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70年代中期，农村生活相当贫穷，公职人员每月食油仅仅4两，农民的食油就更少，每次炒菜时只在小铁勺里滴几滴棉花籽油，放在锅笼子里的柴火上烧煎炒菜，有时甚至用酱油炒菜或者干脆用清水加盐煮菜，美其名曰“熬菜”、“烩菜”、“炖菜”，一年很少见到油水更别说吃肉了。记得有次家里做了一顿稍见荤腥的所谓“肉面”，其实也没有几块儿肉，全家人一人刚刚舀了一碗饭，好强的哥哥便爬上锅头，坐在锅盖上说：“谁都不准吃了，锅里都是我的！”一下子令全家人忍俊不禁，也被全村人传为笑谈。
　　要说和现在相比，那时候物价的确不高，每碗素面七分钱二两粮票，每碗肉面一毛钱二两粮票，可是农村人哪里有粮票呀？再说了，大部分家庭都是透支户，“羊群村”（一个劳动日值九分钱一盒“羊群”牌香烟）、“宝成村”（一个劳动日值一毛九分钱一盒“宝成”牌香烟）比比皆是，根本不可能有余钱在外消费。当然也有好处，吃粮、吃菜都是生产队分的，年底再决算是余钱户还是透支户，社会主义的大锅饭就是平均主义，要保证人人有饭吃，不用担心会把谁饿死。听大人们说，新筑镇上国营食堂的红肉煮馍非常好吃，八九岁的我就是没吃过，很想过一下嘴瘾，就千方百计地想办法筹集费用，发誓要请几个小伙伴美美地吃一顿。
　　我筹集费用的办法其实也很简单，就是捡“破烂”变废为宝。什么旧鞋烂袜子啦、牙膏皮啦、烂鞋底儿啦，牛骨头猪骨头啦，统统归集，好不容易搞了一小粪笼的成果，便叫上伯父叔父家的两个比我大一半岁的小哥哥，准备到镇上去“给嘴过生日”。那时候民间流行这样的顺口溜民谣：“羊肉膻，牛肉顽，猪肉倒好咱没钱。”意思是说猪肉好吃，但老百姓吃不起。那时候什么都凭票供应，农民家家养猪，却不能自行宰杀，必须交给供销合作社，国家发给几斤肉票，凭此才能买肉。红肉煮馍就是猪肉汤煮馍，之所以称为红肉，就是指将大肉煮熟后涂抹上蜂蜜使之色泽鲜艳，也因瘦肉较多颜色暗红，故称之，也就是今天大街小巷里的老陕招牌美食“三鲜煮馍”。当时人们因肚子里油水少，都喜欢吃肥肉，以为肥肉香，但作为普通人，能够吃到瘦肉也和过年一样高兴。红肉煮馍当时的价格是两毛五分钱一份汤，馍是食堂打的白吉饼，五分钱二两粮票一个，一份饭最少需要两个馍，也就是三毛五分钱四两粮票。粮票我是没有的，但我家里有的是馍，只是不是烧饼是蒸馍。没有关系，咱要的是红肉汤汁的味道，什么馍不是问题。
　　要将一粪笼的破烂送到七里路外的镇上供销合作社废品收购站，也确实是为难了我，因为我个小力薄，提起笼子根本走不了几步就累得气喘吁吁。好在我伯母的内侄、一个比我大好几岁的表哥刚好要从伯母家回去，他家也离镇上不远，他见我提不动那笼破烂，就主动帮我提笼。到他村口后，他才把笼交于我们哥弟三个慢慢向镇上抬挪。路上还遇到邻村的一个高我两级的校友，他听了我的“吃饭”计划后深感不错，向我讨好说让我到时候借给他一个馍，好让他也尝一下红肉煮馍的味道。我本来准备答应借给他一个馍，可另一个小堂兄告诉我，甭借给他，是刘备借荆州——只借不还的，我就对那校友说，我们几个人呢，没有多余的馍借给你。他听后很不高兴，只骂我是“小气鬼”。
　　那时的新筑镇街道很窄，仅能容两辆大卡车会车。西坡东关、南街北街的住户多是门面房，但没有当店铺使用，一般只有几扇门板卸下来供人出入，其他的都未打开。临街门面上那高高的护封楼的格子窗棂，显示着古镇的沧桑底蕴，有几家卖茶水的在门前的小方桌上放几只玻璃杯，在杯里先滴几滴茶诱子，再朝里面倒些开水，贰分钱一杯的供路人解渴；还有的在开水里放些糖精、加上红红绿绿的食色素，每个甜甜水的杯子都盖一小方块玻璃罩，遮风挡尘，四分钱一杯地兜售，勾引得我们直咽唾沫。供销合作社的废品收购站在镇上街道的南头，门朝西开，里面分门别类堆放了如山般的“破烂”品，陈腐气息扑面而来。负责过磅计量的是我们邻村的小伙子，长得白白净净的，穿得周周正正，从行为举止上看很敬业。他一板一眼地指拨我将笼放好、把东西分拣开，估计绝对不会因为我是邻村的小乡亲而放弃原则多给我计几斤几两多给开几分钱，因为沉甸甸累得我气喘吁吁的一粪笼各种“破烂”，仅仅只换来了四毛五分钱。我嘴里嘟囔着“咋才这么点钱”？心里却兴奋不已，这比我过年时挣的压岁钱多多了，我一下子有了富人的感觉，与两个小堂兄连蹦带跳地向镇中间什字西北角门朝东开的那个镇上唯一的一家国营食堂踅去，尽管当时是阴天，不见一丝阳光，我们还是高兴地唱着“春风吹、阳光照，红小兵、起得早”的欢快歌曲，中途还遇见了和我年龄差不多的另一小伙伴，他是我大姐夫的大侄儿。
　　我们一起在食堂的一张桌子前坐定后，我根本无心观赏食堂墙上的“最高指示”，什么工业学大庆啦、农业学大寨啦、商业学十九粮店啦，统统与我无关，解决“腹内空虚”才是重中之重，从早起到十一二点还没吃饭呢。我便急匆匆去前台买票，随后拿了一个大老碗，让他们三下五除二迅速将我从家里带来的四个蒸馍掰成碎块儿，我再小心翼翼地将碗递进和我差不多一样高的柜台，便与他们一起静静地等待美味佳肴的到来，以便大快朵颐。时间过得真慢，我们的唾液在嘴里分泌了不少都咽到肚子里去了，还不见服务员将我们的煮馍端出来，我们都闻到红肉煮馍的香茶气息了，并且听到炉头大师傅响响的刮舀一煮馍的炒勺声，就是不见服务员把饭朝出端，肚子里的馋虫呀一个劲地爬呀爬的，直向嘴巴努力奋进。
　　终于，头戴白帽身穿白衣的服务员姗姗出现在我们的视野，她笑嘻嘻地端着盘子，里面竟放了两只大老碗，起初我还以为她弄错了，把别人的端给我们了，她说没错，全是我们的红肉煮馍。原来，由于我们的馍多，大师傅给我们多加了汤汁，搞出了一个“拖挂”！
　　说实话，我们的红肉煮馍很不正宗，主要是馍不是半发面的烧饼经煮泡口感筋道，我拿的是玉米面与麦面粉混合的蒸馍，且玉米面比例很大，一入锅见汤汁就一塌糊涂了，馍块根本不成形，上不了筷头。尽管如此，看着两大碗香喷喷的红烧肉煮馍，我们还是兴奋到了极点，根本无心欣赏什么色香味美，直接围着碗沿儿你一口我一口地开吃了，年龄大一点的小堂兄还不忘维持秩序，有意让我多吃一口馍糊糊儿、多夹一片肉。吃完第一碗再吃第二碗，那煮馍可真香呵，里面有象皮、有丸子，有粉条、有豆腐，有黄花儿菜、有黑木耳，有葱姜元绥，更有令我一辈子都忘不了的那色味俱全的大肉片片子……尤其那油油的汤水，我们一人一口地轮着喝，简直美滋滋乐悠悠地，如同神仙醉了酒。
　　两大老碗煮馍在我们的瓜分蚕食下很快就底朝天了，我们却觉得很不过瘾，假如再来两碗红肉煮馍有人命令我们吃光喝净，我们都会觉得毫无困难，都会异口同声地说“请首长放心，我们保证坚决完成任务”！可惜没有一个人给我们下达这样的任务。我简直有点想舔碗底儿那汤汁残馍渣儿的感觉，这时我才想起吃煮馍时忘了调油泼辣子，小堂兄也直后悔自己当初没有从家里偷俩馍出来。估计我们的吃相一定相当难看，食堂的服务员和其他顾客都对我们这一桌座穿得比叫花子略微强一点儿的几个小不点儿指指点点，笑得前俯后仰。
　　过后，一个小堂兄将此事告诉了堂姐们，她们羡慕得直流口水，直夸我们几个会享受，夸我大方，“吃个跳蚤都忘不了给几个哥们两条腿”，真够哥们！这事不知怎么就让我们的班主任白老师知道了，我上小学三年级时，他有一天添盐加醋、绘声绘色地给同学们叙述了这件“花边新闻”以调节课堂气氛，惹得大家在哈哈大笑的同时又口水长流，在笑话我吃相不雅的同时又羡慕我的小堂兄能得到我的“盛情邀请吃大餐”，作为班长的我却羞赧地脸一下子由双颊红到了耳根。由此我又多了个绰号叫“汤汤泡馍”。
　　二十多年后的上世纪90年代末，我回到家乡的信用社当主任，此时的新筑镇已非昔比，高楼林立，街道宽阔，商贾云集，饭馆酒肆旗幌迎风招展，招牌闪闪发光。邻村的那个当年在废品收购站开票过磅的老兄也荣任乡上供销合作社主任多年了，为了联络单位间的感情，他请我在当年国营食堂旧地、当下他家属承包的金沙洲酒店吃饭为我接风，寒暄过后，忆及往来，大哂不已。他说，自己当年在秤上是绝对公平不会克扣乡党的，很多时候都是给大家让斤舍两，他后来也听说过我们几人围吃一碗煮馍的事，所以，今天特意请我再来品尝他家饭馆的红肉煮馍。要说这时的红肉煮馍无论是食材、配料、色泽，甚至卫生环境都比当年好多了，看着都比以前的丰富多彩，闻着也是香醇荃鲜浓郁，就连服务员也比当年的靓丽养眼富有青春的活力，也许是多喝了几杯酒，也许是好东西吃多了，总觉得这时的红肉煮馍入口虽然也还算“绵醇劲爽，色香宜人”，但总感到缺了种什么东西提味醒神，绝对吃不出当年那种令人销魂的味道。
　　几十年了，我也算是吃遍了南北大餐、中西名点，但总觉得童年的那碗红肉煮馍才是真正的美味佳肴，忆起它，口水就流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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