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姓在我国是较为常见的一个姓氏，出现的时间也很久远，中学语文课文《鸿门宴》的主角之一就是刘邦。但如果我们从古文字学的角度考证“刘”字的字源时却会发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作为我国最早的一部古文字典籍，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以下简称《说文》）中却无“刘”字的记载。常识告诉我们，凡《说文》上查阅不到的字，均是在东汉永元十二年（公元100年）许慎的《说文》成书之后出现的字。而“刘”字作为汉朝的国姓，可以肯定在汉代之前早已存在，而且汉代印章中“刘”字也并不罕见，更令人不解的是，《说文》中许慎对“浏”的解释即：瀏，水清兒。从水，劉声。在这里“刘”字是作为声部出现的，那么许慎为什么没有把“刘”字录入《说文》？很多人认为是因为避讳。如著名的文字学教授于安澜在《古书文字易解》中采用的就是避讳说。
　　随着封建专制的日益加强，避讳习俗范围也逐渐扩大，根据政治的需要各个朝代的避讳方法、形式、种类均有独自的特点， “刘”作为汉朝国姓，而用避讳即讳名来解释《说文》无“刘”字之原因，似乎不够妥贴。而且在一些汉代皇室贵族墓葬出土的印章中，“刘”字也是较为常见的，这也说明在当时社会上并不避“刘”姓之讳。或许有人说，这可能许慎避讳的一种特殊的表现手段吧！
　　也有学者从避讳说之外的角度来阐述这个令人费解的问题。《文教资料》二零零六年一月号中旬发表刘兵、霍晶晶《〈说文解字〉“刘”字考》一文，此文把“刘”字放在《说文》未收字系统中进行研究，以一个全新的视角来阐述这一奇怪的现象。但经过仔细拜读此文和严谨考察未收字，发现有些问题值得进行商榷。《说文》成书之前没有的字，均为通假字，而“刘”字却无通假字，恰好所有的工具书都有“刘”字，《汉印分韵合编》一共收录84个不同写法的“刘”字如，《金石大字典》收录72个汉印中的“刘”字如，这些不同写法的“刘”字里不少应为汉安帝以前的写法，证明《说文》成书之前“刘”字的使用频率非常高。许慎是个严谨的古文派学者，在他编撰《说文》之前肯定考察许多古典文献资料，决不会把小篆有的字轻易漏掉。再者，《说文》中用“刘”作“浏”的声部，那么，“刘”字的存在不可争议。所以，笔者认为把“刘”字放在未收系统中解释是行不通的，用避讳法解释，并且应是史无前例的特殊避讳法解释《说文》无“刘”字更为合理。另外，《〈说文解字〉“刘”字考》一文的题目是否有待更正？因为《说文》本无“刘”字。
　　那么许慎的《说文解字》中为什么没有“刘”呢？要弄清楚这个问题，我们有必要对这个“刘”字追本溯源一番。
　　《辞源》《辞海》《汉语大字典》《新编说文解字》《古书文字易解》等十余种工具书中 “刘”（劉）字的释义很多，最原始、最基本的含义是与兵器、树木有关。《汉语大字典》有十一种对“刘”字的解释。这些含义是否是让许慎避而不谈“刘”字有某种内在的联系呢？以下便是笔者对以避讳来解释《说文》无“刘”字的疏浅看法。
　　陈垣在《史讳举例》一书中列举十多种避讳的种类，即改姓、改名、辞官、改官名、改地名、改干支名、改经传文、改常语、改诸名号、改物名、文人避家讳、外戚讳、宋辽金夏互避讳、宋金避孔子讳、宋禁人名寓意僭窃、清初书籍避胡虏夷狄字、恶意避讳等。此书对避讳种类的归纳应该比较齐全，但《说文》避讳“刘”姓，这一现象并不列入《史讳举例》所归纳的种类当中，所以应当说许慎使用的是一种特殊避讳法，因为“刘”的词义是兵器和杀，含有凶义，许慎不便直言。《古书文字易解》一书中于安澜认为：“许慎把“刘”改为“镏” ，“镏”亦有训杀之意，在汉以前的文献未曾使用，这是许慎临时自造的字。”但在《说文》序言中，许慎没有说明未录入“刘”字的真正原因，也未说明“镏”代替“刘”，也许是想让后人自悟其意吧。我们只有用这种特殊避讳法来解释其中的缘由了。
　　回到本文的观点，避讳习俗在当今社会已不存在，但在现实生活中，过去遗留的习俗似乎仍在起着一定的作用。当代篆刻名家石开先生曾经在《石开印存》后记中写到：“我原姓刘，石开是出生时父亲给取的名字，后来学印，发现姓刘的原来在三代是靠当屠夫发家，遂恶之不复使用，并易为姓石。”这是一个因好恶而改姓的特例（不知是否与宗教信仰有关）。现在连石开先生都不愿姓刘，这使我们不难理解在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许慎对含有杀意的国姓“刘”字避而不提的难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