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联欢晚会(以下简称“春晚”)作为中国中央媒体在20世纪80年代初创造出的重要象征性行为，一直持续不断地存在于27年来每年中最特别的辞旧迎新的大年夜晚上。春晚的最终固定被许多文化研究者称为是一种“新民俗”：承载了传统春节文化、民间文化的时代文化的交融。春晚本身作为一个文化文本重构了传统春节文化甚至建构了国家形象和社会共同记忆。这种形式远大于内容的大型歌舞电视联欢晚会实际上是选择性地成了一种仪式。
　　
　　仪式之于人类学：社会的记忆熔炉
　　
　　对仪式的讨论是人类学的重要议题，前人的研究大致有两种演进方向：一是对古典神话和仪式的诠释，二是对仪式的宗教渊源和社会行为的探讨。无论从以上哪一个角度看，仪式研究的关键词永远是神圣、神秘以及肃穆。而关于仪式的定性，很多人把它概括成一种社会行为。简单地说，仪式往往是与某些特定文化环境中人们日常生活的状况密切联系的，并且是社会和社会公民沟通的平台。
　　人类学家利奇认为，仪式是人类为了把自身的知识传承下去的一种形式。利奇强调仪式传递着某种文化信息。特纳则提出了仪式作为一个载体是要表达人们共同的社会价值和认知观念。格尔茨更关注仪式作为象征体系对人类生存问题的影响。之后的功能学派认识到了人们日常生活的节奏性通常是在仪式中被打破的，人们享受狂欢的节日气氛，释放积累的社会情绪——仪式充当了社会矛盾的发泄口。
　　仪式的概念中包含了多重情境的设定，它可以是肃穆庄严的典礼(结婚、毕业)，也可以是一系列社会的生存方式(生子、葬礼)。个人借助仪式融入社会，国家则用仪式中的权力来实现对社会的控制。现代社会，媒体担当了大部分的文化重塑作用。尤其是电视节目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起到了统一国家意识，形成国家“共同想象”的作用。传媒时代的到来冲击了传统的人类学学科，有学者在辨析两者的关系时说道：传媒文化研究者所面对的问题，是如何在其研究中引进生活方式的概念，视传媒文化为现代生活的一部分：社会人类学者所面对的问题，是如何在生活方式的体验和分析中包容传媒文化的成分。毋庸置疑，当今社会的快速传播方式已经彻底改变了人们生活的方式和节奏：文化人类学对于整个人类文化进程史的考察必然受到重大影响。电视仪式事件同样也是基于多个学科角度来进行整合思考。
　　
　　央视春晚：作为春节神圣仪式的确立
　　
　　“过年”特指阴历年中的除夕和初一，目的是为了迎接新农历年的到来。实际上，春节是由一系列民俗节日所组成，从腊月初八一直延续到正月十五。处于节日中间的除夕守岁是整个节庆的高潮部分。范·根纳普在《通过仪式》中提到，所有的仪式几乎都有一个基本模式，在某些处在改变和运动中的仪式尤为明显。比如，从冬天到春天(“历年再现仪式”)或者是从儿童到成年(“个人生命转折仪式”)。基本模式被概括成三阶段：“分离”、“过渡”、“组合”。“过渡”阶段被悬置在社会关系之外——不带有过去或将来的任何特征，也被称作“阈限”期。春节是典型的“历年再现仪式”，除夕夜至大年初一凌晨是最核心的“阈限”。
　　传统除夕夜，人们用守岁和放鞭炮来完成仪式。20世纪80年代，这种情况随着电视机的普及而改变。1989年，传播学家詹姆斯就提出了与主流观点截然不同的传播仪式观——传播即仪式。“传播的仪式观不是指空间上信息的拓展，而是指在时间上对社会的维系……其核心则是将人们以团体或共同体的形式聚集在一起的神圣典礼。”1992年戴扬和卡茨撰写的《媒介事件》更是把电视的仪式角色问题推到了传播学和人类学讨论的焦点上。与小说和报纸不同的是，电视因其更加通俗的表达，吸引了更多的观众聚集在“神奇的匣子”面前。电视节目成功进入到日常生活秩序中，俨然是我们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现在，春晚有序的行为模式、同定的播出时间，促使春节作为传统节日的“去仪式化”。春晚的播出成了仪式性的媒介事件，创造了新的仪式内容——使春节再次仪式化。电视仪式不同于突发性的新闻报道，它一定是精心策划的历史直播事件。英国传播学家寇德瑞把“媒介事件”升级为“媒介仪式”，超越了之前的传播——仪式理论的藩篱。“春节晚会”在除夕夜这一神圣时刻播出，适时地发挥了填补神圣时间和替换传统仪式的功能，成为替代传统时间空白区的实物承载者。人们沉浸在除夕夜的电视前，打破常规性的结构后又回归节日后的日常生活。春节联欢晚会天然地具有非日常性和神圣性等电视仪式的特征。春晚不仅是一场神圣的节日仪式，还是一场隆重的电视仪式。
　　
　　春晚的“后仪式”时代：山寨和草根的围剿
　　
　　春节联欢晚会的仪式性遭到质疑和挑战伴随其发展的过程始终。早在2006年推出的网络春晚就可见端倪，很多人因为各种原因开始选择在网络上观看春晚。网络的普及和广泛运用在技术层面上撬动了春晚神圣的仪式性。根据索福瑞调查数据显示：2009年春晚最新整体收视率高达34.82％。的观看模式已经开始打破既定的观看范式。如果说之前的春晚强化了民族国家的整体感以及分类权力的秩序，那么现在这种权力在接受新的挑战和变迁，人们已经不是仪式的膜拜者了。
　　如果说颠覆才是真正的参与，那么2009年的山寨春晚已经从技术层面进入到了精神层面。山寨通俗地说就是盗版、克隆、仿制等产业现象。最初的“山寨”只是适用于那些广东珠三角区出产的低廉坊间手机制品，在2008年下半年，这个词语却以惊人的速度蔓延了整个中国文化生活，甚至开始叫板中央电视台最高端的春晚系列“产品”。由一介草民“老孟”发起的“山寨版春晚”在春晚播出的同时通过网络向全同直播。被奉为经典的央视春晚在2009年遭遇的山寨事件可以被看作是春晚作为媒介仪式固定之后首次遇到的草根颠覆。同样地，山寨春晚也是一个媒介仪式，却传递出了不同于传统春晚的声爵，这些声音来自民间，有别于长期把持大众精神文化的精英阶层。山寨春晚的出现甚至不仅仅是针对春晚这个简单的晚会进行“叫板”，是试图改变一个程式化的“闯限”方式。如果说日益普及的网络从技术层面上冲击了电视直播的观看方式，那么山寨春晚是要在仪式最核心的部位安置一颗炸弹——是精神层面的一次投石问路。“老孟”不仅仅是一个个体，而是众多早已厌倦了模式化春晚的大众。
　　2009年的山寨春晚最终在一片质疑声中草草收场，但是这个行为本身却开启了春晚的“后仪式”时代。仪式可以使很多人沉溺或者解脱。就像诸多的宗教仪式一样，催眠、狂欢常常伴随始终。央视春晚已经存在于我们的视线中长达27年之久，带给了我们很多难以忘怀的回忆，成了很多人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必需品。但是就在我们都认为它足以成为一个同定神圣仪式的时候，山寨春晚事件的预演预示着这个仪式的必将革新。
　　
　　结　语
　　
　　仪式是记录社会文化变迁最好的容器，这一次的大众主动重塑文化生活中的神圣仪式，记录了社会细微跳动的脉搏。在颠覆和挑战官方信仰的时候，我们听到了民主和自由意识的声音。“仪式”不再是一个作为社会记忆容器的抽象概念，更多的是一个随着社会变化而变化的显微镜。仪式在建构民族共同社会记忆体的同时，也在被我们自己的行为所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