些人对“党的号召、教育、纪律、准则”产生了抗药力，塑造了正面人物赵连生。《石碑》反映“文革”革命小将在准备推倒村里清代文物石碑时，在推倒与保留中的纠结心情。
另一类是反映改革开放初期农民形象。小说讽刺批判了乡村干部以及唯利是图的奸商形象。《蜕皮》描绘了改革开放初期，河南盲流“黑皮” 在城里洗浴，准备褪去黑皮返乡恰巧遇上素日欺压自己的村治保张主任。《小车轻悠悠》反映了小来臣夜间赶驴车，遇到搭他车、装一麻袋瘟鸡准备贩卖的路人“肉蛋子”。小来臣趁“肉蛋子”打瞌睡，机智地把瘟鸡一个一个扔在路上。《灶王爷上天》塑造了“文革”结束下了台的农村支部书记王起的狼狈形象。此外，还塑造了发家致富的农民形象。《柳条渡口》反映了分田承包初期，村里人对柳条渡口那条渡船的作用认识的过程。《农家傲》塑造了发家致富的农民李和形象。《好好的天儿，一声雷》讲述了小春来为上学，机智地说服了不想让他再读书的爸爸。
何喜庆的农村题材作品语言形象生动。我们来看看《灶王爷上天》的语言，先看开篇三段：
按照旧俗，腊月二十三，过小年，村里人就磨刀霍霍，开杀戒了，养的猪个头拱够了，膘头催足了。于是抓腿摁头，全不管它猪呆子怎么嚎，就操家伙。
白刀子进去扎住心，红刀子出来血满盆，吹气褪毛，开腔破肚。头蹄下水灯笼挂，白肉粉条可劲造。乡亲们上来帮忙，吃血肠。
大姑妈，二姨母，三舅四叔，五哥六弟，七姐八妹，九个环儿套，十个杆儿打，能套上能打着亲朋好友全得来。这还不算完，酒过三巡，菜上心肺的时候，总还得候补几位，这几位大都是套不上，打不着，听着猪叫，顺着肉儿味溜上来的边溜子。
上述语言描绘精准，动词的使用让文章迅速活跃起来，这精准的语言没有农村的生活经验是断然写不出的，可见，作者具有强烈的语言自觉性。
作品中的人物形象通过话语描写更加丰满。主人公王起自言自语，其形象生动闪现出来：“妈的，这小子贪污，差点给我跪下，我饶了他。瞒了公社的。早知如此，就不该饶他。现在，现在不行了，悔不该，吃过他家的年猪，喝多了，就睡在他家，更不该，和他老婆‘发面盆’睡一块去了，‘瞎’”。
人物对话也令两方人物形象更加丰满：
“你偷……”王起语塞。“我偷什么了。”“发面盆”是个波皮，横在街上，没人顺的女光棍。
“红口白牙糟蹋人，还当书记呢，怪不得给撸了。”
听这话，半肚子烧酒掺了汽火，王起的腔膛添满了火。
何喜庆的小说语言诙谐幽默，读来不禁令人捧腹大笑，而在笑了过后，又主动地开始对人物进行思索，这都源于其语言具有深刻的穿透力。
何喜庆的城市题材小说主要分两类：一是城市知识分子题材，《醉话 醉歌》塑造了教体育的温老师二十年前后的形象;《我们头上的牛郎星》反映了“文革”后上大學的三十多岁的大学生纠结且美好的感情;《朝克迪》塑造了文革时期幽默机智的达斡尔族教师朝克迪形象。另一类是城市市民题材，《第七十三行》塑造了能办事的市民庄元形象;《敬礼》描绘了城市民警光辉的形象;《硬座车上》反映了火车上不文明的挤车现象。 何喜庆还写有杂文《玩、玩风和玩儿完》，通过拆“玩”字，分析“王”和“元”来批判腐败的官员。《重阳笔下的西站》是何喜庆为作家重阳所写的一篇评论，作者的评论和杂文一样，仅此一篇却出手不凡，对人物分析细致，又能站在卜奎老城的高度来阐释作家笔下的西站。这是作者去世一个月后发表的一篇评论文章。
二
何喜庆文学创作的核心是小说，他的农村题材的小说最具魅力，这魅力来源于那些生动的人物、活生生的语言。何喜庆1950年出生在农村，在农村长大，他对那里太熟悉了，18岁起当社员、团总支书记、民兵连长、出纳员等职，一干就是六年。这给他奠定了深厚的生活基础，成为他创作的源泉。现在，我们无从考证何喜庆的第一篇文学作品写于何时，据何喜庆夫人沃质荣说，他的小说基本是大学读书时创作的。1978年10月，他考入齐齐哈尔师范学院中文系，此时他28岁，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生活经验。大学校园给了他学习知识的时间与操弄笔墨的空间。严家炎说：“乡土文学在乡下是写不出来的，它往往是作者来到城市后的产物。” [1] 也许何喜庆在城乡对比的反观中，得到了更多的灵感，他创作出了10篇农村题材的小说，这在他所创作的16篇小说中占绝大部分。如果直言阅读感受，何喜庆的城市小说远不如农村小说精彩，左拉在《论小说》中说：“有些小说家甚至在巴黎生活了二十年，却仍然是个外省人。他们对自己乡土的描绘方面是出色的，但一接触到巴黎的场景，便寸步难行了。”左拉对此解释说，“童年时间的印象无疑是更强烈的，视觉吸收了最先触动他的图景;以后，瘫痪症就来了”。[2] 这也许能够回答何喜庆的农村题材小说为何优于城市题材小说。
何喜庆的这些小说大多创作于80年代初期，那些农村题材作品来源于他熟悉的生活，他抓住时代的脉搏，深刻地反映了那个时代农村风貌。透过小说，我们能够观察到那个时期的风云变幻。茅盾曾有一段经典阐述：“关于‘乡土文学’，我以为单有了特殊的风土人情的描写，只不过像看一幅异域的图画，虽能引起我们的惊异，然而给我们的，只是好奇心的餍足。因此在特殊的风土人情外，应当还有普遍性的与我们共同的对于运命的挣扎。一个只具有游历家的眼光的作者，往往只能给我们以前者;必须是一个具有一定的世界观与人生观的作者方能把后者作为主要的一点而给与了我们。”[3] 因此，对社会的洞察力、对作品的表现力决定了作品的高度。无疑，何喜庆具备了这个素质。他的农村题材小说的批判立场贯穿始终。当然，这种挣脱、这种挣扎，也可理解为他个人的一种精神追索。
何喜庆的小说创作迈步很快，进入高校一年多，就步入了地方文坛。1980年，他在齐齐哈尔市文联主办的刊物《龙沙》[4] 用笔名“达因”发表了小说《抗药力》，该小说排在当期刊物的首篇。随后第二年，《农家傲》荣获《龙沙》1981年短篇小说三等奖。当年评奖，一等奖空缺，二等奖一名，三等奖三名，何喜庆在三等奖中名列第一。黑龙江省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的彭放先生在《春催桃李花满枝——1981年<龙沙>小说漫评》[5] 中，对何喜庆的《农家傲》给予很高的评价，他说：“我觉得《农家傲》的作者很会进行小说构思，他把一个歌颂农村新面貌的主题，放在乡村小镇上的不为人瞩目的小饭馆里。这样的安排情节，既可以同主人公李和五年前买酱肉所受的窝囊气进行对比，也可以把社会上各种人物色相囊括进来。”紧接着，1983年1月，何喜庆的《好好的天儿，一声雷》入选《献朵小红花征文选集》[6]。
可以说，齐齐哈尔师范学院中文系、齐齐哈尔市文联培养了何喜庆。当时，何喜庆的小说创作势头很足，文章已经走出了齐齐哈尔，他的小说《蜕皮》发表在河南郑州市主办的《奔流》杂志上（1982年第6期），并且排在小小说特辑的首篇。就在這一期目录上，笔者还看到了作家贾平凹的小说《喝酒》。早在1978年，贾平凹的《满月》就获得了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何喜庆的小说能排在贾平凹之前，说明他具有一定的创作潜力，如果他能够百尺竿头更进一步，那么也许会有另外一番景象。对于乡土小说创作，从鲁迅、茅盾、沈从文，到柳青、赵树理、孙犁、刘绍棠，一直到莫言、贾平凹……，我们能排出一长串的作家名单，何喜庆当然无法与他们比肩，不过我想，何喜庆的农村题材小说创作成绩至少可以在地方文学、达斡尔文学中留下深深的足迹。
何喜庆是达斡尔人，我们从他发表小说《抗药力》所使用的笔名“达因”就可感受到他的民族情怀，如果没有猜错，“达因”应该具有“达斡尔的声音”的内涵。不过，何喜庆的小说并没有特意表现达斡尔族生活，在这近20篇小说中，仅有《小车轻悠悠》、《朝克迪》的内容有“达斡尔族”的词语，其他都没有看到。何喜庆的小说没有民族猎奇的心态，而是自然而然地描绘民族生活，《石碑》通过生动的景物描写，让我们看到了达斡尔生活气息：“湖水，渔舟，牧群，草原，组成了一幅美的景色，石碑威严地守护着它们。”此外，“纳太”、 “巴日”等人名也具有达斡尔文化特点。他的小说虽然看上去很少展现达斡尔文化术语，但依然具有达斡尔族文学特质。因为他的小说反映了齐齐哈尔市郊区达斡尔人的生活面貌。齐齐哈尔达斡尔人生产生活方式与其他各地达斡尔人相比，农耕特色更浓，与当地汉族同胞的生产生活方式没有太大区别。何喜庆的乡土小说所反映的内容与全国乡土小说基本同步。
谈起达斡尔族小说创作，应该给何喜庆以恰当的评价。也许是限于资料原因，或限于何喜庆过早封笔，达斡尔族文学研究领域对他的小说还没有充分发现和挖掘。在过去的达斡尔族文学评论中，仅有巴图宝音在其《回顾二十世纪的达斡尔民族文学》[7] 中提到何喜庆的名字，也仅仅是提到名字。其他在《达斡尔族文学史略》[8] 以及2012年出版的《达斡尔族小说研究》[9] 中，都没有提到何喜庆的小说。笔者认为何喜庆的小说值得深入研究。达斡尔族小说创作，分为三个重要阶段，一是新中国初期，以孟和博彦、巴图宝音、乌云巴图、哈斯巴图尔为代表的达斡尔族作家，创作了一批反映草原以及狩猎生活的文学作品;二是80年代初期，以李陀[10] 为代表的中年作家，创作了一批反映新时代、新面貌的文学作品;三是90年代至今，以萨娜、阿凤、张华、苏华、苏莉等为代表的女作家，创作了一批反映达斡尔及其东北民族生活的文学作品。何喜庆的小说则属于第二阶段，李陀反映的是新时期城市面貌，何喜庆反映的是新时期农村面貌，一个城市、一个农村，具有很强的代表性。 何喜庆的创作在达斡尔族文学史、地方文学史上别具一格。他的乡土文学，风格轻松幽默、笔法批判反讽，值得我们慢慢体味与细细探究。可惜，我们过去挖掘的不够，这也源于何喜庆过早地封笔。笔者在发表何喜庆《抗药力》的那份《龙沙》（1980年第4期）目录上，看到了王长军、晓达、润成等人的名字，这些人长期活跃在地方文坛，后来都有着比较突出的文学成就，可惜何喜庆没有持续地创作下去。对于80年代初期的地方文坛，何喜庆可谓“小荷才露尖尖角”，其短暂的创作历程也可叹“昙花一现”，尽管如此，我相信好的作品终究不会被人们忘记！
三
《何喜庆文集》不仅收录了文学作品，还收入一些学术论文共14篇。这些论文涉及门类之多，内容之广，与他的文学创作相得益彰。
首先值得关注的是他的语言学文章。《达语中的汉语借词》是他的语言学代表性论文，属于宏观研究。这篇论文全面论述了达斡尔语中的汉语借词的识别、进入途径、词意变化、使用、音变等问题。达斡尔语的汉语借词研究，至今为止除何喜庆这篇论文之外，笔者只查到塔娜的《试论汉语对达斡尔语的影响》[11]。今后，达斡尔与汉文化交流会日益紧密，汉语借词现象会更加突出，达斡尔语中的汉语借词研究将是一个持续发展的课题，何喜庆等人的论文起到了奠基作用。《达语中的附加成分“ma”》属于微观研究，对达斡爾语语气词“ma”进行了全面分析。何喜庆的语言学研究，得益于他1982年大学刚毕业之际，被齐齐哈尔市达斡尔族学会和他的工作单位齐齐哈尔市民族中学送往西宁参加语言学培训的经历;得益于他与达斡尔族语言学者乌珠尔、德玉海、丁石庆等人的熏陶与往来;得益于他对语言的敏感。前文，笔者在阐述何喜庆小说时，几次感叹其没有把小说事业坚持下去。而在此谈到他的语言学研究，笔者同样有此感触。他本人也有一番自省：“毕业后我到民族中学执教，德玉海任学校的总务主任，一年后任副校长。期间推荐我去西宁学习民族语言理论，可以说那次三个月的学习使我长了见识，开阔了眼界，为此，我至今感谢德玉海。我也知道，他是要我在达斡尔语的研究方面有所作为，可惜我在这方面至今没有什么建树。”（《思考德玉海和乌珠尔》）我认为，由于他早期热爱文学创作且有着不俗的成绩，因此他对语言有着先天的敏锐力，如果继续研究达斡尔语，应该会取得突出成绩。
何喜庆的教育学论文与其教师职业紧密相关。他从大学毕业起，除有短暂的三年齐齐哈尔市实验中学工作经历外，其余时光都留在了齐齐哈尔市民族中学。这所民族学校有黑龙江省世居的蒙古、达斡尔、鄂温克、鄂伦春、赫哲、柯尔克孜等6个民族的学生。何喜庆二十余年的民族中学教学生涯，使他深深地理解这些少数民族学生，我们从他撰写的《少数民族学生的思维品质》、《少数民族学生的非智力因素》、《少数民族学生的自卑心理》等论文，就能看出他思考的着力点。《少数民族学生的思维品质》从少数民族学生思维品质的优势与劣势两方面进行分析，提出要对少数民族学生思维品质进行评估，并重视培养少数民族学生良好的思维品质。《少数民族学生的非智力因素》、《少数民族学生的自卑心理》提出了少数民族学生非智力与自卑心理问题，发现少数民族学生存在的共性问题，并寻找积极措施。这些教育学论文提出的问题来源于教学第一线，通过分析问题，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又返回教学第一线，这种经过实践——理论——实践的研究论文具有很强的生命力。笔者认为，这些论文具有民族教育史学价值。据闻，由于教育普遍快速发展，如今齐齐哈尔市民族中学学生民族构成已经发生变化，少数民族学生减少，汉族学生居多。当年学校全部由六个民族学生构成的情况已经成为历史，那么，当年对六个民族学生教育心理的研讨则成为了珍贵的民族教育学史料。
在何喜庆的文化学论文中，《二十一世纪的达斡尔民族要素》是一篇值得深入思考的文章。作者从家庭、文化、经济、语言、心理、地域等六方面讨论了二十一世纪的达斡尔族的变化，提出“血缘意义的达斡尔民族将被淡化，法律、心理和文化意义上的达斡尔民族，将是其存在的民族要素”等观点。作者在跨世纪的时候，关注这些现象，提出这些问题，可见其超前的思维力。《达斡尔民族文化的资源构成与传统缺失》是一篇全面阐述达斡尔族文化的论文，文章前两部分虽属于描述性质，但并非因袭前人，而是有着个人的生活实践，描述细致贴切。后两部分对达斡尔族文化传承的缺失与修复进行了阐述。我觉得，作者提出的“建立达斡尔文化产业”“民族文化生态保护小区”“设立达斡尔民族文化保护基金”具有较强的实践意义。在《达斡尔民族文化的构成》中，作者所提的“达斡尔文化可塑性”论点具有深入的研讨价值。上述三篇论文阐述的核心都是达斡尔族文化，既有对达斡尔文化历史与当下的描述，也有对达斡尔文化未来的前瞻，还有对达斡尔文化特征的阐发，应该说比较全面。此外，何喜庆曾长期从事教育管理，对此有着自己的深刻的体验和领悟。在《教学管理中的“黑箱”现象》中，他分析了“黑箱”在教学管理流程中的意义，以及“黑箱”的控制。《面向未来，立足实际，培养民族小学教师》是其对齐齐哈尔民族师范学校办学经验的总结。他的文章中，还有一部分是达斡尔族学会报告、总结等材料，这些文章具有历史意义。
四
《何喜庆文集》基本反映了何喜庆的才学，我相信即便不熟悉他的人，读了他的文集，他的形象也会在心中丰满起来。
有人称何喜庆为“才子”，我也认同这种称呼。他能取得这样一番成绩，我有两点认识：一是他的成绩来源于他的实践。他的创作源于他的生活、源于他对语言的敏锐。他在农村生活了28年，对农村生活有深入的体会，他还善于观察，善于提炼。他的学术研究同样来源于他的实践。他的语言学论文源于他大学毕业后到西宁培训三个月的经验，他的教育学、管理学论文，源于他教师、领导工作;他的文化学、学会报告是源于他参与领导学会工作。由此可见，任何一个人的成长，都不可能脱离他的实践。二是他的成绩来源于他的深入思考。他笔下的文学人物，是他对现实生活的凝结与提炼;他的学术论文《二十一世纪的达斡尔民族要素》等论文更是来源于他的不断思考。 对于何喜庆，熟悉他的人不免有些遗憾，遗憾他过早地离世，遗憾他未能更加勤奋地写作。是的，这两点是最紧要的！此外，我觉得遗憾的是何喜庆没能很好的塑造自己、完成自己。他的那些文学作品创作于大学毕业前后，他的那几篇语言学论文是源于大学刚毕业不久参加了语言培训。后来，随着他进入教师、领导的角色，他逐渐脱离开这两个领域，我想，如果他能坚持搞农村题材小说创作，或者能坚持进行民族语言研究，定能取得更加瞩目的成就。即便不搞这两项研究，他进行民族教育心理学、民族文化的探索，也能取得不俗的成就。他多次有调入高校、报社、研究所的机会，最终还是没有离开民族中学。如果何喜庆能够进入作协或科研院所，他的才能还能得到更大发挥。
何喜庆是达斡尔学者中比较重要的一位，他在达斡尔研究中所列出的一些材料以及所提出的一些观点，将会对学界产生积极影响。达斡尔人研究自己民族的历史并不长，自清代道光年间起至新中国成立前后，出现了花灵阿、郭克兴、孟定恭、阿勒坦噶塔、钦同普、何布台、孟希舜等达斡尔学者。新中国成立后，只有为数不多的人在科研机构专门研究达斡尔。这些民族研究机构主要在内蒙古，比如内蒙古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专门以研究达斡尔、鄂温克、鄂伦春为主，内蒙古大学、内蒙古师范大学、内蒙古民族大学、呼伦贝尔学院等高校也都有民族研究機构。这是内蒙古达斡尔族学者相对较多的一个重要原因。在黑龙江，大部分达斡尔研究者主要在政府机关、中小学工作，在科研机构工作的较少，不具备良好的科研条件，即便如此，他们也取得了重要成绩，何喜庆就是其中一位。因此说，这部文集出版的意义不仅仅是为了纪念、缅怀，更大的意义在于鼓舞更多的人去研究达斡尔。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
注释：
[1] 严家炎：《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74页。
[2] 转引自雷达、刘绍棠：《关于乡土文学的通信》，《鸭绿江》，1982年第1期。
[3] 茅盾：《关于乡土文学》，载《茅盾全集》第2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
[4] 《龙沙》最初名称为《嫩江文艺》，而后由《龙沙》发展到《龙沙文学》，再发展为《青年文学家》。
[5] 彭放：《春催桃李花满枝——1981年<龙沙>小说漫评》，《龙沙》1982年第2期。
[6] 该书该征文由齐齐哈尔市委宣传部、市妇联、市文联、团市委、市教育局等单位联合发起并出版。
[7] 托木·瓦仁·泰波：《回顾二十世纪的达斡尔民族文学》，原载何文钧、杨优臣主编《二十一世纪达斡尔族发展研究》，黑龙江省达斡尔族学会、齐齐哈尔市达斡尔族学会，2000年。“托木·瓦仁·泰波”即“巴图宝音”。
[8] 赛音塔娜、托娅：《达斡尔族文学史略》，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9] 李树新、林琳：《达斡尔族小说研究》，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10] 李陀（1939—），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人。短篇小说《愿你听到这支歌》获全国首届优秀短篇小说奖。
[11] 塔娜：《试论汉语对达斡尔语的影响》，《内蒙古大学学报》，1982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