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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娘子军》的故事在中国家喻户晓，它表现的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活跃在海南琼崖地区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二独立师娘子军连，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英勇抗击国民党第二次反共“围剿”，消灭恶霸南霸天的故事。在这个故事中，吴琼花、洪常青等一系列人物鲜活挺拔、栩栩如生，他们的革命精神和战斗意志，至今仍被人们所深深铭记。
唯一的民族歌剧版本
自上世纪50年代著名作家梁信创作了电影文学剧本后，《红色娘子军》先被著名导演谢晋拍成了电影，后被中央芭蕾舞团改编成芭蕾舞剧，继而又被中国京剧院改编成现代京剧，但不知何故，唯独表现力最丰富的歌剧体裁没有改编版本。2016年1月，这个多年的空白终于被海南省的新一代艺术家填补上了。1月20日、21日，由海南省文联、中共琼州市委联合出品，海南省歌舞团演出的歌剧《红色娘子军》，在海南省歌舞剧院举行了隆重首演。首轮的两场演出，观众激昂的情绪高涨不息，台上台下产生了“共振”效应。
关于这部歌剧，我是从歌剧导演王湖泉（也是本剧导演）那里听说的。而来海口观看首演，则是海南省文联与歌剧《红色娘子军》创作组邀请的，对此我虽深感荣幸，同时也感觉到肩上担子的沉重。
我是1月20日从成都赶往海口的，当日与第二日晚连看两场，所得到的感受是十分的意外和惊喜。
说心里话，乍一听说海南排演歌剧《红色娘子军》，我脑海中第一时间“蹦”出的词就是难。联想到上个世纪的电影《红色娘子军》，特别是享有“中国芭蕾舞流派代表”之称的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心中疑虑顿生、信心全无。我不止一次地假想过，面对如此完美的经典，歌剧《红色娘子军》能够立得住吗？广大观众能够接受它吗？它的艺术质量能够与芭蕾舞经典比肩吗？一系列问号接踵而出，使我心中七上八下、无答无解。
然而两场演出看过后，我的心中疑惑顿消、情绪顿开。事实证明，这是一部“构思上有新意，音乐上有创意，表演上有寓意，情感上有深意”的成功之作。
说它成功，不仅仅因为两场演出一票难求，也不仅仅因为演出中观众情绪高涨，而是因为这部剧中有一些歌剧本质上的突破，即歌剧民族化与交响化融合上的突破。
歌剧《红色娘子军》被冠以“民族歌剧”。从舞台形式和音乐（旋律）风格上看，它与《江姐》《红珊瑚》，特别是《洪湖赤卫队》有着一脉相承的联系。然而，它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民族歌剧，而是一部借鉴正歌剧形式，以交响性思维带动民族化旋律而构成的“发展型”民族歌剧。我认为，仅此一点，就是歌剧《红色娘子军》最大的成功。
形式上的突破离不开戏剧上的发展。以剧作家王艳梅为首的剧本创作组，在剧本创作中不仅吸取了大量原作精华，还对原作做了一些富有说服力的改进。王艳梅是一位与众不同的剧作家，她的个性体现在不拘一格上，创作中很有个人想法。《红色娘子军》原作安排的是常青就义，而她却按历史真相将其改为琼花就义。尽管此改动对熟知“红色娘子军”原作的老观众来说有些不适应，但其突破性的戏剧想象力，不仅使歌剧的新奇感及吸引力骤增，亦使歌剧的主题阐释和戏剧力量得到了加强。而在歌剧的第五幕中，剧作者大胆增添了琼花与常青的一段“送槟榔”的爱情戏，尽管情节处理略显匆忙和不当，但这一安排却使歌剧中的浪漫主义因素与人性化的情感得到了渲染。
讲良心话，电影《红色娘子军》的剧情发展本应有琼花与常青“顺理成章”的感情发展（据说谢晋导演当年也安排过他们之间的爱情戏，后因其他原因被取消了）。而芭蕾舞剧没有安排这一情节，是因当时的历史条件和政治要求所决定的。虽不得已而为，但我还是认为它是这部红色经典中的唯一欠缺。而歌剧《红色娘子军》增添了这一情节，这无论从人性的角度还是浪漫的手法来看都是合适的。由此看出，以王艳梅为首的剧本创作组很了解歌剧的特性，他们在创作中能够抓住歌剧体裁的表现优势，以符合歌剧思维的特点架构整体，令人耳目一新。
在综合特色中找到立足点
歌剧是音乐的戏剧，音乐是歌剧的重要表现手段，这个是一个辩证而又相辅相成的定律。根据这个界定，音乐创作的好坏是这部歌剧成功与否的根本。《红色娘子军》的曲作者朱嘉禾、剧本创作王艳梅深知这一点，他们在创作中借助海南本土音乐、海南民歌及地方戏曲的因素，将“板腔体”的戏曲结构与西洋歌剧的形式特点相融合，以浓郁的民族化旋律（以《万泉河水》做主导动机）为基础，表现出了既有民族传统，又有时代风格的音乐特点，使整部歌剧在抒情化、民族化、戏剧化的综合特色中找到了“立足点”。
歌剧中的咏叹调是完全民歌化的段落（包括《木棉花开》《殷红的旗》在内），它们在剧中穿插进行，以不同的对比效果，既优美抒情又颇具戏剧感染力。除此之外，作曲家还以丰富的呈示、发展、变奏手法，将歌剧中的其他音乐（如合唱、重唱、器乐段落）进行了“多重性”的表现（如《娘子军连歌》《国际歌》旋律的处理等）。
歌剧中的宣叙调写得实用而巧妙，避免了因大量道白而引起的音乐中断，融入了人物主题化性格的展示，强化了音乐戏剧性发展的动力，起到了较为自然的衔接作用。据我观察，在我国民族歌剧创作中如此大量使用宣叙调，《红色娘子军》当属首例。由此来看，两位作曲家确实是有胆魄、有才华、有能力的。
歌剧《红色娘子军》的配器完全是交响化的，它与声乐的民族化对比有着很大的反差。然而有趣的是，二者的结合却非常和谐，如此的效果，完全是两位作曲家深厚功力的体现。
导演王湖泉是这部歌剧“美餐”的组合者，实实在在地说，若没有他的参与，这部歌剧是无论如何搬不上舞台的。王湖泉是中央歌剧院一位经验丰富的歌剧导演，更是一位深懂音乐的导演（本身是优秀的男中音歌唱家）。面对这部歌剧的前期排练，他不畏艰难、呕心沥血，整日率领一批从未上台表演过的孩子（青年演员）“摸爬滚打”，费尽了心血和体力。
“功夫不负有心人”。当歌剧正式演出时人们看到，舞台上布局简练，整洁明了，主要角色投入进戏，群众演员进退有序，呈现出一片井然的现象。但有谁知道，这一切，都是王湖泉精心栽培、辅导和调度的结果。 从北京来的几位主要演员表现亦是出色的。王庆爽声音高亢激情，琼花的形象被她表现得栩栩如生。汤子星身段好、声音独特，他饰演的洪常青别具一格。连长的饰演者方丽歌、南霸天的饰演者张海庆、老四的饰演者吴志辉、黄威的饰演者冯葆东、小庞的饰演者符少鸿等都有着上佳的表现。最可贵的是饰演红军战士和群众的演员，他们都是海南歌舞团的“娃娃演员”，很多人从未上过舞台，然而演出中他们尽职尽责、努力学习、刻苦实践。能够演到这个程度，真应该为他们点赞、喝彩和击掌。
同样，从北京来的舞美设计王辛刚、灯光设计孟彬、服装设计韩春启等人，亦为歌剧首演的成功做出了贡献，观众的掌声和欢呼声，亦有着献给他们的成分。
几点建议
作为一部新创歌剧，特别是在经典光环照耀下的新歌剧，排演中出现一些缺陷是必然的。我观完歌剧后，有几点可改进处的建议在此提出。
一、剧本。剧作者对原作改动最大之处是以琼花的牺牲代替了洪常青的牺牲。虽然我本人并不太喜欢这样的改动，但从实际效果看，它还是有着很大优点的。问题在于此处的安排与处理过于简单，留下了一些令人不解之处。例如，面对艰难的狙击任务，洪常青和连长带着大队都撤离了，却让琼花率领小分队阻击敌人，这看上去很别扭，特别是洪常青的形象被降低了，有临阵退缩之感，它远不如原作中洪常青就义那样富有感染力。建议作者将这里的改动做得更细致、更合理一些。
再有，南霸天的戏太少，这个反面人物没能“立”起来。使得歌剧失去了很多人物对比的成分，对整部歌剧的戏剧性发展有所影响。
另外，琼花与常青“送槟榔”的爱情戏太突兀。剧作者好似生怕触及到这个问题，故将情节安排得匆忙草率。其实，歌剧中最优美的唱段都集中在这里，应该是观众享受音乐美的最佳段落。我想，既然创作者希望突破这一点，就不妨将它做满做足。现在情感刚一露头就被“打住”了，衔接上显得不太协调。而后琼花马上申请入党（看到战友们上来之后）的情节，动作上及情绪上又显得不够严谨，不够合理。
我认为，歌剧《红色娘子军》既然要独树一帜，就不妨把这场爱情戏处理得合理大方，让感情随着剧情的发展自然形成、自然流露、自然表达，如此才能为英雄最后的悲壮结局增添情感上的气氛。
还有，在改动的版本中，南霸天放火烧山，烧死了琼花和她的战友，而他本人的行踪却再未提及，我的理解是南霸天跑了，而大多数观众也会这样理解。于是大家试想，深仇大恨的琼花死了，罪恶的南霸天却跑了，反动派没消灭，人民的血海深仇却没报，这样的结局怎能让人接受？演出后创作者说在歌词中有所交待，但我认为此处表现得太含糊，不够明了，不够坚决，建议创作者改为活捉南霸天或击毙南霸天为好。
二、音乐。音乐上存在的问题是歌剧化和自然化的问题。现在剧中音乐的段落感还太强，音符和乐意并未与人物性格真正“合一”。再有，合唱音乐“标语”化过多，重唱则分量不足，特点欠突出。
咏叹调除以上提到的两首外，其他难见突出而优美的段落，而个别宣叙调还有着令人发笑的不自然之处。
三、演唱与表演。王庆爽是个“进戏”的演员，她的声音很“打远”，但要注意不要“挤”，否则会影响松弛感。汤子星由于唱法（通俗）的原因，故在声音上存在一定劣势，塑造洪常青这样的人物，他的发音效果不太合适。张海庆、方丽歌都有过“撑”的感觉，而对于全体角色演员来说，如何掌握严格细致的音准是他们共同的问题。
以上的建议仅为个人意见，提出来为大家所参考。
歌剧《红色娘子军》历时三年的策划创作，今天终于完成了成功的首演。该剧的总策划张萍女士，为此不止一次落下了热泪。她的热泪流得有感情、有意义，有价值。而当晚台上台下所有人流下的热泪，都是一种共同情感与心声的表达。
欲与经典试比高，这是海南文化工作者敢于学习、敢于实践，敢于向经典看齐的信心、决心和恒心。打造海南红色文化，让娘子军的伟大精神永存，这是全体海南人民的一致心愿，也是全国人民的一致心愿。相信歌剧《红色娘子军》一定能够修改到完美的水平，并向着经典的方向前进。
祝愿歌剧《红色娘子军》早日完成全省巡演，并尽快登上国家大剧院的舞台。
唯一的民族歌剧版本
自上世纪50年代著名作家梁信创作了电影文学剧本后，《红色娘子军》先被著名导演谢晋拍成了电影，后被中央芭蕾舞团改编成芭蕾舞剧，继而又被中国京剧院改编成现代京剧，但不知何故，唯独表现力最丰富的歌剧体裁没有改编版本。2016年1月，这个多年的空白终于被海南省的新一代艺术家填补上了。1月20日、21日，由海南省文联、中共琼州市委联合出品，海南省歌舞团演出的歌剧《红色娘子军》，在海南省歌舞剧院举行了隆重首演。首轮的两场演出，观众激昂的情绪高涨不息，台上台下产生了“共振”效应。
关于这部歌剧，我是从歌剧导演王湖泉（也是本剧导演）那里听说的。而来海口观看首演，则是海南省文联与歌剧《红色娘子军》创作组邀请的，对此我虽深感荣幸，同时也感觉到肩上担子的沉重。
我是1月20日从成都赶往海口的，当日与第二日晚连看两场，所得到的感受是十分的意外和惊喜。
说心里话，乍一听说海南排演歌剧《红色娘子军》，我脑海中第一时间“蹦”出的词就是难。联想到上个世纪的电影《红色娘子军》，特别是享有“中国芭蕾舞流派代表”之称的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心中疑虑顿生、信心全无。我不止一次地假想过，面对如此完美的经典，歌剧《红色娘子军》能够立得住吗？广大观众能够接受它吗？它的艺术质量能够与芭蕾舞经典比肩吗？一系列问号接踵而出，使我心中七上八下、无答无解。
然而两场演出看过后，我的心中疑惑顿消、情绪顿开。事实证明，这是一部“构思上有新意，音乐上有创意，表演上有寓意，情感上有深意”的成功之作。
说它成功，不仅仅因为两场演出一票难求，也不仅仅因为演出中观众情绪高涨，而是因为这部剧中有一些歌剧本质上的突破，即歌剧民族化与交响化融合上的突破。
歌剧《红色娘子军》被冠以“民族歌剧”。从舞台形式和音乐（旋律）风格上看，它与《江姐》《红珊瑚》，特别是《洪湖赤卫队》有着一脉相承的联系。然而，它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民族歌剧，而是一部借鉴正歌剧形式，以交响性思维带动民族化旋律而构成的“发展型”民族歌剧。我认为，仅此一点，就是歌剧《红色娘子军》最大的成功。
形式上的突破离不开戏剧上的发展。以剧作家王艳梅为首的剧本创作组，在剧本创作中不仅吸取了大量原作精华，还对原作做了一些富有说服力的改进。王艳梅是一位与众不同的剧作家，她的个性体现在不拘一格上，创作中很有个人想法。《红色娘子军》原作安排的是常青就义，而她却按历史真相将其改为琼花就义。尽管此改动对熟知“红色娘子军”原作的老观众来说有些不适应，但其突破性的戏剧想象力，不仅使歌剧的新奇感及吸引力骤增，亦使歌剧的主题阐释和戏剧力量得到了加强。而在歌剧的第五幕中，剧作者大胆增添了琼花与常青的一段“送槟榔”的爱情戏，尽管情节处理略显匆忙和不当，但这一安排却使歌剧中的浪漫主义因素与人性化的情感得到了渲染。
讲良心话，电影《红色娘子军》的剧情发展本应有琼花与常青“顺理成章”的感情发展（据说谢晋导演当年也安排过他们之间的爱情戏，后因其他原因被取消了）。而芭蕾舞剧没有安排这一情节，是因当时的历史条件和政治要求所决定的。虽不得已而为，但我还是认为它是这部红色经典中的唯一欠缺。而歌剧《红色娘子军》增添了这一情节，这无论从人性的角度还是浪漫的手法来看都是合适的。由此看出，以王艳梅为首的剧本创作组很了解歌剧的特性，他们在创作中能够抓住歌剧体裁的表现优势，以符合歌剧思维的特点架构整体，令人耳目一新。
在综合特色中找到立足点
歌剧是音乐的戏剧，音乐是歌剧的重要表现手段，这个是一个辩证而又相辅相成的定律。根据这个界定，音乐创作的好坏是这部歌剧成功与否的根本。《红色娘子军》的曲作者朱嘉禾、剧本创作王艳梅深知这一点，他们在创作中借助海南本土音乐、海南民歌及地方戏曲的因素，将“板腔体”的戏曲结构与西洋歌剧的形式特点相融合，以浓郁的民族化旋律（以《万泉河水》做主导动机）为基础，表现出了既有民族传统，又有时代风格的音乐特点，使整部歌剧在抒情化、民族化、戏剧化的综合特色中找到了“立足点”。
歌剧中的咏叹调是完全民歌化的段落（包括《木棉花开》《殷红的旗》在内），它们在剧中穿插进行，以不同的对比效果，既优美抒情又颇具戏剧感染力。除此之外，作曲家还以丰富的呈示、发展、变奏手法，将歌剧中的其他音乐（如合唱、重唱、器乐段落）进行了“多重性”的表现（如《娘子军连歌》《国际歌》旋律的处理等）。
歌剧中的宣叙调写得实用而巧妙，避免了因大量道白而引起的音乐中断，融入了人物主题化性格的展示，强化了音乐戏剧性发展的动力，起到了较为自然的衔接作用。据我观察，在我国民族歌剧创作中如此大量使用宣叙调，《红色娘子军》当属首例。由此来看，两位作曲家确实是有胆魄、有才华、有能力的。
歌剧《红色娘子军》的配器完全是交响化的，它与声乐的民族化对比有着很大的反差。然而有趣的是，二者的结合却非常和谐，如此的效果，完全是两位作曲家深厚功力的体现。
导演王湖泉是这部歌剧“美餐”的组合者，实实在在地说，若没有他的参与，这部歌剧是无论如何搬不上舞台的。王湖泉是中央歌剧院一位经验丰富的歌剧导演，更是一位深懂音乐的导演（本身是优秀的男中音歌唱家）。面对这部歌剧的前期排练，他不畏艰难、呕心沥血，整日率领一批从未上台表演过的孩子（青年演员）“摸爬滚打”，费尽了心血和体力。
“功夫不负有心人”。当歌剧正式演出时人们看到，舞台上布局简练，整洁明了，主要角色投入进戏，群众演员进退有序，呈现出一片井然的现象。但有谁知道，这一切，都是王湖泉精心栽培、辅导和调度的结果。 从北京来的几位主要演员表现亦是出色的。王庆爽声音高亢激情，琼花的形象被她表现得栩栩如生。汤子星身段好、声音独特，他饰演的洪常青别具一格。连长的饰演者方丽歌、南霸天的饰演者张海庆、老四的饰演者吴志辉、黄威的饰演者冯葆东、小庞的饰演者符少鸿等都有着上佳的表现。最可贵的是饰演红军战士和群众的演员，他们都是海南歌舞团的“娃娃演员”，很多人从未上过舞台，然而演出中他们尽职尽责、努力学习、刻苦实践。能够演到这个程度，真应该为他们点赞、喝彩和击掌。
同样，从北京来的舞美设计王辛刚、灯光设计孟彬、服装设计韩春启等人，亦为歌剧首演的成功做出了贡献，观众的掌声和欢呼声，亦有着献给他们的成分。
几点建议
作为一部新创歌剧，特别是在经典光环照耀下的新歌剧，排演中出现一些缺陷是必然的。我观完歌剧后，有几点可改进处的建议在此提出。
一、剧本。剧作者对原作改动最大之处是以琼花的牺牲代替了洪常青的牺牲。虽然我本人并不太喜欢这样的改动，但从实际效果看，它还是有着很大优点的。问题在于此处的安排与处理过于简单，留下了一些令人不解之处。例如，面对艰难的狙击任务，洪常青和连长带着大队都撤离了，却让琼花率领小分队阻击敌人，这看上去很别扭，特别是洪常青的形象被降低了，有临阵退缩之感，它远不如原作中洪常青就义那样富有感染力。建议作者将这里的改动做得更细致、更合理一些。
再有，南霸天的戏太少，这个反面人物没能“立”起来。使得歌剧失去了很多人物对比的成分，对整部歌剧的戏剧性发展有所影响。
另外，琼花与常青“送槟榔”的爱情戏太突兀。剧作者好似生怕触及到这个问题，故将情节安排得匆忙草率。其实，歌剧中最优美的唱段都集中在这里，应该是观众享受音乐美的最佳段落。我想，既然创作者希望突破这一点，就不妨将它做满做足。现在情感刚一露头就被“打住”了，衔接上显得不太协调。而后琼花马上申请入党（看到战友们上来之后）的情节，动作上及情绪上又显得不够严谨，不够合理。
我认为，歌剧《红色娘子军》既然要独树一帜，就不妨把这场爱情戏处理得合理大方，让感情随着剧情的发展自然形成、自然流露、自然表达，如此才能为英雄最后的悲壮结局增添情感上的气氛。
还有，在改动的版本中，南霸天放火烧山，烧死了琼花和她的战友，而他本人的行踪却再未提及，我的理解是南霸天跑了，而大多数观众也会这样理解。于是大家试想，深仇大恨的琼花死了，罪恶的南霸天却跑了，反动派没消灭，人民的血海深仇却没报，这样的结局怎能让人接受？演出后创作者说在歌词中有所交待，但我认为此处表现得太含糊，不够明了，不够坚决，建议创作者改为活捉南霸天或击毙南霸天为好。
二、音乐。音乐上存在的问题是歌剧化和自然化的问题。现在剧中音乐的段落感还太强，音符和乐意并未与人物性格真正“合一”。再有，合唱音乐“标语”化过多，重唱则分量不足，特点欠突出。
咏叹调除以上提到的两首外，其他难见突出而优美的段落，而个别宣叙调还有着令人发笑的不自然之处。
三、演唱与表演。王庆爽是个“进戏”的演员，她的声音很“打远”，但要注意不要“挤”，否则会影响松弛感。汤子星由于唱法（通俗）的原因，故在声音上存在一定劣势，塑造洪常青这样的人物，他的发音效果不太合适。张海庆、方丽歌都有过“撑”的感觉，而对于全体角色演员来说，如何掌握严格细致的音准是他们共同的问题。
以上的建议仅为个人意见，提出来为大家所参考。
歌剧《红色娘子军》历时三年的策划创作，今天终于完成了成功的首演。该剧的总策划张萍女士，为此不止一次落下了热泪。她的热泪流得有感情、有意义，有价值。而当晚台上台下所有人流下的热泪，都是一种共同情感与心声的表达。
欲与经典试比高，这是海南文化工作者敢于学习、敢于实践，敢于向经典看齐的信心、决心和恒心。打造海南红色文化，让娘子军的伟大精神永存，这是全体海南人民的一致心愿，也是全国人民的一致心愿。相信歌剧《红色娘子军》一定能够修改到完美的水平，并向着经典的方向前进。
祝愿歌剧《红色娘子军》早日完成全省巡演，并尽快登上国家大剧院的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