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话好好说”的时代似已远去，作为社会负面情绪的非正常爆发，极端事件频频凸显出无意识的社会情绪——愤怒。愤怒源自恐惧，恐惧源于无知。而网络时代的“无知”，并非信息匮乏所致，而是“语境”分化的结果，喧嚣的声音，却听不懂彼此；不断的对话，却始终“对不上话”。话语隔阂几乎遍布各个层面。在阶层之间，贫二代、富二代、官二代、垄二代，虽生于同一时代，却活在不同年代。曾有一博文《我用了18年，才可以和你一起喝咖啡》，如今则变成《我用了18年，还是不能和你一起喝咖啡》，一语道出处于不同起跑线群体之间的心酸落差。在地区之间，发展阶段、地理禀赋等差异使对话障碍更甚，如东南沿海与中西部对GDP的态度便背道而驰；而异质文化也使歧义难免，如嚼大蒜的郭德纲与喝咖啡的周立波，甚难彼此认同。此外，在穷人与富人之间，遵循游戏规则与试图改变玩法，话语自不相同；在忙人和闲人之间，价值观、人生观的分野亦使活法、说法大相径庭；在网上和网下，对“主流”和“主导”话语权的争夺与博弈，皆为群体断裂的表征，而流动梗阻更使人们愈发“自说自话”。
　　社会碎片化、价值多元化，是语境日益分化的现实背书，而最大的分化在官员和百姓之间。“官本位”的中国社会，最可怕的“错位”无疑是官民之间的对立。关系的对立，使占领社会话语权的“官话”频频出来“雷人”：重庆江津区区委书记王银峰说“跟政府作对就是恶”，被视为“最恐怖的官话”，宜黄县官员的“没有强拆就没有新中国”，被看作“最无耻的官话”。习近平曾这样形容当下地方官员脱离群众的“新八股”：“与新社会群体说话，说不上去；与困难群众说话，说不下去；与青年学生说话，说不进去；与老同志说话，给顶了回去。”于是乎，在某些场合，官员实际“失语”，言虽发了稿也念了，却不能让人真正信服。百姓听不懂官方语言，官方也无法理解民间疾苦。
　　普遍范围的语言僵化，折射出体制的僵化；而体制运作的呆滞往往先表现在语言上。不同年代有不同的官话范式：四十年前的八股是引用领袖的话，歌颂大好形势，喜用“革命”；三十年前的八股是清算“文革”罪孽，歌颂抓纲治X（国、军、市、区、厂、校），喜用“锐意”；二十年前的八股是强调中国特色，歌颂改革开放，喜用“特色”；十年前的八股是强调三个代表，歌颂跨世纪形式，喜用“创新”；现在的八股是科学发展，歌颂和谐，喜用“构建”。其实，官话的根源只能从制度上找，从官员“发展”的路径上来看，除了最基层的村官，官员无一不由上级任命，这也决定了官员唯上是从的心态，以致有人调侃官员的“文山会海”式的“官话人生”：“他们生产谎言，我们伪装相信。”
　　就在去年“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常委张维庆提出“官场讲真话越来越难”的犀利言论，一语道破时下官话“假、大、空”等“官场病”而赢得最长掌声。江西防总办副主任平其俊即为一例，由于在汛期接受采访时说了“政治正确”的官话，使其深陷“媒体——大众——官场”的三角陷阱。平其俊不幸撞上“枪口”，为社会的仇官情绪做了回“替身”。而网络则不断浮现调侃某些官场风气的段子：小圈子外，冠冕堂皇，正人君子；小圈子内，漆黑一团，腐败透顶；八小时内，受人尊敬，八小时外，醉生梦死；狠抓就是开会，管理就是收费，重视就是标语，落实就是动嘴，验收就是喝醉，检查就是宴会，研究就是扯皮，政绩就是神吹，汇报就是掺水，涨价就是接轨……皆是坊间对体制呆滞化有所不满的影射。其实，“官话”不过是特定环境下“集体智慧”的生存之道。所谓“上有所好，下有所效”，“武王爱剑客，天下多伤残；楚王爱细腰，宫中多饿死”。在“唯上不唯下”的僵化体制中，官员“言不由衷”也多少有几分“身不由己”的无奈。
　　说到底，话语之争，是规则体系的选择之争；规则之争，本质上又是利益之争。进入何种规则体系的决定因素，正是对不同规则背后利害得失的计算。鉴此，在“只唯上”的体制中，讨伐“不唯下”的个体并无多大意义。而更关键的是，语言八股化所折射出的体制呆滞化，既凸显出过去30年改革动力基本枯竭、从而使事态已逼近临界的困境，又预示着形势即将峰回路转、催生下一轮改革动力的可能性。与过去各界达成改革共识、齐心搞发展相比，如今社会分化愈演愈烈，利益壁垒日趋固化，权力、经济、文化精英相互勾连，经济成就的背后，体制建设滞缓之弊已难遮掩。然而，在信息化的历史洪流中，当利益诉求多样化、价值观多元化、阶层碎片化成为潮流，公民社会雏形渐成，各种声音被互联网不断放大，语境分化也由此来到自身拐点，不改革已无出路。尤其当上层建筑不再适应经济基础，便出现螺旋上升式的“否定之否定”。对此，有些国家实行“铁血”政策，超越既得利益，进行自觉改革；有些国家的政治精英则受制于利益集团，从而滋生社会运动。就我国而言，改革动力式微后或将以“非改革”的面目重新出现。
　　至于新一轮改革的气象，则仍可能从语言开始。作为时代精神的“镜面”，语言敏感于时代变化，也先导于社会变革。而历史也一再表明，语言的变革是每一次重大时代进步的源头：“五四”新文化运动后，白话文取代了文言文，成为写作主流，进而引发轰轰烈烈的社会运动，开启中国近代史上气势磅礴的一页；到了延安时期，毛泽东借文风批作风，在干部会议上将言语干瘪的文章和说教式讲话讥讽为“党八股”，写成著名的《反对党八股》，成为党内变革乃至社会整风的扛大旗者；建国初期，百废待兴，红宝书一度成为精神食粮；改革开放后，个性鲜明的小平风格，更使语言演变与时代进步“交相辉映”：其一讲究实事求是，其二追求简洁明了，也使上至中央决策，下至平民百姓，以“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大讨论为突破口，展开了轰轰烈烈的思想解放运动，“空谈误国、实干兴邦”的共识形成，不少官员纷纷下海，掀起市场经济大潮。
　　如今官本位回潮，行政力量重新成为资源调配的重要杠杆。作为占领社会话语权巅峰的“官话”，绝非官员个人事情，而是社会问题、制度问题。某些官员为何讲不清楚？归根究底，是因为没想清楚。没想清楚内容而没“料”:问题不了解，工作不扎实，只好到官话套话里混日子；没想清楚职责而没“胆”：因瞻前顾后、权衡利弊，而不愿说话，不敢任事，只想打官腔糊弄过去；没想清楚方式而没“法”：还不懂得在人人都有麦克风的时代解放表达，改善交流，还习惯命令、指示、训导等老一套，形成危险的“自说自话”。另外，政治进入左平右衡时期，也不意味着官话圆润溜滑。搁置、回避问题并非良策，只能延误解决问题的时间窗口。虽然自古“知政失者在草野，知屋漏者在宇下”，但在互联网这个超级大喇叭下，过去“沉默的多数”将不再沉默，过去无法拿到话筒的声音也正在逐渐获得话语权。凡此种种，或将形成合力，逼仄当局者循时以变，使政治话语再次从云端接上“地气”，既缓冲社会的负面情绪，也推动体制的变革、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