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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真读书”，一是读书的动力是自身强烈的求知欲望，而非出于外在的压力与要求；二是读书的目的是格物致知、悉事明理，而非以读过多少本、某某书为炫耀；三是读书的行动已成生活乐趣和日常的习惯，“一日不读便觉面目可憎”。钱锺书和杨绛夫妇下放干校，一日两人路过一极其简陋的草棚，杨绛开玩笑说：“你说我们就住在这样一个棚子里，会怎么样？”钱锺书先生沉吟片刻，回答说：“不行，没有书。”习近平同志说：“读书已经成为我的一种生活方式。”这样的读书，可谓“真读书”。
曾国藩是清末造诣极深的理学大师，也是带领湘军击破太平军的著名儒将。他说，“盖真能读书者，良亦贵乎强有力也”，要下“旧雨三年精化碧，孤灯五夜眼常青”的功夫。曾国藩对自己读书的要求是：不读懂上一句，不读下一句。不读完这本书，不摸下一本书。不完成一天的学习任务，绝不睡觉。他不懂什么“技巧”，什么“捷径”，只知道一条道走到黑，不撞南墙不回头。这种“笨拙”的学习方式，直接影响了他做事的态度。曾国藩有一个“尚诚尚拙”的人生哲学，即“天下之至诚，能胜天下之至伪；天下之至拙，能胜天下之至巧”。曾国藩打败太平军，靠的不是机谋巧变，而是“扎硬寨，打死仗”的“笨功夫”。对于曾国藩，毛泽东曾言：“余于近人，独服曾文正。”
为什么“天下之至拙，能胜天下之至巧”呢？我以为，所谓的“巧”，无非是走捷径、省功夫，绕开欲成之事所需要的某些艰难。而任何事情，只要取“巧”，就有漏洞。就像你翻一片地，只有一锄一锄地把每个角落都锄到，才算真把这块地翻完了。如果你取“巧”，做表面功夫，这里留一块，那里漏一块，那么，这些疏漏掉的地方，就会长不出好庄稼。一条防洪大堤，就得一块块砖石一根根钢筋一兜兜水泥去修，你在其中使“巧”，以竹片代钢筋，以泥土代水泥，洪水一到，你的防洪工程就现出“豆腐渣”工程、“王八蛋”工程的原形。即使是兵法上讲的“奇正相生”，“正”是本，“奇”为末。有正无奇，根本尚在，不至于出大的纰漏；有奇无正，就是舍本逐末，那是兵家大忌。所以，曾国藩“扎硬寨，打死仗”，就是以“笨办法”，最大限度地减少战场上的风险。湘军东征太平军，最大的一次失败，湘军悍将李续宾兵败三河镇，就是因为在湘军宿将胡林翼老家丁忧时，颟顸的湖广总督官文急于求功，让李续宾孤军冒进，有奇无正，后援无继，才全军覆没的。
著名国学大师黄侃在读书治学时，采取的就是曾国藩“扎硬寨，打死仗”的方法。在研读有关自己专业的书时，他总是要反复阅读数十遍，一直到能举出其篇、页、行数，基本无误差为止。一次他研读孙诒让的《周礼正义》，自限180日读完，凡遇其中需要计算的地方，他都要一一列算式加以推算验证。他在读《清史稿》时，全书100册，从头到尾一卷一卷地详加评注圈点。黄侃对于随随便便翻阅、点读数篇浅尝辄止的读书方法很不赞同，称之为“杀头书”。他也反对那种只读所需资料，而不肯一句一字认真读透全书的实用主义态度。
清华“四大导师”之一陈寅恪先生（另有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博览群书，被誉为“盖世奇才”“教授的教授”，素有“活字典”“活辞书”之誉。他一生苦读，积累下了许多行之有效的读书方法。陈寅恪将书分为三类：最低限度的读物、进一步学习的读物、深入研究的读物。三类书中他尤其强调第一类。陈寅恪认为第一类是必读书，从中可以得到最低限度的知识。他认为，《诗经》《尚书》是我们先民智慧的结晶，乃人人必读之书。《礼记》（包括《大学》《中庸》《礼运》《经解》《乐记》《坊记》等）是儒家杂凑之书，但其中包含的却是儒家最精辟的理论，是相当精彩的作品，不但要看，还应该背诵。
陈寅恪读书，注重原典和最基础的书。为什么要读“老书”？因为“老书”有“原创性”和“基础性”，而且“老书”往往是一门学科的入门书。陈寅恪说：“中国真正的原典也只不过一百多部，其余的书都是在这些书的基础上互为引述参照而已。”读“老书”，读“原典”，这对于任何一个学科来说，都是一个永远不会过时的读书策略。
陈寅恪大量读书，却不尽信书。对于书上说的，前人说的，大人物说的，陈寅恪总是一定要经过自己的学习和思考才加以确认。正是不唯书、不迷信的怀疑精神，奠定了陈寅恪学术大师的地位。
陈寅恪从12岁起先后在日本、德国、瑞士、法国、美国等多个国家的高等学府求学18年。哪里有好大学，哪里藏书丰富，他便去哪里拜师、听课、研究。对大多数人趋之若鹜的学位，他却淡然视之，不以为意。陈寅恪读书的功夫深到什么程度呢？由于苦读，过度损耗了眼睛，47岁右眼失明，56岁左眼视网膜剥离，终致双目失明。双目失明后的陈寅恪先生，仍通过助手“念书”来读书。
由此可见，真读书少不了“笨功夫”。“笨功夫”看似很笨，其实是难言之妙。以曾国藩为例，虽然秀才考了九年才得中，但中了秀才的第二年，他就中了举人，又四年，即高中进士。他总结自身经验，说这得益于自己“笨功夫”下得足，基础打得好。那么，怎样在读书上下“笨功夫”？其实非常简单，就是反复读，带着问题读，边读便思考。俗话说：好书不厌百回读。毛泽东曾经对党的高级干部说：“《红楼梦》要读五遍以上。”本人的体会是：对于一本好书，一读仅知皮毛，二读能知梗概，三读四读才能前后贯通，而要深知要义，非五读六读并做延伸阅读，互相印证比较不可。陈寅恪、毛泽东读书都有一个非常好的习惯：不动笔墨不读书。往往一本好书反复读下来，会被勾画得面目全非。所以真正的好书，买一本是不够的，要买两到三本备用。本人的经验是，读书做的批注，一可记录读书的即时心得，加深思考；二可提供备用索引，什么时候想回看某一部分，查阅自己写下的批注，就可立马找到。
国学大师王国维将读书的境界归结为三个层次：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其中，第二个境界需要最长的时间，也是许多人没能完成的层次。但不完成第二个层次，就不可能领略“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的难言之妙。
曾国藩是清末造诣极深的理学大师，也是带领湘军击破太平军的著名儒将。他说，“盖真能读书者，良亦贵乎强有力也”，要下“旧雨三年精化碧，孤灯五夜眼常青”的功夫。曾国藩对自己读书的要求是：不读懂上一句，不读下一句。不读完这本书，不摸下一本书。不完成一天的学习任务，绝不睡觉。他不懂什么“技巧”，什么“捷径”，只知道一条道走到黑，不撞南墙不回头。这种“笨拙”的学习方式，直接影响了他做事的态度。曾国藩有一个“尚诚尚拙”的人生哲学，即“天下之至诚，能胜天下之至伪；天下之至拙，能胜天下之至巧”。曾国藩打败太平军，靠的不是机谋巧变，而是“扎硬寨，打死仗”的“笨功夫”。对于曾国藩，毛泽东曾言：“余于近人，独服曾文正。”
为什么“天下之至拙，能胜天下之至巧”呢？我以为，所谓的“巧”，无非是走捷径、省功夫，绕开欲成之事所需要的某些艰难。而任何事情，只要取“巧”，就有漏洞。就像你翻一片地，只有一锄一锄地把每个角落都锄到，才算真把这块地翻完了。如果你取“巧”，做表面功夫，这里留一块，那里漏一块，那么，这些疏漏掉的地方，就会长不出好庄稼。一条防洪大堤，就得一块块砖石一根根钢筋一兜兜水泥去修，你在其中使“巧”，以竹片代钢筋，以泥土代水泥，洪水一到，你的防洪工程就现出“豆腐渣”工程、“王八蛋”工程的原形。即使是兵法上讲的“奇正相生”，“正”是本，“奇”为末。有正无奇，根本尚在，不至于出大的纰漏；有奇无正，就是舍本逐末，那是兵家大忌。所以，曾国藩“扎硬寨，打死仗”，就是以“笨办法”，最大限度地减少战场上的风险。湘军东征太平军，最大的一次失败，湘军悍将李续宾兵败三河镇，就是因为在湘军宿将胡林翼老家丁忧时，颟顸的湖广总督官文急于求功，让李续宾孤军冒进，有奇无正，后援无继，才全军覆没的。
著名国学大师黄侃在读书治学时，采取的就是曾国藩“扎硬寨，打死仗”的方法。在研读有关自己专业的书时，他总是要反复阅读数十遍，一直到能举出其篇、页、行数，基本无误差为止。一次他研读孙诒让的《周礼正义》，自限180日读完，凡遇其中需要计算的地方，他都要一一列算式加以推算验证。他在读《清史稿》时，全书100册，从头到尾一卷一卷地详加评注圈点。黄侃对于随随便便翻阅、点读数篇浅尝辄止的读书方法很不赞同，称之为“杀头书”。他也反对那种只读所需资料，而不肯一句一字认真读透全书的实用主义态度。
清华“四大导师”之一陈寅恪先生（另有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博览群书，被誉为“盖世奇才”“教授的教授”，素有“活字典”“活辞书”之誉。他一生苦读，积累下了许多行之有效的读书方法。陈寅恪将书分为三类：最低限度的读物、进一步学习的读物、深入研究的读物。三类书中他尤其强调第一类。陈寅恪认为第一类是必读书，从中可以得到最低限度的知识。他认为，《诗经》《尚书》是我们先民智慧的结晶，乃人人必读之书。《礼记》（包括《大学》《中庸》《礼运》《经解》《乐记》《坊记》等）是儒家杂凑之书，但其中包含的却是儒家最精辟的理论，是相当精彩的作品，不但要看，还应该背诵。
陈寅恪读书，注重原典和最基础的书。为什么要读“老书”？因为“老书”有“原创性”和“基础性”，而且“老书”往往是一门学科的入门书。陈寅恪说：“中国真正的原典也只不过一百多部，其余的书都是在这些书的基础上互为引述参照而已。”读“老书”，读“原典”，这对于任何一个学科来说，都是一个永远不会过时的读书策略。
陈寅恪大量读书，却不尽信书。对于书上说的，前人说的，大人物说的，陈寅恪总是一定要经过自己的学习和思考才加以确认。正是不唯书、不迷信的怀疑精神，奠定了陈寅恪学术大师的地位。
陈寅恪从12岁起先后在日本、德国、瑞士、法国、美国等多个国家的高等学府求学18年。哪里有好大学，哪里藏书丰富，他便去哪里拜师、听课、研究。对大多数人趋之若鹜的学位，他却淡然视之，不以为意。陈寅恪读书的功夫深到什么程度呢？由于苦读，过度损耗了眼睛，47岁右眼失明，56岁左眼视网膜剥离，终致双目失明。双目失明后的陈寅恪先生，仍通过助手“念书”来读书。
由此可见，真读书少不了“笨功夫”。“笨功夫”看似很笨，其实是难言之妙。以曾国藩为例，虽然秀才考了九年才得中，但中了秀才的第二年，他就中了举人，又四年，即高中进士。他总结自身经验，说这得益于自己“笨功夫”下得足，基础打得好。那么，怎样在读书上下“笨功夫”？其实非常简单，就是反复读，带着问题读，边读便思考。俗话说：好书不厌百回读。毛泽东曾经对党的高级干部说：“《红楼梦》要读五遍以上。”本人的体会是：对于一本好书，一读仅知皮毛，二读能知梗概，三读四读才能前后贯通，而要深知要义，非五读六读并做延伸阅读，互相印证比较不可。陈寅恪、毛泽东读书都有一个非常好的习惯：不动笔墨不读书。往往一本好书反复读下来，会被勾画得面目全非。所以真正的好书，买一本是不够的，要买两到三本备用。本人的经验是，读书做的批注，一可记录读书的即时心得，加深思考；二可提供备用索引，什么时候想回看某一部分，查阅自己写下的批注，就可立马找到。
国学大师王国维将读书的境界归结为三个层次：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其中，第二个境界需要最长的时间，也是许多人没能完成的层次。但不完成第二个层次，就不可能领略“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的难言之妙。